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鄢烈山
 
 　　赴伊比利亚半岛之前准备功课，主要读了一本《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王加丰著）。因为我一直想搞清楚，葡萄牙太小且不论（领土与人口都不到中国的1/100），西班牙以昔日超级大国的底子，面积比意大利多70%，人口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要多1000多万，为什么没能进入“西方七强”呢？
 
 　　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不是我读一两本书、逛个上十天就能得到解答的。但是，走马观花也还是会有些一手的感性认识，首先是纠正了关于西班牙是破落户的先入之见。旅行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历史文化灿烂辉煌，名胜古迹众多，山河壮丽，不愧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据悉每年来西旅行的人达5000多万，比本国人口还多1000多万。第二个印象是，西班牙毕竟是发达国家，到处给人富足安祥的感觉，有些吉普赛人固执地流浪街头，也无伤大雅。我们旅行一直都是走公路，从西葡边境城市、西南部的巴达霍斯到东南部古城格纳拉达，又北上古都托莱多和塞哥维亚，令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所有公路及其设施没看到一处破损，甚至没有修补痕迹——哪像我们这里才通车几天路就烂了？农村里一派“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景象；牛羊闲适地在草场上聚会，也不见有牧民。虽然现在遇到了欧债危机，西班牙被称作“笨猪”四国（PIGS葡意希西四国名称首字母恰是英语词“猪”）之一，资料上说去年该国人均GDP仍有3万多美元，远超中国最富裕的京津沪三市人均GDP的1万多美元。我们离开那天，适逢西班牙航空公司宣布破产。可这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中国的大国企从不破产不见得是好事；西班牙帝国最鼎盛的十六世纪，政府分别于1557、1575、1597年三次宣布暂时破产——就是想停付利息。
 
 　　在半岛上观光，心里多次响起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毛阿敏唱的插曲“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我想有三点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兴衰关系甚大。
 
 　　第一是契约意识。哥伦布晚年并不缺钱花，但是他耿耿于怀的是，要求国王恢复他的海军上将和总督职务，这可以理解；而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有，根据1492年出航前与王室签订的“圣大菲协议”，要求国王付给他应得的收益分成。他要得是那么理直气壮，三番五次，亲自要，当面要，托人要。对王室就像与一个普通的生意伙伴一样，王室也不以为忤，这在中国绝不可能。西班牙的探险和征战，用外国人才，用外国资金，外包垄断经营加探险权，甚至经常雇用外国军人，跟做生意差不多，靠的就是一纸契约。而国王的一纸委任状、授权书，即使在万里之外的荒岛，其法律效用也是相当高的。这种文化传统实在太宝贵了，它对于西葡的以小搏大与和平转型应该都有贡献。它与封建时代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并受到普遍尊重有关，与罗马法律文化传统恐怕也有关系吧？我们在葡萄牙的“世遗”古镇埃武腊、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当然还有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双王时期的首都塞哥维亚，都看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遗迹——分别有神殿、城墙和宏伟的高架双层石拱引水渠。
 
 　　第二是宗教狂热。哥伦布与支持他探险的伊莎贝拉女王，终生热衷组织葡萄牙航海探险活动的亨利王子，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组织探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传说中远方的基督教王国，乃至与东方的大汗结盟，进行“圣战”，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那些参与探险与征战的水手、教士、士兵、贵族，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财富和世俗的建功立业，而没有宗教信念与情怀支撑，是很难解释他们何以甘冒九死一生风险的。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仅直布陀罗海峡一线之隔，自公元711年—718年摩尔人征服西哥特王国，穆斯林统治半岛中南部达数百年。西班牙人的“光复运动”与十字军的“圣战”目标搅和在一起。我们参观的塞维利亚主教堂是在清真寺基础上重建的，科尔多瓦主教堂则直接由清真寺改造，轮廓依旧，充分展现了两种宗教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宗教狂热，激发了冒险精神，也因其不宽容，排斥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乃到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才，压制了思想自由，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等重要城市，我们看到的富有特色的犹太人社区都是为旅游而维护的昔日景象。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曾是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执行火刑的场所，那种“群众专政”场面的癫狂与血腥与数百年后中国的“文革”相伯仲。
 
 　　第三是骑士精神。我感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是一部戏仿的讽刺小说，倒真像西班牙人骑士精神的写照：“理想主义”的狂热，英雄主义的勇于冒险，万难不辞。贵族出身的科尔特斯自筹经费组织队伍，两次出征阿兹特克人强大的王国，建立“新西班牙”（墨西哥），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堂·吉诃德吗？那个起初只有13个追随者，带180人征服印加帝国而当上秘鲁总督的私生子、文盲、曾经的牧猪人皮萨罗，“原型”不就是桑丘·潘萨吗？这种骑士的冒险精神和荣誉感，不可能挽救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而且一直延续到近当代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过程，军人干政曾是西班牙的一个危险传统，至今在拉美国家仍时有发作。
 
 　　当代西班牙是发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992年，世博会与奥运会的主会场分别在它的第三大城市塞维利亚与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举办。（2008年又在其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举办了主题为“水与可持续发展”的世博会）。参观巴塞罗那奥运会址时，有团友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靠祖宗抢来的！”这话自然不是没根由的，他们的祖先确实从殖民地抢了许多真金白银；但祸兮福所伏，暴富既败坏了社会风气，让人们耽于享乐，好逸恶劳，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使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落后于欧洲竞争者。
 
 　　“一页风云散哪，变幻了时空”。就像曾经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邻近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地理环境，对于葡葡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发现肯定有影响。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而言，如上所述，哪个国家和民族都逃脱不了共性。我相信《西班牙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潘诚译）序言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德·卡尔所说，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要摒弃佛朗哥（西班牙独裁时期的将军、终身国家元首）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就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历史。
 
 　　201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