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动态

　　人数细节高度保密 　　离29日下午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开席只有不到40小时了，昨日，国内有门户网站还特意推出 “巴菲特慈善晚宴”倒计时专题。不过，不仅赴宴的富豪不愿透露过多的具体细节，活动的举办方也以“我们有保密规定”为由，拒绝了各路媒体的多方探访。 　　“巴比”慈善晚宴的一切细节都要过了当晚才能知道。 　　 第二天再公布晚宴细节 　　晚宴举办方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位于东三环使馆区附近繁华地带的高档写字楼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进19楼，立即就看到中英文的“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标识。基金会前台，装饰着摆放精致的紫色蝴蝶兰。昨日，这里更是聚集了大批记者。 　　“对不起，所有的负责人都不在。”昨日，每见到一位实地来访或者电话采访的记者，基金会有关人士均拒绝得礼貌而坚决。他们说，关于晚宴的一切信息都不能透露。 　　盖茨基金会的张璟告诉记者，晚宴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将在30日早上在京召开4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晚宴的有关情况。据悉，目前，已经有近200名国内外记者要求报名参加记者招待会。记者还了解到，晚宴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还将接受几家中央媒体的采访，巴菲特还将录制一期央视《对话》栏目。 　　“巴比”中国行异常神秘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来中国次数已经不下10次，每次都会引起高度关注，所到之处媒体也一路追随。然而，比尔·盖茨从25日开始的这次中国之行却十分低调，至今未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前日，当比尔·盖茨出现在位于北京西格玛大厦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时，部分高层也感到十分突然，此前，他们对他的到访均一无所知。比尔·盖茨仅呆了一个小时便离去，微软亚洲研究院方面推测，他的行踪神秘与此次慈善晚宴关系密切。“他在北京的行程是他的私人事情，我们不便透露。”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这样对晨报记者表示。 　　昨日下午，应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邀请，“股神”巴菲特抵达深圳，将开始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来自比亚迪的消息称，昨日，比尔·盖茨也从北京飞到深圳，与巴菲特一起考察比亚迪。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国之行巴菲特等人的保镖几乎寸步不离，入住的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虽然仍在正常营业，但盖茨和巴菲特所在的楼层已经实行封闭。对于两人入住的房间号码、级别、备餐以及安保，酒店称都要保密。 　　深圳行程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将飞往北京，慈善晚宴过后，将在9月30日前往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长沙。 　　多少富豪赴宴仍是谜 　　尽管“巴比”之行吊足公众胃口，晨报记者还是从北京一位已经确定要出席晚宴的富豪处了解到，29日上午，盖茨他们将与他在内的部分富豪进行“六人会谈”。随后，参加“六人会谈”的富豪们也会和“巴比”一起共进晚餐。 　　此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曾说，巴菲特和盖茨邀请50位中国“友人”共进晚宴，“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与那些对慈善活动感兴趣的人分享经验”。尽管有“鸿门宴”和“被慈善”的诸多争议，但随着夜宴即将隆重揭开序幕，哪些富豪将慨然赴约，哪些富豪又选择回避，也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据公开报道，目前公开表示要赴宴的富豪仅10余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万科董事长王石、SOHO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潘石屹夫妇、中国“首善”陈光标、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也有些富豪决定赴宴后选择了沉默和低调。究竟有多少富豪将赴宴与“巴比”见面，这个数字至今是谜。 　　不过，也有些“重量级”的富豪谢绝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亲自邀请。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称，“要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了”;被称为“百年慈善第一人”的北京富豪李春平也声明，将不会参加盖茨与巴菲特的私人晚宴。“我相信我如果真正去赴宴，也只是给他们捧场而已。”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说，“我知道晚宴上没有劝捐，但是客观上有人利用晚宴炒作慈善、给企业做广告，这是厚颜无耻!”

　　“把巴比慈善晚宴赋予中国慈善事业的里程碑这样有点过高，只能说引起了中国人民关注慈善的热情。”9月26日，在“慈善中国”学术沙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如此阐释她眼中的巴比中国慈善行。 　　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慈善研究中心撰写的《Giving USA》(《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的研究，2008年美国慈善捐款为3140.7亿美元，2009年美国慈善捐赠为3033.75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 　　而中国2007年的慈善捐赠总额为309亿元人民币，因汶川地震，2008年的慈善捐赠总额是2007年的3.5倍，达到1070亿元人民币，也只占到GDP的0.356%。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追本溯源，关注巴比来华的意义更在于跳出巴比盛宴本身，审视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态势。 　　巴比“慈善地球”难比中国“天下观” 　　在中国，慈善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包括原来种族社会下的互助均可以纳入到慈善界限里面。狭义的慈善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济贫救困，救助弱势群体等活动;而事实上我们要理解的当代慈善，应当把政策倡导、社区发展、科学研究也要包括进来，因为慈善本身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后者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前者。 　　事实上，提倡“裸捐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盖茨和巴菲特从西到东一直倡导的“裸捐”精神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主任汪大海教授介绍，中国传统慈善观念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裸捐精神”，其次是“扶危济困”的“济世精神”，最后才是因于各种观念的“功德捐”。 　　“道学、佛学大凡都提倡某种‘裸捐精神’，《道德经》中讲‘功遂身退，天之道’，所谓‘功遂’，就是精进;所谓‘身退’就是鼓励人们要积极地‘裸捐’;中国许多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心经》告诫人们，只有秉着一颗‘无所得’的心，才会最终达到那至上的‘涅槃境界’。” 　　然而，与美国发展了200多年的慈善史相比，中国的当代慈善仅仅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当前社会对慈善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究竟应该如何来做慈善。 　　“一部分人认为捐点钱就是做慈善;另外一部分是认为做慈善表达爱心就好，至于钱用到什么地方、用的怎么样，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很关心。”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说。 　　很多人认为慈善表达爱心，不要讲究效率，否则做慈善就太累了。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企业或者富人做慈善呈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零散式的捐赠;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慈善是输血性的慈善而不是造血性的慈善。捐赠者不太关心机构的公开透明度怎么样，资金使用效果怎么样，所以使用的效率也比较低。 　　赚钱难，散好财更难，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地球”理念则带来了新的启示。“慈善地球”坚持财富社会化、慈善资本化和慈善国际化，即提倡富人的财富回归社会，主张慈善事业也可以营利，但营利的目的在于保障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倡导慈善无国界，慈善的范围应当是所有的弱势群体。 　　“很多慈善家不知道应该如何做慈善，我们国家的慈善要走向国际化，一定要提升慈善专业化的程度，提升慈善的效率，通过做慈善真正推动社会的创新与社会的进步。”邓国胜说。 　 　国内慈善面临五大准备不足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以救灾捐赠为标志的慈善行动成绩斐然，5.12汶川地震和4.14玉树地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激情。据最新统计，2009年国内公益慈善资金规模约986亿，其中全年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573亿元，彩票公益金413亿。 　　然而，成绩并不能掩饰弱点，五大准备不足仍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掣肘，即政府准备不足、慈善机构准备不足、捐赠者准备不足、媒体准备不足和理论界准备不足。 　　政府在征税和依法收费以外，是否还要充当接收社会捐赠的主体，捐赠该不该纳入财政体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认为，捐赠是国家社会保障的补充，主体社会保障属于福利部分是国家的。“我们慈善总会和民政部、红十字会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民众的钱就是由民众委托一个可信的机构掌控，而不能混到国家、政府的帐户里面去。” 　　像在灾后重建问题上，仍然存在政府的宏观规划、调控、引导明显滞后的问题，玉树的重建方案到现在仍然很难拿出。政府准备不足还包括对捐赠进行审计的时间、时效和功能还需要参与的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协调和磨合。 　　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质量参差不齐，执行力、公信力总体上还比较弱，很多慈善机构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募款能力差的困境。人力资源、机构设置、物资保障，与国外的基金会相比相差甚远。“以慈善总会的系统为例，有的省级慈善总会募集能力一年也就几百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人也就三五个，就是几个挂名的主席、秘书长，而且多半不是专业人才。”刘国林介绍说。 　　“中国的捐赠者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很多民营企业家误把民间的慈善组织当做是政府的，主观地认为慈善组织只要是挂牌了就是政府的，我捐你干事;第二不知道慈善有成本，在汶川地震时，甚至有人从大兴拉来了一车西瓜，让慈善组织给运到汶川去，根本不考虑火车皮谁来找或者中途坏掉怎么办的问题，上演了一出闹剧。” 　　媒体准备不足则表现在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和积累不够，慈善不是新闻，换句话说不要把慈善当新闻，只有慈善中的某些事件和个案可以成为新闻。有些媒体过于炒作新闻而忽视深层的舆论引导、深层的剖析和深层的国民教育。 　　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大政府小社会，实现政府支持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需要一个过程。慈善理论建设需要充分认识、理解慈善的全面性，捐赠是慈善主要内容和功能而不是全部，过于强化捐赠行为而忽视慈善既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重属性。慈善不是纯粹的经济和经营活动，但慈善实物的运作中需要甚至必须引入市场机制的有效、科学的管理办法和方法，可借用一些概念和模式为我所用。 　　国际慈善波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国际化掀起了新一轮的全球慈善竞赛，这种竞赛不仅仅是慈善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国与国之间企业家、慈善家、慈善环境、慈善文化、慈善制度、慈善专业化之间的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最广泛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捐赠，甚至一度成为“行善”的代名词。其特点是捐赠人将善款交付给慈善机构(在一些情形下，受赠主体也可能是政府部门)，但没有指明善款具体用途和受益人，而是由慈善机构根据组织宗旨和实际需要对善款进行处置，慈善组织主要是半官方机构。由于具体受益对象不明确，而是采用“哪里有需要，就把钱投哪里”的策略，这种参与慈善方式即为“泛捐赠”。 　　“泛捐赠”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方便，捐赠人只要把钱交给慈善机构，后续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因而成为那些想奉献爱心但时间精力有限的富豪们“最便捷”的选择。但是泛捐赠运作成功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慈善机构有公信力，捐赠人对慈善机构充分信任。二是慈善机构运作有高效力，能够高效率使用好所募集的善款。 　　目前中国慈善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居全球产业链条低端，目前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完善，中国的资本积累还不够坚实，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也是当今中国慈善的重要基础和方式。 　　面对国际慈善冲击波来袭，中国慈善要跳出倡导美国富人捐50%以上财产或倡导中国富人捐多少财产甚至裸捐的“盖茨巴菲特慈善思维”模式，开拓本土化慈善模式，寻求中国式慈善整体解决策略。 　　中国式慈善必须解决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要把慈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虚心倾听盖茨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理念和慈善精神，认真分享和学习盖茨巴菲特的慈善经验和慈善模式;另一方面，不要盲目追寻盖茨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模式和慈善道路，一味地张扬‘裸捐’，绝对化地推崇捐赠式慈善，以致于陷入‘慈善中心主义’，要站在中国的土壤上选择符合国情的慈善发展道路和模式。        【相关阅读】：           比钱更重要的是爱–写给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信          巴菲特来错了时间 也找错了对象   

　　长沙市自2008年开展MSM试点监测工作以来，特别是中盖艾滋病项目实施以后，逐渐开创了政府部门与NGO组织协调配合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新局面，在MSM动员检测和HIV/AIDS的随访关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进一步加强长沙市各 NGO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热情和能力，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0年8月16在友谊宾馆室举办了NGO组织协调能力建设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省预防医学会李时习秘书长、省疾控艾防科陈曦科长、市疾控张锡兴副主任等专家领导出席，友爱之家、中大阳光、长沙左岸彩虹、益阳左岸彩虹工作组负责人及主要执行者、长沙市各MSM活动场所负责人、志愿者等30多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会议由长沙市疾控中心性艾科黄竹林科长主持。在各参会人员自我介绍之后，省预防医学会李时习秘书长作为NGO管理机构负责人充分肯定了长沙市 NGO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重点强调了人人享有健康的理念，还表示将做好政府部门和NGO组织的联系和保障工作。省疾控中心陈曦科长就社会组织的定义、角色、构成要素、工作技巧、行为改变交流理念等方面就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对大家进行了培训。随后来自省、市疾控的相关专家对中盖艾滋病防治项目、项目活动痕迹资料保存和数据资料整理上报、2010年上半年长沙市监测情况进行了讲解，长沙市中大阳光工作组就六年来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参加培训人员还就如何加强疾控中心与MSM工作小组、志愿者、场所负责人的紧密配合，开展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干预检测工作、扩大覆盖面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最后，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锡兴对会议进了总结，同时，对大家支持配合市疾控中心表示感谢。 　　培训班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经过省、市领导专家的培训和充分的讨论，大家相互交流了经验，进一步增强了各自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能力，有利于长沙市艾滋病防治工作更深入、细致的开展。

　　友成基金会所倡导“新公益”理念：强调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的并举，强调天人合一的系统性发展和减贫方法以及强调爱心传递是永恒的慈善主题       随着“巴比”来华“劝捐”日期的日益临近，中国刮起了一场慈善公益风暴，席卷全国。 　　9月15日至18日，以“跨界、合作与创新”为主题的“新公益嘉年华”在上海成功举办，这无疑给本已炽热的我国慈善公益界又添上一把火。在传统公益尚未健康发展的中国，如今又提出新公益的理念，它的前景将会如何呢？ 　　精彩的公益嘉年华 　　在我们身边，以经济为核心话题的论坛和琳琅满目的娱乐性嘉年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以“公益”为主题的嘉年华，却是首次听闻。 　　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主办、由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新公益嘉年华，于今年4月拉开帷幕，以北京为起点，在近6个月的时间里，以公益创新工作坊、社会创新发现之旅、上海公益季、社会创新嘉年华周等系列活动，积极倡导“全民公益、创新公益、快乐公益”理念，最终在9月的上海，以新公益论坛为重头戏，将新公益嘉年华活动推向高潮。 　　新公益嘉年华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倡导性平台，是中国公益事业的跨界交流平台。9月15日至18日，新公益论坛以“跨界、合作与创新”为主题，有500多位来自公益组织、社会企业、商业企业、政府和学界的国内外嘉宾展开了新公益和社会创新的对话与讨论。据悉，发起主办方旨在以嘉年华这种喜闻乐见、激情活力的组织形式为载体，形成跨部门、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创新氛围，激发全社会对公益领域的关注与投入，促进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鼓励创新方法、创新思维和创新探索，从而推进公益领域甚至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潮。 　　在4天的时间，新公益论坛就“农村金融”、“志愿服务与社会创新”、“公益创投与社会企业”、“新技术与新公益”等热门公益话题分为4个分论坛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场内的研讨之外，还包括“创新工作坊”、“新公益体验游”、“社会创新案例展”、“公益影片放映”等场外活动，场内、场外互动，令与会嘉宾充分享受到亲身观察和体验新公益实践案例的乐趣。 　　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众意识的提升，“公益”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信息平台、参与渠道以及公民意识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全民公益的趋势受阻，制约着中国公益发展的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携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开展了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激励公众广泛关注和参与公益新动力凝聚”为主题的“新公益嘉年华公益创新工作坊”。通过创意工作坊这种崭新的研究方式与联络跨界人员的互动参与，探索出公益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不仅用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为不同领域企业、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社会创新发现之旅”共在北京、深圳、上海发现了134个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的社会创新案例。如彩虹桥公益社、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等。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发现，回应社会需求是社会创新的起点，模式、资源、团队都是社会创新成功的保证。 　　闭幕式上播放了“创新工作坊”的纪录影片。工作坊强调对空间的善用与创新的讨论形式，多以游戏等新鲜方法引领对特定公益话题的讨论。参与者表示，这种新形式的工作坊相当有意思，既不像是单纯开会那么无趣，又能聚集各领域的实践者分享经验，让所有参与者以开放自由的方式务实地讨论，相当值得推广。 　　9月18日，历时半年的首届“新公益嘉年华”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这场精彩纷呈的嘉年华，赋予了社会对公益领域的崭新想象。公益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救世济亡，而是一种充满笑声、感动、创意及快乐的生活方式，是一场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嘉年华。 　　“新公益嘉年华”降低了大众参与公益的门槛，让所有人能更容易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公益。“新公益嘉年华”已成为中国公益领域中一个标志性的活动品牌。 　 　新公益向我们走来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是于2007年国内首家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发起，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创新型非公募基金会。 　　作为新公益的一面旗帜，友成基金会的愿景是探索中国公益领域的创新之路，成为推动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使命是发现并支持“新公益”领袖，探索和推动以社会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建设跨界合作的“新公益”服务网络和平台。 　　所谓新公益，是伴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而出现于公益领域由诸多新观念、新方法、新实践、新模式构成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将引领未来的趋势，最主要的是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 　　正如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在新公益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说：“在我的眼前，公益世界仿佛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每时每刻都有精彩缤纷呈现。每次面对这个话题，我都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激情和按捺不住的冲动。每一次思考都有新发现，每一次发现都产生新灵感。” 　　王平认为，未来数十年至百年间，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少应该呈现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社会发展中，当人类财富的生产方式基本形成以后，公益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和力量。保持增长的正义和分配的公平固然是政府的天职，然而政府的行政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必将有一个第三部门对社会公正、公平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社会性公益组织将在这一个过程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其次，社会创新将成为包括公益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这是由于全球经济、技术和政治环境的变化造成的。第三，全球化、网络化以及社会化的融合将如同化学反应一样形成新的思想和实践，例如，三大部门间的跨界合作、全球公民和全民参与的志愿运动、诸如社会企业这类新的组织方式以及新技术将是社会创新在公益领域的引爆点，而这一切，就是新公益所关注的现象及其本质。 　　王平告诉记者，在现阶段，所谓新公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就是倡导新理念、开拓新领域、发现新动力、整合新平台、尝试新方法、采纳新技术、成就新人才。 　　友成基金会所倡导的三个 “新公益”理念是：强调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的并举，强调天人合一的系统性发展和减贫方法以及强调爱心传递是永恒的慈善主题。 　　王平坦言：当然，随着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友成对新公益的理解都会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因为，一种思想之所以称得上新思想，一定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可以说友成还在新公益的领域内耕耘着。因此，她希望各界朋友和友成一起来推动新公益的发展，让新公益从一种观念变为一种风尚、一种生活方式。 　　毋庸置疑，社会企业这种形式的出现以及人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呼唤，表明了时代的需求，也表明了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正在催化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全面地体现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均衡追求的梦想，经济上的可持续和精神上的服务社会正是社会企业想要实现的两个目标。 　　然而，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创新需要承担风险的勇气，特别是社会创新更需要为社会进步承担舍我其谁的责任与魄力，就像当年中国从开办经济特区入手，通过实验和试点，摸着石头找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今天，我们在社会领域的发展当中，是否也需要社会发展的特区和实验呢？友成基金会正在从事的不仅仅是一项公益事业，其实是一场社会实验。他们愿意和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的实验室，通过实验性孵化、参与式资助、服务性整合和开放性互动的方式，成为“新公益”的探索者、倡导者、支持者、催化者和合作者，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 　 　美国经验的启示 　　去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非公募基金发展论坛组织赴美考察。在为期12天的考察中，先后拜访了20多家各种类型的美国基金会，概览了美国慈善事业的全貌。友成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就是其中一员。 　　目睹了美国新公益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有感于美国“社会创新”的热情与执着，甘东宇在他的《访美日记》中这样写道： 　　美国众多的独立基金会均将工作重点放在新想法的实验上，放在社会创新上。过去100年美国基金会的发展史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从最初关注传统的慈善，像教育、健康、减贫、自然保护等项目，到60年代开始关注社会变革，提倡民权、平等、社会和经济的正义、政策的倡导以及国际发展的事务上，再到最新的趋势———引入社会企业等最新理念与实践，无不体现基金会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的特点。 　　在《新公益模式一：社区应急基金》案例中，甘东宇这样描述：分享的一个成功案例是：社区应急基金的建立。方法是向申请的社区组织借贷15万到30万，零利率，但需三年还清，每个月还一部分。目的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鼓励社区组织不但不能减少相应的社区服务，反而要加强他们的服务。可申请的组织包括收容所、免费食品库等。原以为这样的尝试不会有太多的社区组织来申请，然而在短短6周内，共接到171份申请，申请金额高达5000多万，表明这种模式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需求。我认为，这种方式很像小额贷款，只是对象不是贫困户，而是变成了社区组织。将原来基金会的无偿赠予转变为提供业务，督促社区组织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而美国法律也对此作法提供了支持，只要在一定条件和百分比的限定内，借款是可以算为基金会的当年公益支出的，从而解决了美国基金会年公益支出大于上年资产存量5%的规定。 　　西部阳光基金会理事长杨东平认为，所谓“新慈善、老慈善”之争，扶危济困的救济型被视为老模式；新模式或者说公益事业发展的新特点，包括在资金募集、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上出新，例如使用网络手段、企业管理的技术、经验等等，并且发育出“风险慈善(我国通常称为“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等新的公益形态；但最关键的是对慈善公益的功能和使命的新认识，促进社会创新。 　　事实上，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多样化的发展，除了在教育、健康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传统的救济、服务型的项目，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创新领域，即根据存在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包括公民权益、社会经济正义、公共政策、国际发展等等。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杨平访美归国后，提出两点思考：一、非营利部门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准确认识美国，必须认识非营利部门的重要作用。二、中国非营利部门既要学习美国，又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和文化，寻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他认为，中国非营利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提高NPO的公益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公共产品的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 　　社会创新公益价值链友成社会创新公益大家庭是友成通过自身的组织和机制的创新，对新公益理念的一个探索和试验。友成“公益大家庭”的建立，旨在建立和支持中国公益领域的中间层和支持层，通过若干个中间支持平台(机构)，向相关领域更基层的草根组织提供公益支持和服务，解决公益领域中资源方与受助方断层的问题。 　　友成基金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创新孵化器，它将采用“参与式资助”的方法，将现有的战略性项目作为社会企业加以孵化，使得这些机构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育之后，成为理念与价值统一、方向与定位明确、治理结构清晰、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或孵化能力的社会企业或公益机构。 　　成立3年多来，年轻的友成已经在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不少被学者称为“友成模式”的经验。 　　2009年，友成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主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为首家参与支持该项目在中国试点的国内机构，友成在该项目的试点阶段就投入50万元人民币，联合相关领域的专家搭建筛选评审机制，通过设立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组委会特别大奖的 “友成优秀社会企业奖”，向7家不同阶段的优秀项目和机构提供了资金支持。截至2009年底，友成共投入150万元人民币，支持175名社会企业家和公益创业者参与项目培训，并且在这些机构发展所需求的法律、管理、战略定位、市场营销等方面，通过组织专业人士的辅导和交流，为这些受训者提供了后续的支持。 　　友成与中央编译局合作，携手开展社会创新比较研究。合作主要内容包括：编译出版 《“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开展“社会创新比较研究”以及推出“社会创新蓝皮书”等。 　　今年3月，友成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共同启动“中国公益问题梳理行动”，系统整理、汇集国内现存的各类公益问题清单及具体表现，为社会各界更好地投入中国社会新型公益事业建设提供科学全面的基础依据。在“新公益论坛”开幕式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中国公益长、短名单”，最终提炼出“公益问题长、短名单”两类核心成果。 　　此外，从去年10月份起，友成基金会对自己的战略进行重新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友成不但要作为社会创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而且要作为社会创新的实践者，为此，友成首先在自身的组织和机制的创新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 　　友成志愿者支持中心是友成独立设计、开发和孵化的支持性志愿者服务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点，已逐步形成了志愿支持服务的三大品牌，包括志愿者驿站、志愿者人力资源网以及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志愿者常规项目。 　　在新公益论坛上，他们发出倡议：将2011年定为“中国志愿者年”，促进中国志愿服务政策改善，激励公众参与志愿服务，在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中体现并认可志愿服务的价值。 　　志在天下公益人力资源网络平台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志愿者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平台、志愿者能力建设平台、志愿者互动社区、志愿者管理激励平台等。友成将通过此平台实现最广泛的志愿精神传播和社会动员。 　　社会创新公益投资基金是友成社会创新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它将运用公益创投的方法，为“新公益”领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对符合社会创新标准和友成公益方向的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研究机构，进行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社会资本的投入。该基金的投资效益将以长期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产出为主要衡量标准。 　　小额贷款支持中心是友成与格莱珉基金会共同搭建的支持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小额贷款机构的中介机构。它将借助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业务专业管理技术，研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小额信贷信息管理平台和相关评估机制，提供批发贷款支持。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公益论坛上，一家创新型的社会企业———“友成普融公司”，在众多与会者的见证下正式起航了。论坛开幕当天，友成基金会与格莱珉基金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扶贫公益事业在中国又前进了一步，也标志着友成基金会倡导的社会创新又前进了一步。 　　以上这些机构和项目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横向形成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会创新服务平台。同时，以上几大主导公益战略方向因其内在联系和彼此耦合，从而纵向构成了友成社会创新公益价值链。 　　步入公益2.0时代社会企业只是公益领域中所出现的最振奋人心的创新之一。事实上，围绕公益这个核心，无论是技术、理念还是管理，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伴随新经济、新技术而出现的层出不穷的公益创新，统称为新公益。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将对公益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因为公益的主要原理之一就是利用社会资本来生成社会资本。互联网简化和便捷了人类互相沟通的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其生成的规则。 　　新公益会比传统公益更加依赖WEB技术，这是因为信息网络平台本身凝聚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某些基本特点，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利用SNS作为公益创新和资金募集的平台。 　　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创始人洪波告诉记者，在2005年以前她几乎没有接触过网络，但是她是一个旅行爱好者，每年都会去西部旅行，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她被他们的善良所感动，她也想着用什么的方式去回报他们，后来发现帮助他们的孩子读书是她可以做的事情。 　　当时她确定了最初的理想，帮助100个孩子读书。这个理想确定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实现了，又给了她进一步的启发，说明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如何把那些更多需要帮助孩子的信息让更多人知道，当时没有钱去宣传，她就想到了网络，找到了在IT行业的志愿者，这个想法说了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网站论坛，她们就把孩子的需求、孩子的故事发布在这个网站论坛上。 　　如今，捐助人可使用格桑花的捐助系统完成认捐到汇款的全部过程，并且可随时查阅所捐助孩子的历年资料。截至2010年3月，格桑花结对捐助系统共结对17653人次，捐助金额9083752.60元，其中新版捐助系统(v2.x)启用后累计成功完成捐助达9277人次。洪波认为，公益组织应该更好地应用新技术，让更多热心网友参与公益活动，并且利用网络财务公开系统主动向大众公开财务信息。 　　百度是中国最大的搜索网站。“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把百度的一些身份和它对公益的价值体现了出来。”百度企业社会责任经理贝晓超介绍说。 　　第一是媒体平台的作用；第二是它的技术如何被公益所用；第三是拥有几千个员工，这些员工都是一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志愿者。 　　贝晓超颇为自豪地说，大家看的最多的是百度的首页，但他能够说服老板，把这个LOGO变成公益组织，服务于公益。每天可能有两三亿人的网民打开电脑来观看，通过这个窗口让大家知道什么样公益的事情应该知道。此外，他们和大的基金会做一些合作，在公益频道，为公益组织做一些免费的推广。同时，把百度一些好的创新的技术开放给公益机构使用，比如有关文化保护的网页搜索等。他们还做了中国慈善地图，有很多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在网上是找不到的，但通过这种地图是最直观的方式，这个地方是谁出的钱、他的项目进展如何、有哪些图片、有哪些新闻等等，慢慢都会在地图的标识上完善起来，他们提倡公益效益的透明化。 　　如今，追求个性与创新的年轻人开始更多地关注公益慈善，并积极参与实践，他们利用新兴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掀起一股“公益时尚风潮”。公益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救世济亡，而成为一种充满欢笑、感动、创意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让你随时随地做公益”。 　　据玩转四方创始人谢晓介绍，参与者只要在其网站花5秒钟完成注册，选择合适的玩转四方手机客户端安装，即可搜索本次论坛“新公益之旅”对应的十大地点并签到，每签到一个地点就可获得一枚“新公益达人”勋章，集齐10枚即可兑换“新公益T恤”。同时，参与者的新公益之旅，将通过玩转四方同步到MSN、人人网、开心网、新浪微博、豆瓣等，一起传播公益，贡献力量。 　　做慈善并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平民慈善不开发，中国的慈善如无源之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谈及“中国式公益”的困境时说，欧美民众捐赠占捐赠总额80%，而中国不足20%。“不是人们没有善心，而是慈善离我们远了一点儿，善事做起来稍微麻烦了一点儿。”因此，需要利用新公益的2.0模式，使得“人人可公益，民众齐参与”。 　　窦瑞刚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2006年9月第一家由企业发起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他们认为腾讯基金会的一个核心策略是通过基金互联网来释放爱心的力量，即在线捐赠和营销公益。用在线捐赠平台他们主要做两件大事，一件是救灾，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7次启动紧急救灾活动；另外一个大事是月捐计划。 　　此外，他们开发出一些虚拟的公益产品，能够让爱变得更时尚。窦瑞刚说，现在最流行农场偷菜游戏，能不能和公益搞一个对接，他们专门开发一个“爱心果”。这个在菜场是买不到的，只能捐完钱后赠送，你捐的钱越多送的也就越多。最开始网民觉得是为了好玩来捐赠的，但到最后知道他捐的钱能帮助到别人，可能就会转化为真正的做公益了。 　　如果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公益做了一点点努力，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美好。

　　 核心提示 　　9月22日，是中国第4个城市无车日。这天一早，400位志愿者骑自行车围绕浐灞世园会会址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活动，这样的绿色骑行活动在西安已是第4次举办，而连续4年组织这项活动的是一个名为“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9月下旬，记者走近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们，和他们一同分享公益道路上的酸甜苦辣。 　 　名头很大的“草根”组织 　　走进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位于高新区某写字楼的办公地点，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大约150多平方米的套间，每间屋子里都摆放着一两张办公桌，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墙面的日历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字条，上面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安排。虽然总体面积并不大，但整个屋子的布局很是温馨，颇有几分“家的感觉”。 　　基金会秘书长黄榕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机构性质和历史渊源，她说，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原名为“陕西省改革开放基金会”，原本隶属于陕西省体制改革办公室。2004年，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他们逐渐从政府部门中分割出来，成为了一家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其上级主管单位为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秘书长说，他们的主要工作范围，是通过筹资和倡导活动来推动更清洁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建设；通过筹资和倡导活动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同时以推动志愿服务发展为工作主线，致力于动员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推动公益项目的开展。“也就是说，志愿者是我们机构的核心，推动志愿服务发展是我们的战略，环保和弱势群体帮扶是我们的工作领域。”近几年里，他们策划并执行了包括“保护秦岭山脉”公益行动、“酷中国”全民低碳社区、童心迎世园、千人健康骑行、帮助残障人士的“彩虹行动”等一系列公益活动。虽然接触的领域很广，范围也越来越大，但西部发展基金会的机构其实很小，工作人员也很少。黄秘书长告诉记者，乍一听起“西部发展基金会”的名字，大多数人难免会联想起“红十字基金会”、“慈善协会”等规模庞大、构架完整的公益组织来，并将它与这些大型的机构画上等号。“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民间的‘草根’组织。2004年转型时，基金会只有4位工作人员，发展到现在，常驻工作人员也只有8位，其中一位还是来自英国的志愿者。几乎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在一间不到2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为公益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需要帮助的人做点什么” 　　在西部发展基金会采访时，正是无车日志愿者骑行活动的最后准备阶段，记者注意到，在采访的2个小时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不断给每位准备骑行的志愿者打电话，确认他们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以便为他们购买保险，同时提醒他们到达时间和行车路线等。基金会项目部部长王冰告诉记者，22日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早上9点，所有工作人员早上7点半就必须到达活动地点——浐灞商务中心。由于基金会的资金有限，没有公用车辆，因此，工作人员全部自己乘坐公共汽车，早上6点就要从家里出发，但没有任何人有丝毫怨言。当记者问起这一切是否值得时，王冰的回答很快，而且异常坚定：“我觉得值！”她说，自己原本并不从事相关的职业，200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为了基金会的志愿者。“最初只是帮忙的性质，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助基金会策划组织活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离不开这里了。”于是，王冰加入了基金会，成为了这个公益组织的一员。她告诉记者，虽然工作很辛苦，薪酬也并不高，但他们收获了很多东西：“公益事业让我收获了友谊，也看到了人们身上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一切和工作的一点点辛苦比起来，非常值得。” 　　在采访中，王冰向记者讲述了从事公益活动几年以来，一次让她印象十分深刻的活动经历：2007年，基金会组织了来自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30位智障孩子，去上海观看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奥运动会。特奥会开幕当天，作为随队工作人员的王冰，和孩子们一起坐在会场的观众席上。“我们和胡总书记坐在同一个看台，当中国代表队的运动员走入会场时，孩子们都纷纷站起身，挥舞起手中的小旗，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他们兴奋的表情。”王冰说，虽然这些孩子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但是当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他们也会激动不已。那些天里，孩子们每天挂在嘴边的都是特奥会的口号“你行，我也行”。“那时我才觉得，这些孩子们有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她坦言，自己被这些孩子们感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感动，才让她更加坚定不移地继续公益之路。“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很有限，但如果能够聚集起更多人的力量，就能改变更多人的生活环境，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些事情。” 　　“ 志愿者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谈起西部发展基金会6年来的发展道路，王冰坦言，一路走来，他们离不开合作伙伴、企业和志愿者的支持。2004年的转型虽然让公益组织更好地发挥了职能，但也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大家都没有受过相关专业知识的教育，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基金会，什么是民间组织，没有人知道应该从哪里募款、如何募款。”一群充满热情的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就开始组织起公益活动。由于人员有限，又没有专业的策划能力，组织活动时他们常常会走不少弯路，这时，志愿者就成为了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的志愿者很难统计具体数量，一些小型活动中，或许只有一两名志愿者帮助我们协调工作；而一旦组织一些大型活动，就可能会有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志愿者参与进来。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加入了我们的数据库，平时分散在各自的工作或学习岗位上，有活动需要时则参与进来。他们不但满腔热情，而且拥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专业技能和资源，能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杨东是西安市高新区某品牌传播公司的经理，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西部发展基金会。他告诉记者，触动他的，是基金会的一句宣传语：“每个人贡献一点力量，就能改变地球。”于是，他开始帮助基金会组织公益活动。听说基金会没有做项目方案的专业人员，他就带着自己的公司包揽了所有的项目方案，还带动公司员工和客户一起加入到公益活动中来，投入了许多资金和精力，却从不求回报。他说：“最初我只是公益活动的参与者，我加入其中并从中得到了很多快乐；而现在，我越来越将自己看做了公益活动的一部分，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公益之路需要合力推进 　　在采访中，无论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或是志愿者，都向记者谈到了一些公益组织不可避免的问题。杨东告诉记者，随着自己对公益组织的深入了解，他渐渐意识到，缺少专业人才、公关能力、推广能力和知名度，是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西安有很多小型的公益组织，他们往往渠道不畅、能量有限，和企业之间没有找到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企业听到‘公益活动’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捐款’，于是就会本能地反感或回避，而事实上，公益并不是施舍，如果能将这些小组织‘串联’起来，将‘草根’变成‘正规军’，形成合力，加之有效的宣传和推广，在企业、公益组织、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就能通过公益活动，让企业和公益组织得到双赢，也能使公益持续循环，形成一种发展的良态。” 　　与此同时，基金会秘书长黄榕也向记者坦言，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公民的捐赠意识刚刚苏醒，捐赠渠道也没有建立完善，公益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尚须时日，这些都是制约公益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人们对于公益组织的认识不足、信任感不够，公益意识的培育也刚刚开始。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始，中国公民的捐赠意识开始觉醒并迅速发展，然而，这种意识还主要停留在大灾大难时的冲动捐赠，而没有形成常态。”黄秘书长说，事实上，公益并不仅仅是指灾难来临时的捐赠，而是随时随地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公民意识”。“环境问题、弱势群体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一个公民的作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看到问题、发现问题、愿意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才是公益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在这种意识的养成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黄秘书长告诉记者，基金会正在与国内和国际的合作伙伴一起筹划一个地方性的志愿者中心，建成之后，将集志愿服务宣传倡导、志愿者数据库管理、志愿服务岗位和项目开发、志愿服务能力建设和培训于一身，成为西安志愿者活动的平台。她说，希望该中心的建成和发展，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做志愿者、加入公益活动的便利途径，让更多的人为公益事业尽一己之力。 　　 短 评 　　“公益意识”亟须培养 　　在我们身边，民众的社会公益意识还是相当淡薄的，这已成为制约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促进广大民众对公益的认知、了解、接受、赞誉并付诸行动，使国民牢固树立公益价值观，使公益行动从少数人偶然的善行发展到绝大多数国民的道德自觉，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分析民众公益意识较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烙下的印痕，一切都是由国家包起来的，个人和企业不必承担公益方面的义务或责任。而现在市场经济的状态下，一方面贫困的人群需要得到他人的资助；另一方面，有能力、同时也有意资助他人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社会需要更多的公益组织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双向的需求。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的公益性组织发展还很不够，民众的公益意识也还要大大加强。 　　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堪称是先行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呼唤一种社会的和谐和关爱，在呼唤全社会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关注弱势群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感召力已经吸引众多的志愿者加入“公益”大军，而且呈上升的趋势。 　　呼唤民众的“公益意识”需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现在就做、从我做起、形成常态，这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