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中国现代性的起点，需从清末算起。清末的改革，不仅深深影响了此后长达11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路径、成本，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饱受非议。无论是否认可，都不能否认，这个起点对于仍然在进行时中的中国转型，具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袁伟时表示，“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他看来，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自由、稳定和法治建设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改革，实现向现代化国家的和平转型。”袁伟时如是说。 　　主动改革的条件 　　《华夏时报》：传统历史语言中，晚清政府都被描述为抗拒改革者。事实证明不是如此。权力拥有者在清末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袁伟时：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两次被占，民穷国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国门打开，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 　　《华夏时报》：站在今天的角度，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袁伟时：这里包含两个问题：1.如何看待清末新政？2.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的1898－1912》一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很了不起的变革，是“黄金十年”的“新政革命”。我认同他的这个基本观点。 　　清末新政成功地进行了三大革命，影响深远：一，采用市场经济，使经济自由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教育制度革命，废除科举，推行新的教育体系；三，废除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实行法律革命和建立了新的独立的司法制度。此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革命性的，中央和省成立了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与此同时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从中央到基层三权分立的雏形开始浮出水面。可惜，后者没有大刀阔斧做完，有些环节被扭曲了，如皇族内阁，导致革命爆发。 　　从这一系列措施来看，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标志着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与此相比，辛亥革命创新的东西倒是乏善可陈，其后的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延续。 　　《华夏时报》：新政的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这如何解释？ 　　袁伟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晚清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财政收入到1909年已达到2.8亿两，比19世纪末整整多出了2亿两。就是受革命影响的1911年，其财政结算也有2.6亿两。原因无他，办企业原来要由政府层层批准，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便，把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 　　经济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战火几乎连绵不断，但经济仍在持续发展，1912年至193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竟高达9.2%！而1894至1913年间，民间产业资本更是高达15.08%。一些学者赞誉这个时期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华夏时报》：如果经济自由没有保障，那经济就缺乏了发展的基础。 　　袁伟时：对。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有没有经济自由究竟有什么不同。没有经济自由，发展就会落空，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起的，然后转到城市。中国要进一步崛起，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当然，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它与法治是一体两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保障。说到底是“身贵自由”（严复语），现代公民必须是自由人。 　　《华夏时报》：地方自治和商人的影响力扩大，也是晚清新政中的一个显著现象。清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地方自治呢？ 　　袁伟时：清末的地方自治搞得很好，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如地方商会就达到1000多个，而且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都是独立的，不受官府控制。商会还有自己的商团（私人武装）和报纸，经常对国内外大事发表意见，维护自身和地方的利益。 　　此外，各地还成立了作为宪政预备机构的谘议局，一定程度实现了对行政权的监督。例如：谘议局的一些会议记录里记载着，议员们积极参政议政，揭露官员的腐败，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成绩显著。 　　《华夏时报》：在晚清的变革中，您对租界所起的作用也给了不同的评价。 　　袁伟时：租界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租界对中国变革的好处，凡遇战乱，人流和资金流都会涌入租界。由于各级政府和军阀不敢侵犯，它成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从而带来了新的经济、新的文化和新的治理社会的方式。 　　比如，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金融机构都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机构的保护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黄金和外汇买卖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也很发达，既自由又安全，因此，上海远远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区而成为远东金融中心，而且中资金融资产超过了外资。 　　延误会丢掉改革成果 　　《华夏时报》：按照您的分析，清末新政改革既然成就斐然，经济发展也很快，但是为什么还会爆发辛亥革命呢？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一个是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满族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到最后达到了500万人。这些人都是吃皇粮的，全部成为既得利益者。更严重的是几乎是无官不贪，特别是作为领导核心的皇族也贪污，这自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了。 　　其次，是一些主要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当时川汉铁路的修建没什么进展，负责建设的公司是腐败的。但既然是民营公司，就应该由股东自己去整顿解决，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而清政府却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下就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民众的怨气都集中到了政府头上。而且，冲突起来之后，政府又采取镇压的办法，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最根本的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现代国家中的社会难题（实质其实就是利益冲突）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民主、法治程序可以把它纳入和平、理性的解决渠道，避免暴力冲突。但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老说“立宪”，1911年组织内阁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人”手上，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改。于是，民间的怨愤因为没有正常宣泄和表达的渠道，自然只有革命了。 　　可见，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自己制造的，是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华夏时报》：在您的文章中，不时看到您对李鸿章、袁世凯等这些改革派的“赞赏”之辞，那他们有无一些共同的特点或缺陷呢？ 　　袁伟时：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世界大势都有所了解，而且对现代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世界上的新的文明，比如必须办新式企业，必须废除科举，这在推动晚清社会前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很难丢掉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比如袁世凯到最后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统治者，主权还是归自己，他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主权在民，应该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讲是有先天的弱点。 　　《华夏时报》：如何办新式企业，李鸿章想到了“官督商办”，您如何评价其作用？ 　　袁伟时：“官督商办”一般都是民用工业，其中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盈利，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相对于清政府直接办军工企业，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李鸿章解释说：“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说服众商。”但在实际运行中，“官督商办”却变成了完全由官员控制的国有国营企业，企业负责人由官派，重大事项要请示官方，许多官僚在其中挂职拿干薪，把衙门的腐朽作风带到企业，有些成为排斥私人资本进入的垄断企业。比如：李鸿章从1876年开始筹议开办机器织布局，到1893年才全面投产；张之洞90年代办汉阳铁厂，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时；两者都是官督商办的突出典型。 　　《华夏时报》：就是在今天，公权力也在频频介入经济领域。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和私人大富豪，就是应该被打击的对象。其实，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也说发展经济一定要靠私商；70年代郑观应更是疾呼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官府的轮船也应交给私人经营。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直到甲午战争被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起步办现代企业，追求“自强”或“兴产植业”，但日本很快转向支持私人资本发展，而中国仍然迷醉官僚控制一切—“官督商办”，这是日本在19世纪末跻身于列强行列，而中国继续沉沦的基本原因。甲午大败就是其恶果。 　　可见，国家要富强的话，一定要依靠商人自己发展经济，不能再靠官僚控制，因为官僚办企业必然是腐败的，全世界没有多少官办企业是办得好的。但是这一条似乎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领会，还有些垄断企业继续在胡作非为，这怎么得了。 　　关键是要澄清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定要懂得：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是再分配问题；中国这块土地上各种成分的企业—外资、民营、合营、国有、个体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做大做强，让更多人就业，依法纳税，就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这是今日中国人人看得见的现实。肯定这一条，才不会让有些人白日做梦，希图再次没收私人资本，驱赶外资；也才会让投资者免除恐惧，安心经营。这是关系中国兴衰荣枯的大事，绝对不能含糊，一定要寸步不让。 　　《华夏时报》：您一直在说，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民营企业。那您对当前民营经济的现状如何看？问题症结在哪儿？对于其发展有什么具体建议？ 　　袁伟时：就像前面我所说的，清政权对资本尤其民营资本的重视，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开窍，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实行新政，清政府包括各省才不遗余力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所以清末新政十年的经济才有那么大的发展，成为一个辉煌的年代。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政府不设置障碍，经济是可以自行发展，自行生长的。 　　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因此，就当前而言，当务之急一是砸碎玻璃门，让民营经济进入一切行业，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二是让民营企业平等地得到银行贷款，避免再受高利贷之苦。 　　《华夏时报》：您强调“尊重产权，保护私有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早就已写入宪法，2007年也通过了《物权法》。目前这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袁伟时：清政府侵犯川汉铁路公司股权产权的行动，直接就带来跟民众的严重对抗，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训。因此，尊重产权和保护私有财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础，但是，尊重产权就是一定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现代经济里面，两者是分不开的。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就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社会秩序的稳定，归根到底要靠法治和民主来保证。 　　令人痛心的是，近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强拆成风；以劳教等形式，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巧立名目收税、收费；最恶劣的是用权力和阴谋劫夺私人企业，如此等等。 　　继续现代性进程 　　《华夏时报》：您不止一次提到“现代国家”的概念，您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出路何在？ 　　袁伟时：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或地区要发展起来，最基本的条件是稳定和自由，同时还要有保障自由的法治，这是现代社会要发展起来的最基本条件。因为总结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它没有民主但经济发展了，关键是它有稳定和自由。不是民主不重要，而是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自由扩大必然导致民主。 　　法治、自由和稳定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这条道路极其漫长，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辛亥革命后，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但遗憾的是，时势并未造就能够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轨道的政治家们，他们只是纠缠于权力斗争，国家因而沉沦。 　　《华夏时报》：具体而言，如何培植法治、稳定和自由的基础？ 　　袁伟时：一方面，要吸取经验教训，领会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认清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17.html

作者： 信力建   看书是我学生时代就养成的爱好，而旅行是我近十几年来的嗜好，中国人讲究知行结合，我践行之的方式是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每年总要忙里偷闲去国外周游几遭，尤其喜欢邀三五知己或七八好友成群，轻装简从，绝不走一般旅行社常设的购物游路线，而是结合大家的探究兴趣和游览地政治历史人文特色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学考察。故多次同游的“民主小贩”杨恒均美其名曰“流动大学”。 说是“流动大学”，倒也贴切。因为这样的旅行，绝不同于单纯的游山玩水，更是一次次思想的神游，目的地多为充满人文、宗教、政治特质的地区，其沉积的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本一千个人能读出一千种韵味的大部头。一个城市，一座教堂，一个纪念馆，一所公寓，甚至一面国旗，一个雕塑，一幅图画，一块徽章，都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政治面貌和历史陈迹，这其中的学问比教科书里的深厚得多，也真实得多。 而同行者，无不是国内各行业中的翘楚。如袁伟时、秦晖、金雁、张鸣、杨东平等都是国内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其中秦晖金雁夫妇熟知各国历史，更是研究东欧问题的专家。杨恒均、鄢烈山、笑蜀、吴祚来、秋风、余以为、陈有西、徐列、向熹、长平、文建明、周虎城、邓良平、陈诗峰等等，或为文化学者或为时评作家，或为媒体精英，或为知名律师，或为成功的企业家，皆是术业有专攻，眼界开阔博学多识，思想与时俱进。 在途中不仅可以欣赏沿途美景，遍访古迹和现代文明，而且随时坐谈论道，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牛人”肚子里装满了故事和学识，个个口才了得，各有高见，吃个饭的间隙都能举办一场小型的论坛。若是行到某国某处，正是某位学者专家研究的领域，必会毫无悬念地因地制宜就地开课，洋洋洒洒溯古论今，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精彩一课。一路上，彼此间更是谈笑激辩间碰撞出无数思想的火花，妙语连珠，精彩不断，互相受益。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旅途中有如此一群良友为伴，我如获至宝，这样的流动大学，想必国内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交多少学费也不一定能读到的。 而“流动大学”的课程则是要多丰富就有多丰富，从旅途中的建筑、人文艺术、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到该国该地的政经、文史、教育，都是大家谈论的话题，无不是就地取材、充满互动的生动课程。而且同行的各位精英本身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其中不乏在国外留学或长期居住者），经常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周游列国，友情遍撒。因此在途中常有机会与当地的学者或华人甚至本生本长的居民来个亲切的零距离交流，这样的交流更是比干巴巴的照本宣科要来得有趣得多。 如此有趣的“流动大学”，一定有人问，那么课堂在哪里呢？ 其实，课堂无所不在。 在风景旖旎如画的挪威森林里； 在开往曾经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的汽车上； 在承载着一个民族崇高信仰的哭墙下； 在碧波万顷乘帆昂进的米德湖上； 在冬日俄罗斯冰雪皑皑的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前； 在斯坦福大学弥漫书香青春洋溢的校园内； …… 在这所“流动大学”里，每个人既是求知若渴的好学生，着迷地探知所到国家的魅力，如北欧的富裕、美丽和神秘，东欧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前后的变与不变；以色列犹太民族坚忍和强大的秘密；日本让中国人不得不敬佩的地方，等等。同时每个人也是孜孜不倦的好老师，各有所长，并乐于发挥，如秦晖像一本活词典，对欧洲各国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让导游都没了用武之地。杨恒均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见多识广，人又极活跃，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灵通”。 英国作家G.K.贾斯特顿说：“旅行的目的不在观赏异地风光，而在以观赏异地风光般的心情，重新看待自己的国家。”这话在我们这所特殊的“流动大学”里充分地得以印证。每一次身在国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谈起自己的国家。别国好的东西，会在心中做个比较，或讨论自己的国家如何借鉴。看到别国的经验教训，又忍不住大大地感叹一番，这种“看着别国的风景，操着自己国家的心”的心态，算是一种莫名又复杂的心情。但更多的收获是，迈出国门，一路看一路思考，看得多了，眼睛更明了，更能分清曾经接受的教育中的真真假假，国家政治文化的利与弊。走得多了，人心也宽了，看问题的思维模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所以我特别愿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在博文中，或是邀因故未能去的朋友聚会分享，颇有一种众乐乐的愉悦。阅读博客上游记杂评的朋友，虽身不能至，却也可做一次字里行间的同游。 而我更希望的是中国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流动大学”，现在，中国人出行的方式已渐渐多元化，将旅行看成是一种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物欲和玩乐的基点上，相信于己于他人，都会有无限的收获。

作者： 信力建   1.【某日报：靠王林保财保命终究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王林是官场炮制出的演技不高超的蹩脚演员，是窥探某些官员贪婪无度镜子。王林们被某些官员当作精神鸦片救命稻草。对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该猛醒了，靠王林们保财保命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讲正气。 2.据法新社报道，赛西尔•柯燕戈是第一位进入意大利内阁的黑人女性，担任移民融入事务部长。26日，她在一次公开集会上演讲时遭人投掷香蕉。柯燕戈对此反应镇定，只是说，“请勿浪费”。后来，这位女部长通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表示，这是一件让人伤心的意外事件。 3.美国“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主席阿兰•钱伯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宣布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解散，对这些年被他言论伤害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致歉，“所有同性恋治疗是骗人的，我从没看过有人成功过。”新京报 4.《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刘虎周一（29日）发表在其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指其在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及万州区委书记期间有“严重渎职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 5.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对薄熙来案的依法处理，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以及建设廉洁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起诉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有关讲话是中国高层的首次表态。 6.被称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日前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 8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保护规定》明确了若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举证责任应由被救助人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湖南日前就官员婚丧宴请规定等征询民意，拟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葬礼外，其他事宜严禁邀他人赴宴。有人质疑做寿生子不准办酒是公权干涉私权，湖南纪委人士答复：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8.“我还是想感谢……感谢张亚东教练和朱志根指导吧！因为不管怎么样，十年了，能有今天这么快的恢复也是因为我之前有非常好的底子和能力。其实……”孙杨话还没说完，泪已满眼。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以绝对优势夺得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之后，孙杨在接受采访时两度落泪。 9.调查发现，广东人均日摄盐9.1克，超过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标准70%。“重口味”的后果，就是高血压患者群体庞大，“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高血压，50岁以上是1/2。”高血压又导致中风、心脏病、慢性肾病死亡率高，如果人均摄盐减至4~5克，专家推算广东每年因这些病死亡的人数将下降5万。 10.中消协29日对媒体发布的信息表示，无论线上、线下，经营者在销售代售或者代购火车票时强制搭售交通意外保险的行为，都属于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1.今天凌晨4点40分左右，福建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该石化项目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古雷PX项目已完成投资133亿元，项目施工进度达78%，已于6月试投产。中新网 12.昨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州市儿童公园建设工作方案》公布了儿童公园群最新建设时间表。广州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5个亿建设13个儿童公园，建成面积达到180公顷，这将是目前广州唯一儿童公园面积的180倍。 13.昨日，歌手吴虹飞的代理律师透露，吴虹飞因发出“炸建委、居委会”的微博后，目前警方已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检方提请逮捕。此前有检察官根据该罪名分析，吴虹飞可能会获刑5年以下。律师称吴已经向警方认错，“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无罪。”(南都） 14.【真正想要的才是最好的】1）最好的公司不是赚钱最多的，而是行业里最专业的；2）最好的工作不是收入最高的，而是能够成就你人生的；3）最好的客户不是贡献最多收入的，而是最懂你的；4）最好的员工不是最聪明的，而是能够始终追随你的；5）最好的朋友不是最常见面的，是你开口他必帮忙的。（@作业本） 15.【教育】美国小学开学上的第一课，整堂课的内容全是小学生跟着老师大声背诵：“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现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做出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生撰写的。（@黄蕴章） 16.@吴祚来：有网友告诫我，小心美国利用民主分裂中国。不知道他看到了美国什么机密文件了。我作为人民，害怕的是人民被分裂，人民被分裂成不同的阶级，互相你死我斗，人民被分成城里人乡下人，各种不公平，人民被剥夺公民权利，天天面临迫害恐惧。如果担心分裂，最担惊的事情早已发生，人类本是一家却分裂成国家。 17.朱学东：【中国的忧伤】在那些极端的事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毫无顾忌牺牲他人的利益，牺牲社会的未来，为一己私利背书。面对舆论的质疑，第一时间不是彻底严查，而是掩护背书，不是推诿给敌对势力的阴谋，便是临时工所为，几乎成了类似事件的必然流程。 18.俞可平：好多官员干脆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国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民族没有信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他们来说一个都没有，他们什么都不自信。 19.袁伟时：要成为创新国家必须告别自由恐惧症，让青少年自由自在成长。以大学来说，让学生自由转学、自由转专业，只要校长脑袋不僵化，立即能办到。除了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转学、转专业根本不是问题。计划经济思维害死人，不好好想想怎样为年轻人成长扫清障碍！

一周语文‖2013〈28〉‖2013-7-8～2013-7-14 右 为本周单字“魔“，“魔鬼”之“魔”。本周，天灾人祸并行而至，各种坏消息纷至沓来：旧金山空难，广西僵尸凤爪，都江堰泥石流，山西煤矿坍塌，北京某导游持刀威胁游客，湖南某新生男婴被护士贴条诅咒……唉，魔已上天入地，无所不在。 周三，旧金山空难为报道里，出自《中国青年报》的“花谢旧金山”一文引起讨论。 为此，媒体观察家徐达内以超常篇幅梳理 繁杂信息流 ，从中可知，短短一两天时间，这个原本仅局限于“专业讨论”的话题快速演变为粘连新闻生态、报格人格、官民矛盾、权力崇拜等诸多范畴的复合话题。 “《花谢旧金山》的那段‘想象’逻辑，极像我国上世纪50年代初对于‘英雄’的报道风格。喻国明说，以报道黄继光为例，当时有记者在报道描述黄继光在堵枪眼时，用一系列‘想到了……想到了’排比句。上述句子是用来烘托英雄的高大形象，对遇难者‘睁大眼睛’‘跳了起来’的描述，则在客观上表现出了某种‘高大’形象。 “张鸣说，向领导献媚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比如，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领导在场，有些人发言就会很肉麻……现代社会，崇拜权力的背后有着怎样根源？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张鸣分析，‘公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的约束，而人又都是喜欢被恭维的，这种恭维掌握权力者的陋习也就形成。’” “不能当真的，却被表演为真实，不能不说在参与者的心底已经盘桓有魔鬼。不仅丢掉了纯真、朴素，更是已经不敢面对真实的标志。正因为不敢面对真实，所以用肉麻的文字描述虚假的真实，并逐渐成为习惯。尽管这种虚假的真实别人不信，自己也不信”……前段文字来自评家许斌，原快评题为“ 虚假的真实是我们心底的魔鬼 ”。 汉字“魔”为形声字，《说文-鬼部》里说，魔，鬼也，从鬼，麻声，魔字随佛教传入中国，音译梵语而成，为“摩罗”一词的简称。在佛教语境里，魔鬼为影响修行、破坏佛法的邪恶之神，引申义有恶势力、神奇、爱好、入迷等。 ————————————————————————————————————————— ● 「 文革只有一页的二分之一强 」 语出作家徐星周二网易微博：“昨晚放映后有小姑娘感觉不满意，对她来说很多人物不清楚，这引发我一些思考，一个八十分钟私人角度的片子让一个二十几岁人透彻了解文革确是难事。但如果官方对文革态度不是如此讳莫如深大而化之，姑娘会有类似问题吗？当年为拍摄我曾找来高中历史课本， 文革，只有一页的二分之一强 ，现在还这样吗？” ● 「 红酒逼 」 语出作家沈宏非周二 微博 ：“‘红酒逼’。用来搭配‘绿茶婊’，没有任何一个词能比这个更合适的了”……此微博引发沈迷及打酱油围观者热烈讨论。其中“逼”字因有多解而被一再讨论，它所涉及的“绿茶婊”一词热于今春，语用范围相对窄小。 ● 「 师父，刷卡不？给洒家出三个月噻 」 语出网友MR-Giant留言。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说 ，暑假季来临，浙江天台山慈恩寺推“短期出家”体验。此新闻引发关注，网间各种插科打诨纷至沓来。网友MR-Giant留言说：“ 师父，刷卡不？给洒家出三个月噻 ！”网友MR-Giant留言说：“我想问，有机会转正么？” ● 「 子宫收费站 」 语出作家宋石男网易 微博 ，针对那张“超生罚金最新价目表”图片，宋石男点评：“伟大祖国的第五大发明：设在子宫口的收费站。” ● 「 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而是岛屿 」 来自网友本周推荐，语出作家李洱：“台湾的朋友认为自己是在岛屿写作，其实从文化传统上讲，台湾不是岛屿， 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而是岛屿 。1949年以后，台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断裂，与西方文化没有割裂，而大陆反而同时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割裂……只有与传统发生关联，与西方文化进行互动，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才可能焕发生机。” ● 「 持刀导游 」 本周新成语之一，来自媒体报道。据《新京报》记者周二 报道 ，上周四，一段持刀导游威胁游客视频网间流传。“发布者称，7月3日，一个北京一日游旅游团的大巴车，搭载游客到八达岭长城等地游玩，途经六个购物点，期间胁迫游客购买烤鸭、果脯等……视频中可见，一男子手持水果刀状物体，在一个身着绿色短袖男子身后大骂，脏话不堪入耳。多次威胁‘弄死你’”。 ● 「 别摸我，我是一坨屎 」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报道 ，上述这句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被人贴在一个新生婴儿的脸上……7月4日，孩子妈妈到医院看望宝宝，却发现婴儿脸上用透明胶贴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摸我，我是一坨屎’。院方解释说，这是两个新护士相互在脸上贴纸条玩，抱孩子不小心沾到了孩子的脸上。 ● 「 僵尸凤爪 」 本周新成语之一，来自本周媒体 报道 ，“今年5月，南宁市警方曾在一窝点缴获20多吨假冒伪劣凤爪成品及鸡爪、牛百叶、牛黄喉等走私原材料。而在这一窝点的冷藏库里，民警发现其中一些原材料（鸡爪）包装袋上印制的包装日期竟然是三四十年前，其中‘资历’最老的鸡爪，包装日期显示封存于1967年”……为此，网友狂马微博里写：“刚才有同事感叹， 我真是不相信，这些鸡爪能平静地度过文革 。” ● 「 烂片影响我冷艳的气质 」 语出作家叶三微博：“蒙袁伟时老师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今天开始读《昨天的云》，很喜欢。要减少看烂片了， 烂片影响我冷艳的气质 。” ● 「 粉丝电影 」 类型片新品之一，近日因《致青春》等新片票房大卖而被频频 提及 ，主要指那些专为某粉丝群制作的影片，大致算“族群定制品”？对更广大消费者而言，粉丝电影可看可不看，而对专属人群而言，则一定意义非凡。“粉丝电影”互动基础模式是“粉丝拥趸偶像，偶像消费粉丝”，且具有为粉丝群体量身订制、主演多为偶像明星、制作成本相对偏低、票房收入或可奇高等特点。 ● 「 硬把一篇文章删成了一首诗 」 来自网友椎名曦欢 推荐 ，语出某位六年级小学生，是她（他）短诗“冬天的老树”中的一句：“自从秋天开始/就在删节/到了冬天/ 硬把一篇文章/删成了一首诗 ”。 ● 「 转世党 」 网络熟词，指那些被禁言或完全删除ID的网友，当其重新注册新ID二度发声时，即默认属“转世党党员”，其“转世”之名多在原用户名后添加“二世”、“三世”等字样予以标识或区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老师即自诩“转世党员”，描述光荣转世，郝教授在微博写：“老子就是不怕加入 转世党 ！混微博，都不是转世党员，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 「 好不甘心，坏不忍心 」 语出网友曲凯博文，原题“我与董小姐”。该博文特别处在于，它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类的怀旧，不是“从此不再相信爱情”式的怨怼，而是从那场无结果之恋中细细咀嚼所获取的滋养或慰藉，其中一段写：“我总去羡慕那些比我坏的人，他们坏得毫无负罪感，可以享受一切不义之财；我也会羡慕那些比我好的人，他们好得甘心无故付出，不会去计较多少。董小姐一直说我最不成熟的地方就是 好不甘心，坏不忍心 。她说你要有原则，要懂得哪些值得拥有，哪些值得羡慕，又有哪些是该要拒绝的，不然在这个世界上，会活得很辛苦。” ● 「 微信银行 」 指借助微信平台开设的微信主题频道。媒体报道 说 ，近日，招商银行宣布升级微信平台，推出全新概念的首家“微信银行”。“微信银行”不完全等于开设于微信平台的公众账号，因为它并非各金融机构普遍拥有的“微信客服”，而是一款“典型的金融互联网产品”。招行于7月初“推出的微信银行服务范围从单一信用卡服务拓展为集借记卡、信用卡业务为一体的全客群综合服务平……招行把相当一部分零售业务开到了微信上，就差从手机里提现了。”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发表于2011-10-26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