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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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清醒地成长

前两天,我看了网易新闻做的一个专题,叫做“CBD的午餐”。专题采访了在北京CBD工作的商业顾问、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媒体人等等。每天的午餐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烦恼,好的太贵,便宜的太脏。每天在食堂吃太单调,在便利店吃人多得像要打仗。 CBD是北京的中心,它在短短几十年内是变得如此繁华漂亮,每次我路过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中国真的成为盛世强国”这一类复杂的感叹。每年都有很多面孔新鲜的年轻人涌入这里,建设这里,维护这里的正常运转,把自己的梦想,捆绑在中国的“强国梦”上。 然而,每天最基本的吃,都成为很大的烦恼,消磨着对生活的热情。而这只不过是年轻人每天几十万烦心事中的一件而已。 今年3月份,我搬出了学校,在外面租房子住。我住的地方叫做五道口,这里有一个别名,叫做“宇宙的中心”。很多门户网站都在这里,例如搜狐网易之类的。 每天早晚,我上课放学,都与这些网站的年轻员工们同进同出。我看他们每天早上挤下地铁,晚上再重新挤回拥挤的地铁。脚步匆忙、面色疲惫。他们几人合租一间屋子,个人空间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和一台电脑而已。 我每次看到他们,总会产生很大的恐惧,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样了?生活就是这样?未来就是这样?理想,也就是这样了? 我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家里都是铁路系统的。这个系统非常封闭,几乎买断了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我的很多小学同学,现在已经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铁路职工,一生大概都不会离开那座小城市。 我放假回家和他们聊天,他们会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愤懑与不满,说自己原来的理想是能够去一线城市白领。他们羡慕我能够离开这所鸡犬相闻的小城,觉得能够来到北京的我,前途是无可限量的。我想到每日所见的白领生活,不知该说些什么。 十五岁的时候,我去湖北最好的高中上学,周围有很多同学是“富二代”,家庭提供的物质保障让他们可以去享受漫长的青春与轻狂,整个世界都像是他们的。今年再次和他们偶然在网上遇见,却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出国了,有的是去读书,有的干脆已经移民。他们也劝我出国,说:“中国什么都不好,出去了你就不再想回来了。” 听说这个世纪,就会是中国的世纪了。如果世界是个环形大跑道,那么中国已经跑在了前面。 中国内部,则更像一个大跑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狂飙猛进,同心同力,身不由己。终点是什么呢,是幸福么?是成功么?是北京三环内的一所房子么?大家都一直跑,一直跑,渐渐的,所有人都忘了这个目标是什么,甚至也不敢去过问。 我的小学同学们,那些一辈子也许都生活在故乡的年轻人们,认为自己起步慢、起点低,永远不可能赶超,因此放弃了,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底层而在后面慢慢踱步。 我的高中同学们,看不起这场游戏,所以干脆离开运动场,不陪你们玩儿了。 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离开这个跑道,去反抗这个规则,因为所有人都在跑啊。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断创造出大量的财富,金钱在中国流动着,资本便调配着每个人的生活。钱流向一线城市,便杀进北上广。钱流向体制内,便冲进体制内。 要清醒地成长,必须有脱离这个轨道的勇气。即使轨道之外,并不许诺成功。今年,我陆陆续续接触了一些年轻人,一些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有的高中生放弃了名校,去就读企图建造乌托邦的南方科技大学;有的大学生,刷海报、拉选票,去参选人大代表;有的师兄师姐毕业了,也放弃名校、外企这样的选择,去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够改造社会的事情。 没有什么“形势永远比人强”,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 如果有一千个人中,有一百个人,有自己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内心世界。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有离开这个跑道,忠于内心的勇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的社会,也许会大不一样吧。 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片原野。有跑的、跳的、在阳光下晒太阳的。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盛世强国下的年轻人们,人人有选择的自由,和择善从之的勇气。 2011年9月10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演讲 来源:蒋方舟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dx3v.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3791/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蒋方舟:清醒地成长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9/11, 23:2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蒋方舟:相信爱情 蒋方舟: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 蒋方舟:关于LOSER 和WINNER 标准问题的讨论 红人乐嘉被方舟子揭老底拿“野鸡文凭” 诺亚方舟的基地在谷歌地球上都找到了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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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蒋方舟:关于LOSER 和WINNER 标准问题的讨论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 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 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 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 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 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 年以上。总资产200 万以下,年收入50 万以下,无车或15 万以下的车(15 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 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 看电影”。 这基本概括了一个大城市,收入尚可且沾沾自喜的年轻人生活所有组成,甚至可以被年轻潮流杂志引为生活样本,但是,一盆冷水浇下—这其实是失败者的生活。 所谓温拿,WINNER,他们提前五十年过上了退休老干部的生活,收藏是唯一的幸福,饭局多到没空上网,永远不会花自己的钱,学习都是脱产的,休假都是带薪的。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讨论出的关于判断卢瑟儿和温拿的硬指标。这些标准听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不是?这种指标下,大多数人甚至连失败者俱乐部都没有资格进入。 每到年终,水木BBS 上就会掀起晒工资单和年终奖金的热潮,年薪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笑话,被反问:“这样在北京怎么活?” 除非收入高到每天拿小推车从银行运钱才能达到的数目,才会被封为大拿,引起围观群众真心诚意的崇拜。 前两年,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 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夜深人静看着同学晒工资单的时候,或是在疲惫的生活中默默用被别人不断发问的句子问自己:“这样的收入,怎么活啊?” 也许是因为最高学府的起点高,所以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和胃口都要大些。收入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活,同时也是为了与他人—那些起点差不多的人比较。 LOSER 的主要沮丧和怨念的重点,在于他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做了这么多年题,一路打败这么多人才擎出青天来,可在被量化的个人收入报表前,努力被瞬间抹杀,所有过去的骄傲,变成了羞于翻检回归的记忆—它们都是对今天的冷笑。 一个著名的抱怨,是说自己从小一路最高学府,一路笑傲家族,兄弟姐妹全部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而他过年回家,发现表哥当兵回家后在卫生局工作,表姐当了法院公务员,表妹成了警察,堂妹嫁给官二代,堂弟做生意赚了钱。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原来五才是学习。学历越高的人越失败,博士生最爱自怜自己赚的还没有中专毕业的人多。 LOSER 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人,WINNER是不劳而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人。 LOSER 是按部就班种瓜得瓜的人,WINNER是靠爹靠老公靠关系靠机遇靠蛮力就和前者平起平坐的人。 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 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 说:“ 好吧, 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 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 和LOSER 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 的肃然起敬,对LOSER 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 世纪60 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 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 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 不成功便成仁” 的想法, 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 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 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 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 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 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 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 和LOSER 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 肃然起敬,对LOSER 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信睿 阅读器iPad应用正式上线 只需0.99美元就可购买单期《信睿》杂志。 技术支持:东西网  http://t.cn/amfhmn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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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6 个评论 张洁平的最新更新: 中国,乡关何处? / 2011-04-29 14:00 / 评论数( 11 ) 《不分东西》: 穿越偏见的战场 / 2011-04-29 13:57 / 评论数( 2 ) 最最遥远的路程 / 2011-01-26 09:30 / 评论数( 3 ) 金陵古城,保住了 / 2011-01-25 20:30 / 评论数( 3 ) 于建嵘:一个学者的微博江湖 / 2011-01-21 00:24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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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的蛋,你所不了解的九零后

1989年10月出生的清华女生蒋方舟,言谈之间,不动声色地在身后划了一条线,线的这一边是自己,那一边是比她晚了两个月出生的孩子:“九零后”。 这个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出版第一本书,十一岁写长篇小说,在前辈的打量目光中长大的少年作家,偷笑着说,自己终于等来了“90后成长为一个词”!而她,这时就可以“忙不迭跳到对岸,站在双手环胸的那一排老朽里,对彼岸的90后表示出好奇、不解、不满,其中也有一些怵然的敬畏和深切的怜悯……” 可是,用数字来分隔世代看起来有些傻——等等,你没有看出来吗?蒋方舟同学显然是在开一个玩笑啊。这玩笑很符合九零后的水准:有对彼岸“老朽”们的轻微嘲讽,也有与顶着标签的同龄人们的切磋琢磨、惺惺相惜。 怎么看八零后的形象代言人韩寒?蒋方舟说,韩寒很不错,但“没文化”了一点。“他距离真正的精英阶层还很远。”她很直白地讲。 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孙宇晨,网络上错写他生于1988年,他很介意,“显然不能啊!我是九零年生的,如假包换的九零后啊!”他有接近4.0的本科成绩GPA,组织过学生社团,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是人人网(类Facebook的大学生中文社交网络)的著名写手,他刚刚揭批了“北大会商制度”,笔下鲜明自由主义气息的时事评论广受同龄人追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孙宇晨都称得上足够优秀的北大精英。刚刚拿到美国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经在自己的网络签名档上添上:美国宾州大学硕士。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优秀。“不选我,他们选谁啊?”聊到竞选学生干部时他会冒出这样的话,带着点调侃,但底气十足。 孙宇晨对韩寒的评价是“精神领袖”。“我小时候还是受韩寒很大影响的。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绝对的。”他说,他心目中还有一个精神领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经成名的北大师兄,王丹。 在说了许多对这两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之后,孙宇晨补充了一句:“当然,领袖不需要很优秀,领袖只要很像领袖就可以了。”余韵悠长。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是1990年出生,90后登场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北京的五道口,泡在各种90后的饭局和聚会里,他们身上的自信、独立、主见、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坐言起行的行动力,都让我惊讶。这和被媒体渲染出的那个几乎“脑残”掉的一代人形象大为不同。 本来我以为,他们中很多人会反感舆论加诸他们的“九零后”这个标签——正如“八零后”花了很多年去反驳这个标签背后的“娇生惯养”、“自私”一样——让我意外的是,也没有。他们喜欢被叫做“九零后”,因为显得“不一样”。但至于九零后是脑残还是栋梁,你们说你们的,他不在乎。 1991年出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女生苏紫紫,做人体模特和此后以身体为媒介做艺术创作的经历令她饱受争议。面对电视镜头,她淡然地说:“评论者的光荣和耻辱都属于他们。我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主持人再问,她会反过来盯着他,目光犀利:“身体是一面镜子,你们在观察我,我在观察你们。” 1990年出生的长沙姑娘曾轶可,只学习了一个月吉他,只会C调和弦,嗓音绵软无力,就敢参加全国选秀大赛,抱着吉他上台唱她自己创作的歌曲,“八月份的尾巴,我是狮子座”,在巨大争议声中竟一路晋级全国十强。即使在各种怀疑与中伤漩涡的最核心,她也总是一副淡得好似没有睡醒的表情:“无所谓啊”。名次无所谓啊,淘汰无所谓啊,小姑娘说:“那些恨我的人,就别恨我了吧。” 这一代人,让站在对岸的人找不到言说的着力点。 某著名媒体评价九零后“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另一种人”,说他们“在世界观上能够自给自足”。可这样的评价恰恰显示了评价者自己的虚弱和焦虑——你看不懂他们;更让你感到挫败的是,你懂或者不懂,他们根本毫不在乎。 或许这是九零后与八零后乃至之前几代人最大的不同:他们并不解释自己,懒得,或者不屑;也从不想要证明什么,“喜欢我就喜欢,不喜欢我就走开”(苏紫紫语);他们觉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管那东西在你看来靠谱或者不靠谱——是投身公务员还是向防火墙之父扔鞋,是不懂五线谱就写歌还是拍了几张淘宝网店照片就敢应聘摄影师——你还在喋喋评价时,他已经做完了。 Facebook下的蛋 摇滚歌手崔健有首歌叫《红旗下的蛋》,用来形容五零、六零年代生的中国人再合适不过。国产七零后产自红旗加市场,八零后产自市场加互联网。而九零后,则确确切切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一九九七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家庭的开端,即使每分钟只有几十字节的上网速度,城市里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咬牙掏出近一万元,为孩子购置上网设备。对家长来说,懂电脑意味着孩子在未来社会能生存,而这样的教育,谁也不愿落下。网络从此在九零后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 上海市青年研究中心零九年曾随机选择上海两千四百二十五名一九九零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孩子调查,发现按一至十分的标准,九零后在家里的快乐度为7.8,在学校的快乐度为7.6,而最快乐的时候是“上网时”,快乐度达到8.0。 那是一个由劲舞团、魔兽世界再到QQ空间、人人网组成的虚拟社会。在网络游戏里他们学习单打独斗、抱团抗敌;而在社交网络,他们同时与上百好友分享自己一秒钟前在想什么:A与B对话,C看着,插进两句,A对C作出反应,D看见,拍手赞赏,B反对,争论起来,B的好友E、F路过,加入讨论,A觉得E说的挺有意思,也加了他做好友,G是E的好友,看见了A的资料,觉得不错,也加了好友……这是社交网络的交际模式,点对点迅速漂移、跳转,形成涣散的交际地图、所有的交际行为都在相关的圈子中完全公开。 七零后的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被朋友拉到Twitter,注册了一个账号,她颇为不满地发了一句言:“拉到这里示众干什么,这到底和msn有什么区别?”她也许无意识地点出了一个重要的词:“示众”。 在社交网络上,一对一的单向交流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是在“示众”中成长和生活的。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世界喊出的,他只需要表达,不需要考虑个别接收者的感受。你喜欢我,你就关注我,你不喜欢我,你就走开,越远越好。 九零后说:“在我视线所及的世界里,我看不到阻碍。” 在这一点上,全球的九零后是同步的。在美国,他们被称为Z世代。而欧美的社会学人用了一个更精确的名字:“FACEBOOK一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Facebook的总访问量超过Google。它正在创造的社交网络效应不仅是商业奇迹,也是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革新。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凱拉韋认为,是Facebook真正在两代人之间划出了鸿沟:“老年人很容易接受谷歌,因为我们在小学就学会了如何查找东西。谷歌就像一座图书馆,只不过要强很多……我们也很容易接受电子邮件,这无非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传递信息,只不过比邮差把信扔到门里快一些。必要时,我们这代人甚至能上Twitter。Twitter不过是一种卖弄,在这方面,我们与小我们一、二十岁的人一样擅长。”“但Facebook仍属异类。对我们而言,沟通是两个人之间一种两厢情愿的行为。我喜欢每次只和一位朋友交谈,因为这能让你变换语气和内容,以配合谈话对象……相比之下,那种‘交流即是随机向500位好友播报昨晚都干了些什么’的想法,委实令人费解……” 露西认为,“Facebook一代”与“非Facebook一代”之间的差距,比此前的任何两代人差距都更大。前者在信息链中的无畏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无畏已经由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 谷歌公司的区域中层管理、三十岁的Wael Ghonim通过Facebook在埃及发动了一场广场革命,由这一把火星,奇迹般地掀翻了统治了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新加坡反对党国民团结党24岁的女候选人佘雪玲,在Facebook上高昂的人气集结,搅动了新加坡稳固多年的政治格局。 现实当然不这么简单,但撬动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并不复杂。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五十岁的巴勒斯坦人伊扎特和十七岁的儿子一起,在电视机前看转播,守着埃及解放广场上的18天,守到革命胜利,穆巴拉克下台,两人一起热泪长流。儿子兴奋地冲老爸喊:“你看!你还说我上facebook是浪费时间,你看它多有用!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 伊扎特感慨:“是的,这不是一派对另一派的革命,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革命。”在他看来,这趋势将会席卷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 “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是六十年代的口号,言犹在耳,战后婴儿潮世代曾让他们的激情燃点燃了全世界。 今天呢?当互联网给青春的荷尔蒙插上翅膀,时代是否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 中国式孵化 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一落地就成了“非死不可”。但这并不妨碍类facebook网站在中国遍地开花。也不妨碍受互联网开放精神教化长大的中国孩子们,早早地就学会翻墙,哪怕只是为了娱乐,也没人能阻挡他们的自由。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防火墙。它的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自己的家用电脑上装了六个VPN(翻墙软件),他说这是用来测试自己建立的防火墙能否阻挡黑客们的袭击。但修建长城这样的冷兵器思维,在自由、开放、互通的网络年代还能否奏效?成果显然堪忧。 五月十九日,防火墙之父方滨兴到武汉大学座谈,一名20岁的大四学生向他扔了两只鞋子、一只鸡蛋,以示抗议。这个网名叫“寒君依”的男生是翻墙上Twitter看到方校长要到访武大的消息的。扔鞋前后,他都在Twitter上直播,扔完逃走,过马路等红灯时,还不忘给自己丢了鞋子的脚拍照上传。 一时之间,网络沸腾,寒君依被称作“民族英雄”。九零后的小寒同学很淡定:“砸鞋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砸中有点难。”他记得,鸡蛋没有中,鞋子砸中了一只。在人人网(中国版的facebook)上,已经有女生公开表示,愿意献吻、献爱乃至献身以作为对英雄的奖励。 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属于青春,也属于时代。 五月四日,广州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举牌,呼吁人们“反对地铁一号线统一化改造”。他想反对广州地铁将十六个车站统一改为灰色石板的计划。因为对他来说,一号线一站一景已经持续十四年,就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回忆,“有一种厚重但不残旧的历史感”。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他买了晾衣服的竹竿,做成横幅,在地铁口举着,三天时间收集了三百多名市民签名。他被网友亲切称为“举牌哥”,而广州地铁也最终改变了改造计划,承诺保留一站一景的特色。 七零后作家许知远说,九零后让他最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不懂得羞涩”,“羞涩似乎是只属于上几代人的特质,他们不知道羞涩为何物”。往坏处理解,“不怕羞”会显得张狂、自我、惊世骇俗;往好处理解,如同“扔鞋帝”和“举牌哥”,他们没有负担,想,就做了,也如同人人网表白的女生,爱,就爱了。 一九九零年代至今,证券市场、互联网、全球化席卷中国,只有飞速的经济增长,再没有任何政治风波。此后出生的一代,没有苦痛记忆,站在上一辈辛苦积攒的财富上,自信自己手握未来世界的钥匙。 我曾见过两个1991年出生的中国大三学生激烈争论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孰优孰劣,他们坚称奥巴马再好,也带着民主党投机底色,而小布什则更钟爱民主自由,着急了喊一句“不管怎样,底子好!”……也见识过在人人网上,内地大学生们因为该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吵得不可开交。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因为说了一句“更偏向国民党”,便遭到了朋友们在网上的炮轰,“民进党代表年轻的民主的创新的力量,国民党就是专制官僚的代表,他们就是这么理解。太简单了!” “朋友们”——并不简单指校友,或者网友。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高校的大学生,用内部打趣的说法叫“双反分子”:反独裁、反专制,更确切说,是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一个松散的价值共同体。社交网络的平台让这个松散共同体的交流与抱团成为可能。活跃者几百人,扩散出去上万人,他们关注公共议题,热衷于从社会现实到学术理论的争论,彼此未必相识,常常是贴出了一篇时评,就有一群人默默加了你做好友,偶尔线下聚会,第一次见面,说声“吾道不孤”。 也大致分流派。南方与北方,风格不同。深入进去,学生串联,早已不再是在民主墙贴大字报,在街上发传单的方式了。信息流动结构的彻底改变,让组织化力量的生成,变得更为容易。 许多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状态的真实调查无法公开发表。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駱思典在一次演讲时,公布了她的中国同行的一部分调查结果: 中国科学院近年在三十三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未公开),发现百分之七十三的人选择“个人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百分之十七的人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承认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认同美国文化概念。百分之六十一的人认同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另外一份在北京最优秀的五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学生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支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支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喜欢或比较喜欢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百分之四点二的人比较不喜欢,而没有一个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双重断裂的少年中国 九零后面对着一个空前广阔和多元的世界,他们对家长很难再言听计从,对上级也不再亦步亦趋。甚至市场营销专业人员发现,九零后对“品牌”的忠实度也在下降,他们只相信每一件真实物品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他们面前,也是一个空前撕裂的世界。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撕裂,发生在他们和父辈之间,更发生在他们和同辈人之间。 把目光从近三千万的九零后大学生身上移开,中国还有整整一亿的九零后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散落在各个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2010年,广东南海的本田公司工人为抗议低薪罢工,罢工潮随之蔓延到珠三角和长三角许多城市;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连续十三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被广泛地报道,但没有人把他们和媒体津津乐道的“九零后”联系起来。他们也是九零后,多出生在农村或者县城,在网吧打游戏长大,向往过电视与网络里描绘的“城市生活”,少小离家,来到城市,然后把青春埋进了工厂流水线。 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后,韩寒写:“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这便是眼前的现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对九零后的未来感到乐观:“他们像是在过游戏中的人生。社会的宽容度以及将来高考制度的改革,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土壤,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你刚刚嗅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希望,立刻有沉默的一亿人,把你拽进深深的泥潭,动弹不得。 这个时代无疑会让人人网上的孙宇晨们飞得更高,更远,他们也许会带给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希望。但同时,也让富士康工厂那些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年轻人坠落得更低。“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的代际接替加速着社会的板结。这不是九零后的责任,但这是他们必须扛起的时代。 从二十世纪开始,每一代中国人都将拯救国家的厚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梁启超写优美激情的《少年中国说》:“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陈独秀说:“酒旗风暖少年狂。” 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胡适二十岁,冰心十七岁。 然后有西南联大,有八十年代,有被一度认为是新时代鲁迅的韩寒。 互联网哺育下的九零后,将如何塑造中国的未来? ——这又是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只要自己的未来:“别做愤青,破口大骂不是本事,就本事就在时代轮到我们做主人的时候,真正干点人事。”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张洁平的最新更新: 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 2011-06-24 10:20 / 评论数( 4 ) 孙宇晨:北大九零后的成长简史 / 2011-06-24 10:16 / 评论数( 3 ) 中国,乡关何处? / 2011-04-29 14:00 / 评论数( 11 ) 《不分东西》: 穿越偏见的战场 / 2011-04-29 13:57 / 评论数( 2 ) 最最遥远的路程 / 2011-01-26 09:30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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