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成都拟建立千人网络评论员引导所谓不良言论，民众批评当局此举是糊弄上级无意义，有维权人士呼吁申请政府公开网评员的信息。有左派人士网络公开所谓“锄奸录”。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网络中批评政府，当局也出台新政策和办法以打压网络言论。 成都将成立千人“五毛”团队 成都日报周三报道说“今年将加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依托各级文明单位组建1000人左右的基本队伍，发展100人左右的骨干志愿者队伍和15人以上的网络文明特约评论员队伍。”报道还称将透过博客、微博、评论、跟帖、QQ等多种方式，在全国重点网站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有效引导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网民们表示这是当局在招揽“五毛”来引导网络舆论，“五毛”一词是指当局雇佣的拿钱发帖、用以引导舆论的人士。深圳徽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在微博表示“这种做法只能证明成都宣传部门是一群蠢猪，完全不理解现代传播模式下的特性，还是以为可以大呼啦一上就能干啥，除了糊弄上级的所谓政绩，和授人以柄的笑话外，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在成都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告诉本台记者： “今天就有民众说要到相关部门去申请公开网络大军的名单，因为这些网络大军是使用纳税人的钱，所以公开名单也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个基本做法。众所周知，我们面对的一些人当面是朋友，背后却是这种网络大军的一员，这样子我想我们会很尴尬。当今中国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之多，他们误导舆论，很多时候都是为官方效劳，有些时候他们也是起到了一个转移视线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现时这些网络大军的姓名必须公开，保障真实的舆论环境。” “自干五”公布“锄奸录” 而除了从官府领赏钱的，还有被称作“自带干粮的五毛”，这些左派人士也试图攻占网络舆论，甚至口口声声要“锄奸”。网名“春申谢客来”者周三在微博中发表标题为“部分网络著名公知底细大起底”的帖子，公开了数十位互联网活跃人士的相关资料，包括著名草根微博作业本、学者袁伟时、章立凡、贺卫方、作家慕容雪村、潘婷、历史老师袁腾飞、歌手左小祖咒等。而这份所谓“锄奸录”的名单中都有附上上榜人士的信息，还使用了大量的粗言秽语。 对于左派和五毛都想抢占互联网舆论，负责多个网站运营的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告诉本台记者： “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互联网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左派和五毛不管在BBS还是在微博上面都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他们现在有底气的原因是可能感觉到今年中国的情况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左转。但是不管官方还是五毛有多么的猖獗，在互联网上面他们是左右不了舆论的。中国的民众已经觉醒了，官民之间已经严重对立。他们不管是控制网络舆论还是对右派知识分子或者是维权人士采用一些抹黑栽赃谩骂等手段，肯定都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他们改变不了世态人心的变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当穿着一身黑灰色西装加白色衬衫、踩着黑皮鞋的袁伟时走进由地下车库改造的先锋书店，早已围坐等候的读者们给了他整齐的掌声。尽管身躯瘦小却步履矫健，这也许是平日在家坚持锻炼的效果。自称粉丝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起身迎接，两人一同坐上了讲台。旁边的书板写着“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原是新书《昨天的中国》自序题名，被用来作为书会的主旨。 　　一、讲真话 　　袁伟时年逾八十，杨师群也过耳顺之年，两位先生的状态让工作人员惊讶不已：“他们精神怎么这么好？”“因为他们讲真话”有人说，“心不累”。 　　果然，一开场，袁伟时便提到做毕业论文以及后来在大学教书，总有一些问题不能碰，甚至多年前写的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至今未能公开发表。他说：“对孙中山的这种评价、解释在国内外没有人说过，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但是，文章只能在网上流传。杨师群对此更为感叹：“讲真话，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自称受袁伟时启发在《中国历史的教训》里写了一篇《孙中山：应予请下神坛的伟人》，出版时却被完全删除。他认为讲真话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然而他说，“很可悲！” 　　二、历史障碍 　　当袁伟时回到研究历史，便努力要解决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一直那么穷困、那么落后？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拒绝人类文明的新成就。 　　中国发展的历史障碍在哪里？袁伟时说：“首先需要承认，从明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制度落后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俄、中、英三个大帝国的对比上可以看出来，人类的思想、文明已经进展到很高的程度，而我们依然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抗拒外来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根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发源了，而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的洼地，达不到人类文明进展的高度，西方先进的思想传到中国来，和原有的思想相撞击，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办？接受了就前进一步，不接受就会走大弯路。“ 　　其次，便是极端思潮。打着革命和民粹的旗号，提到很高的道德高度抗拒现代文明。说到民族主义，袁伟时激动起来：“民族主义动不动就讲中国怎么样，两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911，居然有人欢呼炸得好，起码的人道主义有没有？还有一个是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文革期间的标语口号都出来了，太不像话了！” 　　杨师群曾致力于研究中国东周秦汉社会转型，他很赞同唐德刚关于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的观点。对于第一次社会转型“我持否定态度，失败了，是一场悲剧，以至于中国两千年走到近代如此愚昧落后。”对于第二次，他说，“走得非常艰难”。 　　而关于传统文化，袁伟时理性而务实：“现在很多人提出西方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我认为这种想法太过片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公民教育的需要。”他反对少儿读《弟子规》，“现代社会，文化应当是多元的，除了儒家，道家、基督教等各种思想应当百花齐放。” 　　三、历史人物 　　“看清楚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四个人，就能看清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果想理解民国历史，就无法绕开孙中山，也一定要重新认识北洋时代。”袁伟时把话题转到了听众最感兴趣的地方，他说，“北洋时代被妖魔化了”。 　　关于袁世凯：“民国初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你可以责怪袁世凯，这样那样做得不对，但是，你又要看到袁世凯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为什么最后会走上另外一条路？” 　　关于孙中山：“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拿起刀枪干革命，这个传统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发动了三次战争，所谓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民革命。在我看来，客观地讲，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前进都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二十世纪不能实现现代化，和革命代表人物孙中山的革命传统有关，孙中山没有想到重要矛盾要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而不是拿起刀枪。” 　　．．．．．． 　　对于历史人物，袁伟时告诫大家：“要很客观地看他们的成败得失，不要跪在他们面前，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杨师群则接过话茬，掷地有声地说：“绝不能再干革命，我们要好好改良，但是，必须坚定地改革。” 　　四、改革 　　说到改革，袁伟时首先说起了日本：“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光学船坚炮利而不学制度。明治维新从教育、经济各方面学西方，但政治体制不学，结果变为人类的灾难。光是学一部分还不行，你要认真接受现代的文明。中国连日本的水平都没有，到二十世纪反反复复。我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但是，要发展到下一步就需要继续改革，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但是经济，而且是文化、教育、政治，各方面都要改。”关于“中国模式”，他皱起了眉头：“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不懂。学了一半，应该改的东西还没有改，就说已经创造了世界发展的新东西，是不是太离谱？” 　　杨师群坚持认为近代愚昧落后的根子在古代：“我们一定要把根子清除，一定要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智慧，弄清楚应该做什么？应该抛弃什么？要真正使民族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如果不好好在制度方面走出步伐，很快会进入瓶颈。”而对于“全盘西化＂的指责，他说，“这是个伪问题。”他赞赏世界主义的眼光：“我们民族如何在世界大家庭里和睦相处，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书会的讨论很热烈，还提到了英国宪章运动、人权、文化审查、香港国民教育等问题。杨教授会间笑言：“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多看看袁老师的书。”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 以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 “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1972年以来，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 2.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日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20世纪70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2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30万，有说40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20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同上，第38~39页。 进入21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2006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这些贷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续费，低利率，大部分没有切实的担保，没有附带政治条款，在民国初年的贷款中是最为优惠的。民初中国政府对外借款通常是合约上写借一百元，实际只能拿到90元左右甚至85元。在此以前，只有1916年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的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也是比较优惠的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难怪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原敬继任内阁总理，就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优惠贷款了。 再从用途看，与流传甚广而未经核实的宣传文字不同，实际情况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国交通银行之整理及支付内外债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参战准备的军事费，其他一成多用于用于一般行政费用。”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的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条件优惠而且大部分没有归还，白白给中国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国挨板子理所当然。中方有关人士被目为“汉奸”，那就有点冤枉了。何况这些贷款即使有问题，主要责任人也是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陆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胶济铁路交涉。 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同日与英舰共同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开始。9月2日日军万人在龙口等处登岸，奸淫抢掠，军纪很坏；此后节节进占，10月6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发指。 面对各国的压力和中国的抗议，几经交涉、折冲，双方达成协议。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同上第167、168页。日军撤退，民政权收回，减轻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过，这些权利本来应该从德国人手中直接收回，这样互换照会，等于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这就是在巴黎和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中国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由来。 这是卖国罪行，还是经验不足的失误？王芸生在九一八以后编纂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之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同上第167页。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抗日战争期间的言行。 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 “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上，但他们都变着法子不到任，没有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坏事。 从以上四件事看，大体上可以断定他们不是什么卖国贼。 友：成见与真实相差太远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学术，麻烦就出来了。 占领道德制高点，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对自己的则是汉奸、卖国贼，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专制统治者和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诬陷对手为“汉奸”，更是蒋介石的惯伎。翻开蒋介石日记，一个突出现象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字眼连篇累牍。胡汉民、孙科、陈济棠、龙云、邹鲁、阎锡山……都曾被他加上这些歪帽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笔下的“共匪”）更不在话下，全是与日寇勾结随时准备投降的卖国胚子。盖棺论定，绝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黄、不值一驳的捏造。 友：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袁：这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 胡适的“买办文人”即准汉奸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形式逻辑没有生根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时痛骂敌人是蛮夷，大言不惭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不准“以夷变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大义的化身，冀图一举跃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这类人的继承者则变个调子，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异议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无论顺境还是困逆，乱派“汉奸”帽子都是沽名钓誉的捷径。 四是以“革命行动”定是非，或曰“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以极端分子的激愤言论和口号为标杆，横扫一切。 五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公民社会的成熟以自由讨论为首要条件。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也是多数公民在多元比较、辩驳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础。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应运而生，被压抑的沉默多数在浑浑噩噩中沉沦！ 动辄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图的勾当。头一笔红利是显示自己爱国主义立场无比坚定，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比对手肯定高出一筹！ 于是，谔谔之士视为敌对分子。知识群体犬儒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消磨殆尽，大批沦为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 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调和矛盾、融入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当然不对；但是不管形式怎样，矛盾总是通过斗争解决的。 袁：斗争哲学在中国的遗毒很深。概念之争可以弄得很烦琐，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还是让哲学回归社会生活吧。在中国的语境中，“斗争”的内涵通常包含冲突。 我同意矛盾无所不在，但是解决或发展的过程没有命定的规律，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就社会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处理过程不断调和，避免决裂；结果是融合新旧，综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容易。障碍在于过时的观念把中国人的手脚捆住了，必须冲破自我设置的牢笼，解放思想。 友：去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还在吵这个问题。 袁：积重难返啊。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庆幸。涌现了一批筚路蓝缕的英雄豪杰，但也弥漫着转型期特有的庸人综合症。主要病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眼光狭隘，观点陈旧；但是一披上民族大义和为穷苦人说话的大衣，反对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历数了不少陈旧观点，眼光狭隘有什么主要表现？ 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支配下，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偏光眼四处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们忘记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寻求双赢，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西欧再次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让人景仰的典型。合理的联想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携手共进？ 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也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是全球化的过渡步骤。中国人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乃至亚太共同体降生。热衷给别人乱戴汉奸、卖国贼帽子的人，对这些都是反对的，鼠目寸光，太可怜了！ 友：还要不要讲国家利益？ 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化解国家之间首先是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促进联合，让各国都能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国支配全球，不发达国家吃大亏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以1978年为界，闭关锁国与融入世界，不是冰火两重天吗？一些国家现在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与富裕国家差距拉大，不检查自己的方针政策，将落后和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发达各国的状况却大不相同；说到底无非是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斗争哲学还是主动调和矛盾、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冲突，再过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调和矛盾，按照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本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其中了。标准非常明确，问题是要落实。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长，艰险，需要各方出力和监督。   【注释】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同上，第38~39页。 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同上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页。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at2t.html ）  

　　袁伟时简介 　　袁伟时，193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史学者。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转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70年代起，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儒家礼治限制不了皇权 　　在儒家传统里，寻找政治改革的资源，清末的康梁维新变法即为典范，名之“托古改制”。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转变及经济的崛起，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急剧分化，以引介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刘小枫，以及研究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秋风，陆续转向传统，影响遍及整个学术界。除此，当代儒者蒋庆，2001年仿效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昔日谪居修道之地贵州龙场，建阳明精舍，倡公羊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蒋庆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一书的中文译者，他的选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面对此种思潮，袁伟时教授一一作了回应。秋风受到汉代儒生董仲舒的启发，认为天命可以制衡皇权，最终实现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袁伟时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妄想。提倡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的董仲舒，试图以阴阳灾异之说规劝汉武帝，结果被判了死刑，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老命。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董仲舒不能说完全没有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和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时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袁伟时认为，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法律的约束，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 　　关于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袁伟时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已说的很清楚。清廷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之后，1900年居然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为此，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慈禧不但不接纳，谏议者反而无一幸免。这说明，在关键时候，士大夫和儒家礼治根本无从制衡最高权力者。 　　在儒家寻宪政资源，有个前提，皇权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应明确规定，皇权犯法所必须担负的成本，如陈水扁东窗事发，就必须进监狱。读儒家，一直有个问题，天子即便犯下弥天大罪，至多就是士人谏议，史书谴责，皇帝实际一点损失也没。礼法在关键时刻约束不了皇权，而且没有明确皇权犯法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袁伟时认为，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教授曾经和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进行过一次深层次的对话。 　　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袁伟时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袁伟时却认为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 　　杜维明认为三纲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袁伟时则认为，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同时，袁伟时教授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因言治罪。《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袁伟时说，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 　　袁世凯不是卖国贼 　　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对一般的教科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结论不太认同，他觉得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依旧推行得很好。 　　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有各种各样，有一些观点认为袁世凯是偷窃革命果实，他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袁伟时认为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另外，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赞扬。 　　“二十一条”分５部分，关于第５部分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中国的警察、军队要请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凯说这些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５款那部分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它部分他也竭尽全力拖延谈判或是讨价还价，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达成的协议不过十多条。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签订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那十多条协议最终都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一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的要求写一个《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日本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这个全部没有实现，徒然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不满。 　　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袁伟时认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政权后，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化自身，涂污北洋政府的结果。除了袁世凯应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态度，袁伟时从其他外交方面，论述了北洋政府的功绩。他认为，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维护了中国主权。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要求独立，沙皇俄国试图将蒙古变为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进兵蒙古，第一次把蒙古收回，而袁世凯在世时也通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有努力谈判。1919年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华盛顿会议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 　　孙中山对自由和法治的认识不足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解历史真相。环顾20世纪的中国，甚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中山，宝相庄严、灵光闪烁。 　　袁伟时认为，讨论孙中山功过是非，先要弄清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他以为最重要的基准线是严复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任何有关的言行和事件都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有利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者是，不利者非。并不是所有反对袁世凯的人和事都应肯定。性质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正义，更不表明正义一方的各种举措都是正确的。 　　袁伟时以宋教仁案、临时约法、北伐战争等几个具体实例，论述了孙中山对法治和自由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的一些不良后果。 　　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发起的“二次革命”，袁伟时表达了不同看法。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三，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孙中山等国民党要员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意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 　　在国家进入正常治理程序时，孙中山、黄兴等人以兵争替代法治。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但它没有真正按照法治程序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首都迁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临时参议院说，若不同意，总统有权按程序退回参议院重新讨论。结果，孙黄二人没有践行其一贯追求与倡导的民主法治，而是选择了以武力胁迫参议员，迫使他们通过将首都改为南京的决议。 　　孙中山对自由的认识不足，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思想就可略知一二。孙中山在《来校最后训话》中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 　　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发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反思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式的激进革命道路，倾向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渐进改革。由此，哈耶克提出启蒙的两个传统，一是法国的传统，二是苏格兰的传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十年新政超越了戊戌变法的预期。随后清政府错误压制请开国会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导致汉族士绅对政治体制改革绝望；9月7日武力镇压保路运动，杀死32人，激发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坚持战斗一个多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但也由此开启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流血牺牲的革命旅程，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有着切身的痛楚。随着伯克和哈耶克的思想传入中国，这种崭新的理论与受到革命情结困扰的中国思想界一拍即合。1988年，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传入中国，林毓生作为殷海光和哈耶克的弟子，以其学者的崇高地位及精湛学术，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顾准的学生吴敬琏先生也抱有类似的观点，他曾这样描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二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现在人们喜欢称英国的革命为光荣的革命、和平的革命，称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导致了法国社会的混乱。袁伟时说，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雅各宾派专政在巴黎杀了17000人，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互相砍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的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英国的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袁伟时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并非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之后实行了法治，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会带来灾难。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结合欧洲各国的经验，袁伟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国家改革成功的标志在于法治的确立。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需要遵循法治的程序，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2012年7月12日 　　刊登于《侨星》杂志2012年7月下第12—19页

袁伟时：《南方周末》版文科综合自测题 进入专题 ： 文科综合 高考题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题记】应邀为《南方周末》草拟文科综合高考题（发表时改为自测题）。我估计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乃至大学毕业生90%以上恐怕考不及格。说到底不是学子不合格，而是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不合格。我所以乐意参加这次活动，寄托着我对中国人文教育的期望，提示一个受过义务教育的中国公民应该知道这些。离开这些基本内容，传承和繁荣文化毫无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     希望五年或十年后，情况会有大的改善。不过，希望也许会再次落空！     应邀为《南方周末》（2012年7月12日A6—7版）拟题的有十多人。发表出来的自测题，语文共6题，一半是我拟的。历史7题，5题出自鄙人。政治11题，4题来自在下。我所拟的材料分析题也入选了。本人草拟的简答题（其实一点也不简）13道，第11、12题没有入选，其中意蕴，不说自明。     袁伟时     2012年7月13日          简答题          1.康德和马克思都说：我是世界公民。简要回答这个论断提出的背景、内涵和现实意义。     2.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别？他们各自不同的方法，分别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学术发展有什么影响？     3.公元一世纪，王充写出《问孔》、《刺孟》、《非韩》、《书虚》等名篇，抨击“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提出“疾虚妄”的思想原则，质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可是，两千多年来，这些出类拔萃的思想被淹没，读经、解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违反圣贤教导和尊长指示成了罪责，“离经叛道”可以置人于死地。请问，这种状况与中国社会结构有什么内在联系？破解之道又在哪里？     4.张载说：“仇必和而解。”简析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它与斗争哲学的同异。     5.有人说：私有财产是无恶之源。有人则认为：私有产权的保护是社会进步和公民自由的基础。你认为呢？     6.请列举贝多芬的四篇作品，并分析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美育有什么缺失。     7.请列举各国公认的四位俄罗斯世界一流的作家及其代表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什么人？他的代表作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8.《诗经》把诗分为哪几类？请每类列出两篇诗名。请列举元曲的四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各一部，并用一句话说明这部作品的内容。你认为我国中学古典文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9.洛克的代表作和主要贡献是什么？     10.孟德斯鸠的代表作和主要贡献是什么？     11.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的保护。”请以四个国家的治、乱状况为例，分析这些论断有什么启示？     12.1911年5月开始的保路运动历时三个多月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导致8月24日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9月7日成都市民请求释放被扣押的保路同志会和咨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请愿，四川总督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杀死32人、伤一百多人，终于导致同志军起义，战斗一个多月后，激发了武昌起义，推倒了大清帝国。请分析其中的教训。     13.苏联坍塌的内部原因有哪些？          材料分析题          要不要推迟退休年龄，引起热烈讨论。     主张推迟者认为：第一。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是20世纪50年代规定的。当时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3.5岁。对于女性，55岁正是一生事业的黄金期，强行让她们退休，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5年起，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第三。去年养老保险基金大约13000亿，支出的养老保险基金近1万亿，当期的结余有3000亿，累计的结余有15000多亿。但是，账面盈余全靠国家补贴，近年每年补贴2000多亿。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养老制度之前就缺乏基金积累，现收上来的钱长期垫付此前的欠账，造成养老金空账（约1.9万亿）。这不是长久之计，推迟退休可以缓解资金不足。          反对者则说：     1.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超过2000万人，但我国每年实际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如果将法定退休延至65岁，加剧就业矛盾。将来劳动力不足，应该靠技术进步去解决。     2. 靠推迟退休不是解决资金空账的治本之策。     3. 65岁退休，预期寿命73岁，只能享受晚年之乐8年。     4.老官员观念普遍比较落后，推迟退休，不利于官员更新换代。而目前待遇双轨制，官员赖在台上，方便他们继续捞取好处。          请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双方论证的是非得失。假如你是国务院总理，会采纳怎样的方案？          2012年7月4日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科综合 高考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基础教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4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