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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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黑豆豆黑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昆明对流动人口的限制规定比较极端 王寿臣

　　4月17日《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单位招用、聘用流动人口，应当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婚育证明》等有效证件进行登记”，若出租房主或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2010年5月8日中国青年报）

　　《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一个外乡人到昆明来，这是宪法赋予的迁徙权利；一个外乡人到他的祖国的地盘上寻找谋生的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一个外乡人到大城市来找工作，城市要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规定的。然而，昆明市对外乡人进入她的地盘因为没有居住证便无视上述法律，以最高罚款5000元给予惩罚。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可以在地盘上跑来跑去，不需要出具任何证件。而人不同，不管在哪里，首先要有一个本本——居住证或者居留证，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难道一个身份证还不足以证明一个中国人吗？

　　凡是到大城市谋生的人，都是最底层的人。他们如果拥有丰衣足食的生活，你的城市再繁华，他们最多是逛逛而已，不要以为他们会赖在哪里不走。他们怀揣一点谋生钱来到大城市，首先是考虑在钱用完之前把工作落实到位。在这期间，他们不可能去住豪华的酒店，能够蜗居避雨就不错了。你让他们必须持有居住证，什么居住证？是备受诟病的暂住证还是昆明市户口证？

　　我猜想，昆明出台的这种草案，实际上为了昆明的和谐安全，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因为没有居住证，他们就是假想敌，是发生治安混乱的导火索。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到底是流动人口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威胁大，还是其他，很值得认真研究一下。有的地方，一场无视民生的拆迁案轰动全国，对社会和谐的破坏力远比流动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危害大。至于“躲猫猫案”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城市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城市了，翅膀硬了，胖了肥了，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外来工了。改革开放开初那几年，城市里流动人口比现在多了去，为什么不制定这样的惩罚规定？有句话可以形容这种状况，太不好听，这里就不说了。

　　更为离奇的是，同样是流动人口，昆明对外国人却高看一眼。草案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不适用本规定”这样的条文在写的时候，脑壳不觉得嗡嗡作响吗？

　　在国外，人家的国家政府，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国民待遇，其次才是外国人。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强盛是本国人民奋斗而来的，不能得罪了自己的国民。以国人为本，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要让人民爱国家，国家首先要爱人民。在日本机场，安检通道首先通过的是他们的人民，等人家安检完了，外国人才可以安检。在一些中国人的骨子里，崇洋媚外心理依然很严重，仰脸看人的感觉仍然良好。

　　这几年，昆明屡出新政，深得民众欢呼。这一草案的出笼，实在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

　　那些出台规定的公职人员，如果换个角色，你们是流动人口，得知这样的排外规定，你们会怎么想？

　　给底层人员一条谋生的活路，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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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西风独自凉4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有人批评老《三国》拘泥于原著，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予以现代人文关照；新《三国》一出来，恶评四起，首要原因竟然是偏离原著太多！可知众口难调，唯小人与观众难养也。叶匡政《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偏离了“中国史心”》（《南方都市报》5月5日）就在抱怨，新《三国》“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如何演绎吕布这个充满性格缺陷和悲剧色彩的帅哥尚在其次，谁来演绎才符合人们对宛若天神下凡的吕布的想像？可以说，谁来演都别扭，想不别扭都难。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吕布、刘备和曹操，你说“扬刘抑曹”是历史的正解，我倒觉得刘皇叔心机深重：长坂坡假意摔子的伪君子，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真小人，谁更配得上“奸雄”二字？

刘备遭袁术劫寨，走投无路，吕布不仅礼遇其家眷，好吃好喝地招待、收留这班残兵败将，还射戟辕门解其倒悬。不承想，白门楼上大耳儿落井下石，居然怂恿曹操杀掉对自己恩同再造的吕布，搞得见利忘义出了名的三姓家奴也瞧他不起：“是儿最无信者！”这是“扬刘抑曹”，还是明褒实贬？

难怪日本漫画版《三国志》突出吕布的悲情和血性，让陷入重围的吕布如东嬴武士般剖开腹部，扯出肠子扔向敌人：“你们不是要我死吗？你们不是要我的命吗？拿去吧，你们！”

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只要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便翻得其所。若亦步亦趋、因循苟且，天地间只生古人足矣，后来者何必居上？

被叶匡政视为“知识分子理想的化身”的孔明，再怎么“尽乎人事鞠躬尽瘁”，也只是各为其主的忠臣而已。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至少应当爱国（民）不必忠君，此等境界孔明何曾梦见？让情深谊重的关二爷守华容道、刚愎自用的马谡守街亭，显然用非所长；劳民伤财、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六出祁山，更是直接埋下蜀亡的种子。“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写于武侯祠的这副对联，确乎是对孔明穷兵黩武、知人但不善用的定评。

叶匡政认为“扬刘抑曹”是尊重“中国民间历代形成的公共记忆”，而“只以成败论英雄”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观，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问题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结束战乱的曹操，所主之事何尝圆满？鲁迅先生曾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臧否历史人物以所谓的公共记忆为依归，算不算一种狡猾的“以成败论英雄”？对皇族的美化和对圣人、明君的期盼统领公共记忆上千年，后来才发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事实上，公共记忆一直在被塑造和不断变化，有时甚至会被彻底颠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对斯大林的评价近乎全盘否定：“是苏联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

作为“达则兼济天下”的代表性人物，曹操统一北方、发布唯才是举的“取材三令”，对民众的休养生息有莫大贡献。与其说“扬刘抑曹”顺应了“中国史心”，不如说它在打压以曹操为代表的寒微阶层的政治崛起，替自命为正统的权贵集团摇旗呐喊。

旧史学唯权力马首是瞻，严重欠缺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1902年梁启超先生为此发表了开创史学革命的《新史学》，可谓一剑封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过是“霸者的奴隶”。“扬刘抑曹”难道不是曹氏败落后，卷土重来的世家豪门炮制出的“霸者的奴隶”？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及“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和“中国的史心”，特意分析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

可见，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能够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才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史心”。新《三国》的曹操很自豪：“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与同时代的群雄相比，在减少战乱的同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留下影响深远的灿烂诗篇，曹操自豪得有理。（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