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鲁甸县8月3日发生6.5级地震，已致617人丧生，并引发严重地质次生灾害。多年研究金沙江流域地质问题的地质生态学家杨勇认为，从2012年彝良地震到这次的鲁甸地震，从地震发生时间和震源分布来看，与建设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巨型电站和牛栏江天花板电站等水库蓄水都有关联性。2012年9月彝良地震，震中距2011年建成的洛泽河麻林电站水库库尾不到10公里；距金沙江向家坝水库最近点不到60公里。2014年4月永善地震，震中距金沙江溪洛渡水库最近点不到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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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死刑系自然灾害？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2-5 13:57:54 阅读量：667次 2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中午留言锦集 致函最高法：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 有话要说 2012-2-4 14:31:15 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 经过查对，对吴英判处死刑的法官系临时工。对吴英执行死刑系自然灾害。 你服不服？你可以选择（可以充分自由选择，但是必须选择一个）： 1 服； 2 心服口服； 3 非常正确。 有梦想就有希望 2012-2-4 22:44:18 一位老法律人对正义和良知的最后呼唤！ 该鄙视哪种知识分子？ 缪一轮 2012-2-3 19:04:15 不知道这位“摩罗”是不是以前在《方法》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那个“摩罗”？多么奇怪的逻辑啊！我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否也算知识分子，更是否也是精英？不过听其口气，恐怕还是踌躇满志那一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体制下，倒的的确确随时随地都在分化之中，尤其是与利益贴得太近的那一部分。 谈改革 李喻 2012-2-3 19:36:18 改革循“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步骤并不合适。应是交错进行的。不论进行哪一个领域的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原地踏步。只不过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侧重而已。 克里斯 2012-2-3 22:14:46 作者思考得很深入，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关注 事业单位编内编外工资条“雾里看花” 若耶非耶 2012-2-3 20:53:38 事业单位改革，一直是抵制政治改革的挡箭牌。事业单位更是越改越瞎改！不知道是该怀疑中央改革的能力，还是应该怀疑其改革的诚意？ 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不说失败，至少很无聊。 饶雪漫：愿所有的疯狗都安息 阿C 2012-2-3 20:53:35 当作者写出“愿所有的疯狗都安息”的标题时，她自己也就在“安息”之列了。 大漠孤烟客 2012-2-4 9:55:58 饶雪漫女士，就您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看不出您的素质在哪里，您还是闭嘴吧！ 肖昱 2012-2-4 10:50:11 你热爱韩寒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你也要尊重别人的质疑权利，乱骂别人为疯狗，只能证明你自己只是韩寒的一条狗而已。 Maomaoyu 2012-2-4 17:26:47 不奇怪，即使有这篇文章，还会有人接着咬、接着叫，因未对他们，咬和叫的意义在于过程，对象不重要，理由和结果好像也无所谓：看了，他们还会说作者也是一个团队的。由他去吧！ 儿子在旁边说：疯狗会停止骂吗？也真是，只要不安息，骂就咬与叫是难免的。 重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Wanliuf 2012-2-3 20:54:36 重庆被妖魔化? 还是其本身是妖魔之路? 王占阳：“乌坎转机”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人民10000 2012-2-3 22:10:08 偶拆拿国最佳的政治转型时期已过去。未来十年，如果不能和平地转型到民主政体，则和平转型的机会就消失了。 君不见，一胎政策执行30多年后的今天，为政者还不启动政治转型的改革，这是在断送大陆民众的前程。 试想，在不远的将来，每个家庭4个以上的老人，放眼望去，都是老人，那时，整个社会的负担有多严重！按现在庞大的统治系统的开支和贪婪，那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恐怕连养活这个统治系统都难了。 每家4个以上的老人，那么一对夫妇还能养几个孩子？恐怕养一个也觉得的困难了。如此下去不要几代，大陆华人即已灭绝。 到了这种时候，还能有谁有办法？ 所以，聪明有钱的精英，都想尽办法往外去了，他们早看得明白。 逝水年华 2012-2-4 9:58:15 党是完成特殊历史使命的工具，是谁的工具？那些听党的指挥，忠于党，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等言语是人民听工具的，总有工具崇拜的意思，把谁给忘了。 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 Nnnn 2012-2-3 22:11:34 “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我不怀疑，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我怀疑 越南土地私有化的灾难 方程式 2012-2-3 22:26:49 真没想到自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竟然已经沦落到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吹鼓手的地步了。实在可惜加可耻！衡量一种土地制度好坏的标准并非是所谓是不是“分享了全部的农用土地地租”，而是看这种土地制度是不是尊重和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权益。 农民只能分享地租？所谓分享地租不正意味着农民只能成为政府，也即既得权力和利益集团的代表的长工或雇农吗？我不明白，农民难道低人一等吗？农民为何不能享有自己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并成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财富的所有者呢？地权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民权之一吗？这就是说，剥夺了农民的地权也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李昌平为何要一再回避地权即民权这一常识性问题而在那里大放厥词呢？ 李昌平倘依然不知悔改并坚持为现有的这个充满政治歧视的土地制度辩护，就必然会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三农学界的另一个司马南！ 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古原芳草 2012-2-3 22:41:08 素质论是权力私有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 李希光：我国长期面临外部舆论环境的严峻考验 憋不住说一句 2012-2-4 8:14:43 西方媒体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加上它们在国际传播领域“嗓门大”的优势，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究竟谁在坚守“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谁在传播领域彰显自己的大嗓门？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早就不灵了！！！ 逝水年华 2012-2-4 9:20:33 评价一个国家制度优劣尺子是什么？价值。价值的内容是什么？用意识形态将价值内容填充。结果价值内容大相径庭。用这样的尺子去衡量结论得出相同是不可能的。我国的价值内容是什么？内容丢尽了只剩下一个国家的外壳了吧！ Fang1616 李希光教授：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在大脑中自由思维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438896 初平山人 2012-2-4 22:46:01 作者提到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结尾是一腔废话。 我们养的那么多御用专家，有谁能站在国际视野，系统分析这现实的成因，给领导人以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用官话自欺欺人。或是用民族主义蠢劲儿，或怕别人演变而退守关门。越发让人瞧不起。 Gaohuo 2012-2-5 9:23:40 只能是官本位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跟本不代表中国民族。 缪一轮 2012-2-5 11:46:58 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韬光养晦那么多年，国际社会对我们却越来越不信任？问题难道只出在对方，而与我们自己历史和现实的所作所为无关？为什么不但大国忌讳我们，小国也恐惧我们，而流氓小兄弟竟敢敲诈勒索我们？教授先生如果不是弱智和装佯，应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民主与狗–孔庆东不懂的事 逝水年华 2012-2-4 9:06:21 孔庆东这样的滥教授中国还有多少？应该立即将其清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民素养确实低，需要提高。把自己的恶性带到所到之处，引起他人的恶感是正常的。你以为自己在大陆，恶德大行其道。至于选票如果给我一张我不会糟践它。拿百姓的素质说事来拒绝民主是本末倒置，恶德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一次官员的恶性不被纠正，就会传染。孔庆东你闭上你的臭嘴吧，别国人的脸都丢尽。 扬之水 2012-2-4 11:27:31 子曰：敏于事而讷于言。孔庆东即便真是孔子裔孙，也是不肖子孙。 Scpnwyt 2012-2-5 3:26:46 孔庆东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孔庆东的水平代表了中共最高学府的水平。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状。只不过这一次是公开了而已 12-34-56 2012-2-5 11:06:15 在我看来，歌颂专制，崇拜独裁，满嘴流氓腔的孔庆东连狗都不如。
阅读更多伍国 这些年，纪念和研究顾准经历和思想的文字已经相当不少。不论是在一个蒙昧主义时代独立从事思想探索这件事本身蕴涵的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理论上的否定乌托邦终极目标和绝对主义，走向多元，相对，理性和自由主义的贡献，还是对希腊城邦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实证研究，都使顾准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想家。不过，似乎还少有人仔细解读顾准对他所生存和面对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看法。其实，在《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里，顾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手材料，其间更不乏让人惊异的分析和真知灼见。 顾准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用人口学和西方学界广泛使用的“国家／社会”这一划分，而非中国官方正统的阶级分析／土地所有制来分析中国社会和农民问题的人。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顾准日记中，他明确写道：“中国农村的阶级变化，决定于土地所有制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对阶级构成之变化所起的作用，恐远甚于土地所有制。”这里，顾准对于以土地所有制变更为核心的土地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指出人口压力是农村问题的真正核心，也就是他在日记的另一处提到的“归根到底这是人口与土地问题。”依照这一逻辑，以摧毁地主阶级为主旨的土地革命并未必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顾准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和农民仍然是根本冲突的。就是说，即使通过革命摧毁了地主和士绅阶层，也绝不等于农民的厄运到头，因为农民必将直接和国家政权相冲突，不仅如此，农民面对还将是一个远较过去的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更为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尽管这种性质的冲突绝对不为１９４９年后的国家政权所承认。包括秦晖在内的诸多学者后来逐渐认识到和论证的国家和社会（农民）的冲突问题，早就被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顾准看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掩盖“国家”和“农民”的固有，甚至加剧了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新社会里仍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分散的地主变成新的，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顾准称之为“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记中他又进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运动：“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的状态下上山炼铁，与７０００万人的大兴水利……” 顾准从以人口，国家，农民这三个要素为核心，对大饥荒，即“三年自然灾害”作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分析判断。 他认为，大量死人是中国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顾准提出：“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１２月，顾准在一篇日记中记下：“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忘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顾准以他下放劳动的河南商城为例，指出该县每人耕地不足一亩，“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养活如许人？”依照顾准的观察和分析，大饥荒中的饥饿和死亡不仅不是天灾造成的，甚至都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祸”或者政策失误，而是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而且讽刺的是，这场灭绝所奉行的恰恰是刚刚被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马尔萨斯”的学说。 那么，为什么当局认为需要有目的地消灭人口呢？顾准认为，农民人口太多，迫使已经逐渐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当局只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强制减员：“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在另一处日记中，顾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 顾准甚至敢于毫不怀疑地认为，饿死人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且符合其风格：“……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到达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Ｐ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按顾准的分析来理解，毛泽东根本无法摆脱对土地对人口的制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当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索性刻意让（或放任）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人口减员的目的，这样做在新政权其实比在传统制度下更为容易得多，因为国家对农民的劳动动员强度，对粮食的控制和搜刮力度，对人身自由和人口流动的限制都大大超过了那个被推翻的“地主阶级。” 当然，我们今天尚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确有顾准所说的那种刻意让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某种目标的意图，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我们或许宁愿相信大饥荒的确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然而，最近揭示出来的，关于困难时期大量粮食用于继续生产茅台酒这种和普通农民生计毫无关系的奢侈品的材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顾准的推断究竟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还是一种严谨而合理的假设。至少，对那些读了顾准日记以后提出有“两个顾准”的人来说，读读顾准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分析，应该让人相信，顾准的确只有一个——独立，大胆的顾准。
阅读更多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有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山川湖海、风雨虹霓，乃至草木枯井，莫不有神专司其事。而这些神，便是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所赐，而作为子孙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便是崇拜、服从于这些神灵。 还有一点，神道教不讲地狱极乐的轮回，而认为人的肉身一死，便获得了超自然力，亦成神。且不论生前之贫富贵贱，有无业障，死后一律神化。也正是这一点，近代以来为政治所利用，神道教成为所谓“国家神道”，开始政教化，靖国神社为其最高的招魂社——此乃后话，姑作别论。即使在今天，在“神舆” [①] 等民间宗教行事中也能看出这种神道教信仰的影子。英国学者、后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神国日本》中，谈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多神教信仰相比，神道教还有两种独有的“后世发达”起来的“伟大的力量”：一是“不管是善是恶，现世的事件，如四季和顺、丰收、洪水、饥馑、暴风雨、海啸、地震等，都是死者的所为”；二是“不论善恶，所有人的行为，是给死者支配的”。从而，他认为：“日本的历史，实在是这个宗教的历史。” [②] 既然是祖先和神的恩赐，那么无论善恶好坏，只有照单全收，统统接受。巨震、海啸发生后，包括灾区的灾民在内，日本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认为：“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发奋图强。” [③] 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至少应谋求共存共生。 笔者注意到，在近几天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对日本巨震的报道中，有太多所谓“人定胜天”式的解读。面对灾区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共渡时艰的感人场面，来自邻国的记者，内心受到震动可以理解，但这种解读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应该说，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人定胜天”这回事的。首先，作为人，要接受神的恩赐，也包括灾难；其次，人本身也是神的恩赐，所以保全生命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人在危急时刻有保命的本能驱动。 自然灾害的审美化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其东洋学著作《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的结论部分写道：“日本人，一个文雅的民族。” [④] 照我的理解，这是对日本民族审美性一面的强调。 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审美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审美基本上囿于儒学范畴，以伦理为核心，是相当理性的；但日本人的审美，则更多源自原始神道的神话传说，神秘而极端，相当非理性。《古事记》中描述的二神交媾、孕育神国的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人的心理结构中。江户时代东洋“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一语道破神道与儒学的分野：“我皇国的神道，从皇祖的神开始传下来的，叫做道，在这意味是和汉籍的道绝不相同。”李泽厚则认为：由于日本人的这种基于神道的文化心理，“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日本精神或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 [⑤] 同时，“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不可理解、不可抗拒性（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带有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如何”。 [⑥] 没有什么比日人赏樱更能表现这种极致审美的了。三月底、四月初的某个周末，人们或阖家，或与同事友人相携，三五成群坐在巨大的樱花树下，把酒狂欢，纵情歌舞。入夜，射灯向上打在树上，灿若白昼。连成一片的浓樱，像云一样，衬托出天上的朗月疏星。花期充其量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往往随着一场春雨，便化作了地上的红泥。日人觉得樱花美，是因为它像极了生命。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浮世如斯，人生无常。幸福时喝点小酒，悠着点，所谓“九分不足，十分则溢”；不幸时，须隐忍，更要四海行脚，怡情于月雪花。海啸多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麿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巨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圈交通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2011年3月26日） [①] 神舆，写作mikoshi，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②] 见《神国日本》，（日）小泉八云著、曹晔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9月版，第27页。 [③] 见《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④] 见《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⑤]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13页。 [⑥]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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