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在更為開放和多元化環境中成長的中國八○後九○後一代，已更具備個體意識、尊嚴意識和權利意識，被灌輸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已經在退潮。   　　我曾經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在當下的中國，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者受過職業訓練的專家學者，意見領袖，還是無數網民意見的表達，都在討論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表明迷惘和不安的心理開始流行，不同的群體試圖通過探索和行動來重構他們對於公共生活的認知和對未來演變軌跡的判斷。   　　那麼如果以年齡段來劃分，大陸的年輕一代，也就是通常說的八○後、九○後們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從數量來看，把一九八○年以後出生的到二千年前出生的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二個億。他們的年齡段、教育經歷、觀念、行為模式等等，無疑都是影響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最重要變數之一。因此瞭解他們的政治心態，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認真無負擔，心理無恐懼   　　從成長經歷來看，八○後們成長期間，正是市場經濟狂飆突進的時代，消費主義思潮大為流行，生存壓力大為增加， 因此，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對政治的厭惡在年輕一代中比較普遍。 而另外一方面，共產主義教義破產，對八九天安門事件幾乎沒有直接記憶，同時黨國有意識的遮蓋歷史等等因素，又使得這一代人在認知上沒有負擔，心理上沒有太多的恐懼感，因此一旦重新啟動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他們可以成為活躍的和有擔當的公民群體。   　　當然，中國社會的多元化進程，在八○後這個群體中體現最為充分。資訊技術革命，對外開放，社會結構的分層化等等因素都深刻的催化了一個年齡段相仿，但是思維模式和政治心態都頗為異質的年輕群體。因此試圖對他們進行簡單的類別化或者臉譜化，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有理由相信，在一個更為開放和更為多元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會比他們年長一輩更具備個體意識，尊嚴意識，權利意識，以及更加開放的心態。   年輕一代民族主族開始退潮   　　二○○五年四月份的所謂抗日遊行，以及二○○八年奧運期間席捲西方世界的護衛奧運聖火的紅潮，似乎給觀察者們留下的一個總體印象是，新生代的八○後九○後們，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由此甚至有評論者擔心中國未來社會法西斯化的前景。   　　不過，這顯然是一種被過度渲染的擔憂。一方面二○○五年的抗日遊行和奧運紅潮出現，背後本身有政府的強力主導，因此不能真實的反映年輕一代的心態。另外，中國社會自身處在快速變化當中，作為公共人格尚未完全定型的八○後的政治心態，本身是快速變化的。對特定事件的政治表達，並不能一般性的歸納為整個群體的集體訴求。   　　事實上，如果留心觀察中國的網路民意，比如金正日訪問中國期間的網路評論，湖南永州朱軍槍殺三法官事件的網民意見，人們似乎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整個年輕一代已經對執政集團的昏庸腐敗忍無可忍，民意火山隨時可能爆發。 當然，我們也應該克制這種一般化的推理和歸納。雖然目前的黨國體制合法性基礎已經式微，但是對其矛盾的多元的民意評價恐怕仍然是基本現狀。儘管如此，我要爭論的是， 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在最近兩三年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開始退潮，基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基礎上的現代政治理念獲得了更多的市場權重，並逐漸在那些活躍人群中成為主流。   對外開放和互聯網的成長背景   　　這種變化其實符合認知發展的一般規律。正如那句名言所說的，三十歲前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三十歲後還是左派就沒有大腦。過去的數年，正是年輕一代陸續走出校門，逐步走向社會的過程。教育過程和人生經驗的體悟相互作用，塑造著年輕一代的公共意識。對於大部分八○後來說，在目前的教育體系下，官方灌輸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本來是他們的默認設定，自然對他們影響重大，憤青幾乎是每一個人都要經歷的人生過程，二○○五年的抗日遊行，二○○八年的奧運護火行為就是這種憤青情緒的集中發洩。但是情緒無法替代思考。嚴峻的現實，社會不公，腐敗，政治禁忌等等構成的真實社會情境，逼迫八○後重新思考。這是對原來教育體系灌輸的知識的一個解構和校驗過程，不是所有的人都愛思考，也不是所有愛思考的人都能走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不過黨國教育體系灌輸的那種武斷，不符合邏輯的論斷，顯然會隨著思想的成熟，而被大部分年輕一代所拋棄。   　　另外一個重大的背景就是互聯網和對外開放。八○後的成長環境和他們之前的任何前輩都不一樣之處，就是對外開放和互聯網，他們幾乎是從一個開始就是生存於這樣一個資訊交錯的環境中，這種競爭性的，異質性的資訊環境，使得一開始黨國教育體系對青年人的洗腦教育就顯得力不從心。而另外一方面，黨國體制對於民族主義是葉公好龍的態度，用之則棄之。二○○五年的大規模抗日遊行，使得體制內都覺得這是一股不好輕易掌控的民意，因此，從此之後，對於民族主義，不再那麼赤裸裸的鼓動。而對於年輕人來說，黨國大規模的打壓，讓人寒心，讓人不理解，這也逼迫他們開始獨立的思考，尋求替代性的思想脈絡。尊重人性，張揚尊嚴的自由主義思想自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脫穎而出。   　　那麼如何評估當下年輕人的政治心態呢？ 因為條件限制，不能透過有針對性的敏感的民意調查獲取的資訊，還是會通過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折射出來。   超紅作家韓寒和艾未未杭州網聚   　　韓寒無疑是一個例子。韓寒作為八○後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共人物，自然和他本人的陽光、敏銳、分寸感的拿捏，以及獨特的言語風格息息相關。但是放在一個社會學的視角下，韓寒的成就還傳遞了一個顯著的信號，那就是他折射了一個大群體的社會心態和價值偏好。韓寒數以億計的博客點擊量後面，其實每一個點擊背後都是真實的個體，很多個體，他自己無法有效的表達，或者他自己不便於表達，但是通過閱讀韓寒的博客，其實也是在表達自己的公共偏好。韓寒的影響力，就是無形間打通了他和數百萬讀者的精神隔閡，使得他們覺得神氣相通。一個韓寒的出現，其實意味著一個群體性氣場的出現。   　　最近發生在杭州的一次網友聚會事件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提供了積極資訊。五月八日，知名藝術家艾未未蒞臨杭州，在艾先生的認可下，杭州本地網友組織了一次推友（ twitter 中文用戶）聚會。鑒於艾未未本人的影響力，以及網友聚會可能的規模，杭州地方当局忽然變得特別神經質，一方面威脅推友聚會的本地聯繫人取消這次聚會，同時高調地警告公開報名參加聚會的網友和杭州本地的異議人士，試圖阻止他們參加聚會。這些警方的高壓資訊在網路上快速傳播，一種恐怖的氣氛在蔓延。一般狀況下，雖然報名超過百人，敢於來聚會的應當很少。但是當天晚上有超過二百五十名網友參加了這次網聚，現場氣氛熱烈，警察就在邊上監控，但是人們渾然不知恐懼為何物。參加者絕大多數是八○後和九○後。年輕一代對政治恐懼的自然消解，著實讓人欣喜。   　　雖然上述人物和事件，對於年輕一代心態的代表性，應該只有點的意義，而不能得出一般化的結論。但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影響力。客觀的說，人群中的大部分都是政治變遷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主動參與者，積極參與推動政治變化的總是少數。通過韓寒的明星化過程，通過類似艾未未網聚的這種敏感性參與，背後事實上是八○後中具有積極參與意識，因而也具有更高影響力的年輕一代的集體性登場 …… 而自由、權利、去恐懼化就是他們的基本語言。   　　隨著這個群體的逐步成熟，隨著他們社會地位更加主流化，這些具有積極參與意識的公民群體將逐步承擔起更重要的社會推動者的角色，他們更加開放和偏好自由的心態讓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民主政治的實現保持樂觀。  

瑞士有关部门决定，不将波兰斯基引渡至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正在追究这位76岁的导演1977年对一个女孩性侵害的案件。当时，波兰斯基曾认罪并遭到42天的监禁，但1978年，他在法庭审理程序尚未完结前逃离美国

广州亚运会前夕，政府出台越来越多的控管措施，除了更多限制约束市民的出入行动自由，还推出很多面子工程，引发民众的反弹。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上午9 ：00我出门乘地铁去外滩的南京路，一路上一位便衣警察与二位社保人员紧紧跟随，我进入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他们被挡在门外，这个地方警察也不可以随便进入。信访办的警察热情接待我，当面写下信访意见，并将我就国保警察非法扣留我 27 件私人物品的国家赔偿申请书附上转市公安局法制处处理。   我走出公安局信访办，守候在门口的便衣警察小叶告诉我：“接到指令，不准你去市政府信访办（上海人民广场上的人民大道 200 号），要求带你回去。”我果断回答：“不行，我去 200 号市政府信访办管你们什么事。你们跟踪我已经违法了，还要阻止我去信访办，我根本不会配合。我走定了。”   我走到河南中路口，他们企图来抱住我，我快步向前走，一位高个带眼睛的社保抱住我，我转身一让，他跌倒在地，眼睛也掉了。一个瘦的社保追上，死死抱住我，我不断地推开他向前走。从河南中路口到西藏中路口的这段福州路，经过四、五条横马路，一路推、拦、拉、拖，我的右腿被扭伤了，但我继续忍痛向前走。   我一人在抗争，到达 200 号市政府信访办就是我维护公民权利的目标。马路上摄像头都记录着我为争取人身自由权利的苦苦奋斗，也记录着他们的违法犯罪。在西藏中路福州路口，等信号灯的行人纷纷谴责这位违法的社保。过了马路，就是访民的区域，一些上海访民亲眼目睹这一幕。   上海市民王扣玛（手机： 13601929155 ）、张仁星（ 13020125081 ）等人围观过来，大家觉得很新奇，居然还有人敢到这里违法，正好把他送进市信访办作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活例子，很多访民在信访办门口谴责他。我劝大家放过他，社保也是一些被人利用违法的可怜穷苦人。   进入上海市府信访办，看到许多我熟悉的访民。我回国后一直未到这里，已有四个多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海当局这么怕我出现在这里？这里的人群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其实，我没有国保警察想得那么复杂。我今天只是到这里来还愿，谢谢我熟悉的访民，他们对我回国的关爱与支持。   或许，国宝警察因担心我会下午去参加上海维权人士陈启勇劳教案行政诉讼开庭而过分紧张。其实，我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前几天我已将我对该案的看法寄送给法院及主审法官，已经表达了我的意见，而且开庭时会有许多访民朋友会去旁听，我就不必凑热闹。   中午，我在来福士广场美食街与朋友们聚餐后，就与这位熟悉的民警小叶、两位社保乘出租车回家了。车子到达我家附近时，小叶告诉我：要带我去派出所，国保警察老沈找我谈话。我不同意，请他转告：要么用传票带我去，要么请老沈来我家谈谈。我今天很累，没有兴趣去派出所。   我下车后，就走回家。这时，国保警察命令他们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显然违法犯罪的责任与后果让民警与社保去承担。他们用一辆出租车逼近我，一位高个带眼睛的社保抱住我向车子里塞，我大声谴责他们的违法，猛然两次用头撞向车门。他们怔住了，我敢死谏。   他们不敢再强行了，我一人走回家。回家休息一会儿，民警小叶与两位穿制服的警察上门，要求我去派出所，我请他们出示传唤证，他们说没有，请我配合一下。看在他们穿警服的面子上，我同意去派出所。但我衣服刚换好，两位警察又告诉我，来电话说不需要去了。或许，我的消息又被媒体暴露了。   国保警察又在赌气了，指挥两位社保人员坐到我的家门口，堵住楼道。正巧我妻子旅游回家，一见这个违法的无赖情景就发火了，拿起扫帚就把这些人赶走，又下楼把这些社保狠狠地教训一顿，教育他们不要做违法的事，要对得起自己的家庭。社保也知道理亏，是在违法，一声不吭地挨骂。   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政治主张不激进，但在宪法与人权的原则问题上我是强硬的，不惜生命代价。今天的事件也让门口的看守们亲眼目睹：我不仅仅是一个会写文章的知识份子，而且还是一个会拼命的知识份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我会用生命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