胡鞍钢

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现代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现代化   

胡鞍钢：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 进入专题 ： 国有企业 中国经济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则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由本土大企业组成的“中国兵团”与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进入新世纪，中国企业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和深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来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在未来时期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一、国有企业的辉煌十年 　　 　　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首先，要分析“从哪里来”的问题，了解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其次，要分析“到哪里去”的问题，从国际视角出发，以世界500强或世界2000强为标杆来进行分析，明确中国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观察它们之间差距的演进趋势，分析差距如何迅速缩小。 　　(一)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崛起 　　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该排行榜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主要依据，每年公布全球营业收入总额最高的500家企业，此外，也公布利润、资产总额和员工数量等基本指标。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2002年中国为11家，之后中国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到2012年，已有70家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见表1)。而10年来，日本从88家缩减为68家，美国从197家缩减为132家。在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绝大多数，有66家，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42家。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在国有企业带动下的集体崛起。 　　(二)中国大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在扩大，但与美国的差距依然较大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行业(产业)覆盖面有所扩大，但总体而言，覆盖面仍不够广，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产业结构仍然有待优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来看，中国企业不仅在电信、保险、炼油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中进入500强的数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现了新的突破。2005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只有8个，但到2012年覆盖行业达到了22个。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表现为中国企业在各个行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但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优势行业分布于工程建筑、采矿、原油生产、金属产品等传统高能耗领域，在信息技术服务、娱乐、网络服务和零售等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仍然相当大。 　　对于扩大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国有企业的责任尤其艰巨。从目前的情况看，依靠私营企业填补空白领域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多行业内培育具有跨入世界500强潜力的企业，应当是今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的一个重点工作。 　　与美欧日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按行业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油、电信、汽车、金属等行业，集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见表2)。按各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美国和欧盟在炼油化工、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其世界500强企业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1/4至1/3，中国目前只有炼油化工一个行业在2010年超过了世界行业总产值比重的10%，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有没有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不够的问题。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度：一是提高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度，形成优势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制高点;二是提高其他行业的集中度，空白行业则应争取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高研发投入与人才集中度。 　　(三)从营业收入看，中国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与美欧日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1996年，中国国有世界500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0.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0.1%，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相对差距分别为99.4倍、102.8倍和125.5倍。随着中国大陆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12年，已达到15.5%，其中非金融类央企占11.3%，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相对差距分别为2.2倍、2.3倍和0.97倍。中国在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规模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 　　如果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美企业是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一梯队的话，那么进入中国或美国500强的企业则可以称为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二梯队，在这个范围更大、企业数量更多的梯队中，很多企业都有潜力成为世界500强中的一员。在中美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中国500强企业和美国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差距也呈不断缩小的态势，由2010年的4.6倍，下降到2011年的3.6倍，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3.2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国有大型企业是中国500强企业的主体，2011年国有大型企业数为316家，占中国500强的63%，收入、资产、利润分别占83%、90%和82%。 　　(四)从资产总额看，中国企业的资产规模不断增加，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不断缩小 　　在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0.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为0.01%。2012年，在美欧日企业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上升至14.8%(见表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上升至4.6%。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美欧日企业间的相对差距由1996年的25.5倍、43.2倍、38.3倍下降到2012年的1.7倍、3.0倍、1.1倍。在危机年份，中国的占比大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危机—机遇”转化的基本模式，对于美欧日企业而言，危机是企业发展的寒冬，但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而言，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加速赶超、加速发展的重要契机。 　　(五)从利润看，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超过日本，与美欧的相对差异也逐步缩小 　　1996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0.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0.04%，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160.3倍和114.9倍。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上升，并于2009年超过日本世界500强企业的利润总和，在全球金融危机走向尾声的2010年，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已提高到13.5%。在2012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已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11.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占5.0%，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2.9倍和3.0倍。 　　(六)中国崛起为国有企业集体崛起提供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国有企业的崛起为中国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有企业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具有一致性的，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跨越式发展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互动关系。这里我们采用了两个指标：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见图1)，都是按汇率法计算。数据表明，这两个比重都是呈上升趋势，两者还有趋同趋势，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大舞台”会产生出“时势造英雄”的效应，即中国崛起大势造就中国大企业。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已超过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以预见，两者将继续保持同步迅速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我们对于202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预测，即中国届时将超过美国GDP，那么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将超过美国，其中各类国有企业将超过100家。 　　2000年9月19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然而，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十几年巨变，从曾经降到低谷，然后艰难复苏，集体崛起，并迅速占领国际舞台。实力越来越强，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国有企业群体，必将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 　　 　　二、国有企业的内涵 　　 　　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和解读。 　　(一)国有企业是现代企业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最重要源泉，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一个经济体的繁荣和崛起实质上是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的繁荣和崛起，是一批吃苦耐劳、聪明勤奋的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要求的公司制，形成了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说明中国企业与西方现代企业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就是要充分吸收、充分利用现代企业的竞争机制、竞争优势。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健全，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根据市场原则和法律框架进行经营活动。 　　(二)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不仅是现代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这是它与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所有权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具有“国有资本优势”，能够迅速形成与世界500强相当的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非常羡慕中国国有企业的原因。由于拥有雄厚的国有资本，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能够在国内市场与世界500强竞争，而且还能够“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与世界500强竞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要诋毁和围剿我国的国有企业。 　　从企业的社会属性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更接近于“社会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一方面它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民生水平，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学视角，我们称之为“外部性”。前者是为国家提供“国家外部性”，即对国家的贡献;后者是为地方提供“地方外部性”，即对地方的贡献。这也解释了各级政府不仅需要指导国有企业，如在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中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且要支持国有企业，如通过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支持某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发展;还要在困难的时候帮助国有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些是国有企业发展所具有的国家优势和地方优势。 　　从组织结构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不是由某些集团或个人领导的，企业党组织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政治优势。与西方国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同，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既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又有党委、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采取了双重进入的模式，党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同样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和总经理按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这一决策机制更像“集体CEO”，解决了一个巨型公司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的问题，即“决策悖论”——“成也在汝，败也在汝”。因此“集体CEO”既能保证公司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也能保证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既能保证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也能保证企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正是国有企业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决策优势。 　　从企业主体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企业家与职工的关系不是“老板”与“打工仔”的雇佣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来源于“鞍钢宪法”，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治理“宪法”。它的实质概括起来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有企业 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