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颜昌海:大陆人对蒋介石欠说一句“对不起”

从记事起,蒋介石就跟“独裁”这个词相联系。陈伯达曾经根据毛泽东的旨意写《人民公敌蒋介石》,安的罪名之一就是独裁。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金陵春梦》,作者著名香港唐人,在当时的粮、布、肉都要凭票供应的严控环境下,如果不是党让人写出来并刻意让大陆看到,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修习儒家和基督教的蒋介石有这么“坏”。后来知道了,这是党的文化“出口转内销”。所以,大陆人接受了党的洗脑,听到蒋介石的姓名就烦。 但诚如与笔者同时代的后来 关注中国近代史 , 特别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大陆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傅国涌在文章中,转述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期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也就是说,大陆官方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搞独裁,却一直传播“国民党专制”的谎言。 既然说蒋介石“搞独裁无胆”,就意味着承认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并非独裁。什么是独裁?查维基百科可知:独裁,也译为专制,指一个拥有无限威权的统治者的政府,在不受法律及传统的制衡下,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个具备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出现在希腊罗马的公民(法定的奴隶的主人)政治时期,在罗马两名执政官共同执掌政权的共和国,被法律定名为合法的对付紧急局势的独裁者,由元老院提名,正式任命一名执政官,为期半年。在公民内部的平民反贵族(元老院)的斗争中,先后出现过苏拉、凯撒、屋大维等独裁的执政官。元老院推出的是苏拉。凯撒、屋大维是反元老院的,主要支持者是民主派平民。苏拉、凯撒、屋大维的独裁都是在内战形势下出现的,是共和国法制的权宜之计。这就是说独裁(专制)在其发源地并非贬义,而是共和国时期的合法产物:对付紧急局势的措施,元老院的氏族长们暂时交出国家决策、监督执政官等大权,是一种法律允许和制度保护的临时性的执政官专权(专政)现象,半年期限里可以代替行使贵族群体共和议政参政和决策的权力,执掌政权一个人说了算:以往限制执政官的法律和传统礼仪、风俗等在这时候都要稍息,给他独裁的全权。独裁的本质是政府拥有无限威权,有合法程序和时间限定,是贵族和平民被代表的专权。独裁官是临时工,共和政体没变;由此可知,汉语译为“专制”并不准确。 公元前 27 年,独裁的屋大维通过立法创建的前所未有的元首制度,规定元首是共和国第一公民,行使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限制,总揽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成为终身的执政官、元帅、最高法官、保民官和国教教主。至此,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独裁的临时专权正式形成制度。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至尊至圣)的神明称号,俨然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屋大维死后 311 年,公元 284 年皇帝戴克里先正式改元首叫君主。皇帝一词在罗马帝国由“元帅”演变而来。看罗马,独裁是共和国内战的产物,先临时应急,后形成君主专制。西罗马帝国被扫荡毁灭后,日尔曼骑兵重建君主国,一千年后再度形成独裁专制。理性洞悉威权、独裁和专制在世界各国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威权是国家形成初期必有的阶段,可以说无威权不成国。无论国王或皇帝,从部族酋邦联姻结合或武力兼并,初期形成的权威都是有限的,受法律和传统的双重制衡。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权欲的增进,从贵族和平民的内战中,由公民共和国的“应急法案”中发展演变出独裁政府,先临时后正式,本质是拥有无限威权,谁都无力无胆反对。独裁者通过掌控政府和宗教,形成国民在法律和传统上绝对服从的专制政体。 对比罗马共和国,蒋介石 1927 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只是北伐军政内战后的威权政府,只拥有黄埔军校官军和比熊十力、刘文典等文人及市民珍惜生命安全和稳定生活,依照儒家礼教传统尊重蒋介石如同美国公民尊重总统那样的有限威权,并无罗马独裁官苏拉、凯撒、屋大维的无限威权。熊十力受邀参加蒋介石的寿宴写《倒宝塔诗》嘲笑蒋的光头像瘪葫芦,反中华君臣伦常,法律也没制裁他。也就是说,蒋介石统治中国的 1927 年到 1948 年,中华民国凡痞子都有辱骂他的民权。单从这个意义上看,蒋介石权威还不及今日大陆聊天室的室主。由此也不难看出:陈伯达、唐人奉旨写作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金陵春梦》纯属胡说八道。如果蒋介石真公然与人民为敌,谁反对他谁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人民公敌,那么刘文典当安徽大学校长时绝不敢踢蒋介石,熊十力在寿宴上写诗骂他绝无好果子吃。如果蒋介石是独裁者,北伐打败孙传芳、吴佩孚之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兴兵作乱被平定之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迫放蒋之后,都只有死路一条。 罗马、英国、法国历史上实行独裁统治,由于摆脱了法律和传统的限制,威权无限,罗马百年和平无战乱,英国和法国君主专制更强力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两、三百年。蒋介石正因为威权有限出拳无力,中国人民才遭遇生灵涂炭的灾难。 所以,大陆人民应该愧疚曾经以莫须有的“独裁”罪名谩骂蒋介石,误把天子集权中央的皇帝威权当成君主专制独裁的帝制。皇权统筹全国军民抵御北方匈奴等牧民部族侵略扫荡,免除了地中海地区所遭遇的奴隶社会的劫难。家政伦理国家无公民,治国如同治家,没有公民和奴隶的阶级对立。“天地君亲师”五权传统下,皇权被父权、师权、夫权等礼俗传统制衡,无法建立皇帝被尊崇为神的专制国。中华民国替代清朝,实质是农家、市井社会扔掉皇权国家旧衣,穿民权共和新装。外侵略、内非礼所致的新文化“五四运动”,给中华民国在大陆带来礼教劫难,激进分子被斗争哲学转基因,反孝道伦常,宽容逆天叛道的邪恶者,误判皇帝威权为君主专制,误导“不断革命”反蒋乱华、生灵涂炭。 蒋中正( 1887 年 10 月 31 日- 1975 年 4 月 5 日),字介石,原名瑞元,族谱上名为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逝世于台湾。父亲是盐商蒋肇聪,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原配徐氏、继室孙氏先后病故, 1866 年, 45 岁的蒋肇聪再娶 23 岁的王采玉为妻,次年( 1887 年 9 月 15 日)长子出生,即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蒋介石。蒋介石 9 岁时,父亲过世,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蒋母王采玉母兼父职,担当起教育养护之责。王采玉对蒋介石的严格教导,使蒋介石对母亲敬重有加。王采玉于 1921 年逝世,蒋介石还在其墓旁筑庐“慈庵”以为怀念,此后每次返乡,必到“慈庵”静住数日,以缅怀思亲之情。 据说蒋介石从小就喜欢玩一种军事游戏,由他当领袖,带领着一群小朋友东奔西跑,性格中与生俱有的领导气息似乎从年少时期就可看出。 1906 年,蒋介石已然长成翩翩青年,他对当时各种丧权辱国的事感到忧愤不服,于是在 20 岁时剪去发辫,东渡日本求学。他进入东京清华学校之后,在其间结识陈其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由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于是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并获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民国前 1 年( 1910 年 ) ,在武昌起义中,他担任攻打浙江省的先锋指挥官,一举光复杭州。而后又帮陈英士定下江苏,光复南京,使江南清军无法立足,并且奠定了革命军在长江下游的基础,士气大振。此次革命的啼声初试,使他立刻崭露头角,此后便一直跟随孙中山,为革命事业而努力。 1923 年蒋介石出任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参谋长,其后更担任黄埔陆军官校校长;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领导北伐; 1928 年 6 月北伐完成,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完成统一。 1936 年起,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领导对日八年抗战, 1945 年 8 月 14 日,八年抗日战争终获胜利。 蒋介石不仅喜欢读圣经,他更认真研读道学书,而且也真的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例如: 1920 年 1 月 17 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 年 10 月 25 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 年 9 月 8 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曾说:“蒋介石遗下的日记﹐本身就是一个‘旷绝古今’的奇迹。因为蒋介石的日记从 1915 年至 1972 年﹐也就是至 75 年过世前﹐从不间断﹐每天都写﹐没有一天缺的。蒋介石一生每天都记日记,还有日反省﹑周反省﹑月反省﹐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曾深入研究蒋介石一生的事迹,他表示,蒋介石一生有 3 大功绩:一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是浴血抗日 8 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三是坚决反共,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这 3 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 一、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当时民国初建立即为袁世凯所窃,建立民主统一政府之目标未成,公元 1924 年,北方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以期获致全国统一;但孙中山于翌年 3 月在北京病逝,无法达成和议,遂留下遗言,嘱咐同志继续努力,完成国民革命。此时,北方军阀混战陷于无政府状态,军阀割地称雄,连年兵祸,南北干戈不息,社会动荡,经济萎缩,外又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及俄国,所以发动北伐,结束军阀统治,统一全国,乃中国救亡图存之要务。蒋介石因而于 1927 年到 1929 年率军北伐,仅仅两年期间便完成统一大业。也奠定日后抗战胜利之基础。 二、领导八年对日抗战获得胜利。 对日抗战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就环境而言,日本的国力正如日中天,足以与英、美、德、法、俄等强国分庭抗礼,而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等军阀的混战,及共产党的武装叛乱,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就兵力而言,据资料统计,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 450 万;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 230 万。在装备方面,日海军总吨位 190 万吨;是我国海军吨位的 19 倍;日空军有战机 2700 架;我国只有 6 百架。而当时我国军步兵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况时时可见,而日军却有完整之武装战力。日本一个师的总体战力相当于我军一个师的八、九倍以上;所以“三月亡华”的口号绝非托大之词。可是,蒋介石却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带领全国军民打赢这场战争,实在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 三、坚决反共,使台湾不受共产意识形态荼毒。 若非蒋介石力守台湾使其不被赤化,台湾人民今天可能也会生活在马列意识形态下,过着没有民主和言论和信仰自由的生活。而毛泽东在大陆取得政权之后,便开始了一连串的整肃运动,近亿人非成长死亡;在 1966 年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消灭中华文化,换上苏联的党文化,从根子上变异所有中国人的思想。现在想要研究中国文化,都得到台湾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地方。所有这些,都要拜当年蒋介石之赐。 蒋介石之所以会坚决反共,是有一段历史故事的:蒋介石早期本来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读了很多马列的书,向往共产主义。 1923 年,孙中山先生派他去苏俄考查,蒋介石在船上还不停的学习俄文,说“终于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祖国了。”但三个月的访问,蒋介石从崇拜共产主义到慢慢放弃,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今日的中国”的结论。 其实,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期﹐蒋介石还是一个左派。但他开始怀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只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势力?”他“不能理解。”而且,“为什么共产党到哪里﹐夺权和分争就带到哪里?”经历了这些过程,蒋介石渐渐由崇共变成“坚决反共”,他的思想是一步步转变过来的。此后终其一生,他几乎都在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并竭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后世。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蒋介石终其一生几乎都在以坚毅精神力拒马列意识形态,并竭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后世。 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定位,他的伟大贡献就是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虽然蒋介石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党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台湾才能享有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美誉。就像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的:“没有蒋介石垫下基石,台湾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领袖’尊称蒋介石,应非溢美之辞。” 蒋介石、毛泽东这两个人是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国当代史中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离不开他们。但以道德人品而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尘宵之别,毋庸再述;这里再说说他们是怎么关心和敎育儿子的。 1921 年是蒋介石很忙的时候,但他“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蒋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蒋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他要求儿子,“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这样的文字,在《中国四大家族》和《金陵春梦》里能看见吗?! 曾担任蒋介石侍卫长达 15 年的俞济时回忆说:“ 1925 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个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睡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睡,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两人只能有一个人跟着父亲挤在床上,另一人必须睡在地上。每到那时,蒋经国都会让弟弟睡在床上,自己睡在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协议两兄弟,轮流睡在床上。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上去揉揉他的面颊,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这样的文字,在《中国四大家族》和《金陵春梦》里能看见吗?! 蒋介石“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蒋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毛泽东也很忙时,给三个儿子写过一封信吗?更不要说带在身边打仗了。 蒋介石是这样关心和敎育儿子的。或许有人说,毛泽东情况特殊,井岗山时期三个儿子流落上海,他联系不上了。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做出奉献的重要依据,为了革命他连儿子都不管了。所以,这段时期毛泽东怎么关心和敎育儿子的就空白了。延安时,毛岸英、毛岸青去了苏联,小三丢了;但没有资料介绍他闻知儿子没了时的情形。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丢了一个还有俩,好好培养吧。可是,他儿子从国外多次写信他也不回,还是情况特殊?还是井岗山时期?少跳一场舞,十封信也写了。 当然,毛泽东还是有据可查地给儿子复了一封信。“……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这封信是毛泽东 1941 年 1 月 31 日写的,转年延安开始整风。奇怪的是:在毛泽东要求全党大学马列主义时期,自己却让自己的儿子少谈政治,“将来可倒置过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不让儿子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却让儿子先自然科学。而且还告诉儿子:“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 这封信里,毛泽东给儿子开了个书单:“《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子不语正续》、《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中国历史教程》、《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父亲让儿子读的书不用说,是他认为的好书;这些书也反映了父亲自己喜欢什么。然而,这些书里除了《中国经济地理》贴点自然科学,没一本是自然科学书籍。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后来什么样,人们都知道了。毛泽东的儿子没法回来了,这是很不幸的。可以说毛岸英之死,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所有重大损失中的重大损失”! 蒋介石要求儿子必读的书是:《四书》、《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文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蒋经国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国藩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蒋介石要求儿子走的是条旧路,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937 年 5 月 12 日蒋介石在信中对蒋经国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孙文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 从蒋介石、毛泽东让儿子读什么书,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骨子里的东西了。 因为蒋经国开放党禁和言禁,台湾才有今日自由民主,所以今人对蒋经国多有美言。这当然也是蒋经国应得的赞誉,但若没有蒋介石吸取广州政府、重庆政府、南京政府在大陆容共的历史教训,在台湾持续党禁和言禁多年,台湾极可能 1950 年代就沦为马列意识形态的海上动物园。毛泽东是蒋介石的敌人,心知肚明其对手“独裁无胆”,却给臣民宣传灌输给“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的谎言。可大陆人以“独裁”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蔑视和谩骂蒋介石,长久做马列意识形态宣传的录音机,岂不惭愧?!将谎言当成信仰,岂不惭愧?! 所以,大陆人对蒋介石欠说一句“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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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险峰:歧路1045——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新年愿望

【蔡险峰律师按】1945年1月1日,国共两党在各自的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刊登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元旦讲话。抗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家将往何处去,是两党领袖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6处,“宪政”一词出现了0次;而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次,还特指“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一词出现了8处。   旋即,1945年1月4日(一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延安权威人士”1月3日批判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文章,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针对蒋介石元旦讲话中“今年把握发动反攻最后时机,不待战争结束召开国民大会”的宣示,“延安权威人士”犀利地反问道:“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虽然时隔67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能激荡我的胸怀,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那时要是有博客和微博,对这位“延安权威人士”我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加关注求好友并先粉为敬。继而想,如果那时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民主党”和蒋介石倡导的“宪政党”,又产生了如“延安权威人士”所愿的真正的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会呈现出怎样的画卷呢?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4]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5]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6]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7]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8]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十二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4]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5]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217页注[3]。   [6]变工,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耕三余一,见本卷第75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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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高华: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以下是上海东方早报对已故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生前做的题为“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的专访:   东方早报: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东方早报: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东方早报: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东方早报: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东方早报: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东方早报: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东方早东方早报: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东方早报: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东方早报: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辉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报: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东方早报: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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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蒋介石是中國现代第一伟人。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超过他的老师王阳明、曾国藩。他终身写日记,反省邪念淫欲,最为光明磊落;他领导打败日寇、废除了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他参与组建联合国,使得中國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中國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他制定了堪比美欧的第一流宪法(此宪法如今在台湾还在实行),宣布实行宪政;他抨击苏联暴政,预言其崩溃;他倡导民生、均富,甚至成为提出“中國经济学”的第一人(其著作《中國经济学说》,倡导“中國的经济学”)。   蒋介石虽为武夫,却至为尊重文人,其内阁、省市县长官多为大学者、留学生、博士,其时教授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二十多倍。那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处战时,但成为中國两千年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时期,那时大学一流,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直追先秦百家争鸣。蒋介石亡命台湾之际,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保存中國学术文化的种子,指示要把一流的学者抢到台湾。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后,在那岌岌可危、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仍然相信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救中國。1950年他就开始进行民意代表、县市长直选,三十多年的民主训练后来终于结成硕果,用事实证明了中华文化并不与民主相悖离。1966年他对抗大陆的纹化大革命,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至于现在新儒家的中心在台湾。正如他的诗所写:“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   蒋介石的道路:从军政权威到宪政民主、从在大陆时的官僚国有市场经济(此经济一开始成功,有助于集中资源抗击日本,但到后来腐败不堪),到台湾时痛感官僚国有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主动转型为民营市场经济、文化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除个别事件、个别时期外,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复兴传统文化、建立公民社会、自由社会(1949年前,中國的民间组织、民营慈善、慈善医院多如牛毛;他废除了户籍制度、人民迁徙自由、那时中國人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免签证、与美欧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獨立的关系)是中國通向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尊重历史,重评蒋介石,重新审视未来中國的方向。   深切悼念蒋介石!怀念蒋介石!   作者: 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谁修理了蒋经国的权威? (1) 蒋介石的眼泪 (2) 蒋介石日记曝光颠覆传统史观 (3) 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看法探究 (0)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两个重大决策 (1)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腐败”真相 (0) 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1) 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日本人“以德报怨” (1) 蒋介石两次拒接收琉球内幕 (2) 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 (4)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 (6) 怀念蒋介石 (0) 当挂毛泽东像还是一种习惯 (2)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 (4) 台湾小学课本里的蒋介石 (4) 从日记窥探蒋介石的感情世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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