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贺卫方 | 艾朗诺谈《管锥编》

艾朗诺谈《管锥编》 2009-04-19 05:19:00 来源: 东方早报 (上海)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都市繁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洋钱迷”、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Egan)先生。艾朗诺教授曾花费数年心血,将钱锺书巨著《管锥编》的部分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董桥的英国朋友伊迪丝盛赞艾氏译文“演绎中国人特有的思路简直顺水行舟,毫不吃力”,令董桥对书房里缺一本英译《管锥编》念念不已。   盛韵   您的《管锥编》英译本是题献给方志彤(Achilles Fang)先生的,是他介绍您阅读钱锺书的作品吗?   艾朗诺:是的。方志彤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在清华是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方志彤四十年代离开了中国,到哈佛教书。他的学问特别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博士论文写的是庞德,其中有很多篇幅在论述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他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第一位利用中文资料写博士论文的人。最有意思的是,他特别喜欢收旧书,波士顿所有二手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他一本一本地集全了全套四百本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他说这样比较有乐趣。他在哈佛不算很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而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都成了名教授,地位比他高出许多,所以他晚年是有怨念的。你知道吗,他其实是韩国裔,但由于在北京长大,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是中国的,所以很忌讳别人提到自己的韩国出身。1979年钱锺书先生来哈佛访问,我当时正好在那儿教书,方志彤先生就介绍我认识了钱先生。   您对钱先生的印象如何?   艾朗诺:当时西方人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如果有极个别的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的小说家身份,是《围城》的作者,没有人把他看作学者。然而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韩南教授说得好,钱锺书就像是一瓶上好的陈年香槟,喝之前摇一摇,一打开瓶盖就会迸射出来。钱先生当时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走出国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表演欲。   您翻译《管锥编》的时候,跟他联系过吗?   艾朗诺:1979年正值《管锥编》中文版出版,方志彤先生当时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一直劝我多读,有机会就做翻译。我就很认真地通读了《管锥编》。过了十多年到九十年代,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读得也比较熟了,于是决定翻译其中的一部分。我托张光直先生介绍,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我翻译《管锥编》。他回了一封信,英文写的,特别好玩的是,他最后一句写到: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翻译中碰到任何困难,可千万别来问我。   那您真的没有问过他?   艾朗诺:没有。事实上,真正翻译的困难并不太多,少数的几处难点我请教了方志彤先生。真正麻烦的是引文,比如钱先生引用的一些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要核对原文,你得知道他用的是哪些版本,不然他标注的那些页码就等于没有用。他用的版本都比较旧,一般大学的图书馆都用不上,得去哈佛图书馆找较老的版本。我当时请了一位在读德国文学的博士生帮忙核对原文,结果他一下子消失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问我:“老师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人?他引的东西实在太偏门了!”的确,钱锺书先生引用的文字一般都不是人们会注意到的地方,而是人们习惯于忽略的地方。   《管锥编》英译本1998年出版的时候,钱先生已经病得非常重了,杨绛先生拿到书以后带去医院,挑了几段读给他听,他很满意。那一年12月,钱先生去世了。   您选译的时候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吗?   艾朗诺:首先是要选择对英语读者来说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还要表现出《管锥编》所涉论题的广度,而且要尽量保持钱氏行文的风格。所有选中的条目,都是完整翻译。有些讨论中国古代文本的条目,可能只对一些专家有用,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就没有选入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钱锺书的西文引文的册数页数有误的地方,我都进行了校对。   比起宏大的理论建构,钱锺书更看重的是零碎的片段思想,他曾经写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管锥编》的写作体例正是其观点的反映。这种札记体在中国学术中有一定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如何呢?   艾朗诺:我翻译《管锥编》的本意,就是想把它介绍给更多的英语读者,我觉得如果英语读者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就太可惜了。可是翻译成英语是一回事,英语读者会不会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帮助读者了解《管锥编》的内容、风格和写作背景。《管锥编》的体例本来是随笔、札记、读书笔记一类的,而西方完全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文本,支离零碎的笔记又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大部分学者更愿意读长文章或者学术论文。所以英语读者看《管锥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那么杂啊!每一篇都很短,完全没有连续的论述,思路是断裂、跳跃的……所以他们会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文字。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写过钱锺书的传记,他的研究中对《管锥编》只是一笔带过。您有没有跟胡志德交流过这个问题?   艾朗诺:没有。因为他在那本书出版以后就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了。   《管锥编》英文版出版后,您听到什么反馈吗?   艾朗诺:有好几篇书评,都说很好,但是写这些评论的学者都是已经了解钱锺书并且很佩服他的人,而我的初衷是想让以前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人去了解钱锺书,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就很难说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管锥编》很难被英语读者接受,这不能怪钱锺书,他的书本来并不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如果要针对国外读者,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写法。   您个人觉得《管锥编》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艾朗诺: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年,才对钱先生的目的有了稍许了解。当然他的目的不止一种,是有多方面的,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管锥编》所继承的随笔传统。以前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我一直在想,钱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针对的是谁?他在跟谁辩论?我觉得钱锺书就是在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论。那么争论什么呢?钱锺书很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承认文学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清代人研究杜甫,就必须考出来他今天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而受到他们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红楼梦》,也就一定得先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弄个一清二楚。《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   钱锺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钱锺书自己就很警惕那种不同人文传统中的大作品的生拉硬拽的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钱锺书便在不同领域和语言中如鱼得水,他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许多现代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弱点,而钱锺书却担心他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管锥编》就是一棵棵“树木”,他关注这些树木的方式空前绝后,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   另外的目的可能跟“文革”有关。《管锥编》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其中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状况只字未提,这里也许有远离事端或者说明哲保身的动机,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一定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常常把古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古代西方的文学作品相并列,这就是要表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封建毒草。当然他从来没有直接明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之看成一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常常把钱锺书誉为中西比较文学的最高峰,但他自己似乎对“比较文学”很有看法……   艾朗诺:他的确很不喜欢别人说他做的是比较文学。他所要比较的东西,和一般比较文学的方法很不一样。他很看不起所谓的比较文学,大概就像小学课本里“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之类的造句。他的方法的特点是非常仔细、集中,他不会去拿某个法国诗人和某个中国诗人比,也不会拿某个法国长篇小说和某个中国长篇小说比,他对那些没兴趣。他针对的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比喻或者某一种思想。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钱锺书英文不是最好,您觉得呢?   艾朗诺:他的英文非常好。不光英文,他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很好,绝对是语言天才。1979年的那个访美代表团有很多出色的中国学者,但钱锺书的水平远远高出其他人。每次他开很巧妙的语言玩笑时,大家在大笑之余又会流露出一些惊讶,他就会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   您在《管锥编》英译本序言中提到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她是《围城》德语本的翻译者,您读过德文本《围城》吗?   艾朗诺:我没有读过德文版,但是我读过莫芝宜佳对《管锥编》的研究,我觉得她把钱锺书简单化了,尤其在她用所谓钱锺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诗歌那部分。   那您觉得英文版《围城》翻译得好吗?   艾朗诺:应该说不是太理想,很可惜。《围城》当然很难翻译,那些智慧的小地方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丢失了。   (陈引弛教授对本次访谈亦有贡献。)   钱锺书致张光直书信(1992年9月)   亲爱的张教授,   谢谢您厚道的信,我多年来因年迈和各种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从不接客而且很少回信的隐士,但我清楚记得我们在剑桥愉快的交谈,非常高兴收到您的音讯。   艾教授对《管锥编》——我那松弛不成形的庞然大物——感兴趣令我颇受宠若惊。有这位成熟的学者肯下功夫用英文选译它是很大的荣誉,自然不在话下,此书经他翻译必定少了一层隐晦:意义换了一种媒介表达必定比较显明。他大概知道此书最近出版时有第五册,名为“增订”,实为我多种反思的成果。   我授权艾教授放手翻译,过程中无须处处跟我商榷。首先说,我有八十多岁老人躲避工作,随意做什么写什么的借口。再说,他大可藉Borges的权威(指梵蒂冈而言)说:“原文不忠于译文!”*   顺殷勤问候   诚心诚意,   钱锺书   *注:阿根廷作家Jorges Luis Borges认为原著往往逊于译文。   钱锺书致艾朗诺书信(1992年10月)   亲爱的艾教授,   谢谢来信,宽恕一个乖戾老头在给张教授信中所提出的可厌条件,谨此匆匆奉告。本人无牙咬人远不如吠声厉害。   我的好友方博士最近好吗?他应该望九了。请您代我殷勤问候。我完全不记得你我曾在哈佛见过面,没法从我的记忆窟窿中挖掘出这件事。只能惭愧地感谢您提醒我。和一个旧识建立新的友谊不会太迟的。   诚心诚意,   钱锺书   (陈毓贤译)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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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访问董桥:读书·文章·做人

  访问:梁文道   协力:潘诗韵     董桥是当代华文世界里第一流的文章大家。虽长居香港,担任报社社长,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难得他肯和我们聊天,本想请他和读者谈一谈他最喜欢的书,不料他却说:“我没有最喜欢的书。”      读书     梁:董先生,你之前在电话里说不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书,这是为什么?     董:因为老了,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比如说季羡林的书我肯定会看,它好就好在他写出了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气氛,气氛是好的;然后是那些数据,对我们下一代人写东西有用。杨绛的东西也是一样,文字当然好。但你说她的书算不算是经典?根本没有经典这回事,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 chapter 好,或者是某一个 conclusion 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海明威也好,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季羡林、杨绛这些作者,我一定很仔细去看,在我这年龄的人看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淡,你自己写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呢?你会不会走他那种淡的路呢?你走不走得了呢?这个是我想的东西。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 bonus。悲哀是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 joyful 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 bonus,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等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from cover to cover 都是完美的,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吧。嘿,老了就狡猾。至于我下一代人写的书,我大概挑来看,不是吹捧谁,陈冠中的我会看,你的我会看,马家辉的我瞄一瞄,陶杰的东西我天天在报上看,没有了。大陆呢,老实说,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比如说像陆灏这样子算很好了,能够在六百、七百字的专栏里面,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叙述。可是,我也不能要求年轻人太多,你们的文章每一篇里面有多一点自己 original 的看法就好。可是怎么样把那点 originality 化在你的文章里面呢?这是我一路想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看书不留书,看完后我就送给会喜欢它的人。这样感觉上可以保持我的 originality,我会受它的影响,可是我不要它摆在我身边,我写文章的时候就不会受它影响。      文章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他的遗容很静,一点都不动。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例如杨绛的文章,看多了,我发现真的有斧痕,她的东西一定改过。后来我问她,她果然说有。我想就是这样,再平淡也要有经营。至于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的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 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会很着意在这个亭园里面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亭园这个环境给他什么感觉,他都会写得好。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却在整个院子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她挑一样东西来写,就像摘一朵花,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8年,发奋读书有十几个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 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来,这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岁、十四岁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 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 story teller 的话,你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不会好。“I am telling you a story”,你这样想的话,你的铺陈完全不一样。     梁: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连找也很难找,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 English 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枷锁》吗?讲到 Philip 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 bully,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 bully 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贵了。我就记着这点,对我写文章会有用。现在的文章都不能写长,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 enjoy 的一种 exercise。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 enjoy 我自己 as a writer 的 private life,跟我读书一样,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报纸文字是一种很 straight forward 的文章,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没有包袱,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这个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为看书很伟大,不要以为看书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伟大,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文字的话,让他去玩吧,不能勉强,just take it easy。台湾老说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我说能吗?可以营造吗?营造得起来吗?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到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你会看到 professor 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闲坐池边吗?None。现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在那里 sit back,让你看了之后说:He is the Professor!这个社会会有书香吗?很难吧。我对香港有某程度的幻灭,也还有程度的希望。这地方太浅了,太过 instant。我只希望偶然会看到一两个比较 cultural 的东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说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什么香港人写的书特别好?这个是非常 serious 的问题。 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到一个写好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梁:董启章呢?     董:我看再给他十年,他会从现在的路上拐一个小小的弯,他就会出来了,他现在还 stuck 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 conscious 自己是个作家,就等于一本杂志不能太 conscious 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杂志,或者是一本文学杂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可能有什么文学杂志,也不要这样编。你就想我要做一本杂志,在这个杂志写一些好文章,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写的是文学,我是一个作家。我说董启章在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东西很深,很涩,你说他坚固吗?他很坚固,可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梁:刚刚你提到香港的问题,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特别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条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条件很好。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么多的窗口给你看外面的东西,你有最自由的信息在里面,却没有真的好好用到。人家大陆很多文字都看不到,没有那么自由……然后文字又被彻底污染了。你说大陆有什么好作家?都是些老作家,其他人真的看不下去。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做人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在你的 calculation 里面,如果做人做得那么 calculative 的话,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畬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写了诗没有?”“有呀……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了诗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真的是心里面要有正气。我很高兴看到像陶杰那么聪明,写得那么好,读书读那么多,在社会上表现得那么好,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我常常跟陶杰讲,留一点东西给自己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留一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吧,因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you miss something,你 miss 的东西,就是现在你花掉的东西。留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识上的 integrity。我指的 integrity 不是操守,而是你对文化的一种 commitment,你对文化的一种信仰,这种东西不能没有。因为他太聪明了,下笔可以呼风唤雨。可是最深的内涵,你留在心里吧,你不要花掉;要是连最后的 integrity 都花掉的话,你以后会很不快乐。一千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来,你要我黑变白,白变黑都行,而陶杰做到了。你说是不是很惊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可惜。我知道陈子善给他在上海出书,可是中国大陆的读者看不懂他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出不了。     梁:近年大陆重新流行胡适,你觉得如何。     董:我想起一九六一年在台湾,胡先生到师范大学演讲,我跟同学躲进去看他上课,胡先生那时候很老了。从小看那么多胡适的书,突然他就在你面前。胡先生很潇洒,讲话也很温柔。那天天气冷,他看见有个女生坐在窗口旁边,他就走下来,把窗关上,轻声问一句:“冷吧!”然后回去再讲。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他死前不久。我们看到胡先生走过,主动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招手微笑。这个人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的东西,我玩的古董,我玩的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but then 这种感觉是好的。我看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个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你 retreat 到一个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一个 bygone 的岁月……     梁:那是你的选择……     董:可能我的选择就是这样,到最后,那一条路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深一点的 footprint,不知道。But that’s none of my business。总之我现在在走,一步一个脚印就完了。     (摘自梁文道:《访问:十五个最有想法的书人》)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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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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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BBC中文广播早该关了”

还差55天就70岁的BBC中文广播“突然死亡”了。“这是伦敦,BBC英国广播电台”——这个从二战期间开始播了近七十年的电台中文呼号,从此彻底在电波世界里消失。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坐落于伦敦布什大厦的BBC中文播音室里挤满了中文部的员工,在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声中,他们集体谢幕。 一些老听众表示惋惜,另一些人则说BBC中文广播“对中国一直充满敌意”,“早就该关了”。 在BBC中文部工作长达30年的康艺也认为早就该关掉短波广播了,不过,她的理由显然不同,她认为“国际短波广播是过时的玩意。”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BBC内部管理的混乱也使得其节目“越来越不好听”。“很难想象,1990年代末开始,有将近十年的时间,BBC中文部由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掌控管理,这简直是个笑话。”康艺说。 但这并不意味BBC中文的死亡,现任BBC中文总监李文表示,从4月11日起,他们将在BBC中文网上24小时滚动直播,每隔两小时,正点播报新闻,他们还将推出一系列音频节目。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英国广播公司(BBC)结束了长达七十年的中文广播。位于伦敦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内,十几名编辑、记者、制作人与中文总监李文(前排中)一起和听众道别。 第一天轰炸利比亚的炸弹=两个中文部一年预算? BBC决定停掉中文广播的消息最早是2011年1月传出的,同批被停的还有俄罗斯语、越南语及对古巴播出的西班牙语等其他六种语言的广播。这并不是BBC头一次大刀阔斧砍掉短波广播,五年前,他们就曾停掉了10个语种的广播节目,其中包括已经有64年历史的泰语节目。 停掉中文节目,只是BBC一系列裁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BBC中文部隶属于其“世界广播服务”(World Service)。2011年,“世界广播服务”的裁减预算削减16%。这一数字意味着“世界广播服务”四分之一的人手——也就是650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中文部的裁员比例是20%,裁员后,中文部员工人数将从四十多位减为三十多位。李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其他部门比起来,这个比例“不算高”。更幸运的是,中文部留住了“青山”,阿尔巴尼亚语等五个语种甚至被“连锅端”了,这五个部门都将“人间蒸发”。 身为公共机构,BBC几乎每年都不得不面对有关财政预算的质疑,其广播电视部分分为英国国内及“世界广播服务”两大主干,国内部分的财政来源是英国的电视税,而“世界广播服务”的开支则由英国外交部埋单。 “世界广播服务”总裁理查德·山姆布鲁克将关闭中文广播的原因归结于经济低迷。但曾在中文部服务了30年的康艺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她看到新闻说,最近,英国轰炸利比亚的炸弹每颗造价50万英镑,第一天投放了12颗,这笔钱相当于中文部一年预算的两倍。 这几年,BBC“世界广播服务”已经开始尝试在国际短波领域“甩包袱”。BBC中文广播的播出信号从伦敦发出,中转到远东地区的短波发射站,传送到中国及东南亚。这些短波发射站的设备、人工开支的预算甚至不低于节目制作成本。据李文介绍,最近几年,BBC陆续关掉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短波发射站,或者采用转包、租用其他发射站的方式节省开支。 2011年1月,BBC停播中文广播的议题在英国国会引发争议。英国外长黑格在接受下议院议员们的质询时解释说:“随着媒体环境变化,广播方式也要改变,虽取消短波广播,但通过提供更丰富的中文网站内容,仍可向中国和5700万海外华人提供资讯。”“现在谁还趴在那儿听短波呢?如果不是还有人到BBC中文网上听节目的话,这几年,中文部的节目也就是自己做给自己听了吧。”在康艺看来,财政吃紧只是表面原因,70年的中文广播走到今天,其实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尴尬,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链接 BBC于1941年5月19日开始使用短波对远东地区用中文广播,二战的硝烟在欧洲、亚洲蔓延,那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初始阶段,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及时传送战时消息。 开办伊始,十几位工作人员大都是从中国战场上逃亡英国的华人,每天播出半小时节目,一半是普通话,一半是粤语。所播消息均由BBC英文新闻翻译而成,播音员来自五湖四海,重庆口音、天津方言的战时新闻就这样传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 塞在门缝里的纸条 如今年近七旬的康艺在BBC中文部经历了从“冷战”到“全球化”的今天。 康艺生于巴黎,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1940年代,父亲出任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她因此来到中国,在北京的法语学校上学。这位“老外”至今可以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能像个正宗老北京一样说“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童谣。1962年,经过批准,她从“红色中国”去往英国,在伦敦大学担任助教,原本打算留在那里继续教书。一年后,她接到了BBC的邀请,希望她加盟中文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她成为BBC中文部的节目助理,后来担任节目制作人。1960年代,从“红色中国”到西方国家的人寥寥无几,人们纷纷向她打听中国的情况,她甚至因此上了当时的《每日电讯报》。 1980年代初开始,BBC开始特派记者到中国实地采访,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中文、英文、法文都很好的康艺成为最佳人选之一。她曾在1986年代陪同英国女王访华,作为随行记者到中国进行采访。三十年间,她采访过曹禺、英若诚等人。 “那时候加盟BBC,英国军事情报六处(MI6)还会调查你的身份,看你是不是间谍。”康艺说,这一做法源于二战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而在战争期间,播音室会有一个神秘的人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是监督播音员会不会乱说话。一旦有人乱说话,这个神秘人就会立即切断信号。康艺说,神秘人在1960年代的BBC播音室还出现过一阵子,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得懂播音员在说什么。据她所知,曾有一任神秘人就是附近教堂的神职人员,那个人只是在中国传过教。 在康艺看来,冷战时期,各国的国际短波广播自然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就是一种宣传(Propaganda)。战后的英语世界里,Propaganda这个词还没有如今这么负面,但确实就是要向对方阵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1960年代的BBC中文节目延续了战时传统,每天只播出半小时,先是新闻播报,新闻均来源于“世界广播服务”的英文新闻,中文部只需按照自己的重点进行挑选与翻译。那段时期,美苏对峙、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是中文部新闻报道的重心。新闻过后,是简短的专题节目,以介绍英国政治、社会、文化为主。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一张“塞在门缝里的纸条”,让BBC成了全球最早播发这一特大新闻的媒体,这也归功于BBC中文部。  那时已经有英国报纸在北京派驻了记者。10月的一天晚上,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回到驻地时,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泽东夫人被捕,‘四人帮’被粉碎”的字样。这位记者无比震惊,迅速与总部取得联系。这消息肯定会震惊全世界,但苦于没有核实渠道,不敢刊发。BBC中文部辗转得知这一消息,他们结合英文报纸及中国官方媒体那段时间的动向,初步判断这条消息很可能是真的。他们又电话询问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给了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答复。于是,BBC决定第一时间播发这条消息,并慎重地使用了“可能”、“有迹象表明”等字眼。消息播出后,引起全球震惊。 1978年的一天,BBC收到了第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听众来信,写信的是一位英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教书,1930年代末就因信仰共产主义来到中国,1940年代后期开始定居在北京。他叫大卫·克鲁克,来信中,他报告了在北京收听BBC中文广播及世界广播的效果。康艺记得,那天,他们把克鲁克的信复印了好几份,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大卫·克鲁克的儿子保罗·克鲁克长在北京。1980年代,回到英国的保罗·克鲁克机缘巧合加盟了BBC中文部,以鸿冈的名字主持过《你问我答》、《英国流行榜》等节目。2011年夏天,鸿冈即将退休,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中文部。他的父亲几年前在北京去世,母亲如今依然生活在北京。最近这些年,鸿冈一直辗转于北京、伦敦两地。 1990年代初,康艺接手了《听众信箱》节目,这个节目从BBC中文广播开播起就一直存在,专门回答听众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类问题。 康艺说,最初,中国听众的来信措辞谨小慎微,个别听众在提出学习英语的有关问题后,顺带提一些与英国政治、社会、文化有关的问题。“几年后,人们胆子才大了起来,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一位天津听众曾写信给她,诉说装电话难的问题,希望BBC能帮忙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帮他装上电话。还有一位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的人,说自己曾与她一起在一家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希望康艺能证明自己不是特务。 “我怎么可能证明她不是特务?”康艺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大笑起来。 康艺认为,一直以来,“听众信箱”过于严肃,涉及的大都是与英国工业、农业发展有关的“大问题”,她提出对这个节目进行改造,让更多五花八门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有一次,她收到了一位中国听众的来信,讲述他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苦恼。于是,康艺查找资料,在节目里介绍了英国同性恋的生存状态。“我想让他们知道,和他们一样的人有很多,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他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康艺没料到的是,那期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了一大批中国同性恋者的来信,有听众说听完节目就哭了,因为第一次有人告诉自己同性恋不是一种罪。 执掌“听众信箱”期间,在听众的建议下,康艺还为他们成为笔友提供了平台。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让中国不同地区的听众之间建立联系,互通信件,成为笔友。 但到退休前的1990年代末期,康艺每天只能收到十几封甚至几封听众来信。各个语种的国际短波广播有着与中文部类似的遭遇,BBC不得关闭了专门处理全球各地听众来信的部门。 1979年,中国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代表团出访英国,到BBC中文部所在地伦敦布什大厦参观访问。 (资料图片) BBC“复制粘贴”新华社? “现在BBC中文节目新闻立场有偏向性,而且飘忽不定,节目枯燥,有些主持人打官腔,废话连篇。”退休九年来,康艺一直关注着BBC中文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对近十年来的BBC中文部提出了批评。 1970年代,康艺与两位同事共事,他们都来自香港,在伦敦读书。其中一位充满书卷气,每天不声不响在办公桌前翻译电讯或编辑稿件,他叫董桥。康艺回忆,也许是因为他曾在台湾读书,所以,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播报新闻时也吐字清晰。另一位同事在粤语节目组主持广东话节目,此人思维敏捷活跃,名叫曹捷,后以“陶杰”的名字成为香港第一劲笔。每天英文电讯稿送来后,别人早早就开始进行翻译了,可陶杰却不紧不慢。距离开播只有十几分钟时,抄起英文稿迅速翻译,然后拿着翻好的新闻就去播音室了。“关键在于,他翻译得还特别准确,几乎没有什么错。”康艺与陶杰失去联系多年,如今却经常上网去看陶杰在香港报纸上的专栏文章。 1970年代末之前,BBC中文部的员工基本上都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到1990年代,其人员构成迅速变化,随着老员工离职或退休,来自中国内地的员工激增。 康艺听同事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BBC的中文记者曾在直播前拿着新闻稿到餐厅吃饭,吃着吃着竟然忘了直播时间,技术人员一看没人播新闻了,只得用录好的其他专题节目替代,可就这样,依然可以蒙混过关。“反正那个不懂中文的头儿不会去听节目,就算听了,也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康艺的语气夹杂着一丝无奈。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康艺发现BBC的中文新闻出现了“复制粘贴”的现象,无论在中文网上还是广播节目里,有些新闻直接照抄中国新华社文稿,“复制粘贴”后,套上一个英国媒体模样的标题,就这么发了出去。 李文从2009年7月开始担任BBC中文总监一职,他生长于天津,十几岁随父母移民到香港,原本学习金融,1991年报考BBC中文部被录用,担任过编辑、记者,后来常驻香港3年多,为BBC拓展中国内地市场,与内地媒体机构进行各种合作。 李文也是BBC中文广播七十年历史中第一位华人主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并未听说过他的前任不懂中文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有人偷懒粘贴复制新华社新闻的事情。 李文用“尽可能呈现不同观点”来描述BBC的理念。“西方国家轰炸利比亚,我们就会把各方观点在节目里呈现出来。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是主持人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必须强调那并不代表BBC的立场。”康艺记得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她如实告诉听众自己的看法,她本人不喜欢撒切尔夫人,因为这位新首相偷孩子们的牛奶——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英国政府取消了英国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免费牛奶。康艺在节目里说,一瓶牛奶对英国的富裕家庭可能不算什么,但英国也有不少穷人,对他们的孩子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怎样,BBC中文广播的结束,也引来部分中国听众的“交口称赞”,在BBC中文网的留言中,有部分听众留言表示,这家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电台终于闭嘴了。 康艺认为,冷战期间“敌台”的“敌”源于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而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墙并未真正倒塌,最近几年的一大变化是,一些中国听众指责BBC预设立场,对中国好的一面视而不见,专门报道坏的一面。 1992年加盟BBC的聂伟亮来自北京,曾在1999年参与BBC中文网的创办。十几年来,他曾接待过不少到伦敦访问的中国人,作为公众媒体,BBC对公众开放参观,中文部的当班编辑有时也会当起接待员。曾有不少中国听众问聂伟亮:“作为中国人,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你不难过吗?”更有一些听众到网上留言,说他们是在舔英国人的屁股。 不过,令聂伟亮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接待一位中国地方官员,聂伟亮问,为什么采访中国各级官员就那么难?这位官员回答说,一些政府官员的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但中国在进步,他本人十分欢迎不同国家的记者能客观报道中国。 今年已经69岁的康艺目前住在伦敦西北的一所住宅里,对Twitter、Facebook这类新玩意了如指掌,甚至还是Twitter上的活跃人物。3月底,她对自己的住宅进行翻修,在储藏室里翻出了不少当年的听众来信及节目录音,那些来信已经发黄了,那些磁带有的甚至已经发霉了。“短波已经成为过去,我有时候会怀念它,可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康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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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民国屐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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