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袁剑：危险的实体经济 进入专题 ： 实体经济    ● 袁剑       次贷危机剧痛在前，大部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也将中国危机的关注点聚焦在金融环节以及房地产问题上。但如细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最 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会出现一场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重创中国，乃是因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所致。不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却是异常紧密的。这就是说，次贷危机所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实 体经济危机必然会通过实体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却长期的危机。不具有夺人眼球的震撼力，但却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加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链条的基本线索 ：全球实体危机—次贷危机—加深的全球实体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国的金融及其他危机。           盈利能力的丧失          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首先是由于它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 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19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这 一切，让中国的金融系统看上去似乎固若金汤。反观中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就远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了。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 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这种低成本盈利模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 业中尤其普遍。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但这种转型不仅极其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任何转型都是过去路径的某种中断，而这种中断必然要以一部分经济主体的死亡作为代价 。作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     特别应当提醒的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债务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因为在 未来这些企业还可能盈利，因此债务可以得到偿还。但盈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为这些企业不再能够恢复盈利，任何新增贷款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坏账。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关门倒闭，恐怕别无他法。很容易推测，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盈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 对于一个对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无论银行还是企业本身都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总是将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误以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高速增长很快就会重新回 来，咬牙挺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真的变了。     高速增长已经弃我们而去。需求的萎缩及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这些企业盈利能力的彻底丧失。显然，这种盈利能力丧失的危机根本不是通过所谓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 增加所谓流动性可以修复的。在中国货币紧缩刚刚开始半年多之后，为数甚多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呼吁放松货币，理由是中小企业资金极为紧张。然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这大概不是事情的 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些企业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此，一位在东莞灯饰企业工作的普通网友简单而精辟地论述到：中小企业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利润。真是一语道 破。对比那些捧着神秘的货币学问混饭吃、赚眼球的荒谬专家们，这位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实在是睿智得多。           高增长时代落幕之后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于一个盈利能力健康 因而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完全无需贷款也能够运转。在这个时候放松货币，不唯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要么拿到极高价的贷款），反而会推动通货膨胀，最终让那些健康的中小企业也陷 入灾难。货币扩张所带来的通胀绝对不会有利于那些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而只会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饭的特殊垄断公司及其内部人，只会助长全社会普遍加入高风险投机的浪潮。2009年中 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事实，非常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有趣的是，强烈的贷款需求会让银行以及宏观管理当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实体经济仍然强劲。殊不知，这种贷款需求早已经不 是企业盈利能力良好时期，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那种需求，这种贷款需求完全是为了占有现金。其目的要么是去从事高风险的各种投机，要么是以为坏时光会很快过去，要么干脆就是准备卷 钱跑路。     一位从事商业地产的年轻商人告诉笔者，他亲眼目睹一些商业地产商为了卖出商铺，承诺给购买者10%的年租金回报。事实上，商铺根本无法产生这么高的回报，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将卖 房子得到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然后返还给购房人。不仅如此，这些老板还在不断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高价购买第二块土地进行开发。他们赌的是总有一天会解套。完全无法盈利的企业却 在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盈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 裂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护或者占有独享资源的大型企业之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胀恶化并刺激利率飙升，中小企业大规模地突然死亡，就 可能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了。据对1105家非金融类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2010年被统计公司的存货显示出异常增加的趋势，其存货净增量4157亿，为2008年的2.5倍。这些企业显然是受到了2009 年之后虚假繁荣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使得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真的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脱离地球引力，永不落幕。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总有一批企业因为误判 形势而成为旧时代殉葬的祭品。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已经显示出与2008年极为类似的征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微观企 业盈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中国企业这种现金流困境，完全是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盲目扩张造成的。然而，过去盲目扩张却不断受到奖励的时代已经过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未来图景告诉我们：明天可能真的 会卖不出去了。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为这一次还能够像过去一样，恐怕过于单纯。换句话说，这种现金流危机将不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时候放松货币，只会鼓励企业的盲目行为，导致更大 范围的产能过剩。     中小企业如此，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煤电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半数。而在那些几乎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各种政府投资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 。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在盈利能力不断下滑的同 时，中国大量企业同样面临重大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经济政策的两难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 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盈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 是在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中国中央银行在明显负利率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幅度提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发这个流动性危机。中国由于没有复杂 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利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温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与时间上超过阈值，其效果也会一样。这对于那些在泡沫时期大量借款的机构和个人，将是致命的。     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进程之中。我们看到那些房地产投机者正在为不断高企的利率和还款额而眉头紧锁，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扩张的企业高喊资金异常紧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 以任何标准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当宽松的。这大概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外部资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赖性。以房地产为例，有人曾经统计，包括行业翘楚万科在内的中国主要40家开发 商在 2010年负债已经超过6000亿，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丰收年。     随着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重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将在未来继续快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调几个点，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流动性和债务 危机。显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步步逼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不过，这种高负债因而对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公司，远远不止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中，中 国民生银行测算：中国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将超过70%，每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容易想象，如果利率在现在基础上快速攀升，其资金链的断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模式 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盈利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实体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其遭遇危机的时候，远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机构那么容易实施救助，而且它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与盈利能力的危机综合。显然，这是 需要时间加以修复的。在过往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羸弱，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和强势集团的 代价。     如果实体经济危机遍地开花，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 风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 胀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 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 中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30年未见之困局。     从2007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开始，其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政策几经摇摆，方向变化之频繁，幅度变化之激进，已经远远超过过往任何时期。因时而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将 中国经济管理者痛苦挣扎的现状刻画得淋漓精致。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绳索已经捆得越来越紧。     以笔者个人之推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很可能会采取一贯的渐进策略：维持现状并相机抉择。然而，即便维持货币政策现状，实体经济将会延续目前一路下滑的趋势，用不了多久，我们 就会处处听闻资金链断裂的声音，而中国的资产泡沫破灭也就近在咫尺了。         进入专题： 实体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833.html    

袁剑：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 进入专题 ： 金融危机    ● 袁剑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大萧条和中国          在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美国体系的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     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繁荣与泡沫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     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同样督促。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世界体系下的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体制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201.html    

1 　　汉帝国崩溃以后，司马父子篡魏，如同当初曹氏父子篡汉。由暴力和阴谋的篡夺而来的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最为黑暗的时代。世族豪门权贵以恐怖高压来维持统治，不仅民众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而且士大夫阶层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苏轼的《读晋史》一诗说：“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犬儒主义高潮。这些愤世嫉俗的文人放浪形骸，沉醉不醒，试图摆脱压抑的现实。《三国演义》中，祢衡脱光衣服击鼓骂曹绝非空穴来风。刘伶酒后就不穿衣服，被别人看见，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容止》）“裈”就是“裆”。 　　《晋书》中记载：“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喜欢裸体的阮籍常将官场比作人的裤裆，将聚于其间追名逐利的官吏比作虱子和跳蚤。他说，这些虱蚤隐藏苟且于裤裆的夹缝之中，自以为找到谋生与发达之路，将自己一生用于在裆里打转转，机关算尽，委曲求全。一旦“裆”失火，则坐以待毙，连逃生处都没有。 　　竹林七贤相聚的时候，经常一起喝酒唱歌。所谓唱歌，其实就是学驴叫，而阮籍学得最像。所谓喝酒，其实还有一群猪参加。“竹林七贤”与那个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一样，都是反体制的。嵇康靠打铁为生，吕安为人灌园，他们都拒绝加入体制去做官，结果被司马氏诛杀。 　　第欧根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身体力行——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这就是犬儒主义。 　　据说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慕名来拜访第欧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在木桶里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亚历山大的这句话后来被罗斯福改为：“如果我不做总统，我愿意做广告人。”正如总统与广告人是两回事，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象征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追逐权力，而后者放弃权力（权利）。 　　2 　　第欧根尼时代，东方的中国游士遍地，文才武功灿若星空，孔子孟子苏秦张仪毛遂荆轲们如过江之鲫，圣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权力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老子提醒人们：“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到了李斯时代，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权力社会——“己所欲施于人”之“施”就是权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加”就是权力。 　　李斯依靠文字为生，是一个刀笔小吏。他不认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下去”，他认为人应该像老鼠一样活下去：“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厕所里的老鼠以粪便为生，整天担惊害怕，而官仓里的老鼠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心安理得得根本不像个小偷。他对老师荀子感叹道：“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 　　李斯后来果然成为秦国官仓里的权力之鼠，他为秦始皇献计献策，倡议焚书坑儒等等，一时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直到有一天，李斯一家走在去刑场的路上，那时的李斯对儿子感叹说：“我再想和你去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行吗？”这只官鼠临死竟然羡慕起厕鼠来。 　　对秦始皇来说，赵高与李斯堪称青龙和白虎，如同毛万岁时代的康生与郭沫若，他们不仅都是书法家，而且都是一时无两的权力象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什么是权力？指鹿为马就是权力。当鹿遇见权力时它就是变成了马。 　　这一段故事几乎与2000多年后的《皇帝新装》有异曲同工之妙：众人都相信了眼前的鹿是一匹马，以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帝因此开始斋戒悔过——上天惩罚他将马看成了鹿。在这段典故中，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幻术，它不仅改变人的行为，更可怕的是，权力竟然可以改变人的思想。 　　鹿并不是权力的化身，赵高才是。赵高杀皇帝的时候，侍从们几乎都逃跑了。皇帝指责一个没跑的宦者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宦者道：“正因为我以前没有说才能活到今天。”在赵高的刀剑下，这个秦始皇的儿子哀求道：“我做一个小小的万户侯可以么？”被拒绝；他又哀求道：“我情愿做一名普通老百姓可以么？”仍然被拒绝。秦始皇的家业就这样完蛋了，5天后赵高也完蛋了，赵高的三族为赵高陪葬。 　　商鞅创造了贯穿中国2000多年专制统治的户籍禁锢制度。皇帝更替后，商鞅逃亡，竟没有一处敢收留这个始作俑者。因为“商君有令，任何人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主人也要连坐。”商鞅被捕后在咸阳车裂——这条刑法也是他发明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嘲讽。 　　3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营造了一个诡异的权力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一部分。这好比树上的猴子，下面的忍受上面的屁股，上面的忍受更上面的屁股，层层叠叠。这种社会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瓷国，看起来一切都坚硬无比，但其实脆弱不堪，轻轻一碰就成为一盘散沙。这好比叠扑克塔，到了一定阶段，稍有风吹草动就突然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所有的人都成为殉葬者。 　　在汉帝国崩溃之时，90%的汉人在这场崩溃中死去，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几致汉文明灭绝，从此以后中国仅仅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再是民族概念。此后将近2000年间，至少有一多半时间里，作为人口主体的汉人和牲畜一样只是活在中国的奴隶。 　　权力社会如同大压小的扑克牌游戏，权力是唯一的社会规则和尺度，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支持或支配。权力常常体现为一种合法伤害权，要么是伤害者，要么是被受害者。一个人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是伤害者，但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却是被伤害者，这里没有公平恒定的规则和尺度。在中国历史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对任何达官显贵生杀予夺，但他仍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即使铁腕如慈禧，亦不能逃避死后抛尸。 　　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弱者只有任人宰割的境遇。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任何强者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或者说，在一个权力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弱者，大家都是权力的人质，随时都会被权力撕票。权力制造了一个被恐怖笼罩的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满怀恐惧，灾祸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孙立平说：“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权力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弱势陷阱，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社会，那么他也就踏入了权力困境，总有一天会沦为权力的牺牲品。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权力者到金字塔底层的芸芸大众，在这个权力困境中，没有人不是弱者。从物质上看，中国人获得天堂地狱般分明；但从精神上，大家都一样没有未来。 　　在举世无双的强大秦帝国中，商鞅是弱者，韩非是弱者，李斯是弱者，赵高是弱者，子婴是弱者。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那么毛万岁就是中国最后一个“万岁”。刘少奇当年祈求让自己下乡去做一农民而不得，权倾天下的林彪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万岁何等强梁亦不能荫护自己的遗孀。 　　权力社会制造了弱势陷阱，也制造了弱者心态。委曲求全和小人得志是权力社会的两种极端表现。权力的多变和脆弱使权力更加具有侵犯性和随意性，任何人在权力面前都毫无抵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权力使所有人都沦为弱者，这就是弱势陷阱。 　　30年前，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中国从一人独裁的权力社会走向社团专制的权力社会，社团成为凌驾于社会、国家和法律之上的哥斯拉。社团不仅成为权力的来源和象征，而且也是财富的出处和归宿。任何社团以外的民众都沦落为权力的对象，“被”一度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在社团控制下的权力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社团成员，面对法律的无助无奈，常常顾影自怜，喊出“弱势”的悲鸣。 　　在这种“权力困境”中，数亿农民无疑处于最底层，而社团以外和体制以外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也逐渐加入进来，富士康跳楼者标志着大学生群体的沉沦，杀童事件警示了弱者与弱者之间的相残。 　　在中国2000多年来的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被权力伤害的弱者，而弱者唯一的救赎只能是权力，所以上访和太监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特色。上访的拯救机理在于以皇帝的独裁权力压制官吏的专制权力，即以权力拯救来对抗权力伤害。当下中国已经使上访制度严重失效，因为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已经不存在。社团化的专制权力不可能产生自我的约束和自我惩罚，这是权力的本性。 　　弱势不是财富的贫穷，而是权力的羸弱，或者说权利的匮乏。面对权力的伤害，一个无能为力得不到任何拯救的人就是“弱势”。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人不是弱势，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巨大的“权力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4 　　中国一个社团机构最近作了一个关于弱势心理的小型社会调查。该调查主要以社团成员为主，也包括一些知识阶层。调查显示，包括社团份子在内，有近半数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网络调查显示，大多数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这次调查并没有选择占中国主要人口的农民和底层市民，而主要针对有知识有文化收入较高的社会精英群体，但调查结果证明我们并没有跳出权力社会的“弱势陷阱”。 　　精英阶层的这种“弱势”不仅反映在调查中，同样也真实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名声不佳的城管为了讨薪举行街头抗议，警察和法官身穿国家制服进行古老的上访，警察住宅区被暴力强拆，还有不绝于耳的官员自杀……曾以“人民网”的“万言书”轰动一时的福建连江县“防弹衣书记”黄金高，据说因他治理官员腐败，曾经接到26封死亡威胁信，后来据说他又因涉嫌受贿500余万元而被捕。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典故，比如“伴君如伴虎”、比如“如履薄冰”，这都是权力文化的副产品。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游戏的中国官场是如此险恶，哪个不试水者“弱势”。 　　在权力困境中，从“作法自毙”的商鞅到“请君入瓮”的酷吏周兴，最终结局都是木匠做枷自己戴。红色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主持修建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瑞卿大打出手，成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急先锋。庐山会议都彭德怀时，他充任第一打手；形势比人强，转眼文革，罗瑞卿竟和彭德怀关在一个牢房。“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自杀失败后住进了丈夫为她建造的秦城。当初一起建造秦城监狱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和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后来也都在秦城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时光。 　　中国官方曾经搞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希望工程，20年兴师动众感动中国，总共从可口可乐、摩托罗拉、宝洁、肯德基、索尼、三星、朗讯、沃尔玛、佳能等这些外国公司化缘了50多亿人民币，中国公众捐钱不到5%。事实上，许宗衡丢了深圳市长权力后，就被搜出其偷盗的20多亿；李华丢了四川移动总经理权力后，也被搜出其抢劫的20多亿。李华加上许宗衡，就够希望工程忙活20年的，可见权力在人面前时何等强势。许宗衡和李华莫名其妙身陷囹圄（双规），甚至连法律都靠不住，可见人在权力面前时何等弱势。 　　刚刚丢了北大光华学院校长权力的张维迎曾经很为中国官吏这个“弱势群体“鸣不平，他说：“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当然他也关注其他“弱势群体”：“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据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前些年，北大教授阿忆诉苦说自己“太穷了”，每月工资“只有”5000元。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和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也都一起哭穷，说自己的工资买不起房。自从文革以来，北大就以盛产奴才和流氓出名，北大的孔叫兽就说：“记者不敢歪曲报道司法人员，专门歪曲报道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包括欺负无权无势的民警。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 　　2010年，“无权无势的”公安局长李刚和他儿子果然一起哭到了国家电视台——仅仅因为他们用汽车杀了人；被他们杀死的大三学生陈晓凤生前在笔记本上写道：“权力——改变别人命运的能力。”李刚门以一个关于弱势的丑闻和悲剧展现了权力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诅咒。 　　一年前，社团的宣传部长伍皓被扔了一脸“五毛”，伍皓惊喜地连称“发财”。前几天的社团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讥讽说：“网友都过了河，官员还在假装摸石头。”伍皓因此向报纸和文章作者各索赔10万元。伍皓竟然恬不知耻地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普及法治精神。”据说昨天伍皓忽然又决定不要钱了，因为他“挨了领导骂”。他说：“食人之禄，事人以忠。我今年40岁，真的从来没这次这么委屈。” 　　伍皓如同东方朔时代的跳梁小丑，将权力社会的每一个细节展现得毫发毕现：“食人之禄，事人以众”是中国千古不易的狗奴才誓言；张嘴领导闭嘴领导，即使挨骂也无比荣幸；因为权力威胁而放弃“法治精神”，忍辱负诟，等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像狗一样生活”。 　　在人面前，狗从来都是弱势的，当然，也有“狗仗人势”猖狂一时的时候。比如那个“北京来的”的林嘉祥就指着其他人类说：“你们算个屁！”建昌县社团的钟继祥书记就对记者放话说：“小心你的命！” 　　5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直到现代，没有什么比权力腐败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了。”人们对权力的信任总是非常短命的，权力困境使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状态，强者希望通过权力的施舍和同情来帮助弱势，从而维护了权力的道德感。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从事统治的“君子”天生就具有道德优势，因此他们就是天生的权力者；而从事劳动的“野人”不仅是低贱的，而且他们是天生的被奴役者。道德社会是权力社会的一种镜像，它推崇秩序，甚至赞扬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来自于权力和道德，或者说来源于礼法。道德依靠礼，权力依靠法。礼即是意识形态和思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法即是规矩和“王法”，而不是法律。法律是为了保护权利和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王法是为了保护权力和少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发明了“分离理论”，他把道德与法律分离开来。边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为基础来定义法律——所有的法律都是反自由的：人类之所以有理由或有权以个人或者群体的身份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卫。对一个文明社团内的任何成员而言，违背其意愿地公正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其伤害到别人。他自己的优点或者肉体的或者道德的，都不是一个充分的正当理由。 　　对任何社会来说，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英国著名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批判法国大革命时说：非正义的法律是最恶劣的一种暴政。但即使很多反对非正义法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治是“完全符合人类利益的”。马基雅弗利堪称西方的韩非子，他坚持人性是邪恶的，“如果没有法律制约，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灵魂深处的本来面目行事”。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则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使民众变成一群听话的工具，那它无论怎样做都是反动的。 　　使法律行之有效的最好办法，是让大多数人感受到法律在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利益。如果法律变成维护少数人特权的工具，法律将制造出严重的国家压力，社会就会陷于不稳定状态。 　　在现代发达国家中，法律确认每一个个体的人所拥有的“权利”，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残疾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甚至包括动物和未出生的胎儿，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但在很多落后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有一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与其应尽的义务密不可分的。“人权”理论认为“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天生的不可遏止的，这在漫长的人类野蛮时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 　　2004年美国国庆典礼，总统乔治·W·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上最可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的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说话。”诺贝尔曾经说：“我是世界公民，应为人类而生。”这个依靠战争崛起的富翁设立了世界和平奖，这种荣耀在美国属于总统，在中国只能属于一个囚犯。 　　6 　　当沦为奴隶的中国人被“高贵”的女真人剃成光头的时候，英国正处于历史上最恐怖的克伦威尔共和时代。丘吉尔对这个共和政权的评价是“英国自古以来最令人发指的政权”，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是“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的暴政包括：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保皇派、恐吓法官干扰司法独立、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还有一些极端事例也被记录在册：严刑竣法，比如把通奸者处死；士兵在圣诞节随意闯入民宅抢肉；安息日不准到处溜达；禁止斗熊和斗鸡；不准搞体育活动；不准围着柱子跳低俗的舞蹈；不准在衣服上穿戴低俗饰品。 　　事实上，即使在克伦威尔一言九鼎的时候，英国政坛上也一直存在着反对派。这个独裁政权从来不能以“国家”和“正义”等光鲜名义掠夺国民的私产，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一个人作为政治犯被处死，无人未经审判被收容或受到劳教式的监禁。克伦威尔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于人”，“自然取得的东西比强硬手段获得的东西至少好一倍……你们通过武力实现的事情在我眼里一文不值。”这就是在英国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暴君”。 　　追根溯源，政治诞生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时代。但斯巴达的军国主义说明，在18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只是奴隶而非公民。宪章运动胜利之后，英国普选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是，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政府的目标不是统治者的荣耀，而是普通民众的福祉。这正如1992年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 　　作为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国家本来是保护每个人公民权利的一个工具；但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共产党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近代史学家法勒在《政府的历史》中说，最早的政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代。他认为，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法国，没有人是被统治者，因为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政府和固定的法律，也没有不变的疆域。法勒定义了国家的5个特征：具有民众普遍承认的领土；拥有官僚和军队；其他国家承认其主权；具有自觉的普遍文化认同；拥有公众参与分配和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口。如果仅就自觉的文化认同来说，那么可以说13世纪才有了英国，300年后有了法国，而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西班牙。如果再加上公众参与这个国家特征的话，那么欧洲的国家产生时间还要更晚。按此观点看的话，那么中国到现在也还只是一个由社团统治的王朝而已。 　　法勒指出，直至现在，还有很多政府被当作统治者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帝国。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宣称法国是一个“联邦国家”，但他常将“朕即国家”挂在嘴上。所有的帝国都是掩藏在道德面具之下的不平等的社会共同体。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市场垄断化、政治寡头化；帝国政府的目的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公民的自由；少数富人剥削多数穷人。 　　7 　　如同是中国的倒影，瑞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国家，因为全世界的钱都在哪里，哪怕贪官暴君毒枭匪首的脏钱。瑞士每天在都开世界性大会，但瑞士人不以为然，他们只关心赚到了多少钱。瑞士是一个标准的权利社会，这里没有失控的权力，即使你是首相也没有人尿你。人们常常在超市里遇见国家元首，他正在排队。一个瑞士人如果想修改国家宪法，他可以发起签名活动，只要签够10万个就可以，瑞士有700万人。 　　在一个权力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是敢发起签名活动，甚至修宪，那一定会招致权力疯狂的报复，而不是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社会是不存在真正的法律的，但权力常常以法律的名义出现，这就叫暴政。 　　马基雅弗利曾经赞扬罗马共和国是“完美的共和国”。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与这种轮回历史论相似，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里提出中国历史周期律，这后来被称为“黄炎培周期律”。 　　人类的历史常常被视为战争的历史或者政治的历史。战争意味着暴力，政治意味着权力。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也是战争的延伸。所以战争与政治是统一的，暴力与权力也是统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权力的历史。不同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配机制，“黄炎培周期律”就是权力从解体到重组的周期性轮回。 　　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从神权到人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启蒙运动瓦解了神权和迷信，建立了理性的法治精神。如果说儒家不属于宗教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就从未产生过神权，特别是与政权对立的神权。中国从2000多年前就建立起了一个严密禁锢的权力社会，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社会中，人依附于权力，人走茶凉，永恒的是权力。人们在对权力的角逐中沉浮，人始终没有获得对权力的胜利，或者说，权力从来没有依附于人而形成权利。 　　枪杆子政治与笔杆子统治形成中国式的权力哥斯拉，人成为匍匐在权力之下软体动物，这就是中国的“权力困境”。在意识形态崩溃之后，经济增长成为当代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90年代的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理想主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国家。中国政治的实质是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如果说中国还有什么官方信仰的话，那么发财和维稳是这个传统世俗国家唯一的意识形态。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指出：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这个禀赋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成为30年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撑。凭借这种禀赋，中国一方面通过人为压低的“中国价格”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就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秦晖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的“低人权优势”。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不仅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成本巨大，还有被藏匿起来的社会分裂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没有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这一切都标志着权力在中国的胜利。 　　中国官方的发言人姜瑜曾经无限傲慢地说：“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在一个权力时代，国家的列车正在呼啸而去，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着世界，对着这一切令人兴奋的美景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当历史远去的时候，我们都被遗忘在站台上…… 　　不是笑话：社团干部开会研究一笔工程款的用途，是来修建一座学校还是修建一座监狱。意见不统一，最后社团大佬一语定乾坤：你们还有机会进学校么？于是很快意见达成一致：修建一个五星级花园式干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