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北京 — 北京理论界最近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大辩论。一些知识分子称这场辩论围绕的是一个伪问题，是学术精力的浪费和理论界的耻辱。中央级新闻媒体分别发出观点对立的文章，让观察家感到不解。北京外媒对习近平和李克强到底向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朝恢复文革极左路线的方向前进表示关注。 北京看点：宪政大辩论和狗屎烤蛋糕 北京最近的新两报一刊连续发表文章，挑起了一场宪政大争论。 这“两报一刊”分别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文稿》。辩论的双方是北京公知，一边是毛左“倒宪派”。双方主要围绕宪政姓资论，宇宙终极真理论，另外还有衍生出来的五不搞和七不讲等理论。 在北京纵观这几周的辩论，但见乱箭横飞，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充斥着荒谬和矛盾，让外人不知所云。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荒谬”。无怪这场辩论被大陆著名学者萧澣定义为“伪问题”，相当于激辩“狗屎能否烤出蛋糕”。 *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 大陆知名学者萧瀚说：“为一些诸如“社会主义宪政”之类伪问题争论不仅是学术精力的浪费，更是学界耻辱。它唯一能说明的只是学界多么软骨…缺钙。宪政学者本该讨论宪政的具体技术问题，结果却争论诸如一党制下能不能实现宪政——这相当于讨论用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居然还讨论得那么严肃。“ *骑虎难下* 很难说，这场中国理论界关于宪政的辩论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首肯或默许，然而，这场关于宪政的辩论似乎正在向引火烧身和骑虎难下的方向发展。 倒宪派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为旗手和先锋。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党媒《红旗文稿》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声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 一天后的5月22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临平《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文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信仰。孙临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对所谓的“倒宪派”进行了回击。一家知名改革派刊物《财新.新世纪》最近顶风刊登了怀念历史学者任东来逝世的文章，对倒宪派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援引任东来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谈宪政的话称，中国人讲宪法已经将近一百年，却看不透宪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保护公民。任东来教授认为，历史上有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的国家无宪法而有宪政，有的国家有宪法也有宪政。美国是一个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能够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政的目的，不在于宪法的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取决于根据宪法制定的制度，文化和公民。 对极左派学者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论点进行的最精彩的回击是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姚监复。姚监复提出，如果不能否定前三十年，那么习仲勋反党集团能不能否定？是错误就要否定，是冤案就要平凡。 “如果说不能否定过去，这三十年也要肯定，现在三十年肯定就出现矛盾了。那样的话，中苏两党争论 要不要肯定？九评要不要肯定？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要不要肯定？如果都肯定的话，那就是自己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姚监复一句话就把极左派学者打哑了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两报一刊的任何一位学者、编辑、记者，或评论、社论、社评或专栏文章敢回击姚监复的挑战，声称要坚持当年中央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决定。盖因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而习近平本人也曾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 *红二代中的极左派* 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说，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搞六十年一贯制，这是中共红二代中最极左的一批人提出来的。可惜的是，红二代中，有改革派思想的红二代对习近平的影响未能奏效。 “炎黄春秋今年2月27号开了一个会，是在两会后。陆定一的儿子讲‘能参加炎黄春秋会议的还是一些有自由民主意识的人’，但是这种人非常少，包括胡（耀邦）家的两兄弟。他们提出宪政、改革，必须和宪法相结合。但是现在的中国有宪法没宪政，并非从宪法的理念执行宪政，（宪法）往往流于形式，包括言论自由等问题，落实不了，没有改观，和胡温维稳时代是一样的。有一句话这么说‘近平同志困难非常大，关系到红二代执政最后十年了’。有人看到了这种危机，并认为环境危机很重要，包括十年后，我国污染总量还要增加一倍。现在就已经雾霾了，再增加一倍会怎样？ ”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观察到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政府在现实世界因掌控了军队和宣传机器而表现出绝对的威权，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则成了弱势群体。公知与网民也敏锐地觉察到体制内学者维护“宪政姓资论”的理论苍白无力和自相矛盾，群雄并起，向极左思潮发动了互联网上最猛烈的围攻。 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设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他说：“如果不去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整套的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建设宪政。像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很典型是急迫需要宪政的，中共永远执政的意愿是不能宪政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学者的话还可以体现处中国文人的温良恭俭让，网民则直白得多了。 新浪微博的@fen1234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连宪法、宪政都敢否定的人，那绝不是一般的邪恶！当年的姚文元也不敢这样痞！下一步，就该论证“公平、正义”是资本主义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宁要人治不要法治；宁要枷锁不要自由；宁要暴政不要宪政；宁要特权不要公平；宁要腐败不要公开；宁要呆若木鸡不要思想自由“。 *无良媒体造反* 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这场大辩论说明，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在民间。 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官媒，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官媒《光明日报》竟然谭刊登文章，公开与代表主流媒体的两报一刊唱反调。 **光明日报唱反调* 《光明日报》最近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的文章《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宪政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许崇德这一招的确是十分厉害，连中共的开山鼻祖毛泽东都说过宪政，今天的毛左还敢再说不吗？ 许崇德教授还点出了“倒宪派”的死穴，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误导舆论，蒙骗领导，意图在今天重启反右运动。许崇德说，目前的反宪政思潮是一股极左思潮。他们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架空宪法，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使宪法边缘化。 *误导舆论，欺蒙领导* 许崇德教授指出，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否定宪政的提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根据，这种故意撇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其目的在于“误导舆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做派很不合时宜。 北京观察家注意到，从中共并没有完全封堵互联网上对宪政的讨论可以看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没有完全站在反宪政派的一边。每逢中共面临改革的关键时刻，都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如 “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 “真理标准”论等等。对今天中共党内的思想理论界来说，没有共识已经成了共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认识和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势所趋* 最近，伦敦《金融时报》因为封面刊登习近平穿皇帝龙袍的PS照片而被禁， 无独有偶，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比不能否定前后三十年更为激进的黑色幽默。有网民说，不但不应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中国的前五千年。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帝制，从而让平民百姓在一个开明的好皇帝统治下，享受太平盛世的生活。 纵看历史，正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别无新事。”滚滚大江东去，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替，然而民众对生命的尊严，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有权追求幸福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并没有改变。 fullrss.net

观点 萧瀚 2012年10月17日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以表彰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平心而论，我虽没读过他所有作品，但就读过的而言，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莫言遭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批评的某些公共言行，并不能成为其丧失获奖资格的理由——是否够格应该按照文学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论定。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常常置身于艺术与政治模糊的边界，引发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 1940年，纳粹铁蹄踏入挪威，一个同样令人震惊错愕的消息传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叛国投敌，效忠希特勒德国，他甚至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汉姆生是挪威的伟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获奖在前叛国在后，他没让诺委会为难，但诺委会还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回答一个折磨人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可否颁给暴政的支持者？ 1965年，苏联作家、苏共党员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而获奖。这部史诗性巨著的第一卷在1928年甫一出版即震动世界文坛，从首版到获奖，整整经过了37年！与肖洛霍夫历经漫长岁月方才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苏共政权的厌恶者帕斯捷尔纳克通过秘密渠道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送到境外出版，第二年的诺奖就落到他头上。两人的艺术成就各领风骚，难分春秋，但从诺委会那里得到的待遇却差了36年！ 人们也许会问，像《静静的顿河》这种艺术成就一目了然的巨著，为什么会经历诺委会如此漫长的犹豫期？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河水不犯井水还是沆瀣一气？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是否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爱看二战影片的原因之一是喜欢看纳粹德国的军装——这是我见过的设计得最帅的制服，这种审美诱惑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据说70年前不少德国少年就是魅惑于这套军装而主动上前线当炮灰。德国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虽是纳粹宣传片，但其精湛的电影艺术成就难以抹煞；被视为美国电影史上商业片开山之作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因歌颂3K党而政治不正确——据说里根总统被记者问及如何评价它时索性矢口否认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但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 艺术与政治常常就这么水火不容，尤其当艺术被当作政治工具，成就再高，也不管是否协从作恶，都会被愤怒的人群将它们从宠儿的宝座上掀翻在地，踏无数只脚，受尽凌辱；就像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拍摄的电影《玛莲娜》(Malena)里，玛莲娜因与德国人的瓜葛，她的美貌成了罪状，从而遭到同胞们的暴力羞辱。关键是，人们常常很难有效地划出艺术与政治的楚河汉界，无论是为了保护它，还是为了侮蔑它。 艺术，就如高尔泰先生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始于自由终于骄傲，艺术的承载者艺术家们也因此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而政治，作为某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无论是来自官方组织性、有着巨大强制力的权力，还是来自民间道义威势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奴役、整齐划一，它最讨厌的就是独立、自由与参差多态。所以，柏拉图《共和国》里忧心忡忡地声称要把诗赶出城邦，提醒从政者要提防诗人、不得赞美，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令人同样困惑甚至啼笑皆非的是，我们到底该感谢孔子帮后人留下305篇诗歌，还是该遗憾他埋没了2700多首诗？ 艺术的自由也隐含着自律，面临社会基本共识的伦理底线，艺术所应得到的宽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艺术家总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然而，到底如何界定艺术的疆域，美的缰绳到底应该系在哪个栅栏哪根桩上，执掌缰绳的人应该对不端艺术发起怎样的冲锋？这些一直都在争论而少有定论。 中国“行为艺术家”朱昱将四个月大的胎儿从子宫中取出食用，引发众怒，如果仔细阅读对他的采访，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艺术”并非除了邪恶别无其余。他的“作品”《食人》那种不慌不忙、毫无表情地取食烹调胎儿的过程，正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隐喻，如同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强行对他人堕胎2800例的“姑姑”，这种人难道不比食人者残忍？与这些有名有姓却又隐身于广袤索多玛城里的“姑姑”们相比，朱昱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吗？ 当然，行为艺术家即便是严守底线伦理，又能耸动视听地达到极致的艺术震撼效果，在艺术史上也有无数例子。最近纽约MoMA展出两位艺术家雷诺德·雷诺兹(Reynold Reynolds)和帕特里克·朱利(Patrick Jolley)的视频作品《燃烧》(Burn)可谓典例，一所房子燃起熊熊大火，而居于屋中的人们却了无知觉，直到被灼伤、烧死（不知道参与的行为艺术家是否有伤亡），整个过程令观者极其震撼，也许这部作品是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与生死极为妥帖的隐喻。 要准确界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伦理的界限几近徒劳，这条界线就像中印边境上引发外交争端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无法让人一劳永逸。艺术构筑的世界，原比人们抽象于生活的逻辑更为真实和生动，混沌才是艺术的清晰，模糊才是艺术的准确，人性的自相矛盾才是艺术的逻辑。 生前给沙皇写过不少肉麻诗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世界文坛奉为文神；如果哪个文学发烧友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只盯着他接受过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礼物，会让人觉得好笑（多么不合生活逻辑的人，博尔赫斯反对阿根廷军政府，却支持智利的军政权）；同样也不会有哪个文学愛好者会将聂鲁达的诗烧掉，仅仅因为他支持阿连德政权；汪曾祺也绝不会因为参与过京剧样板戏的改编而失去其文学地位…… 作为人类形而上世界的精灵，冒犯俗世几乎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他们除了可以是私域的为人不齿者——西谚所谓“诗人在历史上是伟人，但住在你隔壁那就是个笑话”，甚至被公共领域抛弃时他们的杰作依然备享朝拜的香火。 2009年是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纪念了他的文学成就，这似乎印证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尔摩诺奖晚会上演讲时说的话：“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永远是‘昨天’，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场合下——甚至是‘明天’。” 昨天的惊喜也好，愤怒也罢，都是过去时态的伦理或政治，将随具体事件远去而被淡忘——正如汉姆生对挪威人民的伤害，最终依然苍翠挺拔于历史尘埃之上的，只能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这种残忍的“势利”，是因为在时间的河床里，美是永恒的大江大海，而伤痛却只是超不过三代的浪花。 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说过一句名言：“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长在百花园里的玫瑰是玫瑰，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