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

鄢烈山 | 转贴 谢文:偏见比无知更愚昧([蒙古游记)

2012年03月12日 08:40:59    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196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闹文革了。除了认识了几千个常用字和加减乘除外,其他知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学。1971年出了913事件,林彪外逃蒙古,飞机坠落温都尔汗。72-73年间,周恩来主政,我算是在初三和高一两年里真的上了点学。物理学了拖拉机原理,化学学了沼气如何生成,历史学了几千年里中外各种农民起义的故事,地理知道了中国如何地大物博。74年又开始闹运动,就连这点知识也学不成了。所以,按今天的标准,我基本上应该算是半文盲。后来虽然侥幸混进了大学,还到美国读了研究院,但由于基础太差,童子功不行,总是事倍功半,书读了很多,知识却不成系统,留下了许多残缺不全的偏见。       今年是913事件40周年,8月初有机会和一帮朋友到蒙古一游。看上去文革一代中不少人如今已是事业有成,萌发了思古幽情,到蒙古寻找凭吊913遗迹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林彪外逃所乘的三叉戟飞机的残骸被摆放在乌兰巴托市郊的公园里供有心人参观。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被中国游人搞碎拿走,可供参观的遗留物越来越少,不时有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干脆组队去800公里之外的温都尔汗草原上寻觅历史的碎片。承蒙在那里经商的中国朋友的理解,几经转折获赠了若干三叉戟的残骸碎片,准备转赠给建川博物馆,为那里的文革展示增加点内容,也算了却一番心愿。       重温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篇章中缺失的细节,这梦算是圆了,代价却是多年积累的关于蒙古历史的知识框架被击得粉碎。随着参观一座座蒙古历史博物馆,感觉就像脑中硬盘被一遍遍地重新格式化。按照蒙古人的历史观,有文字记载的蒙古王朝是从匈奴开始的,什么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鞑靼等等我过去认为不是一回事的历史变迁,统统都被认为是蒙古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什么西夏,北魏,辽,金,元等等我过去认为不是一回事的王朝,统统都被认为是蒙古历史中不同时期兴起的部分,是中亚草原大漠游牧民族中诸如张家村李家屯这样的部落兴衰史。北京一直被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叫元朝的时代的首都,蒙古国家博物馆里那巨大的投射在地板上的动态历史地图却分明标明,北京是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那条闻名世界的从洛阳到巴格达的丝绸之路北线(所谓“草原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国际商贸通道,而是蒙古帝国精心维护的国内交通干线。       蒙古归来后又找了些书看,静静思考蒙古人的历史观,好像也有几分道理。过去一些史学家不认为中亚地区一些民族与蒙古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人种不同,文化各异。其实在成吉思汗之前,长城以北的各草原游牧民族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此消彼长,融合分离,粗略地看作一回事也未尝不可,只是那时不叫蒙古而已。至少,他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比长城内外要紧密的多,相近的多。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几百年间,蒙古人征服了亚欧非三大陆的相当部分,这种历史观就显得更有道理了。人种和文化都不能作为判断蒙古民族兴衰史的唯一标准,更何况蒙古文字是12世纪从回鹘文引进改造而来的,正好说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紧密关系。       北京及其周边有不少藏传佛教(黄教)的寺庙,例如雍和宫,黄寺,承德的外八庙,五台山的寺庙,等等。它们与西藏关系不大,与蒙古却关系紧密。里面来自西藏的高僧不多,主要都是蒙古来的喇嘛。过去总弄不懂为什么藏传佛教会越过新疆在蒙古流传壮大,三大教宗两个在西藏,一个在蒙古。其实,新疆至少在13世纪后就是蒙古人为主的地盘,与西藏相邻,所以藏传佛教得以传播到蒙古人群之中。到了清朝中期,新疆的蒙古人(准喀尔部)兴起,不断侵犯清朝领地,被清朝大军数次清剿乃至灭族(残部逃到中亚),新疆才成了伊斯兰教为主的地方。这样才能解释藏传佛教跨越数千公里传到蒙古乃至中国北方内地的原因。       按照现代国家的定义,蒙古是大大地衰落了。虽然依蒙古国家博物馆里的说法,按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算,蒙古仍然是世界第17大国家。但这和蒙古人自己相信的历史相比,的确令人唏嘘。区区200多万人口,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人之间,蒙古人的心态不难理解。今天的蒙古热情地拥抱了现代文明,多党制,民选制,言论自由,对外开放都已落地生根。让我略感惊讶的是,这个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以杀伐征服为荣,动辄屠城灭族的民族,居然去年全民投票取消了死刑,并在市中心立碑明志。据说,蒙古总统在宣传中并没有大讲人权神圣的道理,而是语重心长地提醒百姓,蒙古的现存人口已经不多了,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当然,我未必全盘接受蒙古人眼中的蒙古历史,但同样,我也对中国版本的蒙古史深感怀疑。也许,正像胡适所讥讽的那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真相只有一个,解释可以多样。如今有人疾呼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其中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可以理解,但由此走向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则更不可取。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真实完整的历史,但这不应该否定我们对真实完整的历史的追求。也许我们在追寻历史真相时,永远难以摆脱视野,能力和利益的局限性,但正因为如此,这种追求才更难能可贵。多走些地方,多听听别人的看法,多体验些不同的文化,多容忍些反对的意见,也许能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历史观可以随便改造,历史最好还原真相。       蒙古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中国人对四十年前遗落在那里的飞机残片那么感兴趣,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蒙古人对我们这些历史上,文化上,地理上和利益上密不可分的人欲迎还拒。首先当然是互相对对方的历史无知,然后是由于各自所持的历史观而产生的对对方的偏见。这样相互不理解的事例不在少数。据报载,西方媒体对阿富汗两千五百万人口做了个抽样调查,发现有98%的人对911事件一无所知,而剩下的2%虽然知道911,却认为那是美国人为了寻找入侵阿富汗而制造的借口。所以,比较起来,偏见比无知离历史真相更远。因此我认为,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上一篇: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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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2012年03月08日 11:51:58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鄢烈山       赴伊比利亚半岛之前准备功课,主要读了一本《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王加丰著)。因为我一直想搞清楚,葡萄牙太小且不论(领土与人口都不到中国的1/100),西班牙以昔日超级大国的底子,面积比意大利多70%,人口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要多1000多万,为什么没能进入“西方七强”呢?       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不是我读一两本书、逛个上十天就能得到解答的。但是,走马观花也还是会有些一手的感性认识,首先是纠正了关于西班牙是破落户的先入之见。旅行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历史文化灿烂辉煌,名胜古迹众多,山河壮丽,不愧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据悉每年来西旅行的人达5000多万,比本国人口还多1000多万。第二个印象是,西班牙毕竟是发达国家,到处给人富足安祥的感觉,有些吉普赛人固执地流浪街头,也无伤大雅。我们旅行一直都是走公路,从西葡边境城市、西南部的巴达霍斯到东南部古城格纳拉达,又北上古都托莱多和塞哥维亚,令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所有公路及其设施没看到一处破损,甚至没有修补痕迹——哪像我们这里才通车几天路就烂了?农村里一派“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景象;牛羊闲适地在草场上聚会,也不见有牧民。虽然现在遇到了欧债危机,西班牙被称作“笨猪”四国(PIGS葡意希西四国名称首字母恰是英语词“猪”)之一,资料上说去年该国人均GDP仍有3万多美元,远超中国最富裕的京津沪三市人均GDP的1万多美元。我们离开那天,适逢西班牙航空公司宣布破产。可这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中国的大国企从不破产不见得是好事;西班牙帝国最鼎盛的十六世纪,政府分别于1557、1575、1597年三次宣布暂时破产——就是想停付利息。       在半岛上观光,心里多次响起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毛阿敏唱的插曲“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我想有三点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兴衰关系甚大。       第一是契约意识。哥伦布晚年并不缺钱花,但是他耿耿于怀的是,要求国王恢复他的海军上将和总督职务,这可以理解;而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有,根据1492年出航前与王室签订的“圣大菲协议”,要求国王付给他应得的收益分成。他要得是那么理直气壮,三番五次,亲自要,当面要,托人要。对王室就像与一个普通的生意伙伴一样,王室也不以为忤,这在中国绝不可能。西班牙的探险和征战,用外国人才,用外国资金,外包垄断经营加探险权,甚至经常雇用外国军人,跟做生意差不多,靠的就是一纸契约。而国王的一纸委任状、授权书,即使在万里之外的荒岛,其法律效用也是相当高的。这种文化传统实在太宝贵了,它对于西葡的以小搏大与和平转型应该都有贡献。它与封建时代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并受到普遍尊重有关,与罗马法律文化传统恐怕也有关系吧?我们在葡萄牙的“世遗”古镇埃武腊、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当然还有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双王时期的首都塞哥维亚,都看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遗迹——分别有神殿、城墙和宏伟的高架双层石拱引水渠。       第二是宗教狂热。哥伦布与支持他探险的伊莎贝拉女王,终生热衷组织葡萄牙航海探险活动的亨利王子,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组织探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传说中远方的基督教王国,乃至与东方的大汗结盟,进行“圣战”,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那些参与探险与征战的水手、教士、士兵、贵族,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财富和世俗的建功立业,而没有宗教信念与情怀支撑,是很难解释他们何以甘冒九死一生风险的。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仅直布陀罗海峡一线之隔,自公元711年—718年摩尔人征服西哥特王国,穆斯林统治半岛中南部达数百年。西班牙人的“光复运动”与十字军的“圣战”目标搅和在一起。我们参观的塞维利亚主教堂是在清真寺基础上重建的,科尔多瓦主教堂则直接由清真寺改造,轮廓依旧,充分展现了两种宗教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宗教狂热,激发了冒险精神,也因其不宽容,排斥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乃到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才,压制了思想自由,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等重要城市,我们看到的富有特色的犹太人社区都是为旅游而维护的昔日景象。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曾是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执行火刑的场所,那种“群众专政”场面的癫狂与血腥与数百年后中国的“文革”相伯仲。       第三是骑士精神。我感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是一部戏仿的讽刺小说,倒真像西班牙人骑士精神的写照:“理想主义”的狂热,英雄主义的勇于冒险,万难不辞。贵族出身的科尔特斯自筹经费组织队伍,两次出征阿兹特克人强大的王国,建立“新西班牙”(墨西哥),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堂·吉诃德吗?那个起初只有13个追随者,带180人征服印加帝国而当上秘鲁总督的私生子、文盲、曾经的牧猪人皮萨罗,“原型”不就是桑丘·潘萨吗?这种骑士的冒险精神和荣誉感,不可能挽救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而且一直延续到近当代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过程,军人干政曾是西班牙的一个危险传统,至今在拉美国家仍时有发作。       当代西班牙是发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992年,世博会与奥运会的主会场分别在它的第三大城市塞维利亚与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举办。(2008年又在其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举办了主题为“水与可持续发展”的世博会)。参观巴塞罗那奥运会址时,有团友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靠祖宗抢来的!”这话自然不是没根由的,他们的祖先确实从殖民地抢了许多真金白银;但祸兮福所伏,暴富既败坏了社会风气,让人们耽于享乐,好逸恶劳,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使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落后于欧洲竞争者。       “一页风云散哪,变幻了时空”。就像曾经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邻近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地理环境,对于葡葡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发现肯定有影响。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而言,如上所述,哪个国家和民族都逃脱不了共性。我相信《西班牙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潘诚译)序言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德·卡尔所说,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要摒弃佛朗哥(西班牙独裁时期的将军、终身国家元首)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就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历史。       2012/02/29                 上一篇: 葡萄牙西班牙最崇敬什么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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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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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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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戴旭:中国强大,有我!

尊敬的深圳的朋友们,很荣幸第二次来到深圳跟大家见面。   我是1995年在国务院军安办来深圳考察创维老板的时候来过一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昨天因为国航的飞机晚点了10个小时,我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30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深圳的面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深圳还这么年轻,我已经老了。   为什么这么说,从1995年之后,虽然我没有来深圳,但是我大量的时间都在中国的周边走,为什么走我们中国的周边?我一会儿就会在我的演讲里讲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深圳在这十几年中一直在平安无事的发展,大家在挣钱,但是在我们的周边,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连续不断地发生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解开这个谜。   为什么我们周边会出现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进入200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传来,远的不讲,奥巴马刚刚上台,便和日本密谋关于针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我们的很多人都还被蒙在鼓里。5月份是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一块儿提出把南沙群岛并入他们国家最嚣张的一个月,在这个月美国的军舰连续在南海和中国的军舰、渔船发生冲突,到6月份的时候,印度一下子增兵6万,在这6万里面有2个山地步兵师加1个炮兵师。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成都,是因为它这次增兵。到8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7月份的时候日本宣布要在与那国岛驻军,后来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消息暂时停下来了,现在是搁置,但是它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要在这个地方驻军。   就在这个月,新疆发生7。5大屠杀,6月份印度增兵的时候我在成都,我从成都去了新疆,我从新疆回来不到20天,乌鲁木齐发生大屠杀,它屠杀的地方我全都去过。还是在7月份,印度自己制造的核潜艇下水,还要宣布再建4条,然后日本邀请热比娅访问,同时希拉里又跑到印度宣布要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规模出售军火,同时又回到泰国,然后台湾又邀请达赖一系列的事件。8月份澳大利亚借力拓案在政治上攻击中国,它发表了一个白皮书,白皮书上公开的宣称要和中国打一仗。到8月的下旬,缅甸果敢就发生了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个事件一会儿我再讲。   我从新疆回来到北京基本上没有停过,果敢的枪声一响我又过去了,直到听到那边的枪声熄灭我才回来的,我从那边又去了朝鲜半岛。到9月份,就是奥巴马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这是一个经济事件,就在同一天,中国宣布要对美国的肉鸡和其他的产品进行调查的时候,这时候美国宣布派助手到印度,到达赖的驻地见达赖。   就在9月15号,美国情报部门出台报告,公开的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一起列为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假想敌。它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要研制新型的战略轰炸机B—3对付中国,10月份,就我们阅兵过后不久,前几天台湾突然大规模的试射导弹,那不是小数,而且这个导弹不是小导弹,全是大的导弹,有很多导弹可以打到新疆,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陆全境。这些东西集中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我说的还只是一个轮廓,很多的事件全都上网了,只是我们的政府出于其他安定的考虑,没有有意的宣传这些事件。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批评印度的,印度现在在中印边境上非常的嚣张,它嚣张的举动我能举出10个到20个,但是由于这种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就不展开。这些事情都围绕中国的周边,连续不断的出现,这是为什么?那就是说我们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被包围了,什么形势的包围呢?我把它形容为C字型的包围圈,这是我自己提出的。   我们看看这个字母,在冷战的年代,中国被包围就是处在海上被包围,也就是美国50年代发动朝鲜战争的国务卿杜勒斯,当时宣称要对中国实行新月形包围,就是从日本列岛到南海群岛,也就是从海上封堵中国,仅仅是一个新月形,像一个月牙一样。今天这个包围就不是这样的,它是从月牙这个地方又从陆地上延伸到中亚,伸到蒙古。   这是我8月18号发在《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当时是跟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就是未来1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他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面临战争,而且不止一场战争,这篇文章发完以后,香港卫视还有台湾的淡江大学、美国的海军学院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引起了重视,因为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在我说出不久,一个日本评论家沿着我们国家的周边走了一圈,这个人叫宫崎正弘,他作为局外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实际上我用了10年时间,我在国内走,他在国外走,他在国外走完以后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因为它的周边是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还加上恐怖主义,被全面的包围。   刚才马鼎盛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我们已经不允许美国的U—2到我们的天空上随便来了,不像50年代,当然马鼎盛毕竟是一个地方人士,对很多的情况他并不清楚。美国的U—2虽然不来了,但是美国的另外一种飞机还在我们国家的上空飞行,所以在上个月,我在南通的市民大讲堂上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一位老先生心脏病突发,南通人爱打像麻将一样的长牌,男女老少都爱打。我说:就在你们打长牌的时候,美国的B—2轰炸机就在你们头上转了一圈了。   所以一个老先生拄着拐杖一下子就摔倒了,我说我感觉到心情很沉重,非常不好意思,我希望今天不要出现这样的场面。   美国的B—2战略轰炸机可以挂20吨的核导弹,曾经以2架并列的方式沿我们华南、华东,从我们的上空经过,在上海曾经有市民看到过,当时认为是不明飞行物,这个飞机非常的大,两个翅膀加起来有七八十米,这么大的飞机在空中,我们居然一点都发现不了,因为它在空中显示的雷达反射面积只有乒乓球这么大,也就是像一个麻雀一样飞过天空,很难发现,所以叫隐身战略轰炸机,作战半径是1。2万公里,1999年炸我们大使馆的就是这个飞机,中国人应该非常清楚。它现在还在过,我们拿这个飞机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防空并不像马鼎盛先生说的,已经可以保证我们不受外敌威胁,这就是看我们国家周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对我们国家的包围分两个方面,就是一条线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它的海上包围圈,海上包围圈的起点在日本,实际上从冷战以后,日本的国策就已经转向了中国,大概是1991年开始转向,它原来是美日联盟对苏联,并且以中国为它事实上的盟友,后来苏联解体以后,日本就把矛头全部转向中国,在日本现有的三军自卫队里面,它从陆军里拿出一半组建了离岛部队,有5。5万人,加上它的海军和空军,专门用于西南方向,就是钓鱼岛方向。   他们叫“有事”,实际上就是将来在台海问题或者在东海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后日本的一个常设部队,它不像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目前不设假想敌,也没有专门对付哪个国家的军队,它就专门成立这样的军队,专门对付中国,专门应付西南方向成立这么一个部队。同时日本现在还向联合国申请一个冲之绳鸟礁,这是一个岛礁,这个岛礁平时在水下,离水面大概有几米。   由于是岛礁不能住人,所以不能申请为领土,日本人现在干什么呢?日本的科学家现在正在这个岛礁上养珊瑚,大家可能知道珊瑚在不断的长,长到最后不断的死,死了以后就可以突出水面,突出水面以后就可以向联合国申请为日本的领土。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它的领土,日本就可以增加4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关键是它这个地方连着美国的关岛,关岛是美国在亚洲的领地,也就是说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他们的领土,那么日美这两个国家的国土就连成了一片。连成一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和日本B2岛这块从法律上到行政上就框死了,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   从日本列岛再往前走,在这个包围圈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台湾。当然由于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的关系比较和谐,也就是说现在战争冲突的形势看起来不怎么紧张,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台湾问题困扰了大陆多少年?也就是说我们建国多少年,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们多少年。   蒋介石的时候一直在反攻大陆,围绕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小仗不断,一直到1958年还发生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我们的空军和国民党的空军还在福建的上空进行过大规模的空战。直到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双方的形势在蒋经国时代有过一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到李登辉上台以后,1996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演习,就是解放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演习,三军大规模出动。   也就是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军队枪毙了一个少将,也就是说我们演习的很多重要的底牌被他透露给台湾,当时我们6枚导弹穿过台湾岛,从台湾的上空打过去。结果我们的导弹还没有发射,李登辉就知道我们的导弹上没有弹头,他说是空炮弹。这个情报就是总后的一个将军刘连昆传递出去的,这个人前前后后为台湾做间谍做了9年,是目前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岸少将军衔的人,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也是中华民国国军的少将。   从这点可以看出两岸的形势非常的不平静,从1996年开始,两岸就进入到风急浪高的阶段,一直到陈水扁上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一直就奉行对大陆的挑衅对策。也就是说仅仅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双方才由紧张得对峙转向相对的缓和。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放军有一句口号,就是要以对台军事斗争做准备,以对台军事斗争拉开我们军队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台湾岛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可以小视,只要它一天不回来,一天就是我们的麻烦。   在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为了台湾不惜和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光是兰德公司为了应对台湾问题,就有三套大的方案,其中一套方案就是未来台湾问题双方发生冲突,将对中国的沿海、北京、上海进行全面的轰炸,包括中国的东北,这还只是局部战争,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   日本说得更明确了,日本有一个防卫次长说过,他说我们日本对大陆两岸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他说:大陆和台湾就是一对夫妻,夫妻之间平时吵架我们邻居可以不管,但是当丈夫要拿刀杀老婆的时候,我们邻居就不能不问了。   讲得非常明确,这实际上就说明了日本的根本心态,就是你们平时怎么吵架都无所谓,大陆真想要用武力把台湾拿回来的时候,那日本就不能不问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台湾问题目前对我们大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两个国家是怎么想的。   台湾之后,也就是说海上包围圈的终点就在南海。在今年7月份,我跟深圳卫视的22度观察做了一期节目,跟北京的徐光裕将军,就是为了南海问题,我当时就觉得深圳人不仅是爱国,而且非常胆大,他问的很多话题非常的尖锐。   后来他问徐光裕将军,他说:徐将军,你认为我们在南沙问题上,我们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徐光裕将军说:我认为会双赢。他后来又问我:戴老师你认为会怎么样?我说:不可能。哪有双赢呢?要么就是他们拿走,我们全输,要么就是我们拿回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双赢的结果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情况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领土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就像邓小平同志当年在香港问题上跟英国人说的是一样的,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者还在做着梦,怀着梦想通过外交谈判、外交手段收回这个地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而且在南海问题上,我也是目前中国人当中,写的文章最多,呼声最强烈的,就是力主民间、军队赶紧有所动作,赶紧进去。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南海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超过中东,目前已经发现的石油有500多亿吨,不算天然气,已经相当于第二个中东,如果再扩大一下区域,很可能超过中东。   这对于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未来。大家看现在有这么多的车辆,可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石油储备不到一个星期。而我们海上所有的石油通道全在美国手上卡着。如果美国要把我们这些石油管道关了的话,咱们一个星期就没有油用了,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南海这些国家打了1100口油井,没有一口是我们中国的。今年2月份国家海洋局和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召集我们几个要制定一下中国的海洋战略,后来叫我过去了。叫我过去以后,我一听他这个题目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制定中国海洋战略呢?中国海洋已经被人家全部拿完了,你怎么才制定海洋战略呢?你们这么多年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个数据我是从他那个地方搞到的。   我问:现在别人有多少口油气井?他说:别人有1100多口。我说:我们呢?他说:我们一口都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条块分割,因为中央和地方内部的体制不健全。我说:不对,你在找借口,因为你们贪生怕死,你们怕跟人家搞纠纷。果然我这个主观的推断被我验证了。   当时《环球时报》有一个记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他去采访中石化的一个领导人。他说:我们中石化为什么不去南海开发石油呢?那个人说: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个地方能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我就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中石化,我说:你自己的地方,人家都不怕发生纠纷,你怕什么呢?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行为。   所以说这种软弱会导致我们将来在很多问题上根本没有地方着手。后来在和徐光裕将军做这个节目中,我还说了一下,我说:我们大众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很多人到现在认为,包括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也在说,他们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为依据,他们说:南海这个地方离我们的大陆架很近,离我们的领土很近,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中国的。   离我们菲律宾也近,离印尼也近,离中国那么远,怎么能说是中国的呢?你的大陆和那个地方的大陆架也不相连。导致我们谈判的领导人非常被动。后来我在深圳卫视22度观察中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离我们这么远,又不是在我们的大陆架上,它还是中国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看历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是1982年出台的,越南是1975年独立的,那在越南独立之前,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是在西汉时期。   那个时候中国命名这个地方叫“千里藏沙,万里石塘”。那个时候越南是谁的?越南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直到宋朝,到宋朝的时候变软弱了。这个朝代我后面还要讲到,宋朝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和我们中国现在有一比,很有钱,很富裕,很软弱。所以越南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那个时候就变成可以分割的一部分了,它就变成了附属国。   这时候就像琉球一样,因为在宋朝以前,我们在越南设的都是郡,就像我们设一个省、一个地区一样,叫安南郡,这些都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到宋朝以后,它变成了附属国,之后随着中国朝代的更替,有时候我们中央的军队过去,就把它给灭了,灭了之后它又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然后等我们弱的时候,它又独立了,等于说是晃来晃去。到后来清朝衰落了,这个地方就被法国拿去了,大家都非常清楚,大家看一下近代史就知道了。法国拿走以后,又被日本人夺走了,日本人失败以后交给了美国,后来美国人又被日本人打跑了,越南才独立,所以越南1975年才独立。   这是全部的历史,所以我后来讲:越南和南沙和我们中国,相当于什么关系呢?我说这相当于儿子跟老子分家。它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它要独立了,分家了,分家就分家吧,你可以把你的房子拿走,但是你不能把老子鱼塘也拿走。越南是我们中国一部分的时候,这个鱼塘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你分家的时候把你的房子拿走了,我们并没有要把鱼塘给你。   但是我这段说完以后,咱们深圳卫视放的时候把这一段给拿掉了,白讲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讲得非常通俗,它是真实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确这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明白这点,这是老子的鱼塘,你们不能拿走。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和他们将来的谈判,一定要拿这个例子和他们讲,这是我们的鱼塘,你是不能拿走的,固然你现在把它占住了,那占了是要还的。就像吴镇宇说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你不能永远不还,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就讲一下,目前对我们的封堵到这个地方的情况。南海这些国家正在做什么?一个是大力挖我们的石油。所以我就主张我们坚决要过去,我说:你赶紧过去在这里搞一个我们的海军基地,到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唯独没有到南沙旅游过。为什么呢?并不是我害怕他们,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坐我们海军的小破船要跑好几天,晕船晕得不得了。   你要在那边建个机场,我坐飞机不就过去了吗。我说:你赶紧把它建起来。在《环球时报》上,为了南海的文章,我发了四五篇。所以我一直主张我们赶紧过去。你要不过去,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认为我们说话不算数,我们搁置争议,人家在开发,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共同开发呢?所以我觉得在这块我们是说话不算数,共同开发你应该赶紧开发去,他开发了你也要开发。   我当时在《环球时报》写这篇文章也比较着急,我说:我们应该利用4万亿拉动内需的政策,鼓动全民下南海,给他政策,划一片区域,捕鱼的捕鱼,挖油的挖油,把海军往这儿一放,看着,海军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我一直主张,但是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行动,但是我到目前还在呼吁,我希望赶紧过去,如果过去晚了的话,这个地方会非常麻烦。   在未来的5到10年,南海各国目前在做的事是什么?他们现在大概在2年到3年,引进的先进潜艇要达到36艘,其中光越南一个国家就有多少潜艇?我们国家才4条,它一下就买的6条。菲律宾从法国买先进潜艇一下就买10条。   而且越南还买了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就是苏联的苏30,这个飞机的作战半径是2500公里,那就不是针对南海的问题,整个海南岛和我们深圳这个地方实际上都在越南的飞机威胁之下。还有它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越南这个国家像一个黄瓜一样,特别长,它架到北部,它的防空导弹斜刺可以打200公里,可以打到这边。如果俄罗斯再把先进的给它可以打300公里,他们一直在做大工作量的准备,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中国航空母舰来的。   美国拉印度的用意也比较深了,它也不光是为了围堵中国,它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是它拉走以后,的确给我们中国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昨天的文章中,我讲:我们中国单独对印度占有很多的优势,经济上比印度有优势,主要是双方的军队,因为我一直在去成都军区,那边军方的领导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大概每年6——7次,因为一个是国内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印度问题,那边的问题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对印度这块,大家以后还可以观察,这个地方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会无穷无尽的困扰中国,除了印度在边境上对我们进行挑衅以外,印度对达赖原来是隐形的支持,就是让达赖在他的境内进行一些反华活动,到处出访。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它还在印度给达赖培养特种武装,它有一支专门的正规军1万人,是特种部队,平时就编制在印度的部队以内,穿印度的军装。他们敬礼全都是印度式的军礼,是达赖流亡政府的部队,他们不断的退役,然后再不断的招他的新兵,实际上就是在为达赖培训武装。所以在去年的3?14事件中,有很多都是他们退役的特种兵过来的。大家应该知道,特种兵不是一般的军人,具备很大的破坏力。印度之后就是巴基斯坦。最近巴基斯坦的局势非常的严重,不仅巴基斯坦的军方在跟塔利班进行交战,而且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也基本上超过了阿富汗。   这个地方的军事行动,我们很多人认为美国只不过是在反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反恐是非常明确在哪个地方打。它在哪儿打呢?它在巴基斯坦的西南部,靠近印度洋的地方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面向印度洋的出海口,叫瓜德尔港,是我们中国人建的。当时印度有很多人提出要在印度洋上对中国进行拦截,所以我在昨天的文章中也说了,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你一定要回答一下,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拦截中国船队怎么办?我说:如果印度敢在印度洋上拦截中国,它除非把它的新德里牵到月球上。#p#分页标题#e#   因为你在海上拦截,我不一定在海上跟你作战。今天的作战就是全方位作战。我曾经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对它的这个担忧还是有,这个担忧之一,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个瓜德尔港,我们如果把这个港口建好,那么我们很多的船队、物资就可以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登陆,卸货上岸,然后走陆路,过新疆,就过来了。但是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大量的战争就在这个地方打,直到打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到处逃跑,所有的投资在这个地方都没办法进行。   所以今年5月9号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算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打?那就是必须尽一切可能迫使建成瓜德尔港、需要伊朗天然气的中国退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地方打烂,名义上你还不能说他,因为它在反恐,他在打塔利班。   所以我认为它是明打塔利班,暗打中国,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终于把我们的很多企业全部打跑了,我们现在在那个地方的建设工程全部撤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美国在这个地方的作战行动基本上就消停下来了,这就是美国在陆地上的行动。   过了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大家知道美国已经在阿富汗打了9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这个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继续打,美国绝对赢不了,但是美国也不想赢,因为美国本来就不是真心想在这个地方打仗,它本来就是假的,要以在阿富汗作战为名,进驻中亚。中亚才是美国的核心,为什么要进中亚?两个问题,一是中亚等于第二个中东,因为南海目前还没有被列为公开的世界资源地,目前石油气、天然气最多的就是中亚,所以在中东之后,第二个能源基地就是中亚,美国进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控制这个地方的石油,第二个就是要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所以美国以在阿富汗打塔利班为名,大量的军队进驻中亚,控制这个战略要地,下一步就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发力。   所以今年的7月5号新疆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说是热比娅,说是疆独势力,实际上背后还有美国因素,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美国一直在对热比娅进行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还对新疆的叛乱势力进行事实上的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有一个维语的广播站,每天15个小时的广播,它广播什么内容,显然很清楚,不想也可以知道。所以在整个的事件背后,美国这个因素非常的重要。   从陆地上到海上,美国还部署了一条反导网,我们可以看到,8月份的时候,美国在东欧宣布放弃部署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但是事实上美国在中国的周边,从朝鲜半岛的韩国,一直准备部署到印度。因为它海上的反导系统包围圈是由美国的宙斯盾军舰,具有反导能力的军舰连起来的,从海上到陆地,实际上就是沿C字型包围圈,美国还部署了这样一条反导系统,这条反导系统实际上就是要拦截中国的导弹,不让中国的导弹从本土上发射,尽管大家都可以看到,阅兵上过了很多的导弹,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做准备,一条反导的大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包围中国?中国和美国又不是天生有仇,尽管当时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上打了一仗,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双方因为冷战问题打了一仗,但之后就进入到冷战状态,随着冷战的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双方的关系大幅度的改善,那为什么美国现在又开始包围中国,这并不是两个民族之间有太大的矛盾,有像中国和日本之间有解不开的心结,不是这样的。   这主要就要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它为什么这样。美国这个国家在20世纪打败日本、德国和苏联之后,美国的战略家为美国设计了一个新的美国国家目标,就是要建立世界帝国。当时美国有一些学者在1992年的一个会议上曾经说过,他说: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的帝国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帝国事业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当时最大的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这些帝国目前都在美国的脚下。美国现在的势力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全球。   我们看它的本土,很多人说美国的本土和我们中国的本土差不多,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美国的本土,包括它的陆地,固然和我们差不多,但是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它不仅有美洲的土地,它还有很多亚洲的土地,夏威夷、关岛、塞班不都是美国领土吗?在它领土的周边如果再划上海洋,那美国的国土是多大呢?那比我们大得多。   所以我认为美国本身是一个跨洲际的大国,我们不能用陆地对陆地比,美国在全球还有几百个海空军事基地,美国还事实上控制着全球的海洋天空,太空就不用说了,还有网络。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的路由器全都在美国。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全球所有人的手机都要被美国监听,美国有一个过滤,他看你的手机上有没有重要的信息,有重要的信息就自动的进入到美国的情报系统了,因为你都要用美国的通信卫星,既然用它的卫星,当然要被它监听。所以我认为它已经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这些战略家不会像秦国占领六国一样,去占领别国的领土,它在改造别国的政府,让它听命于自己建立一个新型的,一个世界级的帝国,所以美国的驻军也是全球驻军,它的卫星事实上已经把地球牢牢的包围住。   为什么美国的军队可以全球作战,1986年美国军队打利比亚,军队飞行5000公里,中间的飞机进行16次空中加油,准确无误的把利比亚卡扎菲(专题)的帐篷打掉了,为什么这么准确?那就是因为美国的全球定位。我们现在讲现代战争是精确指导战争,只有美国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有全球定位卫星,有了这个定位卫星,你才能精确定位,我们用过汽车GPS的都知道,你开着GPS的车非常方便,军用的GPS比这个还要方便,它能打到你一个窗户里头去,就这么精确,这就是美国的军事能力。   所以美国在20世纪的基础上打败了三大敌人,打败了日本、德国,后来又在冷战中打败苏联,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世界帝国,建立世界帝国的时候,世界上又有三大对手,就是目前美国需要征服的三大对手,也就是说这三大势力对美国建立世界帝国不满,或者说不同意,一个是伊斯兰世界,然后是俄罗斯、中国。当初美国并没有把伊斯兰世界当回事,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小布什2001年上台的时候,他当时把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所以小布什上台以后非常嚣张,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保卫台湾,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兵。   这是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唯一一个明确表示,为了台湾要准备出兵的一个美国领导人,当然这个话说了没多久,突然在9月份被本拉登打了几拳,一下子把美国打倒在地,突然发现身后还有一个敌人,美国发现原来在世界上不仅是两个敌人,还有一个伊斯兰世界,美国一定要夺过去,就把中国放开了,奔着伊斯兰过去了。对伊斯兰的战争一直打到今天,还没有打完,除伊斯兰以外,加上其他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在21世纪中的三大对手。   美国对伊斯兰世界进行的战争很简单,就是武力打击、直接打击。它现在用的名义就是反恐,以反恐为名,进行的这个战争,全是沿着伊斯兰世界打的,包括伊拉克战争,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下一步以核问题为由头对伊朗进行的围困,都是伊斯兰世界,而且用的基本套路就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发现伊斯兰世界很多的国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加上它的极端势力很多,我们光看到的是本拉登,实际上本拉登只是伊斯兰世界反美势力的总代理。   反对美国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本拉登,至少不下几百种力量反对美国,所以他们两股势力之争,实际上是两个文明之争,两个宗教之争,两大势力之争,不是说恐怖分子和美国的较量,是整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会打的时间特别长,美国采用的战略就是直接的军事打击。   美国打击伊斯兰世界除了拔除俄罗斯战略据点,控制石油这个考虑以外,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牢牢地控制这个地方的资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就是以色列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势力的总代表,就是美国和西方楔入伊斯兰世界的一枚钢钉,所以不仅美国支持,英国、法国也支持。   要不是西方这些国家支持,10个以色列在这个环境中也活不了,就是美国长远的大布局,就是有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就不可能复兴。所以说为什么美国打败了伊拉克以后,还一定要把萨达姆绞死,并不是说小布什因为萨达姆派人杀他父亲,个人有仇,这个东西太狭隘了,他主要是要给伊斯兰世界做个样子看,谁敢反对美国,萨达姆就是下场,就是要把阿拉伯世界的强人绞死。   所以说在把萨达姆绞死之后,美国又把战略焦点用于对付伊朗,下一步伊朗又成为美国针对伊斯兰战场的一个战略焦点。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针对中国,所以这块就不展开讲。   美国的第二个对手——俄罗斯,它的战略是继续进行冷战,通过北约的东扩,吸纳独联体的国家,不让俄罗斯复活,你不是死了吗,死了以后害怕它活过来,通过加入欧盟、北约,把这些国家全都纳入到美国和欧洲的西方范围内,然后再继续挤压俄罗斯,进一步制约俄罗斯本土。   这就是去年8月8号我们开奥运会的时候,突然格鲁吉亚发生战争的原因,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战争以后,美国和北约的舰队马上就开过去了,双方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大范围的战略对抗。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寸步不让,就是因为俄罗斯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就是美国下一步就是要把俄罗斯还剩下的30多个联邦,像肢解苏联一样肢解掉,俄罗斯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在外部要对西方、美国寸步不让,第二个就是在内部对这些分裂势力坚决打击,毫不留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说冷战结束了,不要有冷战思维。   冷战真的结束了吗?冷战结束的只是第一个阶段,俄罗斯目前还是美国和西方的心腹大患,北约的新任盟军司令10月2号说,北约下一步很可能与俄罗斯在北极发生争夺战,当然目前还处在一个冷战的层次上进行交流,至于说双方什么时候进行军事层面的较量,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再就是美国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战略,这就是综合性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占领基本上是经济掏空、地缘包围、军事遏制、政治高压、内外夹击、持续干扰,还要加上一个贸易围堵。美国对中国总的目标:美国已经按照中国的太监模式塑造了日本,现在又准备按照日本富而不强的模式塑造中国。   所以如果中国还要坚持你的独立自主,还要维护民族的尊严,那美国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你进行遏制,包括挑起周边国家对你进行战争,包括直接的军事干涉,直至进行最后的肢解。   从1951年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以后,美国中情局制定了一个戒令,刚开始还不叫戒令,就是如何通过国家级的行为,通过多种方面,从各个层面、多个角度对中国进行肢解和破坏,写了10条。一直到21世纪初,这个就基本上完备了,从它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中国的很多现象,大家对照一看,基本上就出来了。   一个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这一点我们深圳的朋友最清楚)。让他们不以虚荣为耻。   第二,要尽一切可能要让他们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   第三个是让他们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宗教迷信。然后还要经常制造一些无聊的事情,让他的人民公开讨论,然后在潜意识中就种下分裂的种子。   第四,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面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第五条是丑化领导。   第六条是宣扬民主,就是要让他们相信美国。   中国要往里面注钱,不断的注钱,美元只不过是推迟一下,早晚还要贬值,这就是陷阱,所以现在中国也没有办法。我在今年的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民周刊,我说在金融危机的后面有美国的战略玄机,就是为什么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元不贬值?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货币贬得一塌糊涂,一文不值,贬值几百倍,为什么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元不贬值呢?它还要升值呢?这就是诱饵,诱使中国和日本继续买,不断的往里投,直到把你全部的财富都弄进来,然后一下子彻底的贬值到底。   后来很多的学者、老百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金融危机不出来,我们还不知道这么多钱在美国人手上。我都是第一次知道,吓了我一跳,中国到现在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除了8000亿的国债以外,我们还有几千亿买美国的两房债券,还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将近1。5——1。6万亿美元在美国的手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现在看,由于美国的诱饵策略也不是太成功,美元到现在已经基本上顶不住了,从4月份到9月份,美元已经贬值了12%,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损失了1000多亿美元,这只是帐面上,还不算其他的,这1000多亿美元,还不算前面损失的几千亿美元,那个都不算了。   因为我们开过一个内部的会议,那个数据我也不能透露,那已经损失掉一大笔,现在又损失1000多亿。1000多亿美元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美国现在所有10条大型航空母舰全部的价值,加上他们的飞机。也就是说它一条航空母舰全部配备齐就100亿美元。可是我们现在5个月已经损失了1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丢掉了10条大型的航空母舰,下一步怎么走,我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这8000亿美元买的全是美国的债券,人家的8000亿美元控制了我们21个产业,所以我认为经济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我认为美国借我们的钱就是以合法的名义侵吞我们中国30年的财富,让我们中国没有钱买技术、买资源,实现工业化,把你的钱全部借光,让你没有钱用,也让你没有钱进行军事现代化。   除了经济上的情况以外,外交上美国现在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在摘走我们周边的三颗小卫星。我们中国周边是比较可怜的,我们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不信,就买了一个放大镜在世界地图上找,我们的朋友在哪儿呢?找来找去,找到三颗小卫星,这就是围着我们转的三颗小卫星,现在这三颗小卫星基本上都快晃荡得差不多了。   首先是朝鲜,朝鲜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了,连续不断的新闻,包括前不久我们的领导人去,但是去完以后没多久,它又放导弹了。所以这个地方阴晴不定,我认为朝鲜的心思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想干什么。所以我连续不断的去了几次,我自己的分析认为他目前的领导人为他下一步政权的延续在考虑,谁能够给他提供保护,它并不是真的想拥有核武器,它要核武器干什么呢?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你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和其他的国家作战,就算你拥有几颗,打到其他的大国,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别人给你放几颗,你马上就没有了,它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以这个东西作为筹码,就是要求这些大国给它提供持久的保护,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它一定会向美国要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总有一天,朝鲜会倒在美国的怀抱里,它一旦倒在美国的怀抱里,比韩国还会亲美。   但是目前因为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就不能说太多的坏话。第二个,美国现在已经控制了巴基斯坦,它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的驻军和基地,事实上巴基斯坦对我们国家的作用基本上发挥不了。巴基斯坦对我们国家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它是伊斯兰国家,通过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中间环节,我们中国可以搞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所以美国为什么策划7?5事件呢?就是要让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发生矛盾,美国把这个祸往东引,让中国陷入恐怖分子的袭击中,美国脱身。   但是由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还比较好,所以美国现在就进驻到巴基斯坦,就是要搞坏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关系。第二个就是切断中国通过巴基斯坦通向印度洋的通道。目前美国这两大目的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巴基斯坦对于我们的战略作用价值正在下降。   那为什么美国的GDP今年占世界的1/3,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呢?我说:我给你解释,为什么清朝占世界GDP1/3的时候,你不是强国,为什么美国占世界GDP1/3的时候,人家是强国,这就要看GDP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能光看GDP的数量。   今天美国GDP的构成是什么?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人家的航空母舰全是人家自己造的,民航全是他们造的,军机他们自己造的。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现代农业,所以它占世界第一的军事优势就是这些东西在支撑。日本的GDP是什么呢?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全是这些。正因为这些工业奠定了日本在世界上第二强国的位置。俄罗斯的GDP现在也是机械制造、航空工业、核工业。所以说尽管俄罗斯的GDP只有我们的一半,但世界上仍然把俄罗斯当成大国,这也是俄罗斯下一步必将复兴的基础。   再看清朝,我们清朝的GDP是什么呢?解释了今天,我再解释过去,清朝的GDP是茶叶、蚕丝、瓷器这些玩意儿,人家是什么?铁甲舰、大炮。人家是这些东西构成的,所以我说战争是双方GDP质量的对撞,不是GDP数量的抵消。那天和我们军工产业的一个老总聊天,他说航空工业的老总提出,航空工业要在近几年内达到万亿的产值,就是我们航空工业的林左鸣,我说这个人真是够左的。达到万亿有什么用呢?这个军工产业的领导跟我说: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单纯追求GDP,那就狗屁都不是。他一句话就提醒我了,我说这个GDP,它不就是“狗的屁”的汉语拼音吗。   我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军事常识,也没有历史常识。我们的GDP都是没有国防转换能力的。但是这个“狗的屁”被我们的很多学者、官员用于欺骗我们的人民。我说:你们不能拿这个气泡欺骗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把这个真相让我们中国人民理解。你的GDP上来了,你虽然是世界第二,谁会因为你的GDP是世界第二,人家就承认你是世界强国呢?没有人这样认为。   只有当你的GDP质量上来以后,大家才会承认你。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的GDP也跟清朝差不多,主要是什么构成的呢?房地产、纺织品。这儿有一句话是薄熙来说的:8亿条裤子换欧美一架飞机”。8亿条裤子想想堆起来有多大,把一个大型的广场都占满了,才能换人家一架飞机。还有烟酒、玩具,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战争时候都不能转换为国防力量,我们不能拿着玩具去跟人家打仗吧,不能抱着酒瓶子跟人家打吧。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怎么办?那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   所以我在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就在我的《盛世狼烟》那本书里面,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我们现在积极的发展房地产,是我们国内的垄断资本和国际资本联合起来打劫中国人民的财富,这是一个大战场。   你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没有钱,让我们中国人民的子子孙孙都没有钱,你把这些钱全都剥夺干净,哪有钱拉动你的工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拉动不了内需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钱了。我们的钱去干什么了?买砖头去了。所以昨天《环球财经》要我写一篇文章,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就谈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说我们的GDP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得不到诺贝尔奖呢?为什么美国现在金融危机了,美国反而可以得到这个诺贝尔奖。我要给他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你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吗?为什么你得不了?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家领导摸了30年石头,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领导摸了什么呢?摸了一大堆砖头。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什么东西?这些学者里面,除了说GDP以外,基本上再找不出什么东西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去发展高科技,发展房地产。   北京的房子,在10年前最贵的公园6号达到6万一平米,今年当然更贵了。我是上个月去上海进行了一场演讲,当时跟我一起演讲的有一个是索罗斯的门徒金岩石博士,这个人很厉害,是经济学家,他给我提供一个信息,他说:下个月上海有一个楼盘就要开盘了,你猜一猜这个楼盘能卖多少钱?我说:那能卖多少钱呢?卖个几千万?他说:你太小看我们上海了。你以为光你们北京有贵房子吗?我说:我猜不出来。他说:我诉你,下个月开的这个楼盘,一栋房子8个亿,37亩的院子。我们就干这个东西。我们所谓的GDP全是这样吹出来的。所以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获不了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p#分页标题#e#   《环球时报》前几天还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经济学者离诺贝尔奖虽然没有永远那么远,也有十万八千里。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济学家派到美国、日本去,做他们的顾问,取代我们的孔子,不要设孔子学院,让他们鼓动美国和日本搞房地产,让他们搞教育产业化。然后把他们国家搞垮,这样我们再授予他爱国奖,他不授诺贝尔奖,我们授他爱国奖。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些东西,我就说航空工业,你不提出技术指标去造你的波音,你提出一万个亿,你为什么不提你在10年内造出中国的F—22,造出中国的波音呢?你30年能够造出这么一架飞机吗?不要说30年我们让你造一架飞机了,你能不能把一台发动机造出来。我们目前所有的主力战斗机的发动机全是人家的,尽管我们国庆阅兵在外观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歼—10飞机用的是俄罗斯的发动机,飞豹飞机是英国的发动机,预警机EL76是人家的原机,我们的很多大型军舰用的也是人家的发动机,你连个发动机都造不出来,你搞1万个亿有什么用呢?   净在那边吹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些官员什么都不懂,就懂GDP。而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呢?也基本上政客化了,也在那边看GDP,都不看GDP背后的真相。所以我认为GDP这个概念已经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识,并且欺骗了很多人。就在无形中把我们变得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拥有一堆砖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陶醉于“狗的屁”之中了。你的物质生产能力就是你进行战争的能力。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实际上战争打的全是工业技术和工业实力。所以为什么当年日本以不到百万之兵基本上灭亡了中国。   我们14年抗战,日本进到中国来的军队是100多万人,真正打的就是60多万人,但是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呢?死伤了3500万。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业。当年日本第一波进攻就把我们沿海全部占领了,当年的工业和今天的工业布局一样,全在沿海,沿海的工业被日本占领了,很多工业来不及往内地迁移,把我们近百年来的工业全部摧毁,导致我们这个国家就从工业刚刚启蒙的国家,又重新回到农业时代。这就是当年日本对我们的破坏,因为你没有能力保卫你的工业,你的工业不能生产出你的装备。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在我们和日本进行作战的时候,日本已经生产了40艘航空母舰,每年生产1万架以上的飞机,坦克就不用说了。   中国当时的三大军工厂,一直到民国的军队抵抗日本的时候,我们的三大军工厂只能造质量很差的步枪,连钢盔都不能造,这就是双方的区别。所以在战争还没打的时候,斯大林就说:如果苏联没有军事工业,就会和现在的中国一样,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的钢盔全是英国的瓜皮帽,是铁的,根本防不住子弹,但是我们连这个都不能造。   由于没有这个工业实力,在二战中,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没有获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所以我就说,在今天这个情况,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由于国家的经济形态,实际上也决定了我们目前军队的基本装备和外观形态,所以现在美国的军队基本上就是天上飞的军队。   我上次在《环球时报》也说过这个问题,当然很多人对我的比喻还不满意。我把美国比成老鹰,我说美国像一只鹰一样,飞得高,看得远,打得远。我说俄罗斯虽然飞得不高,但是跑得比较快,像鸵鸟一样,我说我们中国军队就像企鹅一样,很多人听了不舒服,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下一个问题,美国人借我们的8000亿美元国债,我认为它不会还了。我们光知道买美国的国债,我们想没想过美国还?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说:你们现在买美国的国债,等于把肉送到美国的狗肚子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官员还跟美国的领导人说:你要保卫我资产的安全。美国人跟你说了:你放心,你这块肉在我肚子里很安全。那你什么时候拿回来呢?它回不来了。   回不来这个问题,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支持。还是跟金岩石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跟索罗斯学习的时候,巴菲特他们有一个会议,当时巴菲特就说:我们美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借贷的经济,不断的借债,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这里面就有一个13岁的小孩问他:巴菲特爷爷,你不断的借债,你借的债,将来是不是要我们还?巴菲特就跟他说:好好学习,让你的孙子替你还。我就说:我们这8000亿国债要看美国孙子是什么还的。反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同时演讲的,就是发明G2的门蒂斯,他当时有一个理论。当时底下的人问他,门蒂斯先生,刚才戴先生说了,这8000亿美元,你们肯定不会还我们了,你认为你们美国会怎么还?他说: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债,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后来我们又欠荷兰人的债,我们也把他打跑了。我们当然欠的不过就是8000万美元,这8000万美元和你们的8000亿就是一个数字不同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门蒂斯回答的,他欠谁的债,他就把谁打跑。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了,现在光想着这个东西,你借钱给人家,他最后还要打你,你不要忘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开始说那个问题,他对我们进行包围。我们给美国的钱最多,美国对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反而在坑害我们,还准备打你,这就是现状。   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大的灾难。为什么我说20年呢?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用吹泡泡的方式、发钞票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达到最高峰,正好也是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世界新一轮经济革命完成的时候,而且很多国家的军事革命也完成,它的新经济也完成。新经济完成了,里面还有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先进的军队对落后的军队进行屠杀,然后抢劫他的财富,改变世界格局。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腐败问题也会加速我们外部灾难的到来,现在我认为我们的很多官员已经腐败到极端无耻、无边界的程度,这会导致我们外部的危险加速到来。重庆不是在打黑吗,我要问一个问题:其他城市比重庆白多少?我们现在的国民意识,不仅是很多官员腐败,人民也腐败。为什么胸无大志?对很多问题都比较怯懦,不敢打仗,不敢主持正义,也不敢高声说话。   所以说1898年罗斯福总统怎么说的,跟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差不多: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的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不干涉内政。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洗脚、洗头,你看我们洗头中心多少?深圳我不知道,北京这些大的酒店洗头城,基本上把党政军的机关全包围了。可是对外呢?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享乐,这种民族在别的民族进攻面前,它肯定是要衰败的,历史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类似当年统一后的德国,到处弥漫政治市侩主义、投机主义和软乎乎的幸福主义,马克思?韦伯说的真是形象。   如果我们中国先被肢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中国被肢解,会被分裂成7到8个小国,这7到8个小国都会竞相的向美国寻求安全,然后成为美国的盟国,然后进攻俄罗斯,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碰撞,然后和俄罗斯进行核大战,同归于尽,这是必然的。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呢?那么这些小国也会加入北约,掐断俄罗斯目前对我们所有的输油管线,让中国饿死,让中国屈服,还要成为为他们打工的奴隶。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被肢解,必须要从精神上和体格上同时强壮起来,要像世界上真正的将要崛起的大国一样。当年八国联军在屠杀中国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说我们今天这么欺负中国,万一有一天中国人上来以后,也到欧洲这样对付我们怎么办?他们很害怕。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可以放心了,因为我们今天去的是这个老头(孔子),到处设孔子学院,孔家在我们的思想中恢复重建。在我们设这些东西的时候,遍布中国的全是教堂。而孔子事实上是比较注重文武兼备的,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了。这也就是我不断的到处演讲,向人民传递一些真实的信息的基本原因,我认为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被人家宰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宏观的战略布局,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利用的,把我们内部的事情搞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强大,在外部抓住机会、创造机会,再一个就是进行四个整合,一个政治方面的整合,把我们内部不同的民族都整合起来,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把版图整合起来,赶紧把外面的地该收的收回来。   我始终主张我们的军队一定要走出去,不要老等别人来打,所以我最反对动不动说军队是我们的长城。怎么是我们的长城呢?应该是国家的长剑。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今天我们该收回来的就要收回来,收回来干什么?替我们的祖宗把这个帐追回来,老祖宗丢的东西不能继续丢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些战略眼光,不应该一味的避战。一些合理合法的战争该打还是要打。   这就是我当时和徐将军不一样的观点,他说南海会有双赢,我说不可能有双赢,除了他们走出去,我们不要他的租金了。其他的哪有什么双赢?所以,我觉得对于争端,我们可以选择外交解决,但是一定要有武力解决的决心和准备,这是替我们的祖宗追帐,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这里有我在书里写的几个观点,特别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从GDP的迷途中醒过来,然后主张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确立鹰击战略思维,打出去。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篇文章,就是给一本杂志写的,我说我们要在8000里外拦截战争。毛主席当时说过,我们最理想的就是把敌人消灭在他的出发地,不要跑到我们国内来打,就像我们深圳一样,这么好的城市,怎么能我们的城市跟别人打仗呢?应该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最低也要在公海上跟他打,绝不能在我们的本土迎接我们的战争。   所以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军事能力就是要为我们的沿海提供3000公里到4000公里的防御纵深,因为我们没有盟国,也没有航空母舰,也没有战略支点,怎么办?任务在我们的空军身上。打得远一点,打到4000公里以外,谁想动我们的念头的时候,先把它干掉,全国人民全是鸽子,应该有一些老鹰。   所以说,我们三军应该像唐僧的三个徒弟一样,各个都厉害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陆军不能像猪八戒,应该像哪吒一样,空军可以学孙悟空。要提供三层保护,特别是空军,我觉得应该为我们国家提供8000里保护这次大阅兵大家也看到了,前面讲了这么多外患,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振奋起来,毕竟中国的体格还是比较强大,加上我们的军队是身经百战打出来的。我今天在报纸上说了,印度根本不要和中国比,印度的军队不值一提,为什么呢?它没有战事。新中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你那个印度是谁给你打出来的?不是印度军队打出来的,印度军队对你国家胜利根本没有任何贡献。   而且你这个印度军队从你成立以来,也没有经历过任何一场像样的战争,所以和中国较量,你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有信心。但是我们还不能自满,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继续努力。到什么时候中国才算强大?第一把我们现在失去的所有领土、领海全部拿回来。第二,能够为自己的国家生产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你别老组装别人的东西。   另外一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各个国家欺负华侨的新闻,什么时候我看不到了,听不到了,我就相信中国真的强大了。特别是最后一条,我曾经听一个人说:美国人的护照上都有一条“美国军队是你强大的后盾”。等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出去的时候,护照上也印这么一句话:中国军队是你强大的后盾。什么时候把这句话加上去,中国就真正强大了。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装备先进的武器,还要有尚武精神。   在今年的4月份,香港《争鸣》杂志第一条“军中鹰派崛起”,说的就是我。他说戴旭已经取代朱成虎成了中国最大的鹰派,当然是用一种非常警惕的眼光看。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13亿鸽子不应该有一只老鹰吗?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努力的,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为了肉体享受和简单的一些安宁失去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不能穷得只剩下钱,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强盛的汉唐式的中国。这个责任我们不能再移交给下一代,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   所以中国不仅需要黄光裕这样的首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姓黄的。也就是说新中国为什么到现在昂首走在世界上,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当时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过一句话非常振奋人心,叫“中国不亡,有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应该喊出一句话“中国强大,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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