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10月经典网络段子集

有人觉得让国人在反日游行中体验一下“自由”的味道,是一件好事。你以为他们体验到的是“自由”吗?看看照片就会知道,他们体验到的是疯狂,类似文革的疯狂无序:狂砸别人的东西而不负责。自由不是那样的,自由是需要负责任的。(via:@zish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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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

作者:袁剑  原文地址: 点此进入 (四一按:袁剑老师的文章,雄浑刚猛,大巧若拙,自成一家之言。此前我还转过他的《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点此进入)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并读之。)     对于资产泡沫的预测没有特别好的方法,现有的方法对于预测泡沫破裂的时间更是完全无能。所以这篇文章试图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较为精确的预测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时间。虽然我相信房地产政策还会有反复,但是熊市已成定局,每一次波动都只能是反弹。    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   任何一位期望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人,只要愿意了解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对比,那他一定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   在中国房地产巨大的泡沫游戏中,处于多头一方的,都是当今中国最为显赫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位列首位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官员政绩,还是地 方财政及gdp的考量,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最大的激励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可谓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其中理由无非利益二字。这也是为什么金融 危机之后,中央政府稍有政策松动,各级地方政府便雷厉风行,密集出台各种房地产刺激政策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在2010年中央政府开始抑制房地产泡沫 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则是虚与委蛇,能拖则拖。今年以来,处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虽然也有个别地方大员祭出住房消费税之类的把戏,颇有一点对房地产泡沫 大开杀戒的势头,但地方财政对土地泡沫的巨大需求使然,个别地方官员对房地产泡沫的特殊态度,至多能起到某种政治宣誓的作用。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 政的依赖一天不结束,地方政府就始终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死多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地方政府只享受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利益,却丝 毫不承担泡沫破裂的责任,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泡沫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与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并结成稳固同盟的另外一只多头力量,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在这些房地产商中,虽然各有 各的算盘,但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价格泡沫,泡沫越大,他们赚得越多,即便冷静如王石者,恐怕也不会与泡沫过不去。说归说,长远利益归长远利益,短期暴利毕竟 不是坏事。至于泡沫破裂谁来兜底,地方政府尚且不顾,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们又何须替古人担忧呢?所以,只要可能,他们就会采取诸如信息欺诈,游说政府等一 切可能的手段,为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一直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房地产商队伍中,近年来杀出了一路黑马:央企。由于在资金成本及实力 上的特点,以及在人事上与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上的特殊勾连,央企的加入,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变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空前 的软约束化。与一般的地产商不同,央企的管理者们,完全不需要为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承担任何个人损失,短期的泡沫越大,对他们越有利。在所有的房地产公司 中,央企最有动力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不止于此,今日央企的软约束已经远不止事后的免责,而更在于他们在事前对政策的游说,而这种政策的游说也绝非局限 在传统的部门范围,而是直及货币政策。任何资产泡沫,追根究底都是货币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影响了资产泡沫的最源头。去岁以来,中国一反其他新 兴经济体逐渐紧缩之势,货币政策欲紧还松,态度暧昧,虽不能完全归于央企之功,但与他们对政策钳制显然也有莫大关联。放眼经济领域,最大的软约束,莫过于 货币政策之软约束。其结果自然是货币充斥,价格腾踊,全民买单收场。在一年多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企房地产异军突起,在泡沫面前全无惧色,频频刷新地 王记录,实在是其来有自。而这也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色之一。对于这些后起之秀,老牌民营房地产商们可谓亦喜亦忧。忧的是,他们可能挤占自己的市场 机会,喜的则是,这些不要命的官商毕竟在市场摇摇欲坠之际,延长了泡沫周期,为他们壮了胆撑了腰。      不过,如果仅仅只有地方政府,房地产商的做多热情,没有银行一边倒的信贷支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烈火喷油,日剧一日。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中国银行业在靡费数万亿公帑救助之后,得以幸存。以迄于今,不仅市值独步全球,而且在风险管控,经营管理方面据说也已脱胎换骨。而最近几年我们 看到的事实则让人忧从中来:中国耗资巨大的银行改革成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中国银行业不仅业务高度的同质化,其最终的责任约束,似乎仍然无从谈起。短 期利益依然是那些调动频繁的行长们的最高利益。在利差收入还是中国银行业绝大部分利润来源的情况下,多放贷则都获利,于是,各大银行蜂拥放贷,一举而促成 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信贷狂潮。但一旦周期翻转(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银行业无疑又是坏账如山。这种悲剧在金融史中俯拾皆是,在中 国更是十年前刚刚发生的故事。但短期利益所系,似乎没有人相信悲剧会重演,他们宁愿相信,中国的经济以及房地产将是历史上的特例。中国金融业乃是技术精英 云集之地,本应在市场狂热之时表现得更为理性,但他们在近几年的表现,让人有一次看到了,泡沫的狂热会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一个民族的理智。不过,我不太相信 中国金融业全是这般见识浅陋之人,我以为他们更加隐蔽的算盘是:反正银行也不是我的,最终大不了中央银行或者中央财政再次兜底(实际上是全民买单)。要烂 大家一起烂,银行家个人的责任都可以归咎为所谓系统风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只要宏观形势暂时不翻转,房地产短期内不崩盘,争先恐后放贷争取短期利润 就成为唯一理性的行为,而那些审慎经营的银行看上去就更像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书呆子。如此博傻,夫复何言。要而言之,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竞相向房地产 业放贷,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腾升,都符合银行家们的利益。如此制度约束,中国银行业不成为房地产的多头反倒可能是咄咄怪事。       在中国房地产格局中角色最为微妙的是中央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其处境也变得相 当痛苦。一方面,他们需要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另一方面,不断腾升的房地产价格所引起的广泛民怨却在不 断吞噬着这种合法性,更为要命的是,随时可能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毁掉中国的金融系统并引发经济休克。这两种主要的厉害计算左右着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 度。其最终决策取决于他们这种计算结果。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虽然房地产已经逐渐导致了系统性的民生问题,但其对中央政府的正面价值显然大于其负 面价值。这也是中央政府尽管不断出台各种抑制泡沫的政策,但却始终不敢下重手的原因所在。及至金融危机,出于反危机之需,房地产更是万千宠爱积于一身,中 央政府不得不食言自肥,重新出台刺激房地产的各种政策。直到目前,中央政府的官方态度仍然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这一点上,素以坦率鲁莽著称的 任志强先生的看法,的确相当精准。他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纠正媒体对中央政府态度的错误解读:政府从来没说要打压房地产,只是希望房地产价格稳定。任志强先 生的话翻译一下实际上是说:别看中央政府叫唤的厉害,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潜在的多头同盟军。纵观近十年来中央政府在房地产上的作为,虽然表现摇摆,态度暧 昧,但如果将其归于多头一方,虽不中亦不远也。有趣的是,中央政府这种反反复复、投鼠忌器的政策表现,不仅没有抑制住房价,反而造成了广泛的错觉。在这种 错觉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唯一能够左右房地产价格的唯一因素,所有的下跌都是中央政府的打压政策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力量所导致的。于是,房地产投机者与市场 的博弈变成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不幸的是,中国房地产的投机者们早就看透了中央政府的底牌:出于gdp的需要,中央政府即便暂时抑制房地产投机,也不 会将房地产往死里整。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投机者们则祭出托字诀,坐等中央政府的下一次妥协。在这样一种意志的较量中,过往十年 的记录表明,形形色色的市场投机者们几乎完胜。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屡次房地产调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相反的助涨作用并延长了泡沫的时间。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那些拥有大量低成本住房的各类、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头利益集团。而唯一能够与之 抗衡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也一直受制于经济增长之紧箍咒,而屡屡诚服于这个集团。而反观空头一方,仅仅只剩下那些尚未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以及进城的农民工了。 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几乎可归为最弱势之列,其政策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这种力量与强悍无比的房地产多头相搏,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即便是 这些人,一旦他们买房之后,他们就会立即转变为多头一方。毕竟,又有谁愿意自己的资产缩水,甚至变成负资产一族呢?如此看来,除了那些在现行房价下已经彻 底沦为看客的潜在购房者之外(颇有创意的中国房地产商们为他们发明了一个颇具羞辱性的别名:刚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净多头格局。所有的利益主 体都坐等某种神秘力量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泡沫化,从而从中渔利。以这样的力量对比,不少人可能真的相信:中国的房地产真的会涨到天上去。然而,有经验的 投资者都知道,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换言之,市场反转的时候可能越来越近。其中道理非常朴素:所有的多头 力量都已经满仓入货,再也没有新的资金可以推动价格继续上涨。当那些刚需们被迫追涨蜂拥入市的时候,中国房地产的多头力量正在逐渐被耗竭。在这方面,迹象 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有数据显示:中国的首次购房者的年龄正在快速降低。在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下降到27岁。这个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水平的数据 表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正在被迅速耗尽。当很多被认为不该买房的人都在买房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牛市接近终点的有力证据吗?这就正如当不该买股 票的卖菜老太太都在买股票一样,将被熟练的投资者视为市场噩耗。顺便要提到的一个信号是,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为决绝的空头——一位叫“牛刀”的先 生,最近也已经向多头投降。开个玩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牛刀先生视为市场一个灵敏的反向指标。多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股票市场的时候曾经有过 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市场必须有摩擦力,如果失去摩擦力,市场就会飞出去。而飞出去的结果就是重重的跌落。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银行、房地产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们万众一心、合力做多的2009年,与之何其相似乃尔?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难道不是真的飞出去了吗?一种看 上去不可一世的力量,毁灭他们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世事如此,言之可叹。      凭借逻辑上的证据,(包括中国房地产的空置率、自有住房率、租售比、房价收入比、尤其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以及市场经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的放量暴涨,已经耗尽了这个市场绝大部分多头力量。这一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十二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而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 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其在顶部的最后挣扎。接下来的将是一次漫长的,惊心动魄的下跌。如果你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景象,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标准的蓝 本。鉴于中国房地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透支程度,在我看来,中国房地产几无软着陆的可能,而很有可能是一场雪崩。   在论述人类的农业及畜牧业革命时,汤因比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革命,更是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美德,人们已然认识到:“他们无论怎么饥饿,也绝不能吃光 种子或杀掉为他们提供奶水和补充畜群的母牛,母羊和母山羊。”而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根本背离了这一文明得以延续的美德。   在牧场被啃光、只剩下那些凶猛的动物的时候,猛兽之间的相互撕咬就可能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目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样一场战争的边缘。   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房地产套牢中国》,意思是说,房地产作为一个奇特的行业,已经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进而也将中国经 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5年多过去之后, 这种捆绑不仅不见放松,反而更加紧密(我相信已经有人透不过气来)。如果说那个时候这还仅仅是一种趋势,那么现在房地产可能已经真正套牢了中国。房地产, 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死结。不过,西谚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房地产的死结也会因为利益的分野而被打开。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给他们带来的价值。不用我算,在前面十余年,房地产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正面价值远远大于负面价值。但 此一时彼一时,眼见得泡沫愈大,金融愈危,民怨愈盛,中央政府的算盘就可能打得不一样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虽然仍不可小觑,但也不 是完全无法替代,比如多建廉租房,也同样可收拉动经济之功,况且在经历十数年的高速增长,自有住房率已经到接近90%左右的情况下,房地产究竟还有多少拉 动经济的潜力实在令人存疑。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所引发的政治信任以及所带来的政治损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显然,利弊权衡之后,天枰正在向另外一 面倾斜。我的判断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积极鼓励到前几年的被动支持,开始转变为今天的中性。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 稳定”。在2010年,中央政府在年初及9月31日连出重手抑制房地产价格,即是这种态度转变的明确信号。虽然我也相信中央政府态度仍然可能出现反复,但 随着房地产泡沫日长夜大,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坚决抑制的概率的却变得越来越大。投资之大势者,此之谓也。时移世易,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 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不过,在我看来,中央政府的态度并不是决定房地产走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任何资产泡沫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当有把握的判断,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走到尽头,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于反危机之需,敞开货币闸门,货币供应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中国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 180%远远超过美国的60%,广义货币的总量M2在2010年8月份达到68.7万亿,竟然超过美国10万亿左右。如此洪水猛兽般的货币态势,难道我们 还能指望货币政策继续扩张吗?虽然,疯狂的货币扩张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但不管美国、日本如何,也不管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我 们不知道的变化,但作为一动而关乎天下社稷的政治家,货币供应与通胀之间关系的传统训诫,恐怕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显见的事实是,中国的CPI正在以超过 所有预测者的速度逐月攀升。温JIA宝总理十月初在接受cnn采访时,明确将腐败及通胀列为威胁政权的两大因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趋 势。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迹象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准备接受更低的gdp增长速度。这显然意味着更加稳健和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中国 货币当局出于某种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变成亡命之徒,更加疯狂的开动印钞机。但果真出现那种情况,讨论房地产恐怕已经没有必要了。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从今 往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逐渐趋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骤然收紧。渐紧是大趋势,剩下的只在于程度及速度。于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抵定。在这 里,那个一直沉默和隐身着的空头就要出场了。在整个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似乎从来就没有明显的受损者,只要房地产上涨,所有房地产的参与者几乎都能获利, 所谓多赢格局,莫过于此。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考量,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放言:房地产下跌对谁都没有好处。(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听到的 关于房地产最无知的判断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晚餐,事实上,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全民货币购买力的损失来支付的。为了 人为延续泡沫而放任货币滥发的今日中国,情况则尤其如此。以全民货币贬值为代价向某些特定市场主体无偿支付暴利,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货币 当局的这种貌似中性的欺骗真相一旦曝光,这个游戏就会嘎然而止。   当市场投机者们察觉并确认,市场最为重要的多头开始转向以及货币政策将真的开始从紧的时候,市场的螺旋式下跌就开始了。房地产市场的各类投机者们,一 直被媒体妖魔化为一种可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涨是助涨,跌时助跌。他们从来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也从来没有所谓长远利益。人们或许很快 就会看见,他们是如何怀着惊恐的心情摧残他们昔日的多头同伴的。一场相互践踏的熊市大幕,正在拉开。中国房地产——这个曾经催生过无数富豪,吸引了无数聚 光灯的销金之窟,很快就会上演一幕剧情完全相反的戏剧。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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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 2010-07-09 23:50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2010-06-30 19:44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上) / 2010-06-30 16:12 / 评论数( 1 )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文字稿 / 2010-06-28 15:10 / 评论数( 1 ) 突發新聞報導研討會 / 2010-06-17 23: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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