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陈有西按]有点意外,到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场为学生的公益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空前的欢迎,可容400人坐的教室里,来了900多人,500多位是站着和坐在前排地上的。为了对得起同学们，一直习惯讲座“坐讲”的我,这次也站着演讲了三个小时。但是为了操办这场讲座,背后竟然有这许多的故事。看来我即将赶上贺卫方兄了,不是指学术水平和演讲人气,而是指“敏感”指数。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近年来，我的讲座从来还没有“敏感”过。我一直是为党政机关和学术论坛、电视台嘉宾作讲座多些，大学基本上限于我兼职教授的几所才去讲。比较内部的是全国县市公安局长培训班和各市、县委的五套班子的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一般没有在网上公布。 　　自从办了李庄案，我似乎有了些许争议,在上海律协的一场讲座，谈到了李庄案审判中的一些法庭真相，突然初尝了“敏感”的滋味。给上海律协的几位主办者，添了一些麻烦,内心一直不安。今日中国已经不是容不下一张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随后贵州司法厅和律协邀请我去为全省3300位律师同行作讲座，事后从厅领导的总结点评中得知，请我主讲,他们原也有担心，想不到我的演讲非常讲政治，讲主旋律，讲得中肯，坦诚，传播了对律师工作的一种正确的理念。有利于把握律师执业的正确方向。去贵阳机场的车上,接到推荐我主讲的贵阳律师朋友的电话说，厅律管处来电话了,非常感谢他推荐了我。我才知道，愿来请不请我讲，他们一开始也有若许的顾虑。这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象信口说皇帝没穿衣的小孩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起于偶然,原只是为了对一个学生团体的创新精神的一种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名人，到一个大学为学生们作个讲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有时间能够安排,自己累一点,给想听的年轻人说些思考的成果,也是一种济世和社会责任.而且我多次为浙江省的律师上岗培训讲律师法和律师业前景，为浙江省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就业活动也讲过青年法学人才培养和律师业前景，现成的内容，讲一场也方便。因此这次到西安为律协讲课，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崔映西从我的博客上知道后，微博邀请我为他们学生也加讲一场。我很随意地答应了。他很激动,随即在网上公布,我随即告知他先落实和会场,并必须事先向校方汇报获得同意。作为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不大可能知道大学外请学者作讲座的一些内部审批规定，不知道请个校外学者讲座也是要受意识形态部门首肯的。事后的情况，不出我的所料，崔同学真正感受到了。但是，这位同学很能干，他能够直接通过老师找到了校长贾宇，贾据说还审查了我的事先公布的讲座提纲，认为很好，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办成。但是当我从咸阳机场提前五分钟匆匆赶到会场，见到人山人海，却被引入贵宾室休息.因为投影不亮，话筒不响，感到有了点不太寻常。原来连校长同意的事，有关部门仍然在暗抗。结果还是接送我去大学讲课的西安律协的若干资深律师,原也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直接进行了交涉，迟了十分钟终于得以开讲。相关的内容和效果，谌洪果博士已经写在文章中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病来的。我们体制内现在已经有了很重的看客心态和不合作心态。一事当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左一点比右一点好，一个有点风险的事，能够不做就坚决不做，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只要自己安全没有责任,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是可以无视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审查你想讲什么，只要道听途说“这人敏感”，他就先把他假定为“敏感”，这样自己的部门就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被问责的任何风险。至于学生的愿望，学生的求知欲，他们是不用去考虑的。因为这些学生,目前不可能问责到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怪不得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贺卫方这样有深刻思想和广受欢迎的大学者，居然会进不了一些大学的报告厅，就是这种自己吓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酿造的。 　　大学如果没有思想，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犬儒。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就会没有脊梁,堕落就是必然的。西北政法大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谢贾宇校长和谌洪果博士,感谢象对明星般待我的热情好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献的芬芳的百合和康乃馨,这些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好多同学在我网上留言和给我发信,说这场讲座坚定了他学习法律做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的信心.西安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律师朋友的女儿是法大二年级的,听了讲座后同她爸说,这辈子她决定学习做律师了.还有什么样的报答,比这更好呢? 　　明天7日上午和下午,我将在京接受搜狐网和央视网的视频采访,谈谈北大老法学家龚祥瑞的自传和他的法学思想.11月8日晚,我借到天津办案的间隙,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的邀请,将为同学们作 的专题演讲.时间是晚上6点开讲,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333教室.到时将同同学们进行约三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交流.欢迎南开的同学们来参加旁听.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 　　分裂的大学——陈有西律师西北政法讲座散记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11-05 22:24:00)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 　　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雷一宁：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进入专题 ： 鲁迅 教育    ● 雷一宁 （ 进入专栏 ）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碧娜芝·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第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     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haveswornuponthealtarofgodeternalhostilityagainsteveryformoftyrannyoverthemindof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要努力伸张它，有人说是北大的耻辱，千方百计地要抹煞它……     49年解放后，“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23日，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此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种工具。于是，在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所有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包括教育、文艺，电台、报刊等等以语言文字为宣传教育工具的部门。所有学校都被收归国有/党有，从学生的招收，到教师的聘请，教学内容的确定等等，统统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党的手中，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此开始了“全面专政”，包括对“心灵的专政”。在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专政达到顶峰，不仅统治者对其臣民专政，每个人都要对别人专政，还得自己对自己专政：把自己一分为二，“左”的自己对“右”的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解放后，学校里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调整时在师范院校中新设了政治教育系，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此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这就是要求教育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地运用条件反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请注意，我此文所谈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胎教等。     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原理对其臣民/子民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从两千多年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不久前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是典型的对心灵的专政。只是由于中国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逻辑思维，也不去做科学实验（归纳思维），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罢了，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谈虎色变”，“三人成市虎”就是人们能了解的事例；现代还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说的都是：条件刺激重复多次之后，有关的神经就连贯起来，原来不存在的“通路/网路”就贯通了。当大多数人都建立了反常的神经通路之后，那少数正常的人，就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疯狗”（详见第47-49页，《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一文），被视为患了精神病。最近，中国的上访民众不是都被定位为“精神病”吗？还有邓玉娇，她因为反抗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潜规则–金钱能使鬼推磨，而必须进监狱；最后，是由于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心境障碍，即神经有问题）”，才幸免于处罚。多谢网民们对她的救援，终究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对“心灵的专政”是极大的冲击，统治者正千方百计要改变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强制往在中国生产和出售的电脑里装“绿坝”过滤软件就是其措施之一，而且冠冕堂皇地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他们自己竟成了理所当然的“父亲”！还是由于网民的抗议，这规定暂缓执行了，不过也只是“暂缓”而已–行文至此，得知一个最新消息，在各方的强烈抗议之下，当局取消了强制往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了，但是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不受此限。乍一听到此消息，不得不为他们对孩子的爱护所感动，他们要为未成年的孩子筑起一道绿色的堤坝，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呢！然而，姑且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对孩子的心灵实行专政，“绿坝”以外那些洪水猛兽般的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东西能挡得住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来治理？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禁止成年人散发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毒气？     中国几千年来“指鹿为马”式的教育，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凝固成了中国人的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难以改变了。何况，马克思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一个基本原理运用着：“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详见192页，《脱胎换骨纪实续》），他们维护这一套东西是理直气壮的，尽管不得不对这些东西来一番包装，给它们披上美丽的外衣。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鲁迅先生还是我们，从一来到人世，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就紧紧包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跨进人生，度过童年、青年、老年，单靠零零碎碎地读了几年“新书”，是不能摆脱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文化传统的，就连勇于自我解剖的鲁迅，在晚年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先驱者”，而是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抽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罢了。咱们呢？一旦做了父母，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一套东西来教育子女；成了教师，就会以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既不是父母也不是教师的，也还是一个存在，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咱们的思想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熏陶、浸润着下一代–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我在《脱胎换骨纪实续》中说：“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成年人，救救父母，救救他们的心灵；要救救心灵，首先要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就必须使教育跳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窠臼，跳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条。我曾说，教育是否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是否是上层建筑，至今没有定论（详见第192-193页《脱胎换骨纪实续》），可60年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铁定的方针。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来看看六十多年来，这条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吧。先看正面的，可是，我首先遇到一个难题，以什么为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能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争取权益和机会的社会良心？产生了多少既有自尊也能自律，既能自强也会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能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真正的现代公民？产生了多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恕我孤陋寡闻，找不到合适的官方认可的例子。那就换个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太抽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觉悟”？按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出的标准去找总不会错吧：像老愚公那样，决心把挡在前进路上的大山挖掉的人，不过，……大的就免谈了，就看邓玉娇吧，她只不过想把压在身上的一座小小的山搬掉，就差点儿挨蹲大牢，看来，“山”是不能随便搬的。那么，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自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据说，这种富豪的人数，虽然在人口中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几，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总人口财富的一半！然而，只听说这类人，有用巨款为自己或儿女举办盛大婚礼的，有用巨款为儿子举办极排场的生日的，有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的，有用巨款为自己或父亲修建漂亮坟墓的，还有不少是携巨款带家眷潜逃国外的……有几个肯用巨款来兴办慈善事业，或修建学校的呢？还是找不到恰当的例子……再看负面的，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出身很好或较好的孩子，有的成了宋斌斌/宋要武那样的，双手沾满鲜血至今仍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英雄”；有的成了官方文件中提到要严打的“少数违法犯罪者”（详见第233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有的成了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贪污犯、官老爷或投机倒把的大贾；满脑子“知识”的精英，多数也只会点头哈腰，歌功颂德；至于更多的并非出身不好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不知现代公民为何物的，“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臣民/子民。解放后，由于要继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造成一个出身好的统治者阶级的同时，还造成两个贱民阶级，一个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他们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也没有劳动自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就是地富反怀右及其子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还受尽打压。这两类人的“被剥夺”是必然的。（关于这点，请看《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杜光先生的《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一文。）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知，解放后“上帝”竟变成了“奴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救救孩子吧！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为此，他在文章末尾表达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愿望：“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行文至此，我想到前几天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www。cat898。com）上看到的的文章，《奴化教育喷撒“迷奸粉”》（作者苏中杰）中的话：“近几年出现了个热门话题：公民教育。……公民的‘启蒙老师’一批刚喷完口水，就又来了一批。说得天花乱坠，讲得云天雾地，听得人神志昏迷。迷蒙中，凉水在额头上一激，才发现”启蒙老师“没说什么是公民，也没说公民的现代意义，只说要做个好公民，就要‘谦逊忍让，理性宽容，热爱祖国，克服暴民作风’。……”如果，避而不讲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公民课的基本内容，而孤立地讲这些内容，这岂不就是教育学生做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臣民/子民？这岂不是借“公民教育”之名，行“心灵专政”之实？     救救这些“启蒙老师”的心灵！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时的大孩子谭天荣曾经发出“救救心灵”的呼喊（见他于1957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救救心灵》，此大字报见季羡林等人编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然而，他却因他的独立思考被“吃”掉了……     现在，谭天荣们的后人，比他们的父辈彻底了，干脆“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了“拒绝出生”的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此话见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冰眉写的《一个“家庭右派”在“病梅馆”的成长经历》一文。现在，在互联网上，这类议论多起来了，如，萧瀚写的《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文见“天益网”（www。tecn。cn）。可是，近来，想要打开天益网时，出来的都是Thepagecannotbedisplayed。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未作任何通知就封闭了天益的域名”。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网站，竟遭此厄运，这又是一个对心灵专政的典型事例！     最后，让我引用一段话：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她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仍旧贯如之何’一语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去做，又怎么样呢–雷注）……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文见鲁迅写于1918年的《朝华夕拾·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如果把这这段话中有关特定时间的词语如“前清末年”等删去，不是很像是针对现在而说的吗？91年了！由此可见教育任务之艰巨、周期之长了。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拖拖拉拉写了很长时间，鲁迅先生的128岁诞辰刚过，此文也算是对先生永不忘却的记念。 进入 雷一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鲁迅 教育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72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