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美国之音何清涟 | 中国人说真话难,难在何处?

最近有一条消息在网上流传,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周在内部会议上“布置”全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紧接着就是10月18日有媒体人在微博上透露,广东省委宣传部近期不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此消息一出,网友的反应竟然是不敢相信,甚至还有人说是“引蛇出洞”之举。 我倒不将汪督此举看得那么悲观,因为广东省无论如何还是比内地省份开放。但是广东能否成为全国开放舆论的先河却值得怀疑,因为有些省份的闭塞与专制让人不忍卒闻,比如山东省地方当局对待陈光诚一家,实在如同最恶劣完全不讲规则的黑社会。 讲这些话并非我个人的悲观之见。大概是10月上旬,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表达了国人对讲真话的恐惧。冯小刚写道,“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我很好奇,想知道冯小刚说了什么真话,竟然让家人朋友陷入恐惧当中。于是我上冯小刚的微博上看了一下最近几条,其中一条算是政治化的,原文是:“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这话是说“文革”时期伟大领袖发动红卫兵消灭宗教之事,这类事情当时在全中国上至皇城与上海,下至穷乡僻壤都发生过,5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中国人都亲历亲闻。只是中共有个奇怪的传统,那就是它所做过的事情,大半都是它做得,别人却说不得,比如“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这都是它当年的煌煌政绩,如今在国内却硬被列为言论禁区,不让人讨论。身在海外的人讨论这话题,谁说真实情况,谁就被列入“反华势力”。 当局者要制造何等样的恐惧,才能让国民如此自律,道路以目?近年来每逢我写文章谈中国政府控制媒体舆论时,总有人在我文章后留言说,中国现在一切都在变好,你看你的文章都能上国内网站了,这还不是进步?于是我转播了这条微博,想看看如今在中国说真话到底有多难? 结果收到的数百条回馈,几乎所有的网友都认为,说真话在中国确实很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本人会遭遇到各种打击之外,家属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大家都对冯小刚所言表示理解,也知道陈道明妻子杜宪女士当年因“六四”时期说真话而被赶出CCTV之事,因此理解他所言出自切肤之痛。 在中国说真话难,这点我本人当然理解,因为我的一生被腰斩成两截,就是说真话的代价。直到今天,这种令人窒息的控制言论并未放松,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萧瀚,就是因为坚持说真话,在新浪微博上屡被封号,再生了一百次之多,这恐怕是可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纪录。不仅如此,10月15日晚,萧瀚还被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用黑头套蒙上带走,至16日凌晨2时许方被送回。此前国新办还下达命令,让萧瀚的博客与微博在各门户网站上消失,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位对社会尽言责的知识分子,能说这国家不黑暗吗?除萧瀚之外,被封杀微博的网友还大有人在,比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李健,因说真话而不断被封号,最后不能再用李健本名再生,只能用GG、林魂金刚等各种名字再生。 我希望汪督至少在自己的治下落实其主张,不要象早几年总理温家宝那样空言敦促“讲真话”。2006年12月温相在中国文联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要让自己的作品与人格统一。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听那话意,似乎是中国作家艺术家们在犯贱,天生爱好说假话,需要总理鼓励才愿意尝试说真话。当时我就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温家宝给中国言论自由贡献的‘22条军规’”,指出中国当局其实是用体制化力量消灭真话,从毛泽东1957年的用双百方针引蛇出洞之后,中国当局早就建立了一套鼓励虚伪无耻讲谎话的奖惩 机制,并用这套奖惩机制长期驯化国民,让民众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知道说谎是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中国的政治进步将始自言论自由,没有这一点,其他的种种民权进步将无从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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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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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 0824 维稳与作恶经济学 / 萧瀚

维稳与作恶经济学 萧瀚 2011年10月12日,梁文道先生在给郭玉闪先生的email中写道: “大家總是控訴今日中國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崩潰,但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做好事的人反而常常受到處罰、虐待、壓迫,甚至被逼向絕境。例如陳光誠先生,他的遭遇等於是在告訴大家,這個地方天理不存,只能為惡,不得行善。” 虽然梁先生此信是针对陈光诚事件有感而发,陈光诚事件也只是极端状态下的典型(自2005年以来,陈光诚遭到以李群、张建等为首的临沂沂南县双堠镇地方政府的持续迫害,这包括他被伪司法判决入狱以及出狱后迄今依然受到持续针对他和家人的拘禁、殴打、羞辱等无休止的折磨,而陈光诚只是一个自学法律并为附近乡邻因计划生育暴力执法所受侵权提供法律服务的盲人赤脚律师),但行善艰难甚至遭迫害,作恶顺利甚至吃香喝辣,确实已是中国常态。梁先生这段话是对当今中国十分敏锐、精准的现象透视与概括。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人们甚至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存在着这样一批人:他们以折磨陈光诚们为生,以殴打、羞辱等方式折磨、迫害陈光诚们及其家人为乐。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人们可以用丧尽天良来对这些人进行道德谴责,但解释 为什么 会这样则需要另外的视角。 经济学是一门以研究人的行为为目标的学问,所以经济学大师米塞斯有一部很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叫《人的行动》。从一种科学的视角,行善是一种行为,作恶也是一种行为,对作恶进行经济学研究必然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而在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度,普遍而畅行无阻的作恶尤其应该成为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而且确实,李群、张建们的行为或许可以从经济学中获得一定的解释。 一.恶制度效应 一种制度是善制还是恶制,最简单的判别方式,有三个基本指标: 1.   它是否保护人们无害于他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是否能获得救济; 2.    它是否鼓励、支持和保护人们行善的自由; 3.    它是否反对、阻止和惩罚人们作恶。 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是”,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善制,如果回答是“否”,那么这种制度就是恶制。但是人们可能会对何为善何为恶产生分歧,因此,善制还是恶制,还需要从善恶观念上进行正本清源。从一种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待,善恶观念其实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某些基本共识,例如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有一项关于人类底线伦理的决议,这份决议中提到有四项伦理共识,即诚实、不盗窃、不杀人、不奸淫,并且提出“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该怎样对待别人。”即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 由于上述共识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全球共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些迫害他人的人也承认这些规则——如果他们不承认,也就意味着他人可以用最不人道的邪恶手段对付他们,正如他们用邪恶的手段对付别人,因此,在逻辑上难以自足。 前述伦理规则是否得到制度的支持,是判定一个制度善恶的基础,而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状况对照,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现象,即这个制度不能说仅仅是支持作恶的,也不能说这个制度只支持行善的,而是两者交织,前者巨强,后者极弱。或者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现行中国的制度不支持程序正义,因此制度执行者的恶行通常无法得到遏制与纠正,而制度针对平民之间相互侵害时的处理是否公正则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 因此这套制度在对上述三个问题,从概率意义上而非完备意义上的回答是“否”,换句话说,这套制度是恶制度。 参照前述三项指标,这套恶制度的运行状态是: 1.   不保护人们无害于他人的生活自由选择,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未必能获得救济; 2.    不鼓励、支持和保护人们行善,政府随时可以任何名义控制并干涉甚至取缔人们的善行,并且迫害行善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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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胡佳遭警告 萧瀚被带走

北京的警察日前威胁北京的著名维权人士胡佳说,如果他继续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或者进行维权活动,他将遭到拘留。与此同时,胡佳在他的微博上透露,北京政法大学老师萧瀚一度被北京警方用黑头套带走。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网的消息,今年6月刑满释放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遭到北京警察的骚扰。北京警方对他说,他继续进行人权方面得活动或者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警方会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但胡佳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他将继续为捍卫中国的人权而努力,并为其他异议人士获得自由而呐喊。胡佳在微博上说,言论自由是你的权利,保护你的言论自由是我的公民责任,维护社会的言论自由,是我的公民使命。北京政法大学的讲师滕彪说,警察的威胁并不能堵住一些仗义执言的中国维权人士呼唤正义的声音, “敢说的从来都敢说,不说的从来都不说。警察碰到什么事瞎骚扰。阿拉伯闹的事儿等,所有的事他都骚扰。包括维权人士。” 胡佳在微博上继续呼吁中国各界人士为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自由而奔走呼号。陈光诚在今年9月刑满释放后,一直被当地政府软禁在家,最近好几批人士去山东临沂探望他,都遭到看守的殴打和驱赶。縢彪说,中国的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已经在网上表示对陈光诚的声援,其中包括著名作家章怡和等人, “陈光诚是中国知识界历来支持的人,这已经很多年了。警察碰到什么事儿都瞎骚扰,就害怕出事儿,然后他就预防。他预防的手段就是活活把人挨个闹一遍。” 与此同时,据10月17日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微博透露,中国政法大学老师萧瀚15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戴上黑头套带走,16日凌晨2点才被送回家。 据胡佳微博分析,萧瀚是政法大学老师,属北京市公安“文化保卫处(文保)”监控,而戴黑头套和在公路上强制别车扣人是“国内安全保卫(国保)”的看家手段。这是北京公安局文化处第一次对萧瀚兄使用黑头套,手段升级必有原因。萧瀚的朋友、北京的律师浦志强对此表示,他还不知道萧瀚被警察用黑头套带走的事情,  “2、3月份到6、7月份之间这小半年应该是环境比较差的。少。但是对于萧瀚这样的有点儿奇怪了。因为萧瀚基本上和藤彪还不太一样。萧瀚从看问题的观点上也一直是比较激烈的。萧瀚他总还是一个书生的样子,更多是著书立说写文章,表达看法。对于这么一个教师都用那样一种方式的话,我想应当是更加不可容忍。” 另据网友转述萧瀚老师妻子的微博,“熊猫们昨天在大街上把我家领导绑架了,真是光天化日啊。半夜两点才把人送回家来,我家领导一口气吃了五个水煎包,维稳费用这么高,就不能给人买个好点的盒饭。”北京政法大学的讲师滕彪对北京警察用黑头套将萧瀚带走的做法感到震惊, “他不是当局监控的人,也比较低调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儿。也没有什么更恶劣的,主要是莫名其妙。没有道理的恐惧。当局内心空虚的表现。他们对艾未未就是这样,抓艺术家。现在又不知道动那根筋儿,又去闹老师。莫名其妙。及其愚蠢。非常莫名其妙。” 本台记者无法接通胡佳的电话,但他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官方试图禁止他公开发表言论,但他决心继续站出来说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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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未竟的革命:辛亥后一百年重提革命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百年,革命的宪政理想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革命的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文/王小蒙 10月的武昌,暑气已然退却。阅马场附近的红楼外,游人如织。首义广场四周自9月起,已掛起红色布幔,中央的喷泉及花坛,围拱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十八星旗图案。在今年这个特殊的10月里,这里將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所在。 武汉当局早前称,將耗资200亿元,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早在几年前,附近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起义纪念碑就被修葺一新,以迎接这个日子。而广州、上海等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地方,也提出庞大的纪念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除武昌外,均被最高当局否定。 中南海里的共產党人,似乎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费太多的精力。区区200亿元,不过是武汉上年GDP的3%,与深圳市大运会的2000亿相比,也才是个零头。在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產党才在上海成立,建立民国这件事,与他们並无关係。 这並不妨碍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他们把孙中山的大幅肖像置於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与毛泽东像相对而立。这似乎象徵著民国法统的一种延续。毛泽东曾说过,孙中山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中正,一个就是自己。亦因此,辛亥革命便有了两个面向的解释。这种解释贯彻於两岸各自的庆祝活动之中。 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正在庆祝建国100周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四处飘扬,台北的10月不算热,但许多年轻人都戴著百年国庆纪念围巾。台北的基调是建国,而北京的基调则是革命。早在2009年夏天,台北方面婉言谢绝了武汉提出的两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的提议。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並称为世界歷史上有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如果以1949年为界,中国革命长达38年,远超过法国的10年和俄国的20年。如果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中国革命则长达65年。如果把兴中会之成立算作革命的初始日期,则中国革命长达80余年。 问题是:以当前之中国现状而言,中国革命真的结束了吗?100年前辛亥革命提出的目標都一一实现了吗?阳光时务在总第一期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当下的中国需要改变(见《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然则,由何而变? 8月以来,中国学界借助回顾反思辛亥革命之际,也有人重提革命与改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发表题为《简议改良与革命》的文章,大声疾呼: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此文引起北京学术界的高度关心。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一场公共讲座中,也提出要走出辛亥革命的迷思,反思辛亥革命的目的並与今日对照。学者徐友渔早前在一场电视採访中说,宪政民主就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除此不应该是其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健则认为,革命必须作为民眾的基本权利而被保留,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但是必须有。 小標题:繈褓中的宪政 100年前的10月10日,从武昌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使得中国由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帝制时代,进入以宪政民主为目標的现代,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中华帝国而中华民国,鼎革鹿死,表面上完成了由皇权到民权的权力转换,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28年之前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称帝那段时间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政权民授的权力规则。即便出现贿选等现象,但整个国家的政制架构已经完全现代化。 中国有正式国会,始於1913年的民国第一届国会。台湾学者张朋园指出,西方人奋斗要求国会有达百余年者,日本明治维新亦经二十二年始行召集国会。比较之下,中国政治参与制度的实现,不能说不迅速,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国会得以重开,遂料张勋又復辟解散国会。段祺瑞、梁启超马场誓师,驱张出京。段祺瑞决心不再恢復第一届国会,而是修法重选国会。1917年的第二届国会就是这样產生的。 第二届国会在段祺瑞、徐树錚的控制下召开,即所谓安福国会,贿选舞弊,操弄选举,史家均认为其一无是处,令外界扼腕。然而,论者皆以为虽若此,国会尚在,共和体制仍存。北京政府仍是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世学者亦据此指责孙中山之护法运动为破坏宪政之举。 民主过程本非一蹴而就,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仅六年,实在算不上多大的波折。此后十年,北洋政府虽如跑马灯般你来我往地换人,低烈度战爭不断,內部四分五裂。南方国民党军北伐势如破竹,北京政府应声而倒。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產党,都把北伐视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正义行为,然则从宪政体制及合法性来考虑,这的確值得商榷。北伐过后,南京政府成立,也建立了相应了一套政治架构,唯宪政被一再推迟。这其中自然有日寇侵华之因素,然蒋汪不愿还权於民,其意甚白,直至1946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从此过程可以看出,共和体制的多舛多难。 1946年的国民大会之召开,从宪政角度而言,才能算是国民党革命的成功。1946年11月诞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继1912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的可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迄今仍然在台澎金马等中华民国实际控制范围內使用。 依照孙中山三步走的方案,宪政终於建立。然而,歷史跟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赶走皇帝,赶走军阀,却赶不走共產党。虽然以宪政立国,但三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却处於政令不能通达的共產党统治之下。 小標题:接著革命 无可否认的是,民国建立,不等於革命完成。政治权力交接后,经济及社会领域一切照旧,只有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层面提出的革新深入人心,亦使得革命或者继续革命,在知识精英那里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及美德。曹聚仁就在回忆录里说,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从未听说革命一词,民间更多地视其为一场造反。 民国建立,孙中山要二次革命;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来说,革命已经成功,但总理遗嘱要求三民主义建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於是继续革命。 对国民党来说,继续革命的標誌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份与宪法同等效力的文件,为国民党的未来擘划了一个復兴建国的愿景,但也等於冻结了这个刚刚出炉的宪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一直念兹在兹的革命,仍然没有完成。 在1949年的秋天,具体说是从10月1日到12月8日的69天之內,中国大陆存在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都宣称自己有全体人民的拥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先后在广州、重庆、成都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国府迁台,带著宪法及清政府的传国玉璽到了海外孤岛。 中国的宪政发展,也在此分道扬鑣。革命呈丫字型,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开始了不同的道路。 国民党在台湾38年独裁之后,在1987年宣佈解严,反对党立刻成立——12年后,民进党代替了执政72年的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大会在1991年宣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重新生效。 1996年,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选举所谓国家元首。回望100年前的兴中会提出的愿景,不由让人感叹中国革命之不易。2008年,台湾实现第二轮政党轮替,8年前下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台湾结束了。总体而言,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比较平顺,且渐趋成熟。 小標题:无產阶级的革命试验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给俄国送去了资產阶级革命。然而大陆正统的史书会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丫字型的另一个方向在北京展开。共產党人在1949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跟过去的瑞金苏维埃政府、陕甘寧边区政府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共產党第一次获得了正式承认的政府。这个政府以1949年的《共同纲领》为蓝本,並在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共產党来说,即使1949年建政,但革命仍未成功,於是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与中共学习的摹本《苏维埃联盟宪法》不同的是,这部宪法多了一个前言,在前言里规定中国共產党为中国的执政党。这种自我授权的方式,被中共称为权力民授。正是这样的一部宪法,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都未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刘少奇。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大陆一直上演著各种祸国殃民的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大饥荒、文革,几乎没有停止。这一切的运动,都被冠以革命的高尚包装。除此之外,还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因为无產阶级永远有敌人。波普尔在多年前就说过: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都在找朋友,而他们在找敌人。 中共从1978年开始,由一场內部爭论开始,部分正视了过去的错误。在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后,中共也认识到,无產阶级革命的思维,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从世界范围內看,轰轰烈烈的共產革命无异是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劫难,而且在世界范围內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国共產党也看到这一点。但是直至21世纪初,才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於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订中,中共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2004年的宪法修订案中,中共正式承认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这似乎標誌著共產党人终於回到1946年政协会议的起点。这部宪法歷经多次修改,中间多有反復与倒退。现今的宪法以1982年的宪法为蓝本,在2004年经过修正之后,使用至今。 中共十三大即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而党政分离从1928年开始,即被国民政府视为圭臬,即使实际操作上並非如此。事实上,提出党政分开的两任共產党总书记,都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职位。1989年的春夏之交,更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最坚决彻底的质疑。 改良的意向,早就被那天晚上的枪声,击得粉碎。 1949年的共產革命,只是把国民党的党治变为共產党的党治。学者吴思曾说,现今的中国只能称为官主,而非民主。 正如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1946年说得那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据中共的官方数字,2010年全年的群体性事件达18万起。社科院的官方学者並不讳言这是由於民怨太深。在互联网时代,其传播与诱发效应又被放大。在微博上,「不骂两句政府都显得不太好意思出来混」。姜文在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敘事。「枪在手,跟我走」的呼喊,让台下的观眾在片尾时长时间鼓掌致意。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网络上討论革命、改良、政改等这些宏大的事情。很显然,人们已经焦灼不安了。不过,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似乎总是伴隨著流血与动盪。然而事实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北非革命之后,寧静革命被视为是一种现代抗爭模式而推崇。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时提出的宪政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的革命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转载请注明: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阳光可以;愚昧不能驱逐愚昧,时务可以。 ~~~~~~~~~~~~~~~~~~~~~~~~~~ 阳光时务iSunAffairs,第一本中文iPad时事杂志 website:http://www.isunaffairs.com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 Tab: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自作多情的反讽剧:香港並非外佣心中理想家园 / 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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