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OhMyMedia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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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的新浪

  内容摘要:在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下,新浪微博堪称互联网时代的又一个奇迹。他们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政治要求,游走于自由与管制的边界?最近,阳光卫视杨澜与新浪掌门人对话,把新浪微博比喻成“婴儿期”,曹国伟纠正说“应该是少儿期”。杨澜说,“这意味着开始上学了,要学习很多规矩了。”曹国伟笑着点头称是。这拈花一笑的深意,或许可以解读为六个字:讲政治,有饭吃。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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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萧瀚:扭曲社会里的伪公正

    “以方舟子为核心的“科学真理教”、“科学裁判所”,其基本操作规程是集网络虚拟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陪审团于一身,在公共领域私设法庭,肆意抨击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有害于他人的言行,对于一切有效或可能有效的反驳性证据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毫无边界地肆意践踏他人私权、毁人清誉,从而形成一股肆意侵凌公民权、毫无基本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法盲势力。惨遭方舟子势力攻讦的人,无论有错无错,都会受到舆论上的精神蹂躏。”   扭曲社会里的伪公正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表时间:2012-03-02 14:44  萧瀚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156名学术界、传媒界人士联名呼吁中国社科院处理一位硕士论文的涉嫌抄袭者,如此高射炮打蚊子之举或许仅仅因为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妻子。     此事无法简单论对错,而必须将它置于当代中国具体社会背景下来讨论,但必须从方舟子开始谈起。方舟子以十年之力专业打假,他以现有某些科学结论为依据——也许在他眼里,那些就是科学的全部——横扫各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气功、宗教、中医、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他不懂的,没有他不打的——只要他认为可以打就可能会打。     必须承认,方舟子在有些领域的打假是对澄清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的,比如针对禹晋永的学历造假事件等。但是,十年打假,方舟子也遭到诸多质疑,包括被打者的自辩性反击或旁观者的批评,有些事明显就是他出错了(比如他作为一个学生物学的人,对肖传国“肖氏反射弧”如此专业的医学问题,到底有没有打假的专业学术能力?),但他从未道过歉。     方舟子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科学裁判所”,以他所谓的科学真理,攻击一切他认为不科学的人和事,仿佛除了他眼中(仅仅是他眼中)的科学之外,其他的信仰、观念、学术、情感都不配存在于世,并且在他周围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势力。以微博而论,方舟子的大量支持者(他的关注者目前已超过247万,虽然关注者未必一定是赞同者,但如此庞大的关注数无论如何都代表着某种舆论势力),和他一样,心中殊少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存疑事物的谨慎,对持有不同于他们观点者的自由和公民权的基本尊重。     以方舟子为核心的“科学真理教”、“科学裁判所”,其基本操作规程是集网络虚拟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陪审团于一身,在公共领域私设法庭,肆意抨击普通公民无论是否有害于他人的言行,对于一切有效或可能有效的反驳性证据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毫无边界地肆意践踏他人私权、毁人清誉,从而形成一股肆意侵凌公民权、毫无基本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法盲势力。惨遭方舟子势力攻讦的人,无论有错无错,都会受到舆论上的精神蹂躏。     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至少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厌恶,它是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极端幼弱国度里的瘟疫。与易中天先生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有方舟子的社会是可爱的,以我之见,不但不是可爱的,反而是丑陋和有害的——一种毫无边界感,随时肆意越过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怕冤枉别人(关键在于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公权力)、不怕侵犯别人、不怕伤害别人的势力,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爱的。     但是,方舟子及其法盲势力的可恶并不是延祸其家人的理由。设想,倘若刘菊花不是方舟子之妻,她的涉嫌抄袭问题还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吗?那么多被揭露剽窃的有头有脸的学术界人物,有谁遭到过她这样的对待?即便从净化学术空气的角度看待,是追讨一个学术界名流的抄袭问题合理,还是穷究并未专业从事学术研究者的硕士毕业论文抄袭更合理?     此公开信的联名者或许会觉得委屈,难道公开信里讲的道理错了吗?孤立地看,这封公开信所传达的理念正确得如太阳的光辉般耀眼,但任何落实到具体个体的公正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作为正义的个体性“得其应得”存在着心理比较。     当代中国的伦理自觉尚未得到正常发育,错误的基础性制度一直在强力阻挠这种发育,公权腐败延祸致社会性全面腐败。如此语境下,批判和穷究的主矛头理应指向不受限制的公权,尤其是在公民权随时可能遭到公权侵凌(无数的血拆案例、刑事冤案、民事司法不公正都在证明这个事实)的当下。     因此,对非公权性质的普通公民罪错抱有一份“千万不可冤枉”的谨慎,以及“千万不可过头”的节制,是公民社会的义务。即使已有明显证据表明普通公民的某种罪错,也应当视具体语境而待之以公正基础上的仁慈,注意对这些罪错施之以社会性惩罚时的比例———即不可对某个较小的过错实施严重超过同类较小错误的惩罚。这绝非法不责众之意,而是说在一个缺乏正常司法制度的地方,对非公权性质过错的社会性惩罚,应该宁可轻罚而不可重罚———因为一旦错罚,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的希望渺茫难求。     在此公开信发布之前,我曾收到过征集签名的邮件,但我一看邮件标题就有种莫名不快,所以连内容都没看,后来就完全忘了这事,也没回复。应当说,此事我处理得有些草率,如果不是阻止,至少应该给发件人回信,这也是基本的礼貌,因此,我在此公开向发件人道歉。     亡羊补牢,我要问的是,此公开信的联署人,你们心中是否还存有株连的思维习惯或潜意识?是因为反对方舟子,所以要追究刘菊花涉嫌抄袭,还是真的对刘菊花涉嫌抄袭那么义愤填膺?当然,有些联署者可能根本没有深想,只是看内容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对他们的粗心表示惋惜。至于怀有其他想法的联署人,我希望他们能静心想一想公共行动中的公共理性和建基于此的规范,以及行动者的公共品质,并提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思考此次事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公正存在于人们心中,即使仅仅是直觉上的,甚或模糊的,公正始终与仁慈相连,不考虑具体语境的绝对公正从来就不存在,丧失了仁慈这个底线伦理基础的公正,随时可能蜕变为名为公正实为偏狭甚至邪恶的伪公正,从而不公正地伤害无辜者,或同样不公正地过重惩罚小错者。     在今天这样的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真正最有价值的追究对象是公权腐败与贪赃枉法及其对人权的践踏,而对普通公民罪错的追究,即使是必需的,也得是谨慎的、尽可能善意的——— 因为我们千万不可忘了这个 基本前提 ,社会性惩罚施之于个体普通公民之疑似罪错时,在中国并没有可期待的独立司法足以纠正当事人可能遭到的不公正。这一前提不但于被方舟子打假者如此,于方舟子如此,于刘菊花如此,于任何缺乏足够权势者都如此。     我当然知道,写这种文章,几头不讨好,尤其是可能会更深地得罪方舟子们,但我始终相信公正存乎一心,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不慎欤?   http://sp.ycwb.com/2012-03/02/content_37345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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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戴建业:私人空间与天下公言——方韩之争随感之八

戴建业:私人空间与天下公言——方韩之争随感之八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戴建业       方韩的笔墨之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仅韩粉与方粉隔空叫骂,连不少法律人士也就代笔质疑的合法与非法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方舟子质疑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这是他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派认为方舟子的代笔质疑,侵犯了韩寒的个人名誉,超出了学术争鸣和言论自由的界限。我曾说过这一文化事件,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的学术价值,现在看来这场争论可能还具有法学意义,有利于今后在保障言论自由和保护私人空间之间划定言论自由的边界。     法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一看到像砖头一样的法律文本就发晕,对于法学家们的争论,像我这样的外行“休得多言”。由于方舟子质疑的韩寒作品,都是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体裁,我试图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厘清私人空间和天下公言的分际,划定文学研究者学术研究与私域侵权的分野——哪些地方可以畅谈,哪些地方必须闭嘴。     文学研究中言论自由的边界,分际就在于其论域是私人空间还是天下公言——如果是私人空间,学者就不得随便闯入,如果是天下公言,则可深入研讨并展开争鸣。而判断私人空间与天下公言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是否发表。不管是文学还是非文学作品,一经公之于世就属公言而非私语。不妨以这次方韩之争中韩寒两封家书为例。韩寒上学期间写给父亲的书信,绝对是他们父子之间的个人隐私,文学研究者不可像侦探那样,偷偷摸摸地闯入韩家拆开信件,也不可将它们的内容公之于众,更无权随意谈论是非和品评高下。但是,当韩寒父子将他们之间的通信上网发布以后,它们就由个人私语变成了天下公言,而天下公言就可任人评说,这就像将私宅捐作公用一样,即使所有权仍属私人,但公众都可随意进进出出。     你要想保护个人隐私就不要发表,一经发表就不再是个人隐私,敞开了私人空间而进入了公众视野,因而人们不仅可以谈论它的雅俗优劣,还可以审视它的是非真假。我们再模拟一封夫妻之间的书信为例。一个千里之外的中年男子给家中太太写信说:     “亲,想死你了,下月回家,一定要让你全身颤抖。”     这样的蜜语在夫妻之间呢喃十分缠绵,将它公之于众可能就稍嫌轻佻,夫妻之间那些事儿在卧室之内谁敢过问,晒在大庭广众之中就会招人唾骂,可能有人骂他俗气,有人骂他“神经”,还可能有人质疑信为赝品,或者怀疑它是年轻人代笔——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中年男人对太太不大可能还有那种激情。     言归正传。     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是否侵入了韩寒的私人空间呢?从目前方舟子的质疑文章来看,他都是就韩寒已经发表的作品展开文本分析,他的论域全是已经发表的天下公言,他的质疑文章全都指向同一个中心论旨:韩寒早期获奖作品和代表作品,其生活情趣、审美特征、语言技巧、知识广度、个人生活乃至疾病症状,都非一个青少年所能具备,而是出自一个中年男人,而且这些“都符合他爸的特征”,质疑这些作品可能由他人——特别是他爸爸代笔。方舟子的分析全是从署名韩寒的作品中寻找内证,再在这些内证的基础上展开分析推理,并进而得出他的判断结论。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看,方舟子没有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而且他基本上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阶段。     可韩寒受不了这样的质疑,因为它事关一个作家的声誉,如果人们相信他的作品为代笔,他作为作家的才华和作为人的人格,在读者心中立马全部破产。为此韩寒向法院起诉方舟子,韩寒的律师代表成员@陶鑫良提交起诉书后发微博说:“今上午代理韩寒向普陀区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后,已经接到多多电话询问。但本人确凿授权有限,实在无可奉告,敬请各位朋友尤其是新闻界朋友的见谅。但可以报告的是:1、起诉的是侵害名誉权与著作署名权。2、我仅是韩寒律师团队的一位代表。3、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寻常态积极配合法院受理或审理本案。谢谢。”起诉方舟子“侵害其名誉权”,还勉强能找出一些理由;告他“侵害著作署名权”就莫名其妙,方舟子既没有占有韩寒的著作权,又没有不要韩寒在作品上署名。上海法院尚未正式开庭,法院之外的法学工作者分成针尖对麦芒的两派,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位同事还为此争得不亦乐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在微博中声称:“方韩之争,我将坚决、明确地站在方舟子一边。不是因为方舟子正确,因为言论自由!”并认为“言论自由保护的不是正当质疑。只要质疑有一定合理性即可。将质疑标准定为正当,在压缩言论自由空间”。“言论自由永远不仅是提问的自由,当然地包括判断的自由。”青年法学者“@萧瀚??居士”回复@何兵说:“您就这样对待私权吗?法律保护每个人的财产,但不禁止我随便质疑他们的财产是偷的抢的还是骗的?”萧瀚先生将文化产品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产品,物质商品的私权归宿容易判定,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不得说人家的东西是偷的或抢的。文化产品情况就非常复杂,署名作者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原创,可能来自抄袭或模拟,也可能是由他人代笔,在古代伪托他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绘画作品被指模仿或代笔的案件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语言作品抄袭或代笔的事件也同样层出不穷。仅就从代笔而言,如班固父子的《汉书》、曹雪芹等人的《红楼梦》、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等,有的是无解悬案,有的已经定案,有的仍是疑案。《汉书》面世后便众说纷纭,一直现在还是死无对证;《红楼梦》后四十回通过学者考证,已经认定为他人续作;张之洞名著《书目答问》是否由缪荃孙操刀代笔,至今还是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既然班固、曹雪芹、张之洞这些大家可以被质疑代笔,韩寒为什么不能被人质疑代笔呢?还有挂名李白的两首名词《菩萨蛮》、《忆秦娥》,同样也被认定为宋人伪托,李白可以被质疑代笔,韩寒被质疑代笔就侵犯了私权?来听听@萧瀚??居士的高论:“对于在世作家和故世作家不可用同一个标准。”可能是我不太懂法学的逻辑,死人代笔就可以欺负,活人代笔就只能纵容?     学者们质疑《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他人代笔,同样没有直接证据,同样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语言、思想、风格等,与前八十回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由他人代笔这种事情,不能由法官一个人“一锤定音”,最好交给专家和大众来“七嘴八舌”。代笔之争不是一纸判决就能让众人闭嘴,大家只有“心服”才能“口服”,所以我在前一篇文章中说,韩寒现在必须以自己的才华进行“自证”,才能改变社会大众由此形成的“心证”。     美国法中界定了“事实”与“评论”的内涵外延,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谓“事实”就是对业已发生事件的陈述,“评论”则是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意见;前者要求必须尽可能客观,捏造或歪曲事实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者则属于个人主观,对同一件“事实”可能有不同认识,不同认识更可能有对有错,法律通常给予它更多保护,保护“评论”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如果稍有错误就受到法律惩罚,以后谁“还敢”谁“还愿”评论是非呢?我国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一条规定了三种情况下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1、侵犯他人隐私;2、捏造事实;3、侮辱诽谤。这三种情形没有一条与方舟子沾得上边:他讨论的是韩寒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下公言而不是个人私语;他完全是基于作品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从来没有捕风捉影捏造虚构;他只是在分析推理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没有侮辱和诽谤过被质疑者。     可见,方舟子对韩寒质疑只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问题。如果基于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肉麻地吹捧作者和作品便能投桃报李,对作者和作品真伪展开质疑就要吃上官司;或者像萧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质疑古人和死人,但绝不能质疑今人和活人,那么,中国当代学者不是古人死人的“鞭尸专家”就是活人名人的“吹鼓手”。     香港学者郑戈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的《法律如何规制名利场》,是一篇值得推荐的好文章。郑先生没有像大陆许多“公知”那样牵扯进各自的利害和人情,他是站在专业角度和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发言。他引用澳大利亚Windeyer法官的这句名言发人深省:“法律不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它只保护这个人值得拥有的名誉。”如果法律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那些抄袭作伪的懒汉无赖,那些代笔剽窃的名利之徒,不仅可以在人间胡作非为,还可以在天堂招摇撞骗。     只要没有侵入私人空间,只要没有捏造事实,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对于那些基于天下公言展开分析的学者,对于那些基于事实进行质疑的勇士,既需要法律的保护,也需要社会的宽容,我们这个时代质疑者太少,而吹鼓手和马屁精又太多!           2012、2、13于台湾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84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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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 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 ”。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 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 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 20 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 “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 Godwin’s Law ),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纳粹主义 或 希特勒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这里的“ 1 ”也就是 100% ,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文革 或 红卫兵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 1946 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 15 分钟的希特勒。 1990 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 meme )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 countermeme )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 :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 :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 )停止打字。 2 )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 )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 )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 )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 )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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