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 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 现在回望当年，应该说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一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还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一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曾试行过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了党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北京市效仿中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50名北京市委委员，提了55名候选人，其时已为司局级干部的陈元（陈云之子）很不幸地成为落选的五人之一。这个故事当时成为党内民主化的美谈，一些不太了解陈氏父子复杂心情的媒体还登过此事。 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的考试货真价实，并没有90年代后期那么多腐败，大学也没开始卖文凭。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就得拿到文凭，否则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一关上，即不符合“知识化”标准。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太子党当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这么三颗：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 刘源仕途是高开低走，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的仕途象河流急拐了一道弯，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的升迁就在武警与军界内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为警界及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 刘源淡出政坛之后，薄熙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抢眼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其仕途那种鼓满风帆前进的势头停滞，传闻与辽宁省地方势力矛盾甚多。2004年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因其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算是有了基层经历。从1985年开始，此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习近平从做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开始，就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此后随其行政职务的升迁，兼任的军队职务也一直节节升高。从2003年开始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从上述三位“太子”从政经历可看到：父辈余荫这一非制度化资源起了极大作用。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必须熬资格，一级级台阶往上攀爬。没有非制度化资源起作用，上述三位升迁不会如此之快。但如果在“民主推荐”这一关卡了壳，仕途也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元老们一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尽快熬够级别。“太子”如果“亲民”，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待。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既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有一些丑闻缠身，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人姜维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诬入狱。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够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有不小差别。到2007年薄至重庆任职、习至上海任职为止，这两位“太子党”政治明星其仕途前景已优劣尽显。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已了然：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是做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的。 正因为在官场升迁，不仅需要打熬资格，前景也不确定，太子党中的多数人并非能在基层受这份苦的主，于是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或是在军队及京城六部谋职，成为太子党的主要出路。

美国对“王立军事件”不透明的反思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22:21:24 阅读量：22次 　　2011年11月，我在应中央党校约稿而成的《政改：中国没有榜样》(随后发表至博客)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政治要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的越来越透明。透明可以终止谣言，可以建立公信力，更可体现执政党的自信。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检验和印证这一思路的 “王立军事件”。 　　王立军是中共党内一名副部级而且知名度甚高的高级干部。客观来讲，如果这样的干部出现非正常事件，事件之初往往不会被媒体曝光。但这一次，中共显然打破惯例：网络媒体不仅报道，微博更可以自由评论。传统纸媒也同样给予突出的版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市政府开中国先河，以微博的方式宣布王立军“休假”。 　　尽管我们也赞同任何透明都要一步步的来，但这一次，对王立军事件，公众并不满意。至少有两点十分关键：第一，王立军做为一名打黑英雄，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王立军为什么去美国领馆?谈的什么?这可不是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仅仅说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已经解决”就可以的了。 　　当然，这次中国放开报道和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这些疑问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揭开谜底。只是在所有的信息公布之前，谣言就仍然有市场。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不少观点都提到西方如何透明，应该做为学习的榜样。不过以本人来看，西方的这种透明未必有资格成为中国的榜样。不过，看看美国的透明度做法，或许更能理解中国。 　　远的不说，仅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发生的“虐囚”、“在伊拉克屠杀平民”以及在塔利班阵亡士兵身上洒尿，都是通过知情人放到网上才真想大白。特别是维基解密，曝光了大量的美国国内外机密。而这些机密，显然是不适合美国百姓知道的。维基解密虽然部分满足美国百姓的知情权，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却被一起离奇的“强奸案”送进监狱。而众多信用卡公司也同时宣布冻结转移给维基的捐款。而背后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 　　至于某些已经得到充分曝光的事件，其结局却也令人难感公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法国大选一度支持率最高的卡恩，在宾馆发生离奇的“强奸”事件。美国各大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特别是卡恩戴手铐、穿囚服的形象随着电视走向全球。虽然最后司法证明他无罪，但他在政治上已经形同被谋杀：被迫辞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务，退出法国大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不到西方一向宣扬的“无罪推定”原则，卡恩甚至连保释都被拒绝(关于美国的司法公正，还有一个新例：涉嫌在2005年指挥屠杀24个伊拉克平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伍特里奇被降至最低的二等兵，不过他无需坐牢来抵罪)。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在“王立军事件”的表现。王立军应约(不是闯馆)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 ，而且滞留一天，美国相必已知来龙去脉。只要以他们自豪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处理之，也用不到全球关注中国的人猜来猜去。不料，美国这次竟以中国为榜样，打开了太极。先是领馆拒绝回应(是不是很像中国宣传机构过去的做法)，后来也只是承认王立军来过。如果说涉外领馆需要外交授权，但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仅重复外界已知的事实：如王立军确实以副市长的身分要求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会面，会面时间事先排定，美方人员和他见了面，后来自愿离开(排除了避难的可能性)。但却拒绝谈论涉及与难民身分或避难等有关的话题，也拒绝透露王立军在领事馆谈了什么。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发言人制度还是个新生事物，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会出现一些“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之类的经典名句(哪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惊人之语，欧洲寒流，法国国务秘书诺拉•贝拉发表博客文章建议“无家可归者应该避免外出”)。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不会拒绝回答。 　　对于美国的做法，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就算它没有必要去满足中国百姓的知情权，但是不是有必要满足一下美国百姓的知情权呢?更何况美国这种满足中国百姓知情权的做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今年冬天，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就公布了PM2.5的大气监测指标，引发网民力挺。 　　显然，美国之所以隐瞒，一种可能是，这件事太小，没有什么大做文章的地方，所以故意神秘一下，反而令外界展开想像的翅膀，令更多的谣言再飞一会。另一种可能是，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所以外界也有猜测，美国不敢得罪中国，更不愿意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双方首脑会晤。如果真相是这样，只能印证中国在全球的份量。美国都不敢的话，王立军将会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所以，以美国为例，我们固然一方面要求中国越来越透明，但显然不能苛求。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种猜测是党内斗争，党内竞争。并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宫廷化，污名化。其实，世界各国都承认，政治本身就是残酷的，肮脏的(这也是我反对大众参与的原因之一)。今年是美国和法国的大选年，美国前驻华大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洪博培退出竞选时，发表了这样的宣言：这次竞选是为了加强美国的领导，必须有大胆的想法，但实际上竞选却堕落成消极的人身攻击。这样的竞选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不值得的，而且对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形势也是不值得的。他随后宣布支持罗姆尼，而在此之前，他还攻击罗姆尼是在分裂国家。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金里奇，是共和党和克林顿政府对抗的代表人物，曾带头弹劾行为不检的克林顿，自己却与一名国会女助理私通。金里奇的前妻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爆料，金里奇在两人婚姻期间就有情妇，还曾要求她和“小蜜”和谐共处，一起来侍奉他。 而法国，就在现在，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执政党(UMP)主席科佩公然批评民意调查持续领先的社会党总统竞选人奥朗德缺乏国际事务经验，尤其对中国更是不足。一个执政党主席在第三国—-而且意识形态极其不同的国家，批评自己的竞争对手，寻求支持，堪称奇事。为此，奥朗德竞选总部发言人布鲁诺•勒胡(Bruno Le Roux)反击他为胡说八道。大概他们觉的有必要在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国家，亲自展示一下民主的优越性吧。 　　政治的本性无法改变，衡量的标准只能是看最后的结果。至少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党内激烈竞争，整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它实际上也起着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作用。在中国不适合搞西式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不妨看作是次优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才会有对不同模式的探索，也才会令许多贪腐官员东窗事发。假设事后证明王立军真的有问题，哪么这种党内竞争显然是起着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在这里,我还想做一个假设：如果此类政治色彩的事件发生在西方，会是什么结局?我想，很可能就被“精神病”了。2011年发生在挪威号称二战以来最惨烈的针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爆炸案、持枪杀人案，凶手竟然最后被定为精神病。要知道，此人行凶前曾长期精心策划，还发表长篇宣言，平时更无精神不正常表现，怎么就瞬间摇身一变成了精神病患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凶手虽然当场就擒，最后也以精神病为由无罪释放—-美国的做法比挪威还高明一些，挪威虽然宣布凶手是精神病，但要长期关押。2011年新年之际，美国国会女议员吉福兹被枪击，另有六人死亡。警方竟然也宣布凶手有精神病史。这就奇了怪了，怎么西方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专和政治人物过不去?台湾是另一种做法，“三一九”枪击案的嫌犯不是精神病，但离奇自杀身亡。不知道这是华人特色，还是民主到了台湾有了变异。或者台湾的民主还比较原始，仍然处于美国肯尼迪的阶段? 　　最后，还是要谈一谈王立军事件对重庆模式的影响。正如一场全面的危机仍然没有彻底否定美国模式，一个王立军个案也同样不会否定重庆模式。相反，就在王立军事件之后，广东又开始高调打黑。这显然是重庆模式的扩大和延伸。在这里，不妨引用法国《世界报》对自由派学者吴思的采访，做为回应：《世界报》驻京记者指出，这两种模式事实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因为重庆和广东发展水平不同，需要也就不同。文章引述中国史学家吴思指出，薄熙来的麻烦如果真的 导致重庆实践搁浅并不是好事，因为探索不同道路的人少了，这对中国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吴思认为，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应当学会宽容。如果中国只有自由派，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除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中谁上谁下的政治变数之外，人们更关心的是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是否为中国带来政策方向的变化。对此，分析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原文： In China, Will Transition Bring Real Change? 作者：Keith B. Richburg 发表：2012年2月1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预计18大后，将于2013年3月正式接替胡锦涛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在2011年12月的一次亮相】 按照中国的国营媒体的说法，该国的领导层权力交接正在顺利进行。 最近数周，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出现，他预期将在2013年分别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他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乒乓拍上签名，为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举杯庆祝，并前往泰国和越南，受到热烈欢迎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副总理李克强，他在明年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理。他的大幅彩色照片在最近几周来也频频出现，与中央银行的员工握手，坐在宁夏少数民族村民们中间，在天津接见工厂女工。 习李在媒体上的高调亮相和胡温出现了一定的重叠，这被分析家认为是当局精心策划的，旨在向公众呈现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形象。布鲁金斯学院李成表示：”这是当局在帮助习近平和李克强巩固其政治地位，为有序的、有备的接班做准备。” 习近平下周到华府的访问将进一步为这种精心准备添砖加瓦。但除了习李两人之外，其他人选似乎远没有尘埃落定，至少还没有公开，很可能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前领导人黑箱操作来决定。 九名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将是持续争夺的对象，政治局常委是中国的统治结构中最有权力的机构。现在九名常委中有七人要下台——只有习和李会留在常委中。谁会来填补空缺，甚至九名常委是否会扩充为11名，都还只是正在进行的猜谜游戏。 2月6日，西南城市重庆市的副市长王立军造访了美国驻成都领馆后，目前在被官方调查中。重庆事件凸显了中共换届过程的脆弱。 王立军是知名的反黑英雄，他也是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的盟友，薄则被认为是常委会中一名成员的重点竞争者，有可能瞄准的是负责政法委的位子。但是，传言说作为薄熙来左右手之一的王立军曾试图寻求政治避难，王立军事件让薄熙来的政治未来前途未卜。 除了谁上谁下的政治变数之外，人们更关心的是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是否为中国带来政策方向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是否会继续开放，尤其是对外国竞争对手开放？中国的区域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包括与邻国在南海领土的争端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否会缓和，还是更对抗？新一届领导人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如土地维权、工人罢工、西藏地区和西部新疆维族的骚乱和动荡？ 还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新一届领导人是否会更愿意开放其独裁的政治体制，允许更多元、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出现，以及更自由的思想表达？ 分析家对此观点不一。 一种意见认为，执政方式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更加现代化、更复杂的公民正在要求改变 布鲁金斯学院的李成是中国精英政治方面的专家，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已经变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政策将会有根本不同——因为那是人民的期望。新的领导层产生新的政策，就这样。如果他们不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北京的政治分析家吴稼祥对此表示同意：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未来10年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国内形势现在已经达到临界点。人们的意识在觉醒。”对于习近平，他表示：”他的任务之一是挽救党，例如将独裁体制转变成多党制。这不是他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他别无选择。” 但有许多国内外的人不是这么确定，他们认为，如果习近平是中共内部相互竞争的不同派别的共同选择，而且权力又由多人集体行使，那么中共新的领导层可能会谨慎行事，尤其在改革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人权律师莫少平表示：”我不看好未来几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我不认为中国民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曙光能够在下一任内到来。”相反地，他预计控制可能会更加严格：”随着草根阶层力量越来越强大，当局会更加紧镇压。” 香港的《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裴克凛（Nicholas Bequelin）说，”我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他表示，除了新领导人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共识，而权威有限，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安全机构的权力和经费的膨胀，现在维稳经费比军费都高。 裴克凛指出：”我们无法得知，中国公民的愿望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他们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法治。你永远不知道，中共的领导人对此会如何应对，是否能从中得益。从目前情况看，并不乐观。” 邮报研究员Zhang Jie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与” 18大观察 “相关的译文我们聚合在了这个专栏中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从他们身上你也许会读懂中国 本站语录（2012年1月9日-11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9:47:42 阅读量：2264次 【 专题· 药家鑫案 】 在药家鑫案及其续集中，我看到：在私利面前，在名誉面前，在仇恨面前，只有弱者，鲜少善类 ! 王华源 ： 药家鑫案及其续集中的人性大暴露 在一个被严重压迫、扭曲的公共空间，舆论的杀伤力，落在无权者头上，远远残酷于落在权力者头上。舆论可以追寻真相，更可以散布谣言，舆论可以救人，更可以杀人。 羽戈： 药家鑫案风波再起亟待舆论自省 【 专题· 吴英案 】 吴英玩的是一种人与钱、制度互动的游戏。如果人掌控钱、制度，人则是英雄 ; 如果人被后两者掌控，人则是牺牲品。故事的一开始，吴英看似英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她只是掌控了后两者中很小的一部分，因而，她的悲剧也就发生了。 刘锋 ： “吴英案”在讲一个中国故事 吴英案中的“非法占有”、“诈骗”和“集资”为什么不能成立呢 ? 因为最基本的事实是，吴英与 11 个亲友和放贷人之间的“高额高利借贷”，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的“风险借贷行为”，只是它碰巧被国家金融垄断制度视为非法而不受法律保护。 方绍伟 ： 有多少个吴英将死于浙江法院？ 杀吴英或是一箭三雕：一杀鸡骇猴，恐吓民间资金流动，阻挠自由金融制度，维持垄断特权。二杀人灭口，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三杀人夺财，重新上演屠杀资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为公，而是化私为官。 滕彪 ： 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 维护司法的尊严，澄清法官的清白，永远并只能是审判行为本身。如果审判彻底公开，就不必再开记者招待会 ; 如果审判稳如泰山，也不必怕什么“谣言”。判决是法官的权力，质疑是公众的权利。 何兵 ： 吴英案法官不应卷入论战 【 语录· 方韩之争 】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 李钟琴 ： 帮鲍鹏山厘清“质疑韩寒”的事实与价值 方舟子以前在科学领域做过一些让人叫好的事，可是当他开始用一本文学作品来质疑作者的著作权，甚至明目张胆的高喊，要打倒韩寒时，那就不是质疑了，而是一场“用文革逻辑去消灭一个异数的表演”。 退役的齐丹 ： 方舟子与姚文元，从海瑞罢官谈起 韩寒得到拥趸甚至被视为“天才”，有如赵本山、周立波、郭德刚的成名，乃是“时势造英雄”的“特色”文化现象——经济快速发展，政改严重滞后，导致的知识分子“犬儒化”，社会生活“娱乐化”，公众人物“小品化”。 高人 ： 我看“方韩斗” 【 语录· 王立军 】 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极其分裂的，他们上午进会场，晚上进会所，一方面要学习和领会六十年代风格的文件，一方面又要在互联网上仔细分辨微博和 QQ 的区别，而他们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要精确的知道美领馆的位置。在这里，你读不懂中国。 韩寒 ： 说说王立军 他相对干净的形象与赫赫的“打黑”战功，使当前很多民众对他的命运寄予深深同情与不平，一些重庆受访民众就将整起事件理解为政治迫害，是自由派与既得利益集团针对重庆与薄熙来的打击报复，是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国家发展路线斗争的外化。 韩咏红 ： 王立军事件传递多元信息 这位其实很希望能在戏里自己演自己的汉子（王立军，编者按），终究没机会晋升荧光幕。他在名声如日中天的时期，却吐露了内心深刻的悲情与苦楚，没人知道这种感慨是来自草原的天性，还是很早就洞悉官场凄厉的悲鸣。 陈迎竹： 王立军：走进命运暴风圈 【 语录· 观察与争鸣 】 面向海外的《环球时报 ( 英文版 ) 》同样由胡锡进负责，而这份英文版则有着明显开放的言论。“一张报纸两副做派”，也被视为《环球时报》的报格分裂。 左小刀 ： 依附威权体制的中国知识分子 历史证明，社会变革不能寄希望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在于社会本身，在于构成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尤其，在一个被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的社会里，寄希望于既得利益者，期望他们刮骨疗伤，放弃其已取得的利益，这几乎不可能，甚至有些让人绝望。 王利平 ： 改革是博弈出来的 邓小平设想的第一步是市场化改革，然后就是分配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配套的、不断深入的长期改革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王占阳 ： 我们对南方谈话还存在认识误区 对现今社会上许多不良的现象来说，多半是从官场中演变过来的，与其在人民币上印名言，我看不如在公务员身上贴‘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更具时效 ! ” 狂飞： 谁能准确翻译“休假式治疗” ? 【 语录· 国际视野 】 民运“偶像”昂山素季瘦削的双肩，担负着缅甸人无限的期望。“我们的领袖是最完美的女性，无论在缅甸还是全世界范围内。”全国民主联盟一名成员曾这样评价她。而在电影《夫人》中扮演昂山素季的杨紫琼则说，“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从心灵上看，她也是如此。” 崔向升 ： 昂山素季：我愿意赌一把 在全球“大选年”的时刻，重提政治权威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话题，毕竟选举、民主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任何稳固可靠的民主都是在以一种合宜的方式集聚政治权威，不是吗 ? 孙兴杰 ： 2012 大选年，权力更迭与权威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