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王思想家 | 曾成杰死于打土豪?

曾成杰死于打土豪?       曾成杰之死,是2013年7月的最大热点。     程序上的非正义,秘密处决,遭受了网友们的猛烈抨击。@长沙法院 先是声称法律没有规定死刑犯被处决之前有权利见家属,后来删除此微博,改称曾成杰放弃会见家属权,最后又狼狈不堪地承认是其微博发布者的过错。其上级,湖南高法,更是说出“无法联系当事人亲属”的弱智谎言。最后,高法也受到网友质疑,曾成杰的律师发布关系图:周强任湖南省长时,曾成杰被抓;周强升中共湖南书记时,曾成杰被湖南法院判死刑;周强升任最高法院院长仅3个月后,曾成杰被迅速执行死刑,未通知家属。——呼吁有关部门出来走两步,还周强先生清白。     曾成杰不是被注射死刑,而是被枪决,是否他的器官被偷窃?@萧瀚: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凭什么家属只能拿到骨灰(谁知道是烧什么剩下的灰?)而不是遗体?只能被理解为为了掩盖罪恶的人体器官交易、遗体交易。     我更关心的是曾成杰被处死的黑幕中的政治经济因素。     因素一:曾成杰死于金融垄断?在金融垄断体制下,民间资本运作一直受到打压。想轻判,就说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想重判,就说是“集资诈骗”。事实似乎可以说明,曾成杰既不非法,更不是诈骗——@小羚:湘西政府为了发展鼓励集资,90%以上的家庭都参与了集资,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集资款建的,就连吉首市政府也是荣昌公司用集资款建的。曾成杰没有任何挥霍行为,在当地被称为最勤俭最勤奋最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所以融资群众才放心的把钱存在三馆公司。他也没有任何转移隐匿资产的行为。     因素二:曾成杰死于政府变卦?前任地方政府鼓励曾成杰集资,曾成杰不敢不从;政府换届后,就说他是非法了,曾成杰百口莫辩。枪毙曾成杰就是让他为政府官员的过错买单?     因素三:曾成杰死于谋财害命?曾成杰案尚未宣判,他的巨额财产已被查封并低价拍卖给了政府的公司,价值40资产贱卖充抵7亿。然后,又恰恰因为低价拍卖,所拍财产自然无法偿还集资款,于是更加坐实了曾成杰的诈骗罪。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发布微博: 他们以为判处曾成杰死刑就可以掩盖一切,但曾成杰的死只能使曾成杰的家人和律师义无反顾,与融资群众站在一起,曾成杰也有遗嘱,要求律师一定要帮助融资群众追回他们的血汗钱。         以上三种因素是并行的。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更深层次:曾成杰死于新一轮打土豪。     “打土豪”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道德崩溃、经济变态、政治动荡的起点。1930年代的斗地主,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远了,暂不说。就说近的:重庆黑打,明摆着就是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公然抢劫民营企业家。他们抢劫的时候,无人敢反对;薄王垮台后,公众的注意力也放在政治斗争方面,重庆那些被抢劫的民营企业很少被日关注。     如今,曾成杰已赴黄泉,而他的被抢劫,则引起了整个互联网的密切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会有用吗?前景渺茫。     @叶匡政:曾成杰案就是新版的“打土豪”,过去“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还能得点好处,如今“打土豪”的收益,早被权贵们悄悄瓜分了。这也是急于悄悄处死曾成杰的原因。他们越这么做,越表明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一些地方官员通过介入企业纠纷,借司法权掠夺民间财富,已成为一种悄悄流行起来的贪腐方式。     所谓“土豪”之土,是与“红顶商人”相比。首先是区别:中国每一个民应企业都要与官家有或多或少的勾搭。红顶者,有过硬官家做后台,而“土豪”,是那些没有足够强硬后台的草根商人。其次是变化过程:曾经的红顶商人,一旦后台失势,也会沦落为土豪。然后是结果:每当有人想抢劫的时候,土豪总是第一目标。     不用查资料,仅凭记忆,我就能回想起近些年一幕幕的打土豪:1,陕西招商引来企业家开采石油,出油后强行驱逐。2,山西强行低价收购私营煤矿。3,重庆黑打。4,浙江、湖南,地方政府先鼓励民间融资,然后宣布非法,抢走财产,吴英留住小命,曾成杰已被杀。——此种情形下,不跑的,要么有红色后台,要么是死到临头还不知。     当前,中国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背负了巨额地方债,如何解决?显然只有两种办法:一,继续滥发货币,冲抵债务;二,每个地方都抓几个“土豪”。这两个途径,一个是抢劫全民,比较隐蔽;一个是重点抢劫,比较血腥。每个途径都令人恐怖。     曾成杰案后,中国那些没有官家后台的企业家面临三个选择:1,移民。2,等待宰割。3,与自由知识分子站在一起。总之,脑残柳传志宣扬的“企业家莫谈政治”无法骗人了。       曾成杰的遭遇和秘密处死,会成为富人出逃移民的催化剂,会吹响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吗?     我们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呼吁: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弗兰西斯·培根)。     我们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一定会放开金融垄断,一定会善待那些活着的曾成杰、沈太福们,一定会保护中国民族工业的根基,为中华民族的经济活力、道德重塑负起历史责任。   链接: 《斗地主:悲情历史与乡绅文化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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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 2012 年 3 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 2007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1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 7 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 SNS 、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 ”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 5 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 2012 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00%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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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北京看点:宪政大辩论和狗屎烤蛋糕

北京 — 北京理论界最近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大辩论。一些知识分子称这场辩论围绕的是一个伪问题,是学术精力的浪费和理论界的耻辱。中央级新闻媒体分别发出观点对立的文章,让观察家感到不解。北京外媒对习近平和李克强到底向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朝恢复文革极左路线的方向前进表示关注。 北京看点:宪政大辩论和狗屎烤蛋糕 北京最近的新两报一刊连续发表文章,挑起了一场宪政大争论。 这“两报一刊”分别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文稿》。辩论的双方是北京公知,一边是毛左“倒宪派”。双方主要围绕宪政姓资论,宇宙终极真理论,另外还有衍生出来的五不搞和七不讲等理论。 在北京纵观这几周的辩论,但见乱箭横飞,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充斥着荒谬和矛盾,让外人不知所云。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荒谬”。无怪这场辩论被大陆著名学者萧澣定义为“伪问题”,相当于激辩“狗屎能否烤出蛋糕”。 *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 大陆知名学者萧瀚说:“为一些诸如“社会主义宪政”之类伪问题争论不仅是学术精力的浪费,更是学界耻辱。它唯一能说明的只是学界多么软骨…缺钙。宪政学者本该讨论宪政的具体技术问题,结果却争论诸如一党制下能不能实现宪政——这相当于讨论用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居然还讨论得那么严肃。“ *骑虎难下* 很难说,这场中国理论界关于宪政的辩论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首肯或默许,然而,这场关于宪政的辩论似乎正在向引火烧身和骑虎难下的方向发展。 倒宪派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为旗手和先锋。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党媒《红旗文稿》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声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 一天后的5月22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临平《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文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信仰。孙临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对所谓的“倒宪派”进行了回击。一家知名改革派刊物《财新.新世纪》最近顶风刊登了怀念历史学者任东来逝世的文章,对倒宪派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援引任东来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谈宪政的话称,中国人讲宪法已经将近一百年,却看不透宪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保护公民。任东来教授认为,历史上有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的国家无宪法而有宪政,有的国家有宪法也有宪政。美国是一个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能够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政的目的,不在于宪法的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取决于根据宪法制定的制度,文化和公民。 对极左派学者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论点进行的最精彩的回击是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姚监复。姚监复提出,如果不能否定前三十年,那么习仲勋反党集团能不能否定?是错误就要否定,是冤案就要平凡。 “如果说不能否定过去,这三十年也要肯定,现在三十年肯定就出现矛盾了。那样的话,中苏两党争论 要不要肯定?九评要不要肯定?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要不要肯定?如果都肯定的话,那就是自己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姚监复一句话就把极左派学者打哑了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两报一刊的任何一位学者、编辑、记者,或评论、社论、社评或专栏文章敢回击姚监复的挑战,声称要坚持当年中央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决定。盖因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而习近平本人也曾受到父亲冤案的牵连。 *红二代中的极左派* 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说,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搞六十年一贯制,这是中共红二代中最极左的一批人提出来的。可惜的是,红二代中,有改革派思想的红二代对习近平的影响未能奏效。 “炎黄春秋今年2月27号开了一个会,是在两会后。陆定一的儿子讲‘能参加炎黄春秋会议的还是一些有自由民主意识的人’,但是这种人非常少,包括胡(耀邦)家的两兄弟。他们提出宪政、改革,必须和宪法相结合。但是现在的中国有宪法没宪政,并非从宪法的理念执行宪政,(宪法)往往流于形式,包括言论自由等问题,落实不了,没有改观,和胡温维稳时代是一样的。有一句话这么说‘近平同志困难非常大,关系到红二代执政最后十年了’。有人看到了这种危机,并认为环境危机很重要,包括十年后,我国污染总量还要增加一倍。现在就已经雾霾了,再增加一倍会怎样? ”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观察到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政府在现实世界因掌控了军队和宣传机器而表现出绝对的威权,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则成了弱势群体。公知与网民也敏锐地觉察到体制内学者维护“宪政姓资论”的理论苍白无力和自相矛盾,群雄并起,向极左思潮发动了互联网上最猛烈的围攻。 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设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他说:“如果不去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整套的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建设宪政。像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很典型是急迫需要宪政的,中共永远执政的意愿是不能宪政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学者的话还可以体现处中国文人的温良恭俭让,网民则直白得多了。 新浪微博的@fen1234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连宪法、宪政都敢否定的人,那绝不是一般的邪恶!当年的姚文元也不敢这样痞!下一步,就该论证“公平、正义”是资本主义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宁要人治不要法治;宁要枷锁不要自由;宁要暴政不要宪政;宁要特权不要公平;宁要腐败不要公开;宁要呆若木鸡不要思想自由“。 *无良媒体造反* 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这场大辩论说明,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在民间。 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官媒,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官媒《光明日报》竟然谭刊登文章,公开与代表主流媒体的两报一刊唱反调。 **光明日报唱反调* 《光明日报》最近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的文章《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宪政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许崇德这一招的确是十分厉害,连中共的开山鼻祖毛泽东都说过宪政,今天的毛左还敢再说不吗? 许崇德教授还点出了“倒宪派”的死穴,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误导舆论,蒙骗领导,意图在今天重启反右运动。许崇德说,目前的反宪政思潮是一股极左思潮。他们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架空宪法,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使宪法边缘化。 *误导舆论,欺蒙领导* 许崇德教授指出,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否定宪政的提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根据,这种故意撇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其目的在于“误导舆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做派很不合时宜。 北京观察家注意到,从中共并没有完全封堵互联网上对宪政的讨论可以看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没有完全站在反宪政派的一边。每逢中共面临改革的关键时刻,都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如 “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 “真理标准”论等等。对今天中共党内的思想理论界来说,没有共识已经成了共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认识和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势所趋* 最近,伦敦《金融时报》因为封面刊登习近平穿皇帝龙袍的PS照片而被禁, 无独有偶,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比不能否定前后三十年更为激进的黑色幽默。有网民说,不但不应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中国的前五千年。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帝制,从而让平民百姓在一个开明的好皇帝统治下,享受太平盛世的生活。 纵看历史,正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别无新事。”滚滚大江东去,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替,然而民众对生命的尊严,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有权追求幸福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并没有改变。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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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萧瀚:革命的德性

去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飓风时,纽约一加油站前有人掏枪顶着别人的脑袋想插队加油,这使我想起王力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里抢米风潮拉开中国崩溃的序幕。空气里弥漫着的硫磺气息,常是危机城市的爆炸前戏。 人类社会的秩序很脆弱,就像生命本身一样脆弱。在倾斜帝国的病态社会结构中,鸡毛蒜皮之事都可能引发连锁巨波,顺势不可收拾地摧毁不公正与特权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谁将曜升崛起,国族将走向何方,是重建不公正与特权,还是新开公正与平权,常常会是一发千钧、命悬孤吕。 不公正制度造就的社会,在其秩序被摧毁时,摧毁的暴烈程度既取决于它的不公正程度,也取决于人心被荼毒的程度,更取决于人心触底反弹向往真善美爱的强度与广度。任何一场革命都有它的道德水准,数百年来,英法美俄中印诸国惊天动地的革命声中,也激荡着道德血水的深浅相映,这些革命从成败两方面印证着罗素的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革命,比如1688年英国革命以及1776年美国革命,是那些对法律身怀敬畏者完成的,没有这份敬畏,革命就容易堕入无政府动乱或独裁专制状态。” 除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也是罗素上述论断的极好注脚。甘地一生总共绝食过18次,多次成功阻止了仇恨与杀戮的升级,他认为政治仇恨意味着印度人民还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罗素说的法律,当指包括自然法在内符合人们基本良知和常识的各种伦理观念或规范,如果换个说法也可以是指常识性的社会伦理。 甘地的条件固然很不错,比如他所面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可以自由办报,可以游行,可以结社组党,这些都足以让他充分利用非暴力空间去完成民族解放大业,但同样不可忽视,甘地是受过英国正统法学教育的执业律师,虔诚信仰“神”的信徒(他将“神”称为“真理”),他有非常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他所领导的人民也有着广泛的印度教信仰。马丁·路德·金深受甘地影响,反对暴力,他倡导的占座行动、填狱行动以及进军华盛顿(据说当时肯尼迪总统对游行队伍里的马丁·路德·金大为赞赏)。这些主客观条件,在中国,无论是败走麦城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没有,成功建政的朱元璋、毛泽东们也没有。在不产生蒙巴顿、德克勒克、肯尼迪的国度,固然难以产生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但是,革命者并非只有走毛泽东、波尔布特这条路,还可以像卡利亚耶夫那样“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在万不得已破坏不该破坏的正义规则时,主动承担后果,否则“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加缪戏剧《正义者》中卡利亚耶夫的这句台词,道出了罗素所说“敬畏法律”的革命者因其最大公共性而视荣誉为生命的内在高贵情感。 是否敬畏法律,反映的是革命者对待革命的伦理态度。以阿伦特“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论,革命并没有道德豁免权,苦难者的反抗与秩序重建并不因其苦难本身获得道德优势直飞天界,反抗方式本身也不能逃脱伦理的衡量。反抗者不但绝不会仅仅因为受过苦难就高贵,更不可能因反抗压迫就可以为所欲为——任何理由都无法为黄巢丧心病狂地创办人肉加工厂“舂磨砦”屠杀至少十数万人开脱罪责。 无论时间地点,无论谁,无论发动什么样的革命,只要是人的行为,都有着道德准则,即使标准常因世易时移而有移易。政治本应是共赢原则之上妥协的艺术,而革命是通过特殊手段将无法共赢的不公平状态扳回到均衡状态的极端政治,其目的在于回归规则,而不在于试图报复哪个具体个人或群体,更不应该是混乱无目的的自相残杀,合法的复仇该由司法完成而不该由革命完成,虽然革命过程中容易发生报复性乱局,但不应是主流,无目的相杀更该杜绝。若以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本义“处理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共事务”而论,除了民国北洋时期短暂时间以及民主化转型以来的台湾以外,中国数千年来迄今并未有过真“政治”,只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伪政治。无论是引起农民战争的等级奴役,还是掀翻旧奴役重建新奴役的抗暴,都只是暴动者在处理他们心中的“家产”,而非公共事务;都只是占领原奴役者的宝座归自己享用,重新奴役一切人,而非结束奴役本身。可见,革命是基于被奴役者反抗奴役与特权,向往自由与平权的道德追求,还是基于被奴役者咸鱼翻身,取代原奴役者地位的私怨仇恨、道德杀戮,此间相距不啻千万里。 革命往往与大众运动相关联,但正如勒庞研究革命心理学时说的,大众运动虽是革命的重要形式,大众自己不会发动革命,得由领袖们组织大众进行,大众盲目而涣散,情绪易变;在同题研究中,卡内蒂认为,大众的品质既可能高于平均值,也可能低于平均值。大众运动不仅与领袖的品质关系密切,也与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神秘氛围密切相关。 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摧毁里昂城”的法令,雅各宾党徒约瑟夫.富歇奉命在短短三周时间里砍掉1600多个人头,破坏了20000幢私宅,尸首甚至污染了塞纳河,富歇赢得了“里昂屠夫”称号——他在执掌讷维尔、克拉姆西辖区时却未流过一滴血,而那时候别的雅各宾党徒却在各地大开杀戒;控诉并要求判处22名吉伦特党人死刑的德穆兰,在听到他们真被判死刑后,仓惶哀嚎:“啊,这可不是我本意!”曾经说过“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杀人!”的丹东却是杀人不眨眼的公安委员会的主席,是杀人法庭的创立者;就是在报纸上撰文宣称要杀30万人的马拉也经常营救具体被判死刑的人(他还在日记里写过根据形势在不同的时间里应有不同的杀人数目);签发了数千张死亡令的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还是个死刑反对者,过了两年他就将“断头台变成了礼拜堂”。 这些怵目惊心而又奇怪的现象说明什么?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常常存在着一种嗜血的倾向,就是大众心理学上所谓复仇的“破坏性”和狂欢的“破坏性”。人们常常难以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本意未必嗜血的人在结果上极端残忍。正如茨威格、博洛尔、霍弗等人都曾正确分析过的,所有这些人,德穆兰、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富歇的残酷是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温和派(在恐怖分子眼里,温和派就是投降派)。如蒙田曾经说过的,暴戾是因为怯懦和恐惧。他们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杀人,如果不杀人,他们自己也会被杀,丹东就是因为最后不肯继续杀人而被罗伯斯庇尔指控“丹东想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毕希纳戏剧《丹东之死》),并被他自己创立的杀人委员会判处死刑。 这里涉及革命过程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恐怖分子对整场运动特殊的绑架能力。在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存在一些极端暴虐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些如穴居动物一般的流氓,未必受过多少迫害,但有着对一切美好事物和一切规则的仇视,他们有着崇拜破坏的强烈情感,参与社会运动之后,他们就极易主导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整个运动的目的甚至都会被绑架,从而使得“人民”成为毕希纳所说的“米诺陶洛斯”,“如果十人委员会自己不想让它吃掉,就得每天喂它死尸吃。”这就是革命运动过程中神秘的恐怖氛围。 霍弗曾说过,“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但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这就是群众运动为什么会被绑架的原因,持温和观念和态度的群体因缺乏凝聚力而丧失战斗力,即便是善的力量也必须具有某种极端性,才能获得凝聚力而富有战斗力,即抵御和反击恶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爱和正义的“极端主义”者之后,说了下面这段话: “问题并不在我们是不是会作为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会作为哪种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爱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保存非正义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扩展正义的极端主义者?” 比马丁·路德·金至少早了160年的路易斯·博洛尔,则在《政治犯罪》(Political Crime)中从相反角度提醒人们要注意城市暴动中的恐怖分子,他说: “潜伏在大城市郊外的暴徒比丛林野人更野蛮凶残,以反社会者只占少数、绝大多数人没有革命情绪为由误导人们堕入虚假的安全感是错误的:所有革命都是由胆大妄为的极少数人完成的:不错,暴徒的人数很少,问题是懦夫数量惊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2年就以长篇小说《群魔》预言了恐怖分子将僭夺革命权、引导革命方向,并将整个民族带入地狱的可怕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检视“共产主义幽灵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像在俄国那样强烈的抵抗”时,将最初的致敬送给了这“第一波就是《群魔》”。  霍弗说“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你可以说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印证了这句话,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当代的西班牙转型、台湾转型、韩国转型显然印证着相反的道理:他们的精英成员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霍弗的话不妨修改为: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取决于品质最优秀者和品质最低劣者的力量对比关系。 马丁·路德·金、博洛尔、霍弗,以及前文提及的罗素,不约而同地将革命的成败关键指向人群中成就革命者的“极端性”品质——是追求真善美愛的、敬畏法律的,还是些恐怖分子?革命中有时难免发生暴力——绝对的非暴力是种理想,它需要太多主客观条件,在没有三权分立基础制度的国家几无可能。当暴力尤其是自卫性暴力不可避免时,应当将暴力强度降到最低点,以制服对方暴力为限,滥施暴力一定会走向初衷的反面。这也属于革命的伦理范畴。显然,被恐怖分子绑架的革命只会将暴力无限扩大而不是缩小,只有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些有着坚定意志的善的“极端主义者”才可能在血污的革命天空下以仁慈和理性之手紧握住舵盘,不让它翻进地狱。 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从来只是推翻旧奴役建立新奴役,从未结束过奴役,原因在于数千年以降,国人不知私权和程序正义为何物,将每一场反抗暴政的鼎革变成滥施暴力的血腥狂欢,每一轮“打土豪分田地”都为下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准备仇恨的弹药。 当代中国适逢——从奴役走向自由,从专制奔向民主,从威权迈向宪政,从人治赶往法治,从集权转向分权,从一统步入联邦自治——的革命时代。在这嘈杂的革命声中,常能听到诸如清算或打击民营资本之类需要警惕的极强音。这些指向人和物的指控原本应该在民主宪政制度确立之后亮剑,旧制未除即汇成难以遏制的巨浪,一旦风云突变,保护私权和遵循程序正义的独立司法未及确立,私权就可能已经被消灭、程序就已经被践踏——走回到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老路上去了。 动辄下跪的跪族让人绝望,肆无忌惮的暴族则让人惊悸;视革命为地狱之门固然偏颇,把革命看成天堂之钥同样幼稚。在两个极点的针尖上跳舞,就不会有广阔的视界。重要的不是革不革命,重要的是革命者选择何种德性。 2013年3月1日於纽约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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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观点 萧瀚 2012年10月17日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以表彰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平心而论,我虽没读过他所有作品,但就读过的而言,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莫言遭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批评的某些公共言行,并不能成为其丧失获奖资格的理由——是否够格应该按照文学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论定。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常常置身于艺术与政治模糊的边界,引发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 1940年,纳粹铁蹄踏入挪威,一个同样令人震惊错愕的消息传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叛国投敌,效忠希特勒德国,他甚至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汉姆生是挪威的伟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获奖在前叛国在后,他没让诺委会为难,但诺委会还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回答一个折磨人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可否颁给暴政的支持者? 1965年,苏联作家、苏共党员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而获奖。这部史诗性巨著的第一卷在1928年甫一出版即震动世界文坛,从首版到获奖,整整经过了37年!与肖洛霍夫历经漫长岁月方才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苏共政权的厌恶者帕斯捷尔纳克通过秘密渠道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送到境外出版,第二年的诺奖就落到他头上。两人的艺术成就各领风骚,难分春秋,但从诺委会那里得到的待遇却差了36年! 人们也许会问,像《静静的顿河》这种艺术成就一目了然的巨著,为什么会经历诺委会如此漫长的犹豫期?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河水不犯井水还是沆瀣一气?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是否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爱看二战影片的原因之一是喜欢看纳粹德国的军装——这是我见过的设计得最帅的制服,这种审美诱惑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据说70年前不少德国少年就是魅惑于这套军装而主动上前线当炮灰。德国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虽是纳粹宣传片,但其精湛的电影艺术成就难以抹煞;被视为美国电影史上商业片开山之作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因歌颂3K党而政治不正确——据说里根总统被记者问及如何评价它时索性矢口否认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但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 艺术与政治常常就这么水火不容,尤其当艺术被当作政治工具,成就再高,也不管是否协从作恶,都会被愤怒的人群将它们从宠儿的宝座上掀翻在地,踏无数只脚,受尽凌辱;就像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拍摄的电影《玛莲娜》(Malena)里,玛莲娜因与德国人的瓜葛,她的美貌成了罪状,从而遭到同胞们的暴力羞辱。关键是,人们常常很难有效地划出艺术与政治的楚河汉界,无论是为了保护它,还是为了侮蔑它。 艺术,就如高尔泰先生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始于自由终于骄傲,艺术的承载者艺术家们也因此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而政治,作为某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无论是来自官方组织性、有着巨大强制力的权力,还是来自民间道义威势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奴役、整齐划一,它最讨厌的就是独立、自由与参差多态。所以,柏拉图《共和国》里忧心忡忡地声称要把诗赶出城邦,提醒从政者要提防诗人、不得赞美,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令人同样困惑甚至啼笑皆非的是,我们到底该感谢孔子帮后人留下305篇诗歌,还是该遗憾他埋没了2700多首诗? 艺术的自由也隐含着自律,面临社会基本共识的伦理底线,艺术所应得到的宽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艺术家总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然而,到底如何界定艺术的疆域,美的缰绳到底应该系在哪个栅栏哪根桩上,执掌缰绳的人应该对不端艺术发起怎样的冲锋?这些一直都在争论而少有定论。 中国“行为艺术家”朱昱将四个月大的胎儿从子宫中取出食用,引发众怒,如果仔细阅读对他的采访,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艺术”并非除了邪恶别无其余。他的“作品”《食人》那种不慌不忙、毫无表情地取食烹调胎儿的过程,正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隐喻,如同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强行对他人堕胎2800例的“姑姑”,这种人难道不比食人者残忍?与这些有名有姓却又隐身于广袤索多玛城里的“姑姑”们相比,朱昱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吗? 当然,行为艺术家即便是严守底线伦理,又能耸动视听地达到极致的艺术震撼效果,在艺术史上也有无数例子。最近纽约MoMA展出两位艺术家雷诺德·雷诺兹(Reynold Reynolds)和帕特里克·朱利(Patrick Jolley)的视频作品《燃烧》(Burn)可谓典例,一所房子燃起熊熊大火,而居于屋中的人们却了无知觉,直到被灼伤、烧死(不知道参与的行为艺术家是否有伤亡),整个过程令观者极其震撼,也许这部作品是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与生死极为妥帖的隐喻。 要准确界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伦理的界限几近徒劳,这条界线就像中印边境上引发外交争端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无法让人一劳永逸。艺术构筑的世界,原比人们抽象于生活的逻辑更为真实和生动,混沌才是艺术的清晰,模糊才是艺术的准确,人性的自相矛盾才是艺术的逻辑。 生前给沙皇写过不少肉麻诗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世界文坛奉为文神;如果哪个文学发烧友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只盯着他接受过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礼物,会让人觉得好笑(多么不合生活逻辑的人,博尔赫斯反对阿根廷军政府,却支持智利的军政权);同样也不会有哪个文学愛好者会将聂鲁达的诗烧掉,仅仅因为他支持阿连德政权;汪曾祺也绝不会因为参与过京剧样板戏的改编而失去其文学地位…… 作为人类形而上世界的精灵,冒犯俗世几乎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他们除了可以是私域的为人不齿者——西谚所谓“诗人在历史上是伟人,但住在你隔壁那就是个笑话”,甚至被公共领域抛弃时他们的杰作依然备享朝拜的香火。 2009年是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纪念了他的文学成就,这似乎印证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尔摩诺奖晚会上演讲时说的话:“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永远是‘昨天’,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场合下——甚至是‘明天’。” 昨天的惊喜也好,愤怒也罢,都是过去时态的伦理或政治,将随具体事件远去而被淡忘——正如汉姆生对挪威人民的伤害,最终依然苍翠挺拔于历史尘埃之上的,只能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这种残忍的“势利”,是因为在时间的河床里,美是永恒的大江大海,而伤痛却只是超不过三代的浪花。 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说过一句名言:“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长在百花园里的玫瑰是玫瑰,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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