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

做为在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曾经沧海”的李君如先生，当然是能够对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 的顶层设计进行权威解读的。因为从经历上看，他一生 … 因此，他“仇官倒霉论”不是理论而是经验，而他的“ 政治改革 完善论”则是这种“恐惧”作用下的衍生品。印度民主之父甘地 … 当南非的旧政府、拉丁美洲的军事 专政 进行独裁统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道路。我所表达的真正改变 … 标签： 中国 政改 , 政治 体制改革 , 李君如, 顶层设计 来源： 中国选举与 …

——再与刘波君谈Liberal的译法 　　因为我随手写下的一段话“这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李华芳：《克鲁格曼怎么了》，《读书》2009年第9期）刘波君满怀诚意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他为什么将Liberal译成“自由主义者”（刘波：《Liberal不能译为“自由主义者”吗？》，《读书》2010年第7期）。在当下浮躁的翻译界，这样的举动实在令我深深感佩。投桃报李，我想进一步谈谈我对这个词到底怎样翻译为好的看法。 　　先让我总结一下刘波君的观点。刘波君指出诸多词典中并无将Liberal解为自由派的，而且之前的中译本中也找得到将Liberal解为“自由主义者”的例子，并认为Liberal和Liberalist是同义词。在他的翻译过程中，他也将中译文“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作为同义词使用。 　　我很理解刘波君所说，“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在各种语境和翻译中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要正本清源的话，可能本身就足够写一部“自由主义”思想史了。也正因为关系复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每一次“弄清爽”的努力就都弥足珍贵。所以我尽管还是不同意刘波君的翻译方法，但也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实际上，刘波君在后面的一段解释中，已经揭示了为什么“自由派”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为了照顾国内习惯，因为我们习惯上将美国的Liberal与Conservative分称‘自由派’与‘保守派’。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是标准的、非此不可的译法。而且翻译要考虑具体的语境与中文的习惯。”这段解释显示刘波君已然明了国内的习惯是将“自由派”与“保守派”对立，而保守派通常是指美国的共和党所代表的一支，与作为自由派的民主党相对，构成在选战和具体公共政策上的“驴象之争”。 　　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罗斯福新政的念念不忘，其作为民主党人的理念非常清楚。而说到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策，最容易被人熟知的恐怕就是里根政府了。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几乎均受弗里德曼的重要影响，而弗里德曼当时的身份就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和弗里德曼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人叫做“自由主义者”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要换一种称呼，否则这个名词就失去了它在中文环境里的意义。 　　一个名词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刘波君实际上也清楚这一点。不过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刘波君将弗里德曼当作Libertarian ，实际上Libertarian是指“自由至上主义者”，一般是指更加极端的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而以弗里德曼等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是称不上“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而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刘波君有意无意的提到克鲁格曼的思想传统中蕴含了对“Liberalism”的继承性，我也不否认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主义”的阐释和竞争。但回到切实的翻译问题，在中文语境中如何避免混淆呢？ 　　如果说弗里德曼被“习惯上”称为“自由主义者”，那么我认为就必须用另外的词语去形容克鲁格曼。这并不涉及到什么左右派争夺“自由主义”解释权，或者如刘波君后续提到的“盗用”之类的阴谋论。这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文语境中，弗里德曼已经被习惯上称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克鲁格曼怎么办呢？难道也用“自由主义者”去称呼一个与弗里德曼立场针锋相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翻译考虑上是欠妥当的，尤其是译者已经认真考虑过其中的差异，并且明了各种区别的情况下，再用“自由主义者”来称呼克鲁格曼，就更加让我疑惑不解了。 　　刘波君辩称：弗里德曼也自称自己是一个“Classical Liberal”，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弗里德曼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自由派”，但我想这是十分不同的。“古典自由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差异，至少先有两个字“古典”，而熟悉思想史传统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两个字熟视无睹，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在“Classical Liberal”的翻译中，我们依旧翻译成“古典自由派”，而正如弗里德曼自己声称的那样，“古典自由派”所承接的恰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认为如果不把“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等同使用就会犯下大错的观点，则的的确确忽略了“古典”一词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不妨多谈几句关于“古典”，这里承接当然就是亚当·斯密的思想。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态度就是对政府的态度。“古典”的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将政府赶出市场，让政府仅作为市场的“守夜人”。这一“古典”思想，我相信刘波君也非常熟悉，因为克鲁格曼恰是在这一点上站在了对立面。克鲁格曼推崇罗斯福新政，要求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因此，刘波君如果逻辑足够清楚，是不会混淆“古典自由派”的含义的，因为“古典自由派”完全不同于“自由派”，而且“古典”这个限定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弗里德曼已经习惯上被称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克鲁格曼？这里有一个非常简便的办法来进行对比。利用搜索引擎例如“百度”，键入“克鲁格曼”和“自由主义者”，将会获得约132000篇结果；而键入“弗里德曼”和“自由主义者”，将会获得约430000篇结果。这意味着，在普通受众看起来，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的认同度约3倍于克鲁格曼。 　　当然，刘波君或许还会有疑惑，认为这不过是普通人的看法，不足以代表学界观点。那么我们再利用“谷歌学术”检索，键入“克鲁格曼”和“自由主义者”的结果约有420条，而键入“弗里德曼”和“自由主义者”的结果约为1080条。这的确表明相比于普通人，学界对克鲁格曼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要更加宽容一点点。但其结果也毫无疑问显示出弗里德曼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深入人心。 　　当然这种检索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粗略的，但其大致上表明了“对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的认同度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认识上都远远超过“把克鲁格曼当成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因此，如果刘波君果真顾及了国内的习惯，在翻译上却将克鲁格曼称为“自由主义者”，那实在是让人非常疑惑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坚持我原来的结论，即刘波君的确不理解中文环境中“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巨大区别。我也希望借这篇短文作进一步的澄清，即“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在中文环境中，绝不可轻易等同使用，那样一来造成的误解会远远大于理解。 　　2011年6月10日改于客来敦巴诺书店。

     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   黄远生（ 1885-1915 ）     编者案：“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被刺致死令人痛心。黄远生先生秉持立场独立、自由表达、勇于担当之精神，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应该学习的。现将人民网《黄远生：第一个被阻杀的自由主义者》贴出，以供参阅。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 30 岁。他从事新闻工作短短 3 年，却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绩。作为新闻记者，黄远生信仰法治下的自由，但并不反对威权政治；他一生无党无派，却死于党派暗杀。 不想当翰林，故意“考砸”     黄远生，原名黄基，字远庸，远生系笔名。 1885 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不但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     1903 年，黄远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 7 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这是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中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黄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还不满 20 周岁。     当年的同榜进士金梁披露，黄远生在“廷试”中故意“考砸”，因为他不愿当庶吉士，而乐意做知县。之后黄远生坚决拒绝了河南知县的官职，选择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6 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曾经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晚清重臣李盛铎曾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自由主义新闻记者，少了一个技术官僚。     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黄远生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 239 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各阶层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反对党争，差点被袁世凯揽在旗下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黄远生非常迷恋法制。他万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之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他还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袁世凯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     黄远生反对“党争”，在内心里极端鄙视“党派之见”，曾发誓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清洁知识分子。他在《铸党论》中认为：“共和最大的危险在于政党政治，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党争不息。”但他又相信解决党争的办法是威权统治，这样一来，他竟陷入了悖论式的人生抉择中——即信仰法治下自由，又相信权力下的法治，终至被袁世凯所利用，而背离了自由主义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惊人的材料，这份 1913 年 7 月 3 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致其内务总长的秘密公函内称：“奉大总统发下黄远庸条陈一件，内称：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内务部当即回复了黄远生，向他解释说，“查本部阅报，早已派有专员，即警察厅亦有专员司阅报纸”。这无疑对他的建言是一种讽刺，看来黄远生确实低估了北洋政府的舆论控制能力。黄远生的建言在主观上并不是邀宠极权政治，鼓励其加强专制手段，而是为了利用袁世凯“法律控制”的手段来干涉那些“持党见喜党争”而“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政党报纸，特别是希望能限制被他视为“叛党”的国民党的“喉舌”。     不仅如此，黄远生鬼使神差地差点成了袁门豢养的“鸡鸣狗盗之士”。 1915 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 10 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黄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面对袁世凯的压力，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 1915 年 9 月 3 日，他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上海避祸。在抵达上海前，黄远生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他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逃亡美国躲避。 谁是杀害黄远生的真凶，袁世凯还是孙中山？     1915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6 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多年来众说纷纭。     最初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前身）美洲总支部误认黄远生为袁世凯的死党而误杀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被革命党人误以为是“袁党”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84 年，黄席群在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明白真相。他不无遗憾的写到：“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事实并非如此，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已经是 1986 年。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黄远生的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 “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和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林志钧先生指出：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丝毫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中山的计划，孙大为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既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 70 多年的“黑锅”。     黄远生可谓“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有铁肩担当，无党派意见。正是因为如此， 30 岁的黄远生倒在了枪口之下。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却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而终结。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眼里，黄远生永远都是一面耀眼的旗帜。无论对错得失，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清晰地掂测出他的分量和高度。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肖静） 本文链接：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819/198860/12712045.html

无论你弄出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以“自由”为主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