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韵

　　您的《管锥编》英译本是题献给方志彤（Achilles Fang）先生的，是他介绍您阅读钱锺书的作品吗？

　　艾朗诺：是的。方志彤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在清华是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方志彤四十年代离开了中国，到哈佛教书。他的学问特别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博士论文写的是庞德，其中有很多篇幅在论述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他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第一位利用中文资料写博士论文的人。最有意思的是，他特别喜欢收旧书，波士顿所有二手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他一本一本地集全了全套四百本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他说这样比较有乐趣。他在哈佛不算很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而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都成了名教授，地位比他高出许多，所以他晚年是有怨念的。你知道吗，他其实是韩国裔，但由于在北京长大，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是中国的，所以很忌讳别人提到自己的韩国出身。1979年钱锺书先生来哈佛访问，我当时正好在那儿教书，方志彤先生就介绍我认识了钱先生。

　　您对钱先生的印象如何？

　　艾朗诺：当时西方人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如果有极个别的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的小说家身份，是《围城》的作者，没有人把他看作学者。然而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韩南教授说得好，钱锺书就像是一瓶上好的陈年香槟，喝之前摇一摇，一打开瓶盖就会迸射出来。钱先生当时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走出国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表演欲。

　　您翻译《管锥编》的时候，跟他联系过吗？

　　艾朗诺：1979年正值《管锥编》中文版出版，方志彤先生当时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一直劝我多读，有机会就做翻译。我就很认真地通读了《管锥编》。过了十多年到九十年代，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读得也比较熟了，于是决定翻译其中的一部分。我托张光直先生介绍，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我翻译《管锥编》。他回了一封信，英文写的，特别好玩的是，他最后一句写到：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翻译中碰到任何困难，可千万别来问我。

　　那您真的没有问过他？

　　艾朗诺：没有。事实上，真正翻译的困难并不太多，少数的几处难点我请教了方志彤先生。真正麻烦的是引文，比如钱先生引用的一些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要核对原文，你得知道他用的是哪些版本，不然他标注的那些页码就等于没有用。他用的版本都比较旧，一般大学的图书馆都用不上，得去哈佛图书馆找较老的版本。我当时请了一位在读德国文学的博士生帮忙核对原文，结果他一下子消失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问我：“老师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人？他引的东西实在太偏门了！”的确，钱锺书先生引用的文字一般都不是人们会注意到的地方，而是人们习惯于忽略的地方。

　　《管锥编》英译本1998年出版的时候，钱先生已经病得非常重了，杨绛先生拿到书以后带去医院，挑了几段读给他听，他很满意。那一年12月，钱先生去世了。

　　您选译的时候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吗？

　　艾朗诺：首先是要选择对英语读者来说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还要表现出《管锥编》所涉论题的广度，而且要尽量保持钱氏行文的风格。所有选中的条目，都是完整翻译。有些讨论中国古代文本的条目，可能只对一些专家有用，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就没有选入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钱锺书的西文引文的册数页数有误的地方，我都进行了校对。

　　比起宏大的理论建构，钱锺书更看重的是零碎的片段思想，他曾经写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管锥编》的写作体例正是其观点的反映。这种札记体在中国学术中有一定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如何呢？

　　艾朗诺：我翻译《管锥编》的本意，就是想把它介绍给更多的英语读者，我觉得如果英语读者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就太可惜了。可是翻译成英语是一回事，英语读者会不会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帮助读者了解《管锥编》的内容、风格和写作背景。《管锥编》的体例本来是随笔、札记、读书笔记一类的，而西方完全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文本，支离零碎的笔记又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大部分学者更愿意读长文章或者学术论文。所以英语读者看《管锥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那么杂啊！每一篇都很短，完全没有连续的论述，思路是断裂、跳跃的……所以他们会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文字。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写过钱锺书的传记，他的研究中对《管锥编》只是一笔带过。您有没有跟胡志德交流过这个问题？

　　艾朗诺：没有。因为他在那本书出版以后就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了。

　　《管锥编》英文版出版后，您听到什么反馈吗？

　　艾朗诺：有好几篇书评，都说很好，但是写这些评论的学者都是已经了解钱锺书并且很佩服他的人，而我的初衷是想让以前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人去了解钱锺书，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就很难说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管锥编》很难被英语读者接受，这不能怪钱锺书，他的书本来并不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如果要针对国外读者，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写法。

　　您个人觉得《管锥编》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艾朗诺：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年，才对钱先生的目的有了稍许了解。当然他的目的不止一种，是有多方面的，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管锥编》所继承的随笔传统。以前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我一直在想，钱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针对的是谁？他在跟谁辩论？我觉得钱锺书就是在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论。那么争论什么呢？钱锺书很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承认文学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清代人研究杜甫，就必须考出来他今天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而受到他们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红楼梦》，也就一定得先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弄个一清二楚。《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

　　钱锺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钱锺书自己就很警惕那种不同人文传统中的大作品的生拉硬拽的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钱锺书便在不同领域和语言中如鱼得水，他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许多现代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弱点，而钱锺书却担心他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管锥编》就是一棵棵“树木”，他关注这些树木的方式空前绝后，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

　　另外的目的可能跟“文革”有关。《管锥编》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其中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状况只字未提，这里也许有远离事端或者说明哲保身的动机，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一定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常常把古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古代西方的文学作品相并列，这就是要表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封建毒草。当然他从来没有直接明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之看成一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常常把钱锺书誉为中西比较文学的最高峰，但他自己似乎对“比较文学”很有看法……

　　艾朗诺：他的确很不喜欢别人说他做的是比较文学。他所要比较的东西，和一般比较文学的方法很不一样。他很看不起所谓的比较文学，大概就像小学课本里“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之类的造句。他的方法的特点是非常仔细、集中，他不会去拿某个法国诗人和某个中国诗人比，也不会拿某个法国长篇小说和某个中国长篇小说比，他对那些没兴趣。他针对的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比喻或者某一种思想。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钱锺书英文不是最好，您觉得呢？

　　艾朗诺：他的英文非常好。不光英文，他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很好，绝对是语言天才。1979年的那个访美代表团有很多出色的中国学者，但钱锺书的水平远远高出其他人。每次他开很巧妙的语言玩笑时，大家在大笑之余又会流露出一些惊讶，他就会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

　　您在《管锥编》英译本序言中提到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她是《围城》德语本的翻译者，您读过德文本《围城》吗？

　　艾朗诺：我没有读过德文版，但是我读过莫芝宜佳对《管锥编》的研究，我觉得她把钱锺书简单化了,尤其在她用所谓钱锺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诗歌那部分。

　　那您觉得英文版《围城》翻译得好吗？

　　艾朗诺：应该说不是太理想，很可惜。《围城》当然很难翻译，那些智慧的小地方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丢失了。

　　（陈引弛教授对本次访谈亦有贡献。）

　　钱锺书致张光直书信（1992年9月）

　　亲爱的张教授，

　　谢谢您厚道的信，我多年来因年迈和各种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从不接客而且很少回信的隐士，但我清楚记得我们在剑桥愉快的交谈，非常高兴收到您的音讯。

　　艾教授对《管锥编》——我那松弛不成形的庞然大物——感兴趣令我颇受宠若惊。有这位成熟的学者肯下功夫用英文选译它是很大的荣誉，自然不在话下，此书经他翻译必定少了一层隐晦：意义换了一种媒介表达必定比较显明。他大概知道此书最近出版时有第五册，名为“增订”，实为我多种反思的成果。

　　我授权艾教授放手翻译，过程中无须处处跟我商榷。首先说，我有八十多岁老人躲避工作，随意做什么写什么的借口。再说，他大可藉Borges的权威（指梵蒂冈而言）说：“原文不忠于译文！”*

　　顺殷勤问候

　　诚心诚意，

　　钱锺书

　　*注：阿根廷作家Jorges Luis Borges认为原著往往逊于译文。

　　钱锺书致艾朗诺书信（1992年10月）

　　亲爱的艾教授，

　　谢谢来信，宽恕一个乖戾老头在给张教授信中所提出的可厌条件，谨此匆匆奉告。本人无牙咬人远不如吠声厉害。

　　我的好友方博士最近好吗？他应该望九了。请您代我殷勤问候。我完全不记得你我曾在哈佛见过面，没法从我的记忆窟窿中挖掘出这件事。只能惭愧地感谢您提醒我。和一个旧识建立新的友谊不会太迟的。

　　诚心诚意，

　　钱锺书

　　（陈毓贤译）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