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

2011年09月26日 08:21:11 　　刊发于《东方早报》“准鲁迅谈”特刊。     　　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我受命制作了纪念特刊《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对鲁迅先生的虚拟采访，我就当今社会请教他问题，他以自己作品中原文作答。后来这个采访没有刊出，一直在网络间“漂”着，今年我将它收入了文化集子《贰时代》。5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但更多的是没变。到了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逝世75周年，编辑老师又想起了我那篇稿子，嘱我写出下篇。把新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请教鲁迅先生，看看先生何以教我。于是在原来访谈的基础上，又写出几千字来。从70年到75年，从新京报到东方早报，也是一段缘分，很值得纪念。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给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潘采夫：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潘采夫：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潘采夫：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潘采夫：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潘采夫：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潘采夫：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潘采夫：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不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潘采夫：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潘采夫：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潘采夫：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潘采夫：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潘采夫：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潘采夫：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围脖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476页）   　　潘采夫：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102页）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104页）   　　潘采夫：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7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潘采夫：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潘采夫：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7页）   　　潘采夫：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豪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潘采夫：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 （《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396页）   　　潘采夫：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六卷247页）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350页)   　　潘采夫：前些日子发生了动车追尾事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先生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本在于何处？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潘采夫：可是当初宣布那是世界顶尖，专利技术，还说要援助别的国家的。   　　鲁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1页）   　　潘采夫：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鲁迅：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0页）   　　潘采夫：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181页）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4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141页）   　　潘采夫：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0页）   　　潘采夫：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潘采夫：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00页）   　　潘采夫：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或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5页）   　　潘采夫：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293页）   　　潘采夫：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407页）   　　潘采夫：最后，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鲁迅：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 （《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44页）     　　潘采夫     上一篇： 动车事故并没有过去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还是大陆人厉害。     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唐君毅曾于1957年起草海外新儒家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根。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慨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是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道德的形上学”。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的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痛切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他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这六经，是中国文化总汇。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方能合法”，否则“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同时，蒋庆还提出儒教政权应具有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文化传承的三重合法性。     依儒家逻辑，蒋庆反对“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再看第二条。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以及每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期新儒家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论述了。     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的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 梁先生说：“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辟述评，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威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练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怎么办呢？张祥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     张祥龙认为，划分出几个以家族为主干的儒家文化特区，不意味着国家整体生存方式全面转轨，“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行”，实行可能性比较大。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2005年在新加坡出版《仁政》一书，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国，要比蒋庆、张祥龙开放。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他的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断定，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     他说：“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康晓光认为“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决策咨询机制，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康晓光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1世纪初起，20年到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     就此，康晓光建议“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仁政也就实现了”，而“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看来，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他的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被称为叛徒。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体”和“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而“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功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在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上，“代议制、君主立宪都是可能选项”。     陈明多次称“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财产，这与儒家主张的“敬德保民”一致。对于中国的宪政改革，陈明的建议是，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首先明确宪法原则，其次落实到司法审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或扩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扩大和提升。”陈明认为，“儒家的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目标来说乃是一种积极的助缘”。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妥协，应该兼顾多种需要，特别是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以减少震荡。他说：“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系统。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又必须对公私生活领域作出严格划分，对国家权力严格约束。”     陈明指蒋庆的儒学虽有若干洞见，但却是原教旨主义。陈明说，蒋庆称颂儒家设计建立了汉代制度，其实汉代是“外儒内法”，“外戚宦官交替为害直至酿成党锢之祸”，糟糕得很。称颂汉代政治，会给孔子带来光荣还是耻辱？     陈明进一步质疑蒋庆说，否定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是不明智的。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难道不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知到的内在需要？没有这一切的所谓民族复兴又会是什么？”     陈明也提倡儒教，他提倡的是“公民儒教”。人有生死，因而有神圣性问题，而国家也需要神圣性叙事以增加凝聚力，所以建立公民宗教势在必行。公民儒教可以和自由民主宪政相结合，可以满足道德、信仰方面的需求。陈明说，儒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至于仪式，“左宗庙、右社稷”的格局以及天地祭祀活动，应有尽有。 陈明说，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     陈明说，不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文化新儒家，说蒋庆是政治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陈明说自己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     新儒家下一步究竟怎样发展？思想界拭目以待。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上） 贺卫方   贺卫方按 ： 这是我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为大一同学所作的一场讲座的整理稿。讲座由西南法学论坛和新校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张绍彦教授主持。原来的题目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现改做这个题目，同时也对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要感谢绍彦教授的热情邀请和主持，同时向陶窬同学致谢，这么长的一篇讲座，他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整理，其中的耐心和辛劳实在是应该得到诚恳的感谢的。因为是给母校的学子讲，不免有游子的特殊情感在，也不乏激发学生对母校情感的话语，某些溢美之词在所难免，尚请读者理解。   开场白   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儿，跟在座的主要是大一的同学们作一个交流。对我来说，母校是一个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感情。而我自己——刚才张绍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在 1978 年上我们这个学校了，我是文革复办以后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我 18 岁，现在一晃 25 年已经过去了（掌声）。我自己是山东人，跟绍彦老师是老乡。当年我从山东的烟台坐火车， 1978 年的 10 月 2 日，从烟台坐火车，终点站是重庆市。在这中间要转车，在济南转一次车，在宝鸡转一次车，在成都又转了一次车（笑声）。经过五天艰苦的旅行，才运行到了自己感到非常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那时我们的学校极其艰苦，大家戏称叫“稀烂政法学院”。拉着我们的车——是一个大卡车——到车站来接我们。 　　 我们到这个极其简陋的学校，拉着我们的卡车，在上东山大楼的时候，竟然走到中间不上去了，因为道路太过泥泞，这个车轮子就打空转，没办法往前走。结果最后，我们就纷纷跳下车来，自己跑到东山大楼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的学校都是一座工地，天天是噪音不断，简直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我们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过去，然后就毕业了。因为我们学校是所有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里边第一个复办的学校，所以在 1977 年国务院决定复办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确定了全国的 77 所重点大学，我们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政法类的有两所，一所是西南政法，另外一所是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全国总共有四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所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所是吉林大学法律系，再有一所就是我们这儿。对了，还有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现在搞民法的王利明教授就是那一届的学生。但是我们这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 360 多个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笑声）。 360 多个法律专业同学加上师资班的同学有 400 多个同学，其他学校都是招那么几十个同学，我们这儿就人多势众。然后 1982 年毕业，我们就迅速地占领各个关键的滩头阵地（笑声），然后就开展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 　　 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可以说是跟中国文革后的法制建设同步的人，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然后开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我们一下子毕业这么多人，许多机构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西南政法学院在法律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向来是学风严谨、勤勉、扎实，因此不少同学都到了许多很重要的岗位。当时的同学们，尤其是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知道，当时有些同学想到时候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们班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就特别想回昆明。但是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却是苏州人，想能够两个人一起到南京也很好。最后毕业时，学校的政策是照顾人不照顾地方，可以把你们分到一起去，但是没办法照顾你们或者回南京或者回昆明。最后没办法，算了，你们艰苦一点，到北京去（尖叫声）。当时北京有许多机关告诉南方来的同学，你们应该到南方去，北京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沙尘暴啊，可能比伊拉克的沙尘暴好一点而已，结果我们不少同学到了北京。现在 78 级的毕业生中，在北京的同学已经达到了 80 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得了。 　　 西南的毕业生分布在司法实务界、学术界，甚至包括更宽泛的政界。虽然我们 78 级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校园并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今日我以西政为荣，明天西政以我为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刚刚大学毕业，简直是豪情万丈，然后纷纷到了不同的岗位开始工作。我觉得西南政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届，包括后面毕业的一些校友，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西南政法大学虽然地处西南，但是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律界以及法学界的最具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她的毕业生可以说是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间都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人们不禁在问，其中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刑法的陈兴良教授，他在给我们的一位校友邱兴隆教授的书写序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我有一次开会到西南政法，到了这个校园里边，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校园里边，在这样不是显得非常豪华的建筑，也显得非常平实、很朴素的一个校园里边，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西南是什么，西南在中国的法律界到底她的特色是什么？也许你们也急于去了解，你们也愿意听取我这样一个老校友的点滴体会。我想今天晚上与其说我单独作的一个演讲，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我愿意大家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我演讲的时间不会太长，我更希望作为西南人的大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当然问题不要过分敏感，我在这儿讲有时候涉及到学校的问题，我还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可以叫“投鼠忌器”吧，不要给校领导添麻烦。当然我跟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直率的。比方说，我跟龙校长说，我说咱们学校的网站实在是太糟糕了（欢呼声、掌声）。现在是网络时代，一个大学的外部形象，很重要的一个就体现在它有一个内容丰富、材料权威、界面亲切、更新及时的网站，最好还要有一个热闹的讨论区，也就是 BBS 。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批评，可以在这样一个讨论区里提出来，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发牢骚。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大学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网站，这个大学就没有做到——用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与时俱进”。龙校长也深以为然，说我们要好好做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近期内能够很好地改变一下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会儿有很多时间进行讨论。 　　 西南政法的精神，西南的精神，刚才有老师解释了一下，实际上他解释的我觉得有一半是我想到的，有一半是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法律的大学，法律呢，也是我们主旋律，但是她偏偏叫“西政”。这个“西政”是什么意思？西南政治学校？这个“政”我不大喜欢。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校的英文名字“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问题。有一位法学界的前辈曾经说，这样的一个译法是有些不准确的。大家知道， 49 年以前，我们的法律学院不叫“政法学院”或者“政法大学”，而是叫“法政大学”或者“法政学堂”，“法”字在前面，“政”字在后面。那么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法学院叫“政法、政法”。为什么颠倒一个个儿？就是为了让政治能够控制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个附庸，法律只是一个奴仆，法律只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政”就要在前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政治科学和法学这样一个大学而是政治性的法律大学。与其说叫“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不如说叫“ Political   Law ”。被政治所控制的法律、法律大学。所以，“政”这个字我有点敏感，有点不太喜欢。所以一般的时候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我就说是西南毕业的。在法律界，只要简单地说是西南毕业的，人们都知道这说的是座落在重庆市沙坪坝的那所大学，反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需要多说几个字。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精神应该叫西南的精神。西南的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是有一些体会，同时呢，也有一些比较跟其他院校的比较。所以我今天想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个粗浅的看法，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作一个交流。   开明与思想独立   西南政法这样一个学校，它的精神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其开明与独立的精神状况。也就是说，它的精神状况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我们过去习惯用的词叫“解放”，解放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趋向于保守的、趋向于不思进取，或者说很僵硬、很左的那样一个类型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培养法律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保守性，这个是勿庸置疑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职业家跟政治家都是不一样的，法律人由于他们非常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他们判决案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向后看，看一看从前怎么办的这个案件，过去是怎么判的，现在就怎么判。我们法律有一个格言，叫做“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案情，获得同等的对待，在法律里边，我们不容许有一种深一脚、浅一脚，月朦胧、鸟朦胧，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是与法治的逻辑不相容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平等性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贵州的一个人跟生活在河北的一个人，大家犯了事了，违反了法律，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不允许河北的这个人判刑重，贵州这个地方判刑轻。或者说同样一个合同纠纷在这儿是有效的，在那儿合同便变得无效。这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时间意义上的平等，那就是说，昨天的一个行为是判这样的刑罚，今天的一个行为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抽风一样的，比方说，昨天判了五年，今天同样的一种行为，判刑十五年或者死刑，就是因为昨天中央传达文件要严打了。一严打就乱打一气。这样的一种做法是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的。搞法律的人有这么一种天生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定要观察从前，看判决书怎么判刑。甚至他引用法律的时候，他都清楚表明他引用的是所谓的现行法律实际上不是现在制定的法律，而是从前制定的法律。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容许国家根据特定人的行为来新制定一种法律，来制裁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封神演义》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申公豹，申公豹的脑袋被割下来了以后又给安倒了，南极仙翁给他安上去，安上去一下子安得脸朝后了，所以申公豹这个人脸朝后，后脑勺在前面。然后他就向前走就是向后走，向后走才是向前走，那个方向是倒着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还受到申公豹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仿佛是向后走的，而不是向前走的。比方说，我们是说未来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今后，往哪儿走了，住后走了（笑声）。我们明明是说过去的事，我们说以前如何如何。（掌声）大家知道时间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什么是时间，“时间这个东西，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我反而糊涂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这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方说西文的基督教文里，它们是以公元纪年的方式来计算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年是 2003 年，明年是 2004 年，方向永远向前，不往后回头的时间观念。然而 100 多前，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我们有一种两个系统的搭配，不断地搭配，今年是癸未年。那么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循环。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转着圈走的，我们不是一直朝前走的，老是这么循环的。所以有许多西方人观察中国人，说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一直朝前走的民族，她走一走就往后走。甚至我们有时候就讲“向后走”。我们通常说最美好的时代是三代之世，三代之世是从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说“人心不古”啊，我们要感叹这个世风日下的状态的时候开始说，我们说“人心不古”。来自杭州的同学记得，那个西湖边上有一个西泠印社，曾经做过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的题词，那个对联叫“以文会友、与古为徒”，越古的东西是越好的东西。人们嘲笑写文章写得不好的人说，你这文章学的这个风格是宋以后的风格，你要学最早的风格，写文章的人要学周、秦、汉，所以黎元洪大总统门口的对联叫“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哎呀，听起来很好。就说我们中国人说，好的东西都是古代人的东西，我们总觉得时间应该是倒流的，应该是拉历史的倒车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法律人还是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就是说要以过去的规则来控制今天的行为，来约束今天的行为。这个是搞法律的人作决策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法律人不大喜欢过分的进取，我前段时候写过一段文章，里边用了个“与时俱进”，结果报纸编辑一定要把这个“与时俱进”改过去，不要这个词。我这个人平常也不追求时髦，现在那些官员们讲话，好像不说“与时俱进”，就不会讲话。所以我也与时俱进了一回，结果你还不让我用，好不容易追一回时髦（笑声）。后来他们就说：“哪有你这么用的，你看你是怎么用的？”我的文章上面写的是：“法院作为一种具有保守精神的机构，就不能够处处与时俱进”（笑声、掌声）。那么我们中国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我们也开始慢慢地更多地思考法律人作决策的精神，思考法律职业者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间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作用，在这个时候保守精神得到了学术界以及法律界也作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并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指那种封闭意识下的坐井观天，心胸狭隘。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学校，至少从复办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很少能够发现在这个学校里边的人以及从这里出去的人，无论是教师，无论是领导，还是同学们，变成那种“左棍”。所谓的开明就是对世界上一切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所以开明就是不固步自封，绝对不老是固守在自己原来的窠臼之中而不可自拔。我们的校园里洋溢着一种开放的精神，虽然我们远离大海，地处西南，单纯从地理上说显得比较偏远，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文化地理上，重庆以及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都不能说是封闭地区。我不知道这是否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内迁西南留下的流风遗韵有关，总之，作为一个内地城市，重庆在思想观念方面绝地要比东部的某些沿海城市要开放得多，要文化得多。 　　 虽然地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出去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说乍暖还寒。那么文革刚刚结束，当时的那个时代，精神建设状况是相当地封闭、相当地保守。大家想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一直到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猛然听到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毛主席犯过错误”，哎呀，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地不理解，非常地气愤，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犯过错误？你这个家伙简直太反动了（笑声）。在大家心目中，在 1979 年的时候，大家心目中毛主席还是一个神。没有办法想象毛主席还会犯错误。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西南政法的学风也迅速地走向了一种比较开放，比方说图书馆里面的西方经典著作被人越来越多地阅读。我记得当时图书馆里面有一位做出纳的老师，这位老师我现在仍然记得她的名字——肖廷秀老师，听说她已经到深圳去生活了，她的孩子在深圳那边，她早就已经退休了，肖老师特别喜欢爱读书的同学，你到图书馆去借书，老借一种特定类型的书，这位老师就会记住你。她就记得我老爱借哲学方面的书、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书。然后，当时也是半通不通的吧！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去图书馆里边去借。借了第一卷，然后说第二卷还没回来呢，被别的同学借走了。然后肖老师就会记得这一点，等到第二卷一回来以后，她马上叮嘱另外一个来借书的同学说：“你到 9 班去找一下贺卫方，告诉他《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已经回来了，叫他赶快来借。”（掌声）这里是我要表达的西南精神中的第四个精神，现在还不要在这儿过分地展开。但是我只是说，当时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同时借助了这样一种开明时代的风气，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变得非常地开明，思想观念非常地解放。   我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墙报， 78 级法律专业有十个班，十个班每个班都出一种学术墙报。学术墙报就是用那种很大的、比较厚一点的白纸，然后请硬笔书法比较好的同学，把大家写的论文写到这个白纸上贴在墙上，然后每个班举办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墙报。让大家多多少少，各个班级中间有一个暗暗的较劲：你办得好，我比你办得还好。那么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思想变化得极其剧烈，昨天还是大家恪守不渝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必须告别的东西。比方说当年《大众电影》上曾经登出了一幅照片，是《红舞鞋》那个电影，男女主人公在一块相拥而吻，两个人在那儿接吻，按照中国的古话说是做一个“吕”字，“吕”啊，两个“口”在一块做一个“吕”字。这个刊物出来后，一些人就批判这期刊物。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是可以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必须加以批判。人家不过就是做一个“吕”字嘛！（笑声）大家想想，这样的一种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西南政法的同学，大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不断地阅读了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哲学的著作，启蒙时代的东西，还有西方的当代的著作。   当时的《哲学译丛》在我们的同学中间是特别受欢迎的刊物，我们是一个法律大学的学生，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同学蒋庆，现在的蒋庆教授，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那时，他仿佛深受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的影响，他在学术墙报上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不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回归，当时全国都引起震动啊！团中央的领导马上指示重庆市委，包括更高层次的领导，要查一下这个人。这是什么人敢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分别是抵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位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坚持己见，真正地恪守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学术的良心。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居然还把这位同学留校，认为这位同学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一定要叫他留到学校来，要他成为一个老师，把这样的一种开明和独立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后面的同学身上。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整我们的这位同学，但是他居然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留校了。当然后来他也离开这儿了，到深圳去了。他是中国现代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在哲学领域中具有相当突出的成就，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毕业以后又开始转而研究佛学——对于佛教的深入的研究。后来又转向对基督教的研究。然后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他又力求追求一种境界，那就是把儒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开掘出来，以便为中国未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我们这位同学不仅仅要立言，而且十分注重以行为去践行儒家的追求、儒家的思想。他在他的家乡——贵州省的一个大山里边，建了一个“阳明精舍”，就是纪念王阳明的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书院。他准备在那儿招收弟子，在那儿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让我们的新一代的学生不要数典忘祖，忘记王阳明的学说，忘记孔子的学说。大家有机会到贵州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阳明精舍”，去看看他的那样一种奋斗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和他交谈，分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深刻的家国之忧和开放的精神。这是西南的精神！这是西南的一种追求！ 　　 我们同学也向来富于一种叛逆心态，西南政法的同学不是特别的温顺，当然重庆这个地方的民风就不大温顺（笑声），重庆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一点火气重，很有些北方化。喝酒喝得爽气，吃火锅吃得很辣，喜怒哀乐皆溢于言表，很自然就有一种桀骜不逊和反叛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风。我们这些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儿，也不免受到这种民风的影响，也开始具有一种性格，你上面说什么，我总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对吗？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在大学里边经常体现为我们写大字报。学校领导有什么事情做得我们不满意了，我们就写大字报。当然现在没人写大字报了，宪法已经取消了这个权利，我们当年还没有取消。我们对国家事务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我们的同学中间当年有一些人老到解放碑那个地方去发表演讲，给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当朝何处去”（笑声、掌声）。当然大家有争论，用毛泽东当年的话叫“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观念肯定是不一样，但可贵的是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校体现了对于一种相互辩论、相互争论的非常大的宽容。没有一个可以号称“真理在手”。 1981 年到 1982 年间，有一个人叫李燕杰的人，李燕杰这个人呢，全国都要去演讲，到处演讲，为青年朋友谈心，让青年朋友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当年很是走红。他俨然以马列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去演讲，一直讲到自己身体都病了。报纸表扬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很关心他。好像是 1982 年的上半年吧，他来到西南政法学院来演讲，结果西南政法的同学对他颇不以为然。当时狠狠地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搞得他很难堪。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几种类型的学者，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宪法学教授，叫一圆一亿，一块钱再加一亿块钱，一圆一亿，他就叫这么个名字，这位著名的宪法学者来中国来访问，他希望有机会向中国的学生介绍一下他的宪法理论。他到北京去访问那里的几所大学，但是那里的大学都不肯让他讲，说“不不不，宪法方面我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国的、一个日本人来讲宪法问题，你要是搞民法、搞刑法还行，宪法不大好，敏感，怕出问题。”最后西南政法大学邀请他来这儿访问的时候，校方主动提出来他给我们讲一次他的宪法学说。一圆一亿老先生真的非常地意外——怎么可能呢，应该说越是偏远就越应该保守才是，为什么到了西南，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却是如此开放？当年，大家知道， 1982 年， 80 年代初期，没有哪几个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听听外国教授的学术演讲，我们有了这个幸运。我们的同学认真地听过这样一场演讲，而且大家表现出了非常谦虚的、认真学习的精神。同时，同学们也跟一圆一亿教授提一些问题。那位老先生，现在我还有点印象，好像显得很开心呀！他在重庆终于找到了他的学术上的热心听众。 　　 我想这样的一种开明的精神确实也体现在我们的毕业生们。我们这些毕业生到了全国各地，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也许显得不那么稳重，也许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出了问题。比方说，十三年前的那场风波，在那场事件里边，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表现得很突出啊！带头游行的、参与绝食的，国家机关里边的人也不顾自己将来升迁啊，纷纷走上街头去，表达自己的家国之忧和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我们好多同学，他们在官场的仕途最后没有走下去，去做律师了，原因就在于这场事件。这样的一些个对国家的关心真正体现在这些人的精神方面。你只是不断地听人说西南的人怎么怎么了，但是你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西南的人很左，西南的毕业生很保守，很僵硬，头脑很僵硬，或者跟着官方的口号鹦鹉学舌。从来没有，没有一个人的头脑很僵硬。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点？当然我有个同学，也是我的老乡——山东人，他到北京去，年龄也不小了，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跟人家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穿牛仔裤，资产阶级的嘛！”（哄堂大笑）我们山东人有一点点保守，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这个女孩一脚踢开了。事实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中国将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离不开我们这些法律人，一代一代的法律人，能够进入到政治的舞台之中，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能够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各位同学，我相信大家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也就是说把我们西南政法的这样一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