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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内，力争80%的贫困户达到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2012年前，“两翼”地区95%的农户每户新增纯收入1万元以上，这也是我市最大的扶贫工程。昨日，记者从市扶贫开发工作汇报会上获悉，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2100亿，以扶持当地农户增收。 　　据悉，目前我市正在大力实施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到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入资金2100亿元(其中财政专项资金100亿元，引导各类资金投入1000亿元，专项贴息贷款1000亿元)，做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补助每个脱贫村100万元资金和每个贫困户2000元生产周转金。 　　昨日，来渝考察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重庆扶贫成就巨大，其中扶贫立法、实施相对扶贫标准、集团式扶贫、两项制度衔接这4项工作，在全国都具有开拓意义。市委副书记张轩参加会议。 　　昨下午，山东·重庆东西扶贫协作座谈会举行，标志着我市与山东扶贫协作正式启动。济南、烟台、威海、泰安等山东省14个地级市将对口扶持我市14个国家级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参加会议。

　　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单一最有效的方法。在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大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胡德伟教授指出，中国卷烟税率只有43.4%，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65%的平均水平。他建议提高烟税同步提高零售价，税价联动。不同品牌卷烟实行单一的税率，税率由现行的每包烟6分提高到1元。 　　我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批准《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条约。《公约》缔约方承诺优先考虑其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力。《公约》中第六条规定，缔约方应考虑实施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消费。 　　目前，我国控烟包括在公共场合禁烟、宣传戒烟知识技能等，都属于“非价格手段”，主要由卫生部门执行。国际上通用的主要戒烟手段，则是通过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而中国烟草行业总体税负远远低于世界其他烟草大国。德国为70%，巴西为74%，英国为80%。 　　胡德伟教授认为，中国去年卷烟税率调整只涉及卷烟的调拨价和批发价，生产商和批发商并没有把增加的税赋转移给吸烟者，不提高零售价，也就是说此次增税对中国卷烟的消费将没有实际的影响。然而，如果生产商/批发商将增税的影响转移给消费者，那么当卷烟的零售价增加3.4个百分点时，在卷烟价格弹性为-0.15(保守估计)的假设下，卷烟的消费将会减少5.45亿包(全国卷烟总消费量为1.7万亿包)。且中国有现在吸烟者3亿，可以估算出提税3.4个百分点时将会使100万吸烟者戒烟，还会使25万戒烟者免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从长期看，中国应该考虑把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的60%以上。”胡德伟授说，中国烟草制品价格低廉是吸烟率非常高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增加烟税来高烟价是一项双赢的控烟政策，既保护了公民的健康，挽救生命，又增加政府收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草使用每年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预计到2020年，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人。据2008年统计，中国直接用于烟草相关疾病的费用已占卫生总费用的3%。 　　提高卷烟零售价格是否会损害穷人利益，胡德伟认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研究表明，提高卷烟零售价的结果可能使得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减少吸烟消费，而增加教育、购房等其他重要投资；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穷人比富人更慷慨 　　当人们正热烈讨论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富豪慈善晚宴时，别忘了，美国《时代》杂志曾如此描述：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 　　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在那里，个人捐赠高达70%以上，远超过所有企业的捐赠。 　　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对于慈善，美国人认为并不只是捐赠，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在风靡美国的慈善节目“偶像回馈”中，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夫人玛利亚·施莱弗就在现场号召大家不只是捐赠金钱，贡献志愿服务的时间也同样重要。真正地去帮助别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这被认为是美国公益的核心。 　　而在欧洲，情况却并不相同。 　　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90%以上的人认为，英国不再需要慈善机构。2004年，英国个人捐赠仅占GDP的0.9%；在法国，这一比例为0.28%；德国更低，仅为0.13%。 　　这是因为，在高福利的欧洲，人们认为捐赠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 　　慈善的土壤 　　美国慈善为什么兴盛，有先天的因素——美国受基督教影响，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要想进入天堂只能将全部财富都捐赠出去。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写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 　　更多的，则是制度的推动。 　　联邦税法将美国的慈善组织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后者共有7.5万家，占核心地位。 　　在美国，注册一个慈善团体非常容易，只需要向所在的州提出要求。如果它想要从公众那里筹款，则需要在它希望筹款的每个州登记注册。 　　美国没有专门的和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 　　这些政策最重要的是税收减免。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等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 　　以其税前扣除的政策来说，机构捐赠可以获得15%的税前抵扣；如果是个人捐赠的话，现金部分捐赠给公众募款机构，可以有50%的税前扣除；如果捐赠给基金会，有2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捐赠证券，有3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个人遗产的全部捐赠，100%税前扣除。这样一套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引导资源向公益领域流动。 　　基金会的成立、免税、运营等，除了要接受政府监管，也要接受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评估。比如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非营利机构美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9条标准，每年4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决定给哪个基金会捐款。 　　中国捐赠三问 　　能捐到哪里 　　中国的捐款流向通常只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到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另一个则是到政府背景的全国或地方性基金会组织。但捐款时，没有人会告诉你这笔钱最后到底会去哪里。 　　慈善资源向政府方面汇集，在国内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民间资金参与慈善的入口很窄，通常只限于耳熟能详的几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通常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益组织的资助难以流向民间慈善组织，而又集中于有政府背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 　　造成前一种现象的原因有些复杂。对于个人捐赠者而言，摆在面前的选择并不多，我国非公募基金虽然每年有20%以上的增速，但尚未广为人知。对于企业捐赠者而言，捐款给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曝光率和一次很好的与政府公关的机会。 　　而信任也是另一重原因。福布斯的调查列出了两个例子：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全年现金流入为62万余元，但其列示的接受捐赠款仅为8208元；而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2005年度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该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73.42%，严重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之规定。 　　而更大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和组织中，还有一大部分并不在民政系统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及基金会的统计分类中。这些民间组织大多以工商登记的方式存在，其中不乏业界颇有影响的组织。“我们的身份是工商注册，而不是民政注册。”魏伟对记者说，“据我所知，包括爱知行、农家女等草根民间组织都是工商登记性质。这样的身份就得不到民政方面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也因为我们无法提供免费发票，企业都不愿意捐给我们。” 　 　税怎么扣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详细规定了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条件，所需证明材料及办理程序等。但公众对此常常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 　　但企业捐赠时，对此却关心很多，很多企业对最终能否拿到免税凭证都很关心，甚至成为捐赠与否的唯一决定标准。 　　在熟悉法律的专家们看来，国内法律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平等。根据有关规定，慈善机构不能共同分享统一的税收政策，企业或个人在慈善捐款时，只有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二十几家慈善组织，才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而此外的情况只能遵照一般规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相较而言，免税的规则最为清楚的是美国。通过规定对所有慈善组织的免除直接税，豁免核心活动所得税，个人和商业捐赠减税的规定，美国民众和商业组织就可以清楚地把自己放在不同的征税框里。 　　谁在支撑慈善 　　美国慈善业的发达，跟那里已经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密切相关，有人办基金会，有人帮忙咨询如何募款，有人对各个基金会进行检查评估。 　　在缺乏政策支撑之外，也缺乏市场的支持，这恰恰是中国的痛苦。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目前为NGO和公众服务的组织更为稀少。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这样的孵化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萌芽。“我们帮初创期的企业进行注册，学习外国的方法组织草根NGO联合劝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免税单据。”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创始人吕朝向记者介绍，“我们坚持定位自己是支持型的组织。”成立于上海的NPI以创新的公益组织孵化器而闻名。“我们不可能在社会基础建立之前，突然放松管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而是先修渠道，再放水。修一段，放一段。”

　　前段时间的热点莫过于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在深圳召开，创始大股东黄光裕败北，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也办完了。两件事看似不搭界，但两相对照着看，对我们很有启示。 　　近一个多月来，中国社会被有关慈善的讨论覆盖了，媒体一直忙着打听“巴比”晚宴谁参加、谁不参加，富豪们想不想捐钱。答应参加的富人，被期待捐出身家；拒绝出席者，“被等于”拒绝慈善。突然释放出来的道德压力，传导给中国的富豪阶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焦虑，这种焦虑几乎发展成一场广泛的道德教育运动。 　　巨大的社会反响，凸显“巴比”式慈善对中国巨大的示范效应。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很复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美国的财富英雄，捐出数百亿财富，又成了道德楷模。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内部，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民众对富豪的财富普遍持怀疑态度。敦促富豪们学习“巴比”，等于要他们捐出财富，实现自我救赎。 　　但富豪之于中国，其存在价值到底在哪里？是推进实业，发展生产，还是把钱捐光？这些问题值得以理性的态度认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巴比”式慈善，调整舆论有关慈善与富豪的观念和心理。 　　国美“黄陈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富豪财富的绝佳时机。国美电器在港上市，其总市值达400多亿港元，其中黄光裕占股32.47%%。在这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中，黄光裕最后失败。在国美账面上，有100多亿港元属于黄光裕，但控制权争夺的失败意味着，这些巨额财富被公司控制了。或者说，他的钱支撑着国美的事业，成了一种社会资源。 　　有一部叫《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的经济学名著，它把现代大规模的股份制公司称为“准公共公司”，其显著特点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你有钱，向一家股份公司投入了资本，但你未必能够控制你的钱，这时你的财产就为社会所用了。其实，那些控制着公司经营的企业家，其私人财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除非他把钱从公司抽离出来，全部花掉。 　　在中国，目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实现分配正义是人们的期待。但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当借助富豪推动发展，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实现分配公平正义。 　　有这样一则报道：巴菲特每年举行“与巴菲特共进晚餐”宴会，“共餐权”是全球拍卖的，钱捐给慈善机构，现在价格已涨到200多万美元了。每年宴会，媒体自然争相报道，最后要评出一篇最佳报道。有一年，记者们对盛宴进行了相似的报道，独有记者艾格伊将目光落到餐厅外一个乞丐身上。这名乞丐从垃圾桶捡东西吃，并自言自语：“过期的三明治和沙拉酱，照样能把肚子填饱。”巴菲特把最佳报道奖颁给了艾格伊。 　　对于此事，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读，有一种解读说，尽管“巴比”做慈善，乞丐照样必须乞讨。美国最近宣布，全国有4000多万穷人。“巴比”的慈善宴会，只有富豪受邀。他们赞助开发的药物，只有权贵用得起。他们资助建成的剧院、音乐厅，是富人附庸风雅的场所。这不是否定慈善的作用，而是说慈善有其局限性，它不是帮助穷人的灵丹妙药，我们不宜对它寄望过高。

　　日前,一条爆炸性新闻从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管委会传出：凡对老子文化基金进行捐款的单位和个人,老子文化基金除按规定为捐赠方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单位接受捐赠统一收据”，并帮助其依法享受国家赋予的捐款抵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外,还将赠送其等值甚至超价的全国著名书画家的书画作品，其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加入到老子文化公益事业的建设队伍中来”。 　　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是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所属的全国性公募型专项基金，主要通过向国内外热心支持老子文化事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以及个人募集资金，并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帮助企业和个人完成捐赠款抵扣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的工作。中国老子文化发展公益基金管委会将根据募捐者的意愿，将基金全部用于老子的学术研究、老子相关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老子相关活动的组织策划、老子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老子文化主题公园和老子博物馆的建设等。 　　据老子文化基金管委会副主任苏清杰介绍:老子文化基金有着众多的书画家资源,仅鉴约的愿为老子公益事业提供无偿服务的知名书画家就有上百人之多。自今年3月29日老子文化基金接到著名青年书法家李钦善捐赠的价值200万元章草《道德经》百米长卷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书画家陆续向老子文化基金捐赠自己的作品，且这股捐赠热潮一发而不可收，仅半年内就达数百幅之多。向老子文化基金捐赠的书画家包括：中国民族国画院院长刘紫岗，国家一级美术师王红莉，哈尔滨艺术交流委员会常务秘书长石一，国际启功书画艺术研究会评审委员崔靖，齐白石第四代再传弟子刘立杰，国际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任学之，国家一级美术师陈宇晖，更有国内大家的捐赠,这之中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尤中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張清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程兆星、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司马武当、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葛永昌、全国楷书第一人何俊田等等。这些全国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和珍贵的收藏价值，很多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有的还被台湾、澳门、香港、韩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日本、加拿大等海内外友人珍藏。 　　老子文化基金管委会的决策者们感到: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长期放在保险柜并非上策,因此本月26日特做岀决定: 凡对老子文化基金捐款的单位和个人，将全部赠送其等值的字画。对一次捐赠超过50万元以上的单位或个人, 老子文化基金将组织知名书画家亲自上门,为捐赠单位或个人现场创作更加超价的字画。当然，老子文化基金按规定为其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单位接受捐赠统一收据”,并帮助企业和个人完成捐赠款税前抵扣的承诺不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同时,老子文化基金有着得天独厚的对外宣传优势,对一次性捐赠超过50万元的单位和个人,老子文化基金还将在中青、光明、新浪、网易、风凰等知名媒体对其进行不少于200家(次)的重点报道。有分析人士称:这对捐赠的单位和个人而言，既作了公益,又有了财务上的税前抵扣,还得到了等值甚至超值的名家字画,再加上超规模的宣传,可谓一次捐赠换来多种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老子文化基金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业界权威人士的认可:特别在我国公益捐赠还没有形成氛围和习惯的眼下，老子文化基金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相信也一定会为老子文化基金的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作用。 　　当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既为捐赠,就不图回报。老子公益基金抛岀如人诱人的大蛋糕,是诱惑福人去换公益,这样做还是公益捐赠吗?如此”创新”值得商讨。 　　也有同行声称:老子公益基金是同其它基金抢资源。如此诱人的回馈,其它基金无法效仿也难以克隆,只好眼睁睁看着大量的捐赠到老子基金去。 　　更有从事公益基金研究的知名学者声援:中国的公益慈善还处在初级阶段,老子文化基金的做法不必指责。不管怎么说,老子文化公益基金终归带了个好头,也为公益慈善事业拓宽了一条新路,其经验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