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

冷眼 | BBC:忽必烈:中国最喜欢的野蛮人

原文: BBC News – Kublai Khan: Chinas favourite barbarian 嘉莉·格雷西 BBC新闻,北京 中国对一切舶来品均持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从传统意义上讲,长城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野蛮人  –  只能算部分人。但入侵者有时会受到欢迎,随时间推移而进入中国家庭。其中一个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在13世纪,没有人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蒙古人从草原出发,抱着征服整个世界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强大的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他已建立起一个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庞大帝国。他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其遗志来完成这项工作,开始向南移动,攻击中国的宋朝。 但当时中国已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断断续续已超过1000年。那么,宋朝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忽必烈的这种野心呢? “对宋朝来说,蒙古人要夺取整个中国,这将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说。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皮克特人夺取罗马帝国或北美苏族人占领整个加拿大和美国 – 同样不可思议。所以,当它实际发生时,其冲击力是灾难性的。” 儿皇帝自杀。很多忠实的官吏及其家人尾随其后。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而现在这一文明处于他们视之为野蛮人的掌股之中。 “中国人之外都是野蛮人 – 野人,介于人类与某类野兽之间的人,”香港大学的历史学家周迅(音译)说。 她指出,中国文献中每每写道野蛮人或洋鬼子的不安份守己。用以形容他们的部分特性往往被用于动物身上。 “这些人长相不同,这种差异造成一个问题,”周迅说。 “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人。” 蒙古人的乐趣包括摔跤,喝发酵的马奶和引吭高歌,歌手唱和弦,而不是单音符。 所有一切都非常不同,南部中国的精英们穿着精美的丝绸,彼此欣赏诗歌和艺术展览。他们花钱雇佣军队去打仗。 忽必烈在人数上悬殊巨大,寡不敌众。曼说,宋朝是一个有7千万人的“不朽文化”,在军事上强大10倍,甚至上百倍。 蒙古人不得不耍些计谋。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襄阳,该城固若金汤,控制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汉江。 “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 ” “这次战役演变成到一次小特洛伊之战,”曼说。 “围困持续了5年,中国人不能突围,蒙古人无法攻破。无数次潜入,突入,突破 – 全部被挫败,所以必须有某种新计划,而且是帝国提出的这项计划。” 那就是蒙古帝国。 忽必烈的亲属入侵东欧所向披靡,他听说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徒曾使用过一种巨大的投石车。他召集了两个波斯工程师,他们制造出这种相当于重炮的东西 – 一种能将100公斤(220磅)的岩石抛射出200多米甚至300多米(650英尺 – 1000英尺)远的投石车。 经过几次试射调整距离后,它轰倒了一座巨塔,尘土飞扬。攻陷该城后蒙古大军长驱直入中国南方,中国第一次被野蛮人占领。 事实上,忽必烈统治了当今中国的全部国土。在西南与越南,缅甸接壤的云南,延伸到中亚的新疆和西藏。中国将其巨大疆域归功于怀揣扩张野心的入侵者,可谓自相矛盾。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留下了对忽必烈汗宫殿的描述,略有缩短,是这样说的: “它四周全用高墙封闭,南面有五个大门,中间一个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打开过,只供大汗本人出入使用。这是史上最大的宫殿。屋顶非常巍峨,宫墙全部涂有黄金和白银。大厅之大,6000人用餐也绰绰有余。屋顶是朱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房瓦均仔细涂上清漆,像水晶一样闪耀,从很远的距离就可以看到。” 忽必烈的首都就是北京。今天的城市继续搭建脚手架和高层建筑。但忽必烈才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大改造的人。 他给自己的王朝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元,他利用汉人儒士进行统治。中国历史对将蒙古王朝吸收到自己帝国的故事- 同时也将一部分蒙古本土纳入中国版图-大加赞美。 今天,蒙古和藏族,维吾尔族和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一起,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 这同样适用于蛮夷随身带来而中国认为有用的创新。中国医药吸收了伊斯兰医学,周迅点出,“但他们从来不提及这一点。” 蒙古人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纵横驰骋,他们沿途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新东西。 “他们引进了按钮,”中国服装和纺织品专家维里蒂·威尔逊说。 “ 他于 1294 年去世,将其帝国的这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然而没人能望其项背 ” -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 “在此之前,男人和女人总是用某种带状东西裹紧自己的长袍。但是,盘扣式纽扣是在元朝被引进到中国的,而现在我们却称其为中国扣。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服饰标志,真正的中国服饰就是用这些盘扣式纽扣,但元朝之前是没有这种纽扣的。” 这种同化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其后还有辣椒,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明朝由新世界传入中国。 “但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没有辣椒的中国菜,”威尔逊说。 “我们想到的另一件东西是茶壶。茶壶已经成为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物件。但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茶壶的。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典型中国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中国人从其他文化吸收而来的。” 大约500年后自行车的到来最初也遭到人们的白眼。 起初,只有那些所谓的“洋鬼子”才骑自行车。没有任何有自尊的中国男士 – 更别说女人 -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大汗淋漓的运动。但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工人的首选车辆。 仅50年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宣布说自己喜欢美国食品,很可能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是生命的话。随着二战结束,中国摆脱了日本占领,1949年后,共产党人把西方人赶走。不久,苏联人也被赶跑了。 这就是党所说一个统一的中国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一部分。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又大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20年前,我出席了北京第一家麦当劳餐厅的开张典礼。现在感觉好像美国快餐或咖啡遍及每一个角落。 麦当劳在中国有1400多家餐厅 在某些方面,今天国外产品的渗透 – 美式快餐,德国汽车和日本电子 – 是一个世纪前,殖民列强强行打开中国港口通商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应中国的邀请而来。 历史总是产生一些很奇怪的讽刺。如果不是因为忽必烈汗,西方列强可能永远也不会在19世纪来到中国。正是他的传奇故事激发了欧洲的探险时代。 “因为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的描述,哥伦布决定前往中国,”约翰·曼说。 “他向西行进,发现他看到的并不是他所想的中国,而是美州,所以最终是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之口激励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忽必烈自己一统天下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他两次派舰队远征日本,舰队之大世所未见,或将永远看不到,直到700年后盟军入侵欧洲。两次他的舰队被日本人所称的神风,或“神奇的风”吹得七零八落。 蒙古人征服世界的梦想与忽必烈的舰队一起沉没。 “他越来越衰老,他越来越肥胖,他终于病倒了,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英年早逝,他的妻子也先他而去,而他于1294年去世,将其帝国的这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然而没人能望其项背。”曼说。 “于是,80年后,他们在一场革命中被赶了出去,又回到他们最初生活的草原上。” 这场革命把一个土生土长的皇帝扶上了宝座,但只有等到下一个外夷朝代才能再次给中国带来新的疆域和观念。 顺便说一下,最后一个皇帝喜欢自行车。据说他让人把紫禁城内所有的门槛都拆除,好让他骑车遛弯,但那是另一个故事。我想说的是,到底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历史的解释太过复杂。 相关文章 伊特鲁里亚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的歪曲历史 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赵炎:宋代男人鼓励女人读哪些书 朱维铮最后一课:别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阳光时务:被驯化的 《新华字典》 刘瑜:我只是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民国血脉——百年清华的另一道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伪胜利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杜君立: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杜君立: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进入专题 : 中国 日本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      中国曾是日本的”心之故乡”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说,大约一万年前日本列岛才从欧亚大陆完全分离出来,”冰河期结束后,冰层融化,海水面上升,其结果形成了日本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中国正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时期,大概是长江流域哪个小国的遗民逃亡到日本列岛,带来了水稻农业。”   从”日本”二字的字面来说,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无疑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国视角。或者说,日本是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中国竟成为日本的”心之故乡”。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汉字传入日本之前属于日本史前时代。徐福被认为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他被日本人尊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中国史书记载,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隋唐”第二帝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成熟,中日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发生了正面碰撞。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击败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日本)水军。中国的获胜使日本逐渐被纳入所谓的”中华圈”,从时间、文字、服饰、建筑到佛教文化,日本通过”中国化”步入到一种全新的文明。   唐代的中国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在唐僧去”西天取经”之时,”遣唐使”也西游来到大唐”取经”;相比唐僧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从此以后千余年,中国一直被称为”大唐”。   ”大唐”的蜕变   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因此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常常指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崛起,中国文明中心发生南移,黄河文化被长江文化取代,北方中国逐渐蛮夷化。这种南北中国文明分野在宋代达到一个极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占据长江以北,南方汉人苦守的南宋帝国占据江南。虽然双方都以”中国”自称,但南方无疑要文明富强得多。在蒙古”黄祸”席卷欧亚大陆的13世纪,北中国很快就被蒙古铁骑荡平。但南中国抵抗蒙古征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51年,就连金哀宗都不由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崖山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不少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征服引发的难民潮,使中国文化进一步扩散到”中华圈”的外围地带;理学家李竹隐将理学传入日本,陆秀夫和文天祥更被树为武士道的英雄和神祗。当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整个”中华圈”都感到岌岌可危,但他们与南中国一样,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不屈意志,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蒙古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蒙古入侵使文化的中国蜕变为暴力的中国。这场屠刀下的蒙古化过程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和彻底破坏。   蒙古征服在日本之所以折戟沉沙,中国人(南宋遗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日本的历史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蒙古征服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暴力侵略,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文昌锦绣的”大唐”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中国是一个野蛮危险的蒙古侵略者。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心从此大大增强了。整个蒙古帝国时代,日本彻底断绝了与元朝中国的交往;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郑成功成为两国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进入明帝国时代后,中国也效仿日本实行海禁。正如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明帝国的海禁对象是日本,日本的海禁对象则是中国。明代中期,中日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兵库银矿发现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货币来源。中日贸易往来一度非常频繁,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达300余艘。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一把日本倭刀的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但民族意识强烈的日本对明帝国的朝贡体制提出挑战,导致日本最终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   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断绝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走私泛滥,最终酿成可怕的海盗灾难。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明帝国东南沿海。在”倭寇”浪潮平息之后,刚刚统一的日本又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征服”大唐”(中国)的战争。”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甚至提前将丰臣秀次封为”大唐关白”,并”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   这场发生在朝鲜的狮虎斗持续了将近8年,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虽然《明史》称之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但这场战争却使明帝国破财损将,女真部落趁机坐大。努尔哈赤萌生了征服中国的”蛇吞象”野心。战争之后,丰臣家族迅速衰落,德川家康崛起,从此日本开始了一个闭关锁国、承平近30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精于骑射的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成为一个传统火器帝国的新主人。南中国的抵抗仍然是如此悲壮而惨烈,以至于遭到女真征服者最为严酷的报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绝于史。孔子尝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头发与服饰这种最明显的民族文化标志上,”中国”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去中国化”的程度比400年前的蒙古征服更加彻底。   400年后,日本又一次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难民潮。一些帝国遗民跨海移民日本,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   被南明封为”国姓爷”的郑成功在抵抗运动失败后,从荷兰人手中成功夺回了台湾(“福尔摩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郑成功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的”民族英雄”。      历史的悲喜剧      当中国进入白色恐怖的辫子化清朝时,日本则进入”小国寡民”的德川幕府时代。在一种相似的”闭关自守”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往来和贸易被限制在几乎最低程度。明朝中国的覆灭使日本和朝鲜都有一种”中国”已经灭亡的同情感,朝鲜将崇祯的年号继续沿用了200多年,许多日本精英也以”大中华衣钵”之继承者自居。不知不觉中,辫子上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唐”和”大明”的”中国”了,而变成了”大清”的”支那”;”唐学”也变成了”兰学”–向荷兰人学习,日本比中国更早地开始了西学的道路。中国思想家严复哀叹道:”中国者,固病夫也。”   在中英两国在蒸汽战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整整11年后,佩里率领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来到日本,第一次见到蒸汽船的日本人把这个冒着黑烟的不祥之物叫做”黑船”。面对前所未有的蒸汽机,中国选择了拒绝和不幸的战争,日本选择了接受和体面的谈判。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是悲剧的话,历史在日本常常变成喜剧。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历史的分水岭。幕府体制结束了,年轻的天皇带领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启蒙运动,人们开始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我。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打败自己的老师,日本将中国列为假想敌。至于中国的假想敌,左宗棠认为是俄国,李鸿章则认为是日本。事实上,对女真贵族和官僚集团来说,天朝中国真正的假想敌只有一个,就是无数被奴役的中国民众。   美国总统格兰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建议中国”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俾斯麦也持相同观点:”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战争让预言成为现实。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文评价甲午战争,梁启超将其编发到《时务报》:”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东洋”更甚”西洋”      对日本来说,10年后对俄国的胜利远比对中国的胜利更有历史意义。如果说《马关条约》象征着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朴茨矛斯条约》则使亚洲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亚洲。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破了束缚东亚1000多年的传统华夏朝贡体系桎梏,那么在日俄战争中则完成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历史跨越。日本不仅跳出了传统的”中华圈”,而且一脚踏入了”西方文明中心”。10年内连续两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对其军事实力变得极其自信,最终走上了军事帝国的行列,疯狂地对外扩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从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写这篇《少年中国说》其实是对崛起中的新日本的描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依靠”船坚炮利”一直保持着对东方世界的暴力优势;这对华夷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形成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这场不幸的战争使抑郁的中国人得以借日本的杯酒,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孙中山)。一时之间,日本成为中国眼中的”理想国”和圣地,莘莘学子们向往”东洋”更甚”西洋”。战争那一年,中国留日学生不足8000人,次年就翻了一番达17860人。   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有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他在一场电影之后把自己的名字从周树人改为鲁迅,从此成为一位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忠诚的学生,那么此时日本则成了现代中国的”先生”,现代汉语中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以上来自日本,比如”经济”、”社会”、”政府”、”政治”、”干部”、”公民”、”解放”、”宣传”、”军国主义”、”共产党”等。实际上,离开了这些日本汉语,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就无法说话。      ”王道”与”霸道”      在帝国的废墟中,一批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担负起中国良心的重担,发起了一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在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之后,东亚整整两代人在一场世界变革和思想启蒙中惊醒,而反应最快的却是日本人,他们以天降大任的姿态担当起拯救东亚文明的使命。一场尼采式的暴力征服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轰隆隆展开。日本浅野造船厂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日本帝国举起”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的大旗,以东亚领袖的气势展开一场”重组亚洲新秩序”的”圣战”,试图以”霸道”来营建一个传说中的”王道乐土”。   像过往的历史一样,面对暴力,北中国迎风而降,这是一片天生的逐鹿之地。但在柔弱的南方,日本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300年前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地方,中华民国的首都遭遇到羞辱性的”南京大屠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 日本   

阅读更多

中国报道周刊 | 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的歪曲历史

  世界上只有在中國,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國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國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國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國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國生态问题出路。 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殺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國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殺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 注3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 阿- 阿特尔( IbnAl- Athir) 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 注5 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殺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殺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 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殺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殺博物馆。而在中國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階級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 当然远远不是全部) 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 “解放后中國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國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國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國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國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國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殺、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國屠殺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殺和种族灭绝。在中國的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國北方金境内(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 屠殺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 ,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 估计这是直接屠殺) ,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國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國北方90% 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殺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殺作了估计 注8 ,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殺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 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 15。   中國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國,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 注9 .蒙古帝国在中國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至少是) 1985年版。   然而在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國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 注10 .难道在半个中國人口被屠殺了90% 对中國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國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國除了屠殺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國关东,不讲他们屠殺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國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國促进了中國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國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殺造成的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國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國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國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國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殺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國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殺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 12 .也就是说中國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殺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國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 部分)学者被中國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國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 13 中國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 中國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 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國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殺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階級的偏见 1 .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 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國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國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國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國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國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殺、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國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殺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國南方( 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 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國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國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國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國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國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國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殺、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殺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 不仅中國) ,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 尤其是俄国学者) 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殺。这种屠殺,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殺、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國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 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 .但是,现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國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國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國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 14 .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 15 .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 16 .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國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國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 主要是马) 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國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國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殺,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 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 .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 成为汉族以后) ,才对中國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國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國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國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國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國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殺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國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國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國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殺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鎮壓。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殺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國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國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國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國,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断的屠殺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國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國,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殺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國后,疯狂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國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國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國,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殺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殺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殺多少中國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國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國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國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國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國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國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獨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國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國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殺欺压中國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國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殺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國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國民众?   中國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國个少数民族对中國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國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國人民,不断地向中國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國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殺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殺中國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國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國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 注18 .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 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國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國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殺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國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有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殺、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殺来比喻。而中國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國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國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黨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黨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國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 注22 .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殺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原文见注1 .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 ”。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 注19 .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 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 ,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黨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黨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國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殺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 注20 ,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國“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國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國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 注20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國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國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殺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 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國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 尤其是非汉族) 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殺、欺压中國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國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國。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國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 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 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國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國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殺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國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殺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國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國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國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殺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國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國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國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國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國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國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國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國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國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國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國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國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 1990》和《历史研究》:1962- 3月第1期    2 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國北方的生态》    3 Ata- MalikJuvaini, etal《GenghisKhan: TheHistoryoftheWorld- 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 June19, 1997)    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 译项英杰/ 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Ibnal- athir原著译自EdwardG。 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 (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02),Vol。II, pp。 427- 431。    6 Sauders

阅读更多

中国报道周刊 | 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宋朝时中國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國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殺、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而在中國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殺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國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國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國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國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國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國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國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國),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殺。这种屠殺,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的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比在中世纪的人们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殺、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國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國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國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國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華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國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華夏文明,使中國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殺,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華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國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華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國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國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中國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國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華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殺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華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華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國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國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國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殺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鎮壓。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殺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中國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國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國,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断的屠殺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國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國,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殺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國后,疯狂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國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國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国外的书籍中记载,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殺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殺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在中國范围内,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國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恐怕今天早就没有中國人了。蒙古人仅在中國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殺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屠殺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國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计有1300多万人,屠殺后竟然不满80万人。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殺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國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國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國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元政权的超级野蛮使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華夏文明变成蔑视華夏文明,他们再没有把中國人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外蒙獨立时,对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國军队。   第一:中國人的地位问题   蒙古在中國建立蒙元廷,并没有把当地原住民当人。元把境內的子民分為四等,第一當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儿其、波斯、巴格达、俄罗斯、波兰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的欧、亞金发碧眼白种人),在中國大地嗜虐的蒙古铁骑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战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汉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汉人在内的真正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國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蓝眼睛白种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蒙古统治中國,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   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國历史最悲惨的部分,在这个时期,由几千万的中國人民被屠殺,无数中國妇女被强奸,无数中國儿童被绑架成为奴隶,最后在屈辱中死去.无数中國人民丧失了祖祖辈辈建设的家园,被驱赶成为奴隶,无数的人被冻死饿死,无数中國人民的财产被蒙古帝国统治者掠夺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阿拉伯和欧洲,给他们换来奢侈品.无数的能工巧匠被绑架到异国他乡,而中國人民却从此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能力,从世界最领先的国家, 逐渐落后成为半殖民地。是地地道道的亡国史。   第二:对中國政治文化的摧残   蒙古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國。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國,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國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國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國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三:蒙古的宗教   蒙古的宗主們大多信奉萨满教,但是,在1307年的一場宮廷鬥爭中,中華文明面對一場大危險。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Ananda)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並擅長於阿拉伯文,是寧夏的長官(達魯花赤),是宁夏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他的父親元成宗為了使他回心转意,曾一度囚禁過他。元成宗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帝位,並處死他。中華文明避免了一場將會是很徹底的改變的危機。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麻”、“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麻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麻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麻教尤其狂热。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麻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麻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麻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麻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麻。又一次,喇麻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麻。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第四:看看12世纪的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中國土地上残酷地进行种族灭绝的纪录。“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战的目标和动机。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韃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等等。   那么蒙古屠殺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我看到最早的统计是在尚铖主编《中國历史纲要》。蒙古灭金后得户87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七白六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殺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   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殺人数约2400万。   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中國金境和宋境内至少被屠殺了6300万人,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这还不包括蒙古帝国在西夏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丧失的黨项族人。   四川被屠殺后,人口减少上千万人,占95%以上,是确定无疑的,但具体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难是宋代人口按户来统计,一户有多少人估计不一样。 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3万,如果按照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约为 1,320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 兴淳熙户口数》)。但也有人估计是一户7口人,则人口大约2000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 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6年,也 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 明了四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得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殺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國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据说,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國北方直接屠殺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國北方人口三千死亡万,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明政府强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据说很多河北山东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这在很多人家谱里可以验证。   说南方地区人口下降少还可以,但说基本保存是不对的。传说里,元军统帅伯颜在平江南时不杀一人,但是,《续资 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却记载了德佑元年 (1275 AD)十一月伯颜在江苏常州的大屠殺: ”甲申,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 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 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 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 不屈,亦死。”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看见“不杀一人”的伯颜, 凶残到逼迫城外居民運土,运完土后就把他们抓来填进垒里,还把人来油煎,最后尽屠了常州一 城居民。”不杀一人”的伯颜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战争中蒙古军队所为了。   我自己不知道蒙古人在全世界总共杀多少人,但是,被蒙古人破坏以前,中國和亚洲文明古国都相当发达,大城市人口都在100万以上。仅仅在伊朗地区,被屠殺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这仅仅是大城市的统计,蒙古人在农村的屠殺人数是无法每次都统计出来的。但所以被入侵国家都记载蒙古人在农村一样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当时俄国人口不多,所以屠殺人口总数不大,莫斯科只被屠殺了20多万人,但是据俄国历史学家估计,俄国被屠殺人口超过了中國的50%。 被直接屠殺地区人口下降超过90%。   如果当时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中國相似,那么被屠殺人口应该不亚于中國的5000多万。也就是说被蒙古屠殺人口应该不少于1亿。至於说被屠殺2亿也不是不可能的,第2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人口下降了10-15%,(中國被日本入侵也大约是这个数)。 蒙古人造成中國全国人口下降50%,北方和四川占90%,造成的损失比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要大多了。   第五: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    蒙古帝国的兴起,有人简单说起到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事实全然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世界地图,凡蒙古侵略过的土地,必然落后于蒙古人没有到过的地方。800年过去了依然如此,而这些地方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科技文化的文明程度远胜没遭蒙祸的西欧。   第六:“对中國来说,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   蒙古的入侵,彻底破坏了中國文化和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轨迹。把当时处在世界科技文化前列的中華文明唐宋文明摧毁殆尽。   不想说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科技、文化、和富裕的中心。被蒙古噬略之后,中國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出头之日。   因为暴政,蒙古在中國的统治只维持了89年。1368年朱元璋的一声“驱逐鞑虏,恢复中華”将蒙古人赶回了老家。蒙元并未象中國以前倒台的朝代一样消失,而是退回草原与明帝国并立,并多次对明帝国用兵。   以上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國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我注意到,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类似的描述在中國大陆通俗历史读物中消失了。代之以蒙元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言。在八十年代后,这些谎言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同的声音被打击成为 “汉族孤立主义”和 “大汉族主义” 。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國史-辽金夏元》一书中,作者也引用了相似的数据、即中國人口从宋、金时代的1.2亿,下降到不到5800万。而且指出,这个数字在元代一直没有增长,保持到明代初期以后,才人口才开始增长,到明末才恢复到宋代水平。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國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國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 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殺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國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殺、欺压中國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他们吹捧的蒙古帝国的业绩,本来就是分裂中國、损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动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國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國。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國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面上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國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國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殺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國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殺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國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國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國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殺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國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國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國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國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國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國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國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國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國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馬克思的任何着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恰恰相反,马克本人曾经鲜明而确切的谴责过蒙古帝国的暴行注27。这些自称是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歌颂蒙古帝国的专家,的确引用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馬克思主义者” ,这在中國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利於他们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國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國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宋濂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7-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100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的歪曲历史 (0)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0) 汉殇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1)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朝灭亡的真相 (0)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阅读更多

嗨!歷史 | 750年前“保钓之战”:从钓鱼城到钓鱼岛

钓鱼城 作者:雪珥,选自:《中国经营报》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 迷蒙的雨雾当中,嘉陵江、涪江和渠江都只剩了影影绰绰的一个影子。山风浩荡,在穿过树梢时仿佛还带着哨音。 2010年10月24日,北方来的寒潮侵袭重庆,重庆北部合川(古称合州)城畔的钓鱼山被笼罩在浓重的乌云之中。尽管是周日,游人依然很少。一块写着擅入工地罚款50元的告示牌,立在已经被彻底拆除、且无丝毫防护措施的护国寺工地上。“被拆迁”的浪潮也没能放过那些石雕的菩萨们,这些来自仙界的“动迁户”被凌乱地搁置在废墟中,苦候着新居的建成。只有古老的城墙垛口上,大条石满是苔藓,记录着岁月的峥嵘。 一切都十分的静谧,丝毫看不出750年前的烽火狼烟。在那同样阴冷的冬日里,4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 钓鱼城 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 钓鱼城 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明代杨慎凭吊钓鱼城诗句)。 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保卫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 “独钓中原”的匾额,在宣示着这座城堡骄傲历史的同时,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中国的悲哀。 750年前那一闪而逝的亮剑阳刚,俨然成为绝唱。620年后(1884年),一位日本人告诫他的同胞,不要被庞大的中国吓住,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又‘睡觉’矣”。这位日本人名叫伊藤博文,他提醒说,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只需要韬光养晦,抓紧把自己的建设搞上去,中国自然会等着被日本迎头赶上,并引颈待戮。十年后(1894年,甲午年),他的预言实现了。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从高山之巅的钓鱼城,到大洋深处的钓鱼岛,中国人钓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上帝折鞭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兄弟)。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1251年),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这座小小的钓鱼城已经5个月了,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 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两年前(1257年),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湖北);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兵分四路,第四路负责攻击襄阳。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 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 望楼。此时,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 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1259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 “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蒙哥之弟),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 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而一直供奉在钓鱼城忠烈祠中的王立牌位,则在后世不断地引起激烈的争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S词条】梅大高速塌方事故

【文章总汇】哥大学生抗议风波

四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我是中国歌手,我请战!”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