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2009年9月 进入专题 ： 文学    ● 莫言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笑声）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笑声）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笑声）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笑声）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上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笑声，掌声）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笑声，掌声）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笑声，掌声）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掌声）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笑声）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笑声，掌声） 　　光说锅也不行，我们还得说文学。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掌声）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德国报纸所报道的关于我对某某参加会议的看法。有的报纸讲的很具体，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个房间”等等。我看到这些报道有点莫名其妙。我11号下午下了飞机才知道这件事，而关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11号之前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了，是怎么得来的？是谁采访的我？这件事我还真得谢谢我妻子，谢谢她让我来，如果我不来，真的说不清楚了。我觉得论坛嘛，谁都可以说话。已经是21世纪了，没有任何人能把谁的发言权剥夺。谁都可以发言，谁都可以在不影响到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发表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见解。当然，谁也都可以不发言。如果有人想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别人这种权利，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准则的。我是一个50多岁的人啦，也是一个号称写了很多小说的所谓的“著名作家”，不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说出那么荒唐的话来。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读者根据录音整理，已经莫言本人审定）    进入专题： 文学   

作者： 信力建   瑞典学院昨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诺贝尔奖让中国人趋之若鹜，历年的诺贝尔奖都牵动国人的神经，中国人是否能问鼎这一国际荣誉成了举国关注的事情，并且经常被上纲上线，牵扯到政治范畴，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是既向往又排斥，若即若离。像当年对高行健的得奖，就曾酸溜溜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而今莫言获奖，国人又情何以堪？ 莫言迄今发表的作品，少说也有六七百万字，早期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陆续有十余部长篇小说，还有其他的文论随笔等文字，他的作品早就受到诸多认可和推崇。然而，莫言的获奖是否就预示中国文学和教育受到肯定？显然不是。 如熊丙奇教授所说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查其简历，只有小学毕业。他小学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此前，8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奖，其中只有一位与新中国教育有半年的关系。而美国自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至今，该奖项约700名得主当中，有将近一半是美国人。仅仅芝加哥大学就培养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大学培养了多少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从那些受承认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简历的，都非常清楚两点：第一，他们不是中国国籍；第二，他们在内地没有受到任何教育，或者仅接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在国内所受的教育还是在民国时期而非新中国时期。在明晰了这两个问题后，就应该知道中国人之所以没法获得诺贝尔奖，除了中国的环境，最明显的短板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对于教育体制上，多年来依旧是换汤不换药、旧衣新穿。从苏联抄袭过来的教育方针及阉割后的西方课程内容，导致了今日的中国教育是“四不像”状态。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最无聊的教育，它所教育学生的思想、方式和内容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中国经常自诩五千年文化、泱泱大国，但在近代的几次文化冲击下，文化已基本断裂。五四运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更加疯狂地消灭了传统文化思想，铲除了许多文化遗产。随着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思潮与国内思潮的猛烈碰击，原有仅存的文化遗产又被逐渐同化甚至吞噬，中国眼下的文化内涵在逐渐丧失。 中国学生自小没有被训练思维能力，所谓哲学和智慧，几乎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被认真重视过，中国的学生在中国矛盾的教育体制下被灌溉着许多子虚乌有的内容，教材里的许多事迹被陆续揭发是捏造出来的，为的是塑造一些人、一些精神，以图教会孩子们盲从“英雄人物”。整个教育系统，没有一种端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中国的孩子们越读书越迷茫，没有信仰没有追求。 相比较之下，民国时期的教育环境和思想会令当代的教育蒙羞。在民国时期教育有两套逻辑思维理念主导：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一说是包括印度哲学在内的三套哲学教育体系），这使得民国的教育上、学术研究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人才济济。但是，在1949年后东方逻辑思维教育被取缔了，西方哲学教育高不成低不就，等于废掉了。 因此，莫言要庆幸的不是接受了中国的教育，恰恰是要庆幸接受太少中国填鸭式的教育。

作者： 信力建   1、【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赛珍珠，美国，1938年因长篇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获诺奖；高行健，法籍华裔，2000年因“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首位获诺奖的中文作家。2012，莫言，中国。 2、苏州东山镇实验小学新建要花1.6亿元，但资金有缺口，不仅该校老师、学生被要求捐款，连其他学校的教职工、企事业单位都要帮忙筹钱。有家长透露，有的班级还设了5元捐款最低额，甚至有的班主任称不捐款不给戴红领巾，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掀起讨论热潮，争议颇多。出身解放军的莫言今年4月接受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访问时曾说，言论审查有利于创作。 4、56岁的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房叔”蔡彬及其家人住宅7套，总值约1855万；商铺8套，约1642万；车位4个，约56万；还有厂房2栋，共4000余平米，暂时无法估值。其中最贵的复式单位仍是毛坯房，价值238万。据悉，蔡彬被停职前属正处级，工资待遇约每月1万元，其妻工资待遇应低于蔡，其子已入澳大利亚籍。 5、台湾政府11日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在台湾上学的陆生纳入全民健保，此一决定在台湾受到包括卫生官员的反对。在台湾曾被称为“乌托邦健保”的全民健保制度，此前才以财务出现严重问题理由而对台湾民众调涨保费下，将海外人士也视为“全民”纳保一直具高度争议。 6、日前有网友爆出东莞中堂一村村支书陈耀根坐拥近万平方米的豪宅。豪宅有护城河，建桥直接通入，四周用高墙围起的庄园里建有豪华别墅、保安室、游泳池等。南都记者现场调查发现情况的确存在，但陈耀根本人有另外一番解释。目前该镇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 7、美总统候选人罗姆尼10号前往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举行镇民大会，在接受现场民众关于中国议题的提问时表明，他上任第一天时将不只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更会在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货物课以重税，但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撰文对罗姆尼的中国政策提出了质疑。 8、著名环保人士刘福堂非法经营案昨日上午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开庭。检方指控，刘福堂非法出版环保话题的图书，并销售或赠与，扰乱市场秩序。被检方指控为“非法出版物”的五本书主题均是“生态保护”。主要素材是来源于刘福堂多年参与生态环保的亲身感受和思考。“说我卖书赚了7万多元，可我自掏腰包全部书成本就要20多万元，哪有这么傻卖书的。”刘福堂说。 9、台著名作家龙应台表示，莫言得奖，代表“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她说：“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我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龙应台将莫言与高行健进行比较说，真正能进入高行健文学世界的人是少数，门槛比较高。而莫言，“看门道和看热闹的都进得了他的世界” 。 10、印度卡纳塔克邦贝拉里镇2岁男孩尼克希尔在动物园用巧克力喂老虎，结果不幸被咬掉手臂。当时他把手伸进一个没有防护设施的虎笼，想喂老虎吃巧克力，一只雄性老虎扑上来，咬掉了他一只手臂。目前该名儿童正在接受治疗，医生称他没生命危险。 11、 2012年10月11日，河南新乡新飞电器总部，停工维权仍在继续，总部的职员在工厂门前挂上了新飞创始人刘炳银的遗像，并摆放了水果等纪念品。有人拉出横幅：“涨工资，要生存，以理性救新飞”。据称新飞公司已十年未涨薪。 12、德国联邦统计局说，德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球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数据显示，2010年，德国人口约为8180万，其中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小于15岁。这一比率在欧洲是最低的，全球只有日本的比率低于德国。 13、近日国家有关部门监测显示：四成食品铝含量超过国家标准2到9倍，人群中30%多的个体每周铝的安全摄入量超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其中4-6岁的儿童最高，为2.6倍！这过量的铝主要来自含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钾明矾（硫酸铝钾）和铵明矾（硫酸铝铵）。 14、巴基斯坦当局愿提供10.5万美元换取有助于逮捕枪击14岁维权少女玛拉拉·尤萨夫扎伊的嫌犯消息，目前女孩进行了去除头部五颗子弹的手术，伤势仍很严重。一年前玛拉拉·尤萨夫扎伊的日记在西方发表，从此全世界认识了这位小姑娘。她在日记中讲述了塔利班分子如何禁止她及其他孩子上学。 15、法国波尔多地区女子索伦娜·圣何塞日前收到一张11721万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4753万亿元）的电话费账单，这笔钱相当于法国经济年产值的6000倍。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她让电信公司相信自己犯了错误，实际她的电话费应该为117.21欧元（约合人民币948元）。 16、今后，广州市民随意找个气站加气可能要被拒绝了。昨日，广州振戎燃气、九丰燃气、梦华燃气、嘉和兴公司和安燃能源等5家燃气公司经协商达成共识，从今日起在所属30家气站发起“拒充装非自有产权瓶和杜绝充装含二甲醚液化石油气”行动，拒绝充装非自有产权瓶。 17、近日，在浙江温州平阳县萧江岱口大桥，一名男子为给儿子宣讲爱国主义，从50米高的桥上跳下。其后该男子从江中游上岸，男子说 “以实际行动让我儿子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 18、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说家吉尔·奈马克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综合了四十多所美国主要大学一百多项研究成果后，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消息：善恶有报!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浑然不知。 19、不可说，移步到别处。 20、网搜“中国现代社会的十大怪”：教授都把学生爱；美女纷纷嫁老外；发飙都是官二代；贪官太多情妇害；没有回扣拒门外；歪门邪道来钱快；房价越高越好卖；拿钱就可出号外；主播露出乳沟来； 21、汪洋：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22、茅于轼【宪法与法治】：是谁破坏了依法治国？我认为百姓和领导都有责任。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皇帝的金口玉言超过了法律。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也有法律的话，那是皇帝和朝廷用来限制老百姓自由的枷锁。这和现代法律的原则正好背道而驰，现代法律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的。 23、中国经济周刊《海外追贪》：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60万欧元。外逃贪官中，金融、国企事业单位约占87.5%，其他部门约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