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西风独自凉4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有人批评老《三国》拘泥于原著，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予以现代人文关照；新《三国》一出来，恶评四起，首要原因竟然是偏离原著太多！可知众口难调，唯小人与观众难养也。叶匡政《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偏离了“中国史心”》（《南方都市报》5月5日）就在抱怨，新《三国》“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如何演绎吕布这个充满性格缺陷和悲剧色彩的帅哥尚在其次，谁来演绎才符合人们对宛若天神下凡的吕布的想像？可以说，谁来演都别扭，想不别扭都难。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吕布、刘备和曹操，你说“扬刘抑曹”是历史的正解，我倒觉得刘皇叔心机深重：长坂坡假意摔子的伪君子，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真小人，谁更配得上“奸雄”二字？
刘备遭袁术劫寨，走投无路，吕布不仅礼遇其家眷，好吃好喝地招待、收留这班残兵败将，还射戟辕门解其倒悬。不承想，白门楼上大耳儿落井下石，居然怂恿曹操杀掉对自己恩同再造的吕布，搞得见利忘义出了名的三姓家奴也瞧他不起：“是儿最无信者！”这是“扬刘抑曹”，还是明褒实贬？
难怪日本漫画版《三国志》突出吕布的悲情和血性，让陷入重围的吕布如东嬴武士般剖开腹部，扯出肠子扔向敌人：“你们不是要我死吗？你们不是要我的命吗？拿去吧，你们！”
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只要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便翻得其所。若亦步亦趋、因循苟且，天地间只生古人足矣，后来者何必居上？
被叶匡政视为“知识分子理想的化身”的孔明，再怎么“尽乎人事鞠躬尽瘁”，也只是各为其主的忠臣而已。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至少应当爱国（民）不必忠君，此等境界孔明何曾梦见？让情深谊重的关二爷守华容道、刚愎自用的马谡守街亭，显然用非所长；劳民伤财、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六出祁山，更是直接埋下蜀亡的种子。“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写于武侯祠的这副对联，确乎是对孔明穷兵黩武、知人但不善用的定评。
叶匡政认为“扬刘抑曹”是尊重“中国民间历代形成的公共记忆”，而“只以成败论英雄”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观，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问题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结束战乱的曹操，所主之事何尝圆满？鲁迅先生曾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臧否历史人物以所谓的公共记忆为依归，算不算一种狡猾的“以成败论英雄”？对皇族的美化和对圣人、明君的期盼统领公共记忆上千年，后来才发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事实上，公共记忆一直在被塑造和不断变化，有时甚至会被彻底颠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对斯大林的评价近乎全盘否定：“是苏联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
作为“达则兼济天下”的代表性人物，曹操统一北方、发布唯才是举的“取材三令”，对民众的休养生息有莫大贡献。与其说“扬刘抑曹”顺应了“中国史心”，不如说它在打压以曹操为代表的寒微阶层的政治崛起，替自命为正统的权贵集团摇旗呐喊。
旧史学唯权力马首是瞻，严重欠缺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1902年梁启超先生为此发表了开创史学革命的《新史学》，可谓一剑封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过是“霸者的奴隶”。“扬刘抑曹”难道不是曹氏败落后，卷土重来的世家豪门炮制出的“霸者的奴隶”？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及“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和“中国的史心”，特意分析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
可见，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能够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才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史心”。新《三国》的曹操很自豪：“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与同时代的群雄相比，在减少战乱的同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留下影响深远的灿烂诗篇，曹操自豪得有理。（原载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