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萧功秦：民粹主义崛起的三种前景 进入专题 ： 民粹主义    　　 　　中国民粹主义土壤深厚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泛滥?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进行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无数同质化的个体处于游离状态，由于缺乏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趋向。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mass society)。历史上的法国、德国、俄国，尤其是中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和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社会学者认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民粹主义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百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消，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制衡、抵消与削减，但在集权官僚体制控制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在接受信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大体雷同。在遇到同样刺激时，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以右翼自由主义“颜色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颜色革命”、“平均主义”，或新极权主义? 　　 　　第一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各种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进入“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后，所有问题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民主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政治改革来挽回在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民众的迫切要求，政治“革命”引发无政府式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引发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集团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清王朝在社会压力下被迫筹备立宪，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被激活并释放出来，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帝制结束后，中国选择了当时环境下缺乏操作性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结果是政府无力、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失败的右翼激进革命。 　　第二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也试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民众。正如先前已经分析过的，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不乏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支持原教旨的极左思潮，中层也有要求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感到失意的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可能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进而挑战现存秩序。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开明改革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坚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出现社会革命，决不是回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 　　第三种危机是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近代中国有一百多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近年来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如果一旦陷入经济危机，或与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过有偏向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的屈辱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方便的发泄口，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的发展受到挫折，最后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在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在经济危机中，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挟持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现在国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过去恰恰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以及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事实上，在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与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十分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时，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产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在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你死我活”的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敌我对立的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文化，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进入专题 ：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按：钓鱼岛之争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作者联想起“九一八”前后中日各方关系的结构：日本少数极右翼挑起事端，占据了日本“爱国主义”话语至高点，中国虽然是弱国，但国内高调民族主义出于义愤，而对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不得不保持国民革命王正廷“革命外交”以来的高调立场，中日之间出现持续的硬硬互动，相对温和的日本外交官与文官政府纷纷被主战派机会主义者取代。随着极右翼的战功胜利，日本中间派民众越来越向极右翼好战派靠扰，军国主义如鱼得水……。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学一点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的智慧：“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忧虑，现将三年前的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出来供参考（本文已收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值此历史关键时刻，通晓中道事理常比高昂的激情更重要。 　　 　　原文导语 ：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形成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作为超大型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特点.而近半世纪来中国政治文化与高调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民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条件下崛起的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表现方式和发展态势，与作为刺激源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挑战与压力的强度有关，也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自秦汉以来，天朝帝国优越感就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特质对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因而也有着潜在深层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也往往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个性特点与心理倾向性。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高调性现象。自清末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来，危机压力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士绅精英与民众中，表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的高调性与激进性，这些特点不但在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条件下，而且在北伐以后，国家完成统一而仍然处于弱国地位条件的民国初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历史选择，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士绅中，以后在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的民间与官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历史选择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优势话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国时期的外交路径与政治取向。 　　必须承认，这种激昂高调的民族主义对于聚合人心，动员大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可以说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但另一方面，它却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下面，作者试图对近代以来高调民族主义的特点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清流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士绅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与态度。用清末义士唐才常的话来说，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者看来，选择是否进行战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绅以高谈“主战”来体现其爱国的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战与不战，是体现政治上的道德与邪恶的试金石。只有勇于迎战列强，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其次的问题，甚至未必却并不在清流党人的考虑之中，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来，战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军事理性主义的世俗盘算，而是道德与人心是正，还是邪才是关键所在。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清流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热情与民族大义的理念。 　　这样，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中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特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绅阶级中，深受危机压力而产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过主战论的大言高论而得以“理由化”。这种泛道德主义态度与思维方式，已经无形中渗透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日本主战还是谈判，成为判断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清流民族主义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清流民族主义的优势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滑铁卢”之战，是中国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由此影响了一百年中国民族的命运，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英国的当政者在天津条件之后，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那么西方各国也完全可以把中国当作任人斩割的印度一样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从此激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转变为瓜分政策。它们步日本后尘积极参与对中国侵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他们的表现特别亢奋。 　　从此，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民族危机时代，也开启了我们民族二十世纪苦难的命运经历。中国陷入亡国的重大民族危机，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与清流党为代表的高调而又虚骄的“大国”优越感、泛道德主义大言高论、群体信息的贫乏而形成的激进思维的同质性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危机时代形成一种虚骄的激进的强势民族主义。 　　 　　二 民国初年的高调民族主义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再次重新统一，民众也由于爱国激情而显得充满力量，但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弱国。当时的相当一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人们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既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今又统一了，于是油然产生自我放大的、“国力强大”的主观感受。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交炽着要把长期所受屈辱一扫而光的深层心理，油然而生，人们心中充满了一种虚幻的大国感。对于我们一个在文化上曾经有着历史上传统的优越感，而在近代深受屈辱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油然而生。 　　日本在袁世凯当政时，曾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社会上可以说充满对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社会上流传着“咱们中国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可以说就是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再次体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国人中有着广泛的表现。对于新生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是民族主义，亢奋的高调民族主义，在新生的国民政府看来，无疑是“民气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为巩固自身权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民间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力量两者相互激荡。高亢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政府与民间相互激荡。但国家实力却不能与之相应的发展。 　　国民政府统一以后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张了中国主权，但确实也存在着高调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代表的“革命外交”，其宗旨是在短时间内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收回海关，收回法权，并将进一步收回租界铁路及其他权利。王正廷在30年底给英国的备忘录中声明，要求在在31年2月前中国决定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他声明，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即使全世界为此与中国宣战，中国人也可应付并达到目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此前，1929年7月强硬派政友会田中内阁辞职后，稳健派滨口雄幸组阁，外长由币原担任，币原外交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现状抱同情态度，愿意放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绝对日本文官稳健派的作任何谈判上的让步。此时的日本相对开明的文官政府已经越来越受到对外扩张的强硬派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执行币原对华协调政策的谈判代表佐分利贞男，在内外压力下自杀，王正廷曾在事后收到佐氏的极机密遗书，信中再三告诫王氏，如果中国不让步，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反感，信中还特别提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萧功秦：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进入专题 ：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   

萧功秦 崔卫平 高全喜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进入专题 ： 左右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崔卫平 （ 进入专栏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等   　　 　　原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先生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出版座谈会的纪要。 　　会议时间：2012年8月18日14：00-17：30 　　会议地点：北沟沿胡同28号《看历史》杂志社 　　会议主题：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 　　出席嘉宾：萧功秦、刘苏里（主持人）、周志兴、马勇、华生、黄纪苏、荣剑、白夏、笑蜀、王炎、李伟东、黄宝忠、崔卫平、高全喜、穆军、江荣生（排名不分先后，参照现场发言时间顺序） 　　 　　刘苏里：今天到会的，“老同志”多，年轻人少。三十年前就是这拨人拿着话筒，说了三十年，从黑头发说到白头发，“说事”似乎成了这代人的宿命。今天这个话题尤其跟这批人有关。围绕新权威主义争论，是80年代的事嘛，在座的王炎、荣剑先生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当事人不在场。我看了今天出席者名单，基本上没有两个极端的，此外立场光谱分布，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都比较均匀。 　　今天我受托来串场。书的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是我们熟悉的老战士、老朋友，出版者有两位代表也在现场，一个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先生，一个是“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邀更年轻的人来参加，他们应该是主说者，我们应该变成旁听者。 　　闲话少说。书已提前递给大家了，好多人翻过了，即使没翻过的，只要这张脸摆在这儿，大体就知道他会说什么。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到现在已快30年，中间萧功秦先生有一些转变，书里写的很清楚。今天讨论会的主办方，还有共识网。先请周志兴先生代表主办方讲几句。 　　周志兴 　　周志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话说，今天是8月18号，早上起来我就想着这个日子，46年前的八一八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那时候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天还没亮就到广场集合，几十万红卫兵等着老人家接见，46年过去了，这个日子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激进主义，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激进主义，刘苏里说到年轻人，当时在广场上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光有年轻人也不行，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受到挑动的，而且年轻人也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但是确实也需要年轻人。 　　上礼拜翁永曦在我们家，他就对我说，他说希望我找一些年轻人一起吃顿饭。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年他们搞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华生也是改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那时候他也年轻，翁永曦他们都年轻，改革是在这些年轻人的推动下做起来的。他说能不能这个礼拜也找一些年轻人聊一聊，我说可以我来找，结果还没找他住院了，就没有找成。但是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对的，从我们改革的经验来看，需要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成为改革的动力。刘苏里的话有道理，我们这些人30年后还在讨论，但是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带你玩，人家自己在那讨论，再过30年他们可是还是这些话，30年前也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这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个圈子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做的。 　　同时看这本书，我们同样要做的就是把各种思想的人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左、右这样一种简单的定位，但是现在又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所以我们还只能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共识网，做了一本领导者杂志，特别是共识网，他的名字就决定了是要争取能够大家取得更多的共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不同思想的人。包括我受尚红科之托，我也请了韩德强，德强给我说要出差，就没有来成，当然我还请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出差没有来成。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人要经常在一起交流，左派、右派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我们不同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左派的、右派的、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不同阶层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学者、企业家和官员。我们今天会的缺陷是，企业家和官员没有了，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急躁，我们还是要慢慢来推进它的改变。这就需要大家多交流，互相了解想法。今天这个会是尚红科他们的出版机构，还有浙大黄博士他们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是出来做个场子。我记得去年张木生那本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也是刘苏里在当主持人，他说了一个观点说不想当主持人，当了主持人没办法吵架了，我认为你当了主持人还可以吵架，实在不行我替你主持，我就说这些。 　　萧功秦 　　刘苏里：谢谢老周。我忍不住的时候，就把话筒交给你。下面请作者萧功秦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萧功秦：过去参加过很多学术讨论会，那么多朋友聚到这里来评我的这本书，这样的场合我还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是我的第九本书，和前八本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但这并不是感想式的议论，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来对历史与政治学的严肃的理论思考，融合到了我的这些文字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由访谈录与讲演稿构成的，提问者的问题是鲜活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当下读者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对转型中的困境与摆脱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与讨论，这使得这本书的现实感特别强，我想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克服焦虑感，超越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坚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话是，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我的总论是在这本书稿基本整理完成以后写成的，四十六页，整整写了四个月，把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这个总论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长的文章了。 　　总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思考了很久，那就是中道理性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难矛盾：当社会矛盾并不严重时，治国者往往对中道理性不重视，依然故我，丧失了温和改革的时机，当社会矛盾发展到极其严重时，治国者确实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则推进改革了，然而，此时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进革命的吸引的时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这是各国集权体制现代化历史中往往发生的悲剧。中道理性的悲剧在于，在前一阶段，当权者不听，在后一阶段，老百姓不听。在书中我引用了严复书房里曾经有一副十六字的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这是严复对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从更深层看，这正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下面，我先把总论的意思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谈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是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后革命型威权政治”。它从革命体系中演变过来的，它吸收了很多革命时代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来再建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下的威权政治，通过这种威权政治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我有时把它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体制转型而出现的模式，而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优势是利用革命时代转化过来的组织资源，重新形成现代化的动员系统。应该说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富强的目标，至少可以说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种体制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确有其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一点我想谁都应该充分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所有的经由“维新路径”转化过来的体制模式都具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和旧体制、旧观念与旧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剥离能力很弱。这也很容易理解：它要利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它的动员能力，这样，它本身和旧体制的剥离能力就一定是很弱的，这是必然的现象。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新能力很弱。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与社会结构时，体制的惰性就约束了改革向前发展的动力。再加上官僚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习惯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就很难通过改革来克服，而往往只能通过强化体制的刚性控制力来解决，治理者往往还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实际上从目前看来，久而久之，我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第三个是国富民穷，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第五个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所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具体内容书里都有，就不再这里重复了。这五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一些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一个是要回到文革方式上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另一种就是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换一句话说，就是激进的西化主义思潮。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这是2003年到现在10年里面越来明显的倾向。 　　应该说，左右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的改革前时代，左的激进革命思潮和右的激进西化思潮，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价值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话语系统、意识形态，我们中国过去都有左与右的激进主义遗产，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起来，并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还是用简单的维稳思维来应对左右两极的巨大的挑战，而是不能够真正地切实地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愤无所泄的人们就会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在左右拉锯战中，社会将走向分裂，这些年来，左右之争正开启着这种接锯战的序幕。两股激进势力各有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价值信仰，各有它们在民间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魅力”。在左右激进主义的“革命”冲击下，中国倒退到乱世中去，倒退几十年是决不是不可能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被清末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并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种危机就是新文革模式，第三种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极端国家主义模式。根据我的研究，极左的东西在危机条件下，很容易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只要读读几年前的《中国不高兴》，你就可以感觉到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思潮已经在现实生活存在了。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家与青年军人，许多原来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辉，当他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与对内反对财阀资本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就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原则，中道理性强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渐进原则，通过在威权体制下面，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从而化解社会的矛盾，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强调的是多元试错，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来说，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走歪，它目前的大方向基本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般逻辑的，很多研究后发展国家的学者指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和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区别。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五步逻辑，从后革命的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邓小平已经完成的，改革派掌权，第二步就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这一步就是江泽民、朱?基时代做的事情，只有经由改革者掌权，才能做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经济起飞，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 　　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经济起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8 页： 1 2 3 4 5 6 7 8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 崔卫平 的专栏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左右激进主义   

萧功秦：发展公民社会之中国路径 进入专题 ： 公民社会 民主政治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症结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令全世界瞩目，另一方面，社会冲突日益呈现高频化、高强度化的现象。数月以前发生的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温州7•23动车追尾事件，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应，十分鲜明地凸显出群体事件引发的社会冲突的强烈程度以及刚性维稳的不足之处。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近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社会分化时期。虽然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元化，但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并没有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来代表、表达他们的利益。社会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有效的沟通表达渠道，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都是以原子化的、分散的个人存在于社会上，一旦出现社会矛盾，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会相互影响，往往在从众心理与“广场效应”支配下，具有很强的非理性冲动的能量，用社会学家的概念来说，没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就是所谓的原子化个体构成的“大众社会”。这种没有中间组织来整合的人群，不能通过中间组织与政府协调，就不得不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中甚至出现被学者称之为“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纷纷参与到冲突中来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形成自治性的社会中间组织，来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通过有序的方式来进行协调，应该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在我们国家，由于缺乏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冲突不能通过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机制来解决矛盾，政府也就不得不采取我们可以称之为“刚性维稳”的方式来应对日益频繁的社会冲突事件，各地官员除了进一步强化刚性维稳，也想不出什么其他办法化解矛盾。久而久之，形成对策上的“路径依赖”，于是水涨船高，国家支出的维稳费用会越来越高，这足以说明，用“筑高堤”的方式，而不是用“疏水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并不是长远之计。 　　前些日子，周本顺先生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这种观点是值得强烈质疑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国家之外都存在着社会自治组织，就如同人的健康机体是由活细胞体组织的一样，这是社会存在的常态现象。众所周知，自1953年到1978年中国处于全能主义国家结构，只有国家与政府控制的单位，而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如果把恢复社会常态称之为“陷阱”，那就是以改革以前中国的“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标准，来作为评价褒贬的标尺。这无疑是刻舟求剑之举。“公民社会是陷阱”论，其错误就如同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说“市场经济是陷阱”一样不合情理。 　　如果“公民社会”真的如周本顺先生所说，是所谓的“陷阱”的话，那么，就会推论出一个非常荒诞的、连他也会觉得尴尬脸红的结论：按此推论，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半国家目前还没有进入“陷阱”，一个是朝鲜，另一个是古巴，还有半个，那大概就是中国。我们说中国之所以说是半个，这是因为中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多元化已经发展出来，这就造成某些领域与某些范围内，还多少有一些社会自治组织在活动。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愿意中国在世界上是具有这样的排名定位吧。 　　 　　 公民社会的消失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怎么消失的?众所周知，自建国以来，通过工业、农业与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原先承担着社会自治功能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和各种企业家组织被革命运动取缔了，社会组织转变为国家控制的基层单位，中国成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结构。国家成为巨无霸式的唯一组织，社会一切生产、生活、分配均由国家控制与支配。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与“文革”灾难的发生，均与公民社会对国家缺乏制衡能力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已经出现，但社会领域自发的组织都可能被看作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而被加以控制，国家采取“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方法来控制社会团体，社会的自治性并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多元利益无法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一方面国家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另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程度很薄弱，不能起到整合社会多元力量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称之为“极强国家一极弱社会”的结构模式(这里的社会，指的就是社会自主性)。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所在。 　　 　　 民粹主义泛滥的危险 　　 　　中国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好的可能性，那就是重建与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理性温和的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就避免民粹主义恶性膨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就可以软着陆。 　　另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长期拒绝选举的条件下，一旦中国政府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走向选举性民主，那就会出现长期压抑的政治参与能量的高烈度爆发，那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级的民粹主义现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治组织来整合不同利益，以便通过多元代表之间的协商来实现社会整合，以实现有序的、动态的社会稳定，那么，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将只会越来越频繁，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参与的欲望。一旦有了民主参与的途径，就如同干柴被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任何想阻挡这种民粹主义潮流的人，无异于抽鞭断水一样徒劳无功，这种潮流可以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引发的政治参与爆炸状态，其烈度将是全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于中国具有前面所说的同质化个体构成的“大众社会”的特点，缺乏多元的社会中间组织对人群的组织与整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一旦搞民主，将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民粹主义海洋。那将是超级民粹主义。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民粹化程度最高的、质量极低的选举性民主政治。最近有些地方单位出现毫无知名度的独立候选人，顷刻之间就得到仅次于第一把手的第二名票数。虽然此人能力未必很强，但他却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心态愿望的投射，可见人们被压抑的欲望一旦有了表现机会，那将会出现何等的强大井喷效应。这一现象实际上预兆着什么，大家都是可以想象的。 　　为什么这么说?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自建国以来我们的体制取消了社会自治组织，中国可以说是社会自治程度很低的社会，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的程度，与社会自治程度成反比关系。因此，一旦在没有公民自治组织的条件下推行民主，同质化的个人以“乌合之众”的方式，涌到广场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未雨绸缪，我们现在对此做一些警告或预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有些学者，他们对贤人政治的呼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表现有了预见的忧虑。 　　民粹主义的广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尤其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在人人平等的道德话语取得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多数人在广场上的意志，甚至非理性的诉求，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政客们为了获得选票与权力，会通过广场效应，对选民作出不负责任的廉价承诺。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中盛行这样的话：“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陈水扁善于煽动民意，有意挑衅与刺激大陆，为了当权，不惜把台湾引向危险境地，这就是民粹政治恶性泛滥的例子。就拿希腊这样中等发达国家而言，欧盟为了解救希腊的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增加竞争力的建议与条件，就是因为这些条件触犯了多数在高福利体制下的受益者的利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民粹抗争，使那些视选票如生命的希腊政治家手足无措。 　　假设一下，一旦中国由突然爆炸的民粹政治家来治理国家，恐怕政府、广大百姓，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会担心这样的场景出现：那时会有提议要“解放台湾”，要“武力夺回南海的岛屿”，等等，在一个由愤青占多数的选民结构中，我想此类政客的选票会很多的。台湾有句名言，“十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可以决定九个博士的命运”，也正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公民社会能比较有效地防范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义?这就可以谈到公民社会的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那就是，公民社会是承担健康有序的民主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文化只有在公民社会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滋养，尤其是非政治的社团和社会公民性组织，是培养公民文化最好的场所。老百姓可以在小环境中，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通过充分表达意见，了解对方诉求，来找到妥协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学会协商、判断、取舍、比较和信息的收集，而所有这些习惯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公民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也只有在公民社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没有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去实行一步到位的选举民主，只能是原子化的个人形成一种民粹主义的潮流。 　　 　　 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关于公民社会我们已经讨论了二十年，我们现在都意识到公民社会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但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如何实现?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困难何在?我们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实现之中国路径。这个问题才是焦点所在。在此种情况下，依我浅见，首先要了解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为什么困难重重。 　　第一，首先要了解目前中国缺乏公民社会这一特点，是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形成的，自清末到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自治组织早已经相当发达。然而，建国初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组织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中作为基层单位，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半个世纪，我们一般老百姓并没有社会自治的经验，甚至没有了传统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历史记忆，我们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也没有公民自主组织的理念。改革以前，党领导群体干革命，搞生产，就是我们理解的政府与大众的关系，公民社会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正当性。一言以蔽之，我们民族既没有公民社会的经验与历史记忆，也没有尊重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其次，我们的当政者对重建公民社会是否会影响政治稳定，确实是有所担心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各种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是否会被有人用来成为挑战政权权威的平台?某些激进人士是不是会利用公民社会组织向政府提出难以接受的政治诉求?再说，天安门事件中激进的民间组织在政治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令人记忆犹新，俗话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也是人之常情的正常心理。正因为如此，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一直采取防范警惕的心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总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以“不留社会空白点”的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并抑制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种思路是各级官员对社会组织的既定办法。 　　可以说，我们各级政府确实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矛盾：一方面，近二十年来，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认识到对多元化的利益团体，需要中间组织去予以整合。另一方面它又觉得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心存忧虑。因此，需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让他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是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这里我可以以四川大邑县的民间建川博物馆为例子。建川博物馆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他把全部精力贡献于近现代文物收集与保护，他的建川博物馆收藏了将近十亿元的从近代、到文革时期的民间文物，开办了川军抗战馆，红色年代生活馆、汶川地震馆等十几个主题馆，每年数千万的门票收入创造了数百名工作人员的就业机会，让社会公众不再数典忘祖，而是从博物馆的大量生动藏品中受到具体入微的历史感悟。这位企业家还写下了遗书，当他过世后，所有的博物馆藏品都无条件捐献给国家。民间博物馆正是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的公民社会的萌芽表现之一。它们正是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也同样如此。 　　不能想象，一个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诸领域全面由政府包办的社会，是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只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暂时现象，不可能想象一万年后的中国也没有公民社会。 　　第二，公民社会所承担的功能是表达公民利益，满足社会不同成员对安全、信仰、公民正义价值的需要，这是一个社会多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如果健康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存在，各种黑社会组织就会恶性泛滥。良性的公民社会缺位，将使得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有了滋生的土壤。 　　第三，公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根本条件。公民社会的存在是对权力监督和制衡极其重要和必要的手段。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监督国家的效果的。中间组织与公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有效监督。其次，在关键时刻，地方政府还会得到公民社会的及时帮助，例如前面提到的浙江乐清发生的钱云会事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民社会 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