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城管，谁与争锋？   萧瀚   【路边社驻奥斯陆消息】即将揭晓的诺贝尔和平奖，如往年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对于谁能获奖，坊间已有诸多猜测。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经中国政府长时间斡旋，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亦经过长时间征求各方意见，目前比较倾向于将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城管”。   在一份尚未公开的文件中，引述了和平奖委员会草拟的颁奖辞，称：   “中国城管，十数年来身经百战，拆房无数，亿兆流离，依然喜乐平安，且中国亦未发生革命，实为文明世界及野蛮世界之奇迹，和平奖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城管，以表彰其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努力。”   虽然目前还不能说完全定局，但其他诸多候选人如来自中国的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等人，看他们多年言行，在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内容上，均难以与中国城管媲美。   另有消息人士认为，除了中国城管，610办公室以及维稳办、四川成都金牛区政府、江西宜黄市政府、广西北海市政府等也是角逐和平奖的大热门。有提名人因此认为，为了防止只颁奖给中国城管可能引发其他候选人不服导致的内斗，单独颁奖给中国城管既不够公平，也易引发争端。所以除了中国城管这最大得奖热门外，此奖也可能由上述各候选人分享。   且看明天揭晓。   （路边社驻奥斯陆特派记者胡唆2010年10月7日报道）   2010年10月7日於追遠堂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精卫填海   雲邊居士按：   这是今天发在我的新浪微博“@萧瀚微博卅一世”上的20条微博，内容都是围绕政改而写，微博上被屏蔽被删除，甚至到了守着我微博屏蔽的地步。诺大中国，居然没有说话的地方，这是什么国？   2010年10月5日     关于政改的 20 条微博   萧瀚   【政改】1.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总结过国史上的一个政改定律，就是自上而下的成功改革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启动与进行的，不知不觉中居然就成了。这似乎确是变态中国的历史常态，温先生近来急切地倡言政改，当然是好事，但人们大多“观棋不语真君子”，只是想看到具体的政治行动，并非不赞成。   【政改】2.中国历代治理，且不论基本政体，一大痼疾是“官僚制”问题。世界上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官僚制传统能比中国的官僚制更深厚稳定强大，这个软硬兼备、所向披靡的怪物，是国人数千年来劣根性的集中体现与代表，极权时代更甚，一群流着口水骂贪官的国民加贪官等于中国，其他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政改】3.韦伯在研究官僚制时发现，一个政权稳定程度取决于官僚制的稳定程度。当前中国，官僚制比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稳定，因为牠财大气粗，可以花无数钱堵各种不稳定缺口。只要看看公务员已经成为当今就业第一热门就知道，这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中国模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时还困难。   【政改】4.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提出一条重要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的时候，而是在牠开始改革之际。共产党很明白这一点，所以罔顾民权，对社会控制很峻厉。但极权政治最大特点就是必死无疑，改革是死，不改革也是死，关键在于安乐死还是暴死。我猜大家都希望牠安乐死。   【政改】5.自上而下限权政改是权力自杀之举，是悖论。如果权力的腰包鼓囊囊，牠会自杀？这不符合权力基本性格，权力只有在摇摇欲坠一贫如洗且无从劫掠以维系时（如晚清）才会考虑政改富民强国，目的还是维护权力本身。指望权力自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遇到最强劲的阻力：利益被严重损害的整个官僚制。   【政改】6.政改两条路：重新洗牌全局政改或从司法独立开始的技术性政改（政治学上司法权是公认的“危险最小部门”）。贺卫方教授历十数年力倡此议，从黑发到白头，鼓吹司法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这应该是改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通过扩张司法权限制行政权以奠定分权基础。全局政改就不好说了。   【政改】7.司法独立的收益：从个人看，民权可以得到基本的公正保障；从社会看，民权得保障，社会就稳定；从权力看：司法权扩张是其自身权力秉性，对司法官僚来讲，不是限权而是扩权；对行政权来讲，行政官僚虽权力受限，但利益保留比重新洗牌的可预期性大一百倍。这里受损最严重的是党权。   【政改】8.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表明，政改需要华盛顿式的英雄。需要英雄是中国之不幸，更不幸的是，中国是出产蟊式英雄的沃土。因此，呼唤政改英雄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这类英雄有没有权力伦理、权力节操，一旦出现这类英雄必须提防其独裁。因此，公民社会与时势英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成功政改。   【政改】9.前年我曾提出“污点国父”概念，寡头分赃制下，高级党魁不可能有干净的，因为这是牠们的权力场域不允许的。因此，为了避免血腥清算换取成本最小的成功政改，社会不妨宽宥进行宪政制政改的掌权者，政改后只要清退非法侵吞的国家利益，他们依然是宪政民主新中国的国父，虽然是有污点的国父。   【政改】10.大国政改，须得是增量政改，全局政改不但难以成功，甚至可能引发全面灾难。司法独立之妙不仅在于以扩张司法权遏制行政权，更在于将激发地方活力保全地方利益，在中央与地方分权老大难问题上产生细雨无声功效。我相信，司法独立改革能成，联邦民主宪政新中国就能成。当然，这同样需要时间。   【政改】11.有博友对增量政改有异议，认为俄国和东欧全局政改都成功了。苏联是经济出大问题，共产东欧本来就是被强加的。中国不同，人口庞大，一旦局乱，引发经济崩盘，官民不聊生，政坛就会成为新的斧头帮擂台，最后独裁者操控政局，不但政改不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蟊式暴政。中国只能走增量政改之路。   【政改】12.温先生多次提到一切政党都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行动，这是口号，要实现这口号，其实简单——让司法独立，让党权从司法权领域滚出去。只要司法能真正独立，再配以目前甚至将来全面开放媒体，这党权要胡作非为就很难了。党权集中于行政权领域，司法权遏制住行政权，也就部分遏制住党权。   【政改】13.政改的技术性核心是限制权力，限制党权是核心的核心，政改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同时保证这两条，就不能一下子将党权赶出所有领域——其他社会力量被党权悉数歼灭的情况下，权力真空会导致乱局，从而政改无望。如吃大饼，不能指望一口吃七个，也不能因为吃到第七个才饱，就不吃前六个。   【政改】14.有博友认为，台湾经验很好，学他就行了。3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和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政改路径不可能一样，大陆地区差异很大、人口数庞大，之前没有像台湾那样确立私有产权和私有媒体，政改基础很差，需兼顾很多利益才可能推进政改，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分权、民族等问题台湾都不需要考虑。   【政改】15.目前，关于政改方面，掌权者和民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民间要求党权结束权力垄断，而党权却不肯结束垄断，在腐败带来自我不适感的同时，为了对付民间压力，党权想出瞒天过海一计：党内搞半拉子民主玩监督家家。这与古代中国所谓皇权相权互相制衡同性质，基本上是胡扯，也是对人民的欺骗。   【政改】16.真正的政改，就是如果存在一个定于一尊的权力，那么它就是政改的对象，因此，有博友说，党权一权独大，司法独立怎么可能？没错，社会不施压，他们绝不会放弃，压力不够也不会放弃。这是个精卫填海过程，不管能不能成，只要还活着就要啣一口泥填进去，千千万万精卫来填，这海说不定就平了。   【政改】17.肖扬之后，司法改革严重倒退，就是肇因于党权对司法独立的高度敏感。他们知道一旦司法职业化以及司法精英主义成为司法领域的主流，即使蜗牛一般缓慢，这司法也迟早都会走上独立之路。于是，他们让一个讲政治的法盲来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院长。司法独立有多缓慢，政改就有多遥远。   【政改】18.今年《代表法》修订，公然规定人大代表不得自设专门办公地点。这是在议会制度方面对代表职业化的阻挠，与在最高法院安排法盲院长是一个道理，目的还是同一个：保住党权，绝不让出一分一毫。让党权挠心的是，即使最极权最专制的政权，他们在纸上还是不得不推崇民主，这就给了社会以机会。   【政改】19.这条党权民权博弈之路上，将看到一出风景：随着人们越来越把党权原本只是嘴上嗷嗷的空头支票当真金白银认真对待，他们就会感到费劲，只能赤裸裸地制定越来越公然蛮横的法律，《代表法》修订是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荒诞法律的日益增多会引来舆论的巨大压力，最终瓦解他们的欺骗能力甚至信心。   【政改】20.党权民权博弈之路可能漫长，最终结果前通常很荒诞——以赤裸裸不再伪饰的邪恶立法为基本特征，这说明党权护权之路已经越来越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仅靠军队不可能统治，总要以立牌坊的姿态使用军队，然而现在牠们还有这样的空间吗？可能的政改之前，社会不该是等待，而是继续精卫填海。   2010年10月5日於追遠堂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致杨金柱律师   萧瀚   尊敬的杨金柱律师：您好！   自从昨天听说您的事迹，继而看到您的博客，很感佩您的言行，为此，我也想跟您这样公开地说说话，一来聊表对您的行动之微末支持，二来也参与讨论您所忧虑的问题。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您和斯伟江先生的讨论，您希望以自己的行动促成当局启动政改，走向宪政，而斯先生则认为，这个制度本身决定了最高法不可能公正司法，体制内的血谏于事无补。（我的这一概括如有悖两位原意，敬请指出，以便修正。）   您担心当前中国局势下，如果再不政改，可能会发生革命，以至于天下生灵涂炭，因此您希望能自上而下地政治改革，而不是像清朝最后那样被推翻。因此，您不赞成革命。你目前的行动正是您上述忧心如焚的产物，这一点令我十分钦佩。   阿伦特曾经说过“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如果不是为了自由，革命何为？革命有何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为了自由的革命都是“伪革命”，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无法达到最低限自由共和目的的革命也是伪革命。   显然，这一“革命”的目的和理由，显然还无法成为当代国人的普遍共识。只要举目四望，看到无数人在流着口水骂贪官，我们就知道这个官本位、权力崇拜、暴力崇拜的国家根本没有革命的资格，资格阙如，遑论能力？所以，革命离中国人还很遥远。   3000年中国，有数十次改朝换代，但真正的革命，一次都没有，有的只是鬼打墙的斧头帮火并，除了纯粹因异族入侵的覆灭之外（如元取代宋），其他的王朝更替，通常都起因于人民已彻底无法承受统治者的暴虐统治，通常与横征暴敛、饥荒等相关。纵观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起义者与现下“流着口水骂贪官”性质是一样的，无非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一套，起义的目的是从被抢劫者、被屠杀者转变为抢劫者、屠杀者，他们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被压迫者身份，而不是要让千千万万人变得自由、平等、共和。除了反抗暴政的天然合法性之外，他们新建的政权从来不具有自由共和意义上的合法性——即使是以种族主义起家欲建共和国的孙中山，最后也背叛了共和精神。   我完全理解您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和国人再次罹受历代朝革之苦。可以想象，如果再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无法建立联邦民主宪政政体，现实只会变得更糟——共产党是坏透了，但新上来的政权却有能力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坏。在中国，坏从来是不封顶的。国人惯于赶狼迎虎之事，这有历史可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性之必然产物。   亚当斯密以来，黑格尔、马克思，直到当代的布罗代尔，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给中国下过一个结论：中国是个无法改变的国家。所谓无法改变，无非是因为奴役之习过于深重，难以一跃而成自由之国。   然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被管制的社会尽可能从政府的现有控制下突围，从而成长为真正的公民社会，唯有先声而起的公民社会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联邦民主宪政之新中国——到那时，不需要暴力推翻，但革命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斯伟江先生对司法改革的绝望性观点，我完全赞成，而对于您的行动，尤其是批评王胜俊先生，建议他辞去最高法院院长之职，这既是您的言论自由，也是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同时鉴于其在司法领域大开倒车的种种行径，我也对此建议举双手赞成。   因为你们各自在为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作出贡献，你们以自己的言行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承担一个公民的义务。   至于您目前遇到的危险，您可能遭受的迫害，我无能预测，如有不测，我也不敢说我有什么勇气会陪伴您去一起承受，但我希望自己能尽一己绵力给您以声援和支持。   最后，我谨以半公民的身份，感谢您为这个社会所尽的义务，这份义务中原本该有我一份（而我却没有像您那样去履行）。您的犯险而为，令我羞愧，也令我振奋。   2010年10月1日六十一年沦陷节於追遠堂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致羽戈，萧瀚、有西、杨金柱   请允许我不定义革命和改良了，因为，改良幅度大，对有些人意味着就是革命，革命力度小，对某些人意味着就是改良。改良幅度小，对有的人来说，就是保守了。关键在立足点和实质性幅度。如果我们把不流血的政权在反对派之间交替（不是一代代交替）视为改良的话，在我的语境下，革命大概就是通过暴力进行政权轮替，如十月革命；保守就是不愿意交班，希望万世一统，永远健康，如晚清。因此，关键在对政权轮替的看法，愿不愿意通过数人头的方式，承认多数有权选择执政者，法治高于人治，接受这套游戏规则，并愿赌服输。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谈改良是很难的，因为，当下在执政者，必须有承认民主规则，愿赌服输的心态，才能搞改良。不然，接受不了改良的最终结果是自己（团体）下台的人，是不会轻易启动实质性改革的，因为游戏一旦开始，一切皆有可能！日本明治维新，也算走工业化、开议会，但是，实质性的集权问题没解决，最后走上法西斯之路。因此，维新改良的实质，也是一种自我颠覆的革命，岂是常人能做到的。这也是我在评论有西时，对讽谏型上奏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必须有强烈的外在压力下启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启动主要是基于经济危机的压力，戈氏当政前二年，他搞的是反酗酒和反非法收入运动等，起了反作用，原本衰弱的短期经济，更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戈氏在政治局开会时，说，不搞民主看来是不行了。当然，这个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戈氏启动改良后，形势发展已不是其能操控，后来局面失控，苏联解体，并不是他启动改革时能预见的。于是，戈氏变成了我国的反面教材，然而，据了解，俄罗斯大部分人认可他是一个积极的历史人物。没有外在的强力压力，体制内的保守派是不会愿意让步，轻易地接受大权盘落的游戏规则。一旦金狮子改变颜色，是要被其他金狮子咬死的。除非，外面有更迫切的危机，金狮子们发现，不改变，下场更惨时，金狮子们大多数达成共识，藏在里面的改革型人物才会启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显然，目前我国未到这个外力压迫的地步，而感觉在同治中兴的年代，上面感觉虽然大趋势是什么，然而，小车不倒只管推，仍可再搞多年。同治1874年薨，到1911年，似乎，可以搞几代领导人。不过，在互联网时代，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人的意识等因素不同，晚清是不能比拟的。现在世界第二的局面，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显然是感觉良好的，因此，内部改革声音单薄，是可以理解的。指望拿十几年、几十年后的动荡风险和现在的真金白银交换，绝大多数当权者是不会这么为天下计的。   再看，能启动改革的人，有西，杨金柱想进谏的人，莫不是手握重权的人。拿一个美国学者评苏联戈氏、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人，说，这些体制内选拔的领导人，看似在党内各级、省市锻炼多年，然而，没有一个出国经历过，没人会说外语，在体制内的经验往往是囿于地方的经验，而不懂真正的民主是怎么样的。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只是在一个地方呆了二十多年的人，我对最高层政治不了解。然而，老人都喜欢听话出活的孩子，人性使然。有西、金柱向他们进谏，开明的，他们能理解你们的一面忠心，之后，摆摆手说，时候未到，到下一代领导人，条件成熟时再说吧。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也就是托辞而已。在我之后，谁管洪水滔天。不开明的，反而责怪你们把人心搞乱了，进谏么就如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信，不爱听就扔垃圾桶里。你这新型进谏公布于网络，上层听不进，下层倒愈看愈明白。不改良，就革命。会否生灵涂炭，这也是一国的国运，本来，即使转型，就民主问题，中国应该是再也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武装冲突了，毕竟民心思稳。但是，难办的是，中国除了民主问题，还有民族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流血已不少，更不用说中原板荡时，有西、杨金柱的预见也是真实的担心，这个议题，请允许我打住。   担心动荡，恐怕不但是要移民出国的人，或者拿了外国卡在国内混的人才有，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有，上层恐怕也有，然而，如羽戈所言，关键是如何改？谁也找不出一条，既能万世一统，又能保持社会不动荡的方式，这才是改良的死结。萧瀚兄的药方是，“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被管制的社会尽可能从政府的现有控制下突围，从而成长为真正的公民社会，唯有先声而起的公民社会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联邦民主宪政之新中国——到那时，不需要暴力推翻，但革命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萧瀚兄的药方是一条郭靖练功的笨功夫，非常慢，然而，基础扎实，不过，公民社会还是暴民社会，取决于民众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很多先进媒体在给民众开益智养气的启蒙药的同时，大把媒体如环球时报等在开民族主义的大力补心丸，当系统崩溃时，是公民还是暴民，真的很难说，不信，去看看腾讯评论下面的留言。这个角度看，启发民智的同时，一定要培养遵守游戏规则，妥协、宽容、不要迷信暴力的文化。   羽戈说，对未来很乐观。这话，我也赞同。如同一百年后，中国肯定有民主自由，问题是，近几十年的看法，短期如何，我比较谨慎。我不是保皇党，我无皇可保，而且，保皇党的六君子一样喋血菜市口。杨金柱一样也是保皇党，现在的遭遇可以说明一切。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指望当下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反对暴力革命，又承认现实的无奈。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社会自下而上启动（逼迫）上层改革，不管如何，一旦启动实质性改革，谁也无法预料进程和短期结局，一波三折是常态，不指望一蹴而就！   当然，这样的想法，和杨金柱、有西兄比起来，不免有些残酷和自私。然而，从自私的常人人性出发，才能得出血谏无用，不如退而织网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有西、杨金柱的积极客观作用，只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是，“我本将心向明月”。   在当下来说，杨金柱的做法，相当于（师）尸谏了，搞下去，什么个人所，律师执照也将没有。这保皇党陈尸湘江。上面的想法是，谁要你保了，你这是煽/动百姓对上面不满。洪秀全说，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有Army，有武警，要你保？你闹，吊你律师执照，安一下人心。对百姓来说，恐惧只能让暴力压抑在心里，一旦有机会，以暴易暴！悲夫！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新市民.中国”（ http://www.newcitizens.cn/ ）网开网而写，今天发表在该网站。   市民时代：公民社会的前夜   萧瀚   “市民”这两字，用来对这个时代定位很准确——正在卸下臣民社会的冠冕，尚未换上公民社会的衣衫，处在两者之间，便是市民时代。   古希腊城邦除了那些实行僭主制、寡头制的城邦，雅典的古典民主制产生了雅典公民社会（雅典也有过短暂的僭主制、寡头制），那种制度下，自由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古雅典公民没有现代法治国家公民们所享有的消极自由——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对整个城邦的命运负责，并且因此而享受其公民权利，这在伯里克利的演讲中讲得十分清楚。古罗马的公民与雅典公民有很大不同，其政治权利既没有后者那么丰富，也没有后者承担义务上那么严格。   罗马帝国崩溃后，原先罗马的公民以及军事政权下的臣民逐渐转变成宗教政权下的教民，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也将臣民与教民混而为一，并且各封建小国视其本身受制于教权深浅而略有差异。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这种状况又发生新的变化，即教权被从世俗权力中逐渐清除，臣民与教民混合的身份逐渐被一种新的身份，即市民所取代，这种新身份，既反对教权限制甚至剥夺人的自由，也反对皇权对自由的限制，直到近代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替代随着哲学思想、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的日趋成熟，而逐渐稳定为至今尚存的法治政权下的公民身份。   上述身份沿革，显然是西方欧美罗马以来的路径，自古及今，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依次经历过三种政权：军事政权、宗教政权、法治政权，但也有不少地方经历此三者之外的独立形态，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   总体而言，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只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即军事征服所带来的军政皇权。这种军政皇权形成如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即以军队等暴力机器为后盾，掺入文官官僚科层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读书人、知识人被全面收买而进入政府。于是，这种政治所形成的统治结果，便是黑格尔所谓的“皇帝之下奴役的平等”，社会人的基本身份一直是臣民性质，历3000年未有变化。近800年来，这种臣民社会因异族入侵、接盘建政、潜心模仿，其结构上所具有的看似并非刚性，其实却十分柔韧的顽固性尤令人吃惊。   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理念、法权意识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大众意识，臣民状态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文官科层制的母体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文官政治逐渐走上脱离军政皇权之路，但这条道路注定漫长、反复，荆棘满布。   1980年代以来，中国步履蹒跚地走上公民社会之路，臣民意识虽然还极为普遍与顽固，但也开始松动，军政皇权的外观虽已逝去，但骨子里的很多旧习与传统，依然活在具体的生活之中，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军政权逐渐向公民社会垫底的法治政权转型。为此，脱胎于欧洲城市平民平权要求而产生的市民概念，也就成为当代中国许多城市（也常常包括农村）平民合乎实际的身份——我们既不是动辄下跪谢主隆恩的臣民，也尚未成为各项基本权利能得到有效保护的公民，是还在争取成为公民、私权保障多一些、政治权利基本阙如的市民。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岛》中深情写道：“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我想，走向公民社会的市民时代也必是如此。   2010年9月9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