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國，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黨二十二年的一黨專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國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國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國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獨立思考、獨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國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黨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國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獨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國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國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國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專制集權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國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國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國》，这本书中國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國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國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國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國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國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國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國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馬克思说中國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國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階級。士绅階級是当时中國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國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國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國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國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國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黨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黨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產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黨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國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國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國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國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黨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國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國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國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國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國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黨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國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國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國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國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國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國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國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國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國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風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國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國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后的中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國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黨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國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黨、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國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國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國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國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國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还是共產黨的《新华日报》，这些黨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國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國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國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階級，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國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國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黨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國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黨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國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变局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 　　赴日“镀金”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黨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则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影视和绘画作品中的徐锡麟，用艺术的手法，分别描述他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场景。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 　　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起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黨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蹿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嫉。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支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黨及内地宁皖黨人”。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满人不降者杀。反抗本军者杀。乘机打掠者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黨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总督端方拿获，供出有黨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黨也未集结完毕。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黨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黨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黨，但恩铭也许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黨，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黨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黏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黨—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却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们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匡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杨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陈胜变了荆轲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作者原标题：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20:47:37 阅读量：877次 　　回顾百年，辛亥革命“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说法已经彻底沦为苦涩的笑柄。枪响了，子弹也飞了，而且“无量头颅无量血”，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从后觉者看来，辛亥所引发的一系列夺权游戏，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这一最重要目标，所有的鲜血都蒸发成了空气，历史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们曾经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真民主的机会，1912年溥仪退位之初，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骂声中死去后，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中华民国，数次机会都曾给过我们一线曙光。可惜，王朝更替、夺取政权、追求一权独大远比相互妥协、议会政治、多党轮替更刺激，大家忙着刺刀见红、你死我活，激情压倒理性，立宪的希望一次次被枪声剿灭。时至今日，环顾四周，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似乎准备留在世界队伍的末尾，跟北朝鲜一道当好杯具的副班长。 　　共和的目的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能保障各阶级利益的公共架构，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因此，依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民国”，不是“君国”、“党国”;是“和国”，不是“武国”。 　　现代共和是基于法律和制度力量的政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能从单一的道德走向制度建设，这些国家往往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最明显的就是法兰西和中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开始，法国就走了一条按卢梭所设计的道德立法的古典共和之路，“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一场接一场，不断革命的最后，终于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谁都高举着“公意”的旗帜，做出种种道德许诺，以满足共和的道德饥渴，导致法国近代一直风雨飘摇，在帝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晃荡。这个特点完全被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所继承。一直到1958年通过新宪法，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法兰西才开始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当宪政成为了共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兰西的共和才有了制度保证，其特征是：宪政、法治、通过代议制度的自治、对自由的信奉。法国的新宪法除了继续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外，确立了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至高无上，其必要的制度设施包括：代议制、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政治、投票选举制等等。由此可见现代共和离不开自由与宪政，自由与宪政也离不开共和。 　　宪政的前提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党与社会的分离。宪政的精神在于用法律的手段使当权者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为公民提供判断政治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的依据。共和的顺利推行也必须涵盖这一前提。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注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在宪政的角度看，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宪政的本质就在于限政。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个有自由无共和的地方，显然要好过一个有共和无自由的地方。因为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持续的共和。当然最理想的地方既有自由也有共和，这就需要在共和与民主之间维持足够而和谐的张力。总之，用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换来的政府的和谐维稳，决不是宪政所要保障的那种共和，只能是专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民主、真共和、真宪政的标准很简单： 　　1、军队是否归属某人、或某个政党所有。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征兵加入的却是党军，这是以公谋私，军队的本质应该是国防军而非党卫军。 　　2、国民是否拥有一张选票。国民如果不能公开独立的参与选举活动，公民权利无从谈起。 　　3、主权在党还是主权在民。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只能证明国家的主权并未在国民手里。 　　假共和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国民，而是少数权贵阶层;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拒绝政治改革，拒绝还政于民。 　　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言：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统治者仍然贪恋主权在皇，不肯主动改变游戏规则，百般阻挠，不断延缓立宪的到来，最终激怒了“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当一切和平转变的道路都被堵死，革命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激烈方式发生，这是历史的还原，也是现实的警告：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能真正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并保证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走向共和，革命的一幕将很有可能重演。 　　辛亥百年纪念，各级政府像打了鸡血一样，高调抢夺话语权，乱拜山头认祖宗并非是明智之举。重披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能改变严峻的现实以及变革的需求。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拼凑而成，并非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呈现出一种什么可以篡改的模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正是偶然性的戏剧写照，跟晚清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资源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教育，不能回归乡村，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眼看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丧失希望，很多人最后就只能把希望寄于革命。清政府晚期的政改还有时间表，还有路线图，而现在的政改则遥遥无期、形同儿戏，随时都可能被“不搞”所扼杀。革命是一切都已经绝望后的溃烂，当民众仍然给予你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否则将是万劫不复。

[12]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理解资先生，支持资先生，学习资先生！ 祝资先生保重。 用户： 诚言 发表于：2011-10-12 1:23:38 支持 (0) 反对 (0) [11]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资中筠         ===============     还有两个问题。：         1，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政治方面的教育，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还得从幼儿园开始；       2，有些大师有时也讲假话，有的网站在某些方面也造假。打假真难！ 用户： zmx1941 发表于：2011-10-11 21:29:47 支持 (7) 反对 (0) [10]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资先生非常真挚、非常质朴的发言令人感动。我们湖南耒阳人（此地近年来似乎名人不多，见报率出镜率很低）以您为骄傲，不是因为您的成就、您的荣誉，而是因为您的绝对“不合时宜”的常常“感时忧世”的人间真情！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10-11 18:41:27 支持 (25) 反对 (0) [9]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很认同主贴的很多观点。 我都60岁了，想来也没有机会在自己家乡享受出了海关后的那种轻松自由和做主人（出国后真的是老看见仆人的）的感觉。 只能祈祷和祝福：中华民族快快长大吧，别老憋屈在幼稚园的样子了。 用户： 迷途汉 发表于：2011-10-11 18:24:40 支持 (22) 反对 (0) [8]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资先生真乃智者，佩服之至！ 另，女士也可以称先生的，特称德高望重的女性，她很配这个称谓。 用户： 古道西风 发表于：2011-10-11 15:51:55 支持 (28) 反对 (0) [7]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非常遗憾！好几个留言的朋友还不知道资中筠是一位女士！！！ 大家去看看她的容貌吧。非常可爱的一个仁慈的老奶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101046705.html 用户： 沉默很好 发表于：2011-10-11 14:44:10 支持 (24) 反对 (0) [6]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中国缺乏胡适、李慎之、谢韬、李普、蔡定剑、杜导正、江平、吴敬琏、资中筠、袁伟时、周有光先生这样坚持真理、有良知、用所学知识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大师和学者！大学出不了大师也就罢了，千万不能出伪君子，出魔鬼化装师——丧失良知，倒行逆施，回避民主和法治，为专制和倒退涂脂抹粉，祸国殃民！ 用户： 晒先生 发表于：2011-10-11 13:40:39 支持 (47) 反对 (0) [5]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祝资先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写这一类启蒙性质的文章，看起来无大用，但水滴石穿、集腋成裘啊。 用户： LJJ 发表于：2011-10-11 11:25:50 支持 (41) 反对 (0) [4]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令人宽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资先生这样的人，这些人竭尽全力的推动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草民们知道还有人在想着这些事情，在睁眼一抹黑的环境下也能看到了一线希望。 用户： YYXUN 发表于：2011-10-11 10:56:54 支持 (48) 反对 (0) [3]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我们的下一代也难逃这种悲剧掩映下的人生。我们的教育在恶性循环，在拔苗助长中摧残创造力。大面积沦陷的各行各业正持续失去活力。失血的青春和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互相支撑，未来必有一番血污之挣扎。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10-11 10:21:26 支持 (41) 反对 (0) [2]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非常认同资先生讲的五点，真难听到如此真诚恳切的谈话了，我们这代人身老了脑子还没老、技废了思维还没废，活着有口气总是要思考的，“感时忧世”此生难弃。 同资先生一样，时下我基本上是悲观态，曾经认可话已说尽、事无可为。然而也同样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资先生道出了我辈的心声。 说句犯忌讳的话，如果没有突来灾病，我们应该还有个十年、二十年继续思考的日子，心不死则“感时忧世”不已。中国人苦难沉重，总还要看到来日，让我以一个鲜活、自由、独立的生命思考，以壮大“自由联合体”之声势，为来日增添点微弱亮色！ 祝资先生健康愉悦！ 用户： 墨汀 发表于：2011-10-11 9:38:20 支持 (54) 反对 (0) [1]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先生说得好极了，说得十分到位。因为现在有不少人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有意地作相反的努力。 用户： 银杏树下 发表于：2011-10-11 9:27:08 支持 (61) 反对 (1)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