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台湾自由撰稿人郑明丽近日撰文，探讨蒋介石为何失掉大陆江山的问题。郑明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彼时中共在大陆已经活动了28年，而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长郝柏村阅读了蒋介石在,1945至1949年所撰写的日记,于是得出蒋介石失掉大陆江山的原因是:国军的战略错误、黄埔一期的剿共指挥失败等等。郑明丽说，在《郝柏村解读蒋介石公日记:1945─1949》书中,郝柏村提出蒋介石何以“从抗战胜利的巅峰到弃守大陆的谷底”,有关军事与外交的看法。尽管郝柏村曾经参与抗战、追随过蒋介石,但该书只局限在探讨大陆赤化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五年”,反倒忽略了抗战胜利前的关键因素。 郑明丽说，现今统治中国大陆已经62年的中共,在1936年,国民党再一次围剿共产主义就要彻底歼灭时,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允诺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然后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劫持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坏我大事,误我一盘好棋”。接着在知识界主战的浪潮下,国民政府被迫仓促对日应战;当时中日战力悬殊,日本是军舰,中国士兵则穿草鞋。西安事变与八年抗战,给了中共苟延残喘之机,也是导致抗战后中共推翻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回溯当年的国共两党对峙,可以发现中共非常擅于宣传,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只是当今大陆老百姓被骗的次数多了,已经较为不信中共那一套了。中国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十几年前访问过台湾,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老兵说，“国民党败给中共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中共的宣传。中共太会做宣传了。”老兵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 也有其他探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赤化的声音?傅斯年到台湾大学当校长之后,曾经针对此批评过教育界太懒：“读书只在怡然自得,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于是中共乘虚而入。”香港著名报人卜少夫之弟卜乃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也对此表示过，“左派借组织力量,利用文学,迷惑并操纵了千千万万青年,更属人尽皆知。”他说在人类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像1917至1945年的中国,文学对时代发挥了那么强大的影响。 郑明丽说，因此郝柏村在书中只谈那“两岸风云变色的五年”，不免失之偏颇,没有洞悉共产主义暴动与瞒骗的本质。反倒是中共当年的宣传手法、艺文渗透、间谍渗透等等,目前都还在海外使用,自由社会应该保持警觉才是。 人们可以回溯到1926年3月20日。彼时，中国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9日晚，蒋介石宣布广州市戒严，并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进行了反击。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3月20日晨，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1000余支步枪；部队分别占领火车站，中央银行；逮捕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军队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和共产机关，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亦被拘留。“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中山舰事件的直接结果是通过了“清理党务案”；谭平山和毛泽东分别被解除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职务；解聘了反对和干扰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通过该事件国民党夺回了国民革命领导权，扫除了北伐障碍，为北伐的成功与全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山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中山舰不寻常的调动。1926年3月18日上午，蒋介石在黄浦军校的一个会议上，重申他的北伐决定。随后他离开黄浦回到广州市的家中。当天上午汪精卫之妻陈碧君，在两个小时内五次电话蒋介石妻子陈洁如，询问蒋介石何时乘船到黄浦军校及从哪个码头等细节。当天上午中山舰、宝璧二舰停泊在珠江上，海军局代局长、舰长李之龙称接到蒋介石命令，故在黄浦加媒以备远航。3月19日上午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蒋介石家；当晚中山舰驶入黄浦港。被告知蒋介石已离开黄浦后，舰长李之龙电话蒋介石是否需船开回广州？蒋介石说“我问他是谁命令让他开进黄浦的？他答不上来。3月19日晚，中山舰开回广州，整夜通霄未熄火，船上灯火通明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当时我怀疑共产主义想发动政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邪恶计划的内容，直到后来我才得知，他们意图扣押我，将我送至俄国。” 中华民国国父孙文逝世后，亲共的汪精卫成了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并坚决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然而蒋介石从一开始就认为共产主义会给中国带来灾害，但为全局出发，蒋介石顺从了汪的政策。有史学家认为，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中正平息了一场叛乱，或是亲共的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企图利用中山舰绑架蒋介石中正赴苏联的阴谋。据维基百科报道，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介石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蒋介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3月20日，蒋介石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这是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 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主义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 据中国大陆《中国现代史》所书：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7人，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主义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主义员主持。 台湾史学家的亦云：国民党二大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介石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感。 1960年代前在大陆出生的华人，都无不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共产口号中长大。但很多人走出大陆后，就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对大陆政治的看法，也全都能从蒋介石处得到应证。蒋介石在大陆执掌了22年政权，许多人到海外后，也缅怀他执政的日子。在台湾竭力想“去蒋化”时，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却摒弃了从前“蒋匪”蔑称，而出于对蒋介石的敬意，尊之为“蒋公”。 台海两岸的台湾和大陆，就象柏林墙两边的东德和西德。东西德人民能联合起来和平地推翻共产专制，全球的华人也一定能各尽其力。鉴于不少台湾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促使很多大陆人缅怀蒋介石，不忘他的深刻教训，珍惜他的精神遗产。在60年后的今天，大陆人已开始明白是非。尽管当局的宣传颠倒黑白，钳制人们的思想，但总有人不放弃寻找真相，追求自由。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促，使蒋介石认识到共产主义对民族和国家的危害，从此他开始被迫反共。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武力统一中国，成为民国的领袖。蒋介石虽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也大力清除；可惜他没能阻止五四狂人们比如鲁迅滥用民国的自由，毒害和误导热血青年投奔苏共，让共产主义得以靠种种阴谋诡计趁日本侵占中国之机，发展壮大，并最终颠覆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蒋介石的伟大，就在于他统一了中国，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并从日本手中收复了台湾。1943年，英美中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就标志着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蒋介石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五星上将的唯一的中国人。遗憾的是，罗斯福们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情，被宣传所迷惑，不积极支持中华民国抵制赤祸，相反还在背地里和苏共搞交易，而中共却得到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势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中共早已在潜伏到了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以致在国军的反共战争中，出现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 当毛泽东的种种罪错被曝光之时，蒋介石的先知先觉也渐渐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蒋介石传《总司令：蒋介石和为现代中国的奋斗》的问世，更用史料进一步证明：最后的胜利属于蒋介石。事实上，现在大陆的媒体也不得不改变了一味抹黑蒋介石的做法，虽然此举疑似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家人搞统战，但大陆民众却能因此获得比较蒋介石与毛泽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台湾与大陆的机会。 下面就介绍一下蒋介石在中华民国59年（公元1970年）11月12日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的演讲，让人们从民族传统的角度，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优劣。—— “今天是我们国父一百晋五诞辰纪念，也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节的日子。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又说‘要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以故国父之诞生，实即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肇始；而此‘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乃就是我们六十年来始终坚持复兴中华文化，贯彻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标。 国父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我们中华文化，就是一种由内发扬到外的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 ——从身心修持关系上说，是‘存诚去伪’，‘不私其欲’，‘居处恭，执事敬’，‘德辉乎内，理发乎外’的文化； ——从家庭伦理关系上说，是‘入孝出弟’，‘睦姻任恤’，‘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的文化； ——从社会群己关系上说，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明明德于天下’的文化； ——从天下国家治平关系上说，是‘宇宙内事，皆己性分内事’，‘兴灭国，继绝世’，而‘仁以为己任’的文化； ——从民族大义上说，则更是‘利天下者天下启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乱臣贼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且唯‘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文化； 我们中华文化，原为东方文化的源头活水，特别是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乃更为全人类文化中的珍宝和特色。因为中华民族，不惟长久以来，以合外内之道，致时措之宜的文化，树立了东方的德性规范，而亦为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价值标准，自国父承圣圣相传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发为‘三民主义’之文化，更已‘为中国造成一个新局面’，而亦使人类进入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三民主义的世纪！ 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绝不相容的！所以它妄想要以其僵尸的回光返照的一刻，来消灭我们五千年深入人心，悠久博厚的中华文化，于是乃不顾死活的破坏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之传统；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以行其文化大毁灭之暴行。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时刻要被批被斗的大监狱！打斗，迫害，逃亡，追杀，浮尸，痛深惨绝的事件，日增一日，这就充份说明大陆同胞，已不再能忍受毛贼独夫无止境的奴役、恐怖、迫害、死亡！而一心向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三民主义文化自由福祉的生活！我们敢于断言，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义正气！此中华文化，今天且正在表现其充实光辉于此怯懦的、灭裂的、迷失的世界，而始终鼓舞?亿万人心的民彝天德！ 西方的有识之士常常说：‘我们所能知的，中国在过去，已表示出能建设一种文化，我们坚信他们最后一定能从打击中恢复起来，再度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而我们的先哲也常常说：’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棨，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从打击中恢复起来’！ 而当此大陆匪区伦理文化已根本濒于摧毁之际，大家牖世觉民、立天下之大本的责任，尤其至艰！至大！而至重！因为五千年以来之道统文化，将唯赖吾人从根救起，以传以继；五千年以后之伦理、民主、科学的文化，亦唯赖吾人创新再盛，以开以张；所以不惟要人人做反共倒毛的革命先锋，亦复要人人做文化复兴的前导，所谓君子有善万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今天就必须大家自己—— 在行为生活上，表现于生活规范的自律； 在道德生活上，表现于自由与纪律的践履； 在经济生活上，表现于科学建国和节约生产的贯彻； 在精神生活上，表现于不为势劫、不为利诱、独立不挠的信心和决心； 来一齐恢复民族固有的德性，发挥民族文化的潜力大能，以实现国父“开太平”“致大同”的三民主义的理想。” ……  ……

说到 1949 年的国共争斗，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短期土崩瓦解。从当时实力而言，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1945 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 1945 年 9 月 23 日 ，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中共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 1946 年 5 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6 月 17 日 ，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然而，事实上， 3 年后，被赶到海岛上去苟延残喘的不是他眼中“乌合之众”的共产党，而恰恰是“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的国民党。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在这里面，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蒋介石当负最大责任。 蒋介石的第一个失着是作为大国领袖，他却没有四海一家包容异己的胸襟气度，这主要表现在他战后对伪军的收编态度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 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 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 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由于军政部长陈诚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一些伪军大头目都走戴笠路线，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任援道都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军政部只好照办。 陈诚并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收编伪军和地方团队会把这些人逼着去投共产党。李宗仁曾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陈诚答道：“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李又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不肯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处理的办法是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 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的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很快，国民党就失去了东北——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其次，则是作为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在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上都败着连连，给对方极大的翻牌机会。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 1947 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在战术指挥上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 1948 年 8 月 7 日 ，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中共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 , 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 , 所有中共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 , 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用人方面，蒋介石也屡屡违背“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古训，经常在战场上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 1946 年 6 月 16 日 ，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李宗仁生前曾这样评价蒋介石的军事指挥风格“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当是知人之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