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

译者 | 外交学者:中国步向民主化的5种可能

猜测中国可能的政治前途,是种会使一些人感到有趣味、许多人觉得困惑的智力活动。传统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共产党想要扞卫及延续其政治垄断之心如此坚定,它有能力存活较长时间(尽管不是永远)。但是,少数人的观点则是中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事实上,在未来10至15年中国向民主过渡是个大概率事件。在这种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看法背后,是积累下来有关民主过渡的国际及历史经验(过去40年,大约有80个国家完成了从专制统治过渡至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主体制);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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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石桃: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政府责任:一个战略性分析框架

董石桃: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政府责任:一个战略性分析框架 进入专题 : 社会转型陷阱 政府责任    ● 董石桃        摘 要:“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规避“社会转型陷阱”,政府的责任担当是关键。“社会转型陷阱”规避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多个层面,因此,政府责任相应地包含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建设社会制度、呵护中产阶级、赋权社会组织来建设社会,通过遏制权贵资本、规制国有资本、优化民营资本来规制资本,通过开放式建党、开放性立政、开放型治理来开放政治。   关键词:社会转型陷阱;政府责任;建设社会;规制资本;开放政治      “社会转型陷阱”是对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面临问题的一种总体概括,尽管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一定争议,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概括对我们清醒地面对当前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有着重要意义。“社会转型陷阱”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和市场的非正常组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权力“公共性”的侵蚀。广义上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控者,也必然成为中国改革主导者。因此,中国要规避或者走出“社会转型陷阱”的困境,政府就必须承担起关键的责任。面对当前中国改革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国政府要树立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更要确立一种责任伦理。既然政府的作为是未来中国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面对改革的诸多难题要重点做些什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挑起怎样的责任重担?笔者认为,“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整个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其中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多个层面。因此,从宏观战略性层面来看,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和作为应该体现到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担当中来。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设社会、规制资本和开放政治。      一、建设社会: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社会责任      毛泽东时代政府责任的首要主题在于国家建设,即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保证国家对社会的汲取能力,同各种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势力做斗争。邓小平时代政府责任的首要主题在于经济建设,即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责任的首要主题应该要定位于社会建设,即重构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赋权社会组织,落实社会民生权,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升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决定未来中国改革成败的根本在于社会建设的成效如何。   1.建设社会制度   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是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属于国家基本制度,其主体由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关系社会民生的制度组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作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是规避社会转型陷阱的基础工程和重中之重。30年的经济开放使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制度体系已经解体,但是新的有效社会制度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产品从质量、数量和公平性上来讲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医疗卫生改革争论多年,亟待确立一个让民众满意的方案;社会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教育改革和教育公平进展缓慢;环境保护问题继续恶化;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是对社会民生投入增长缓慢。这些都须要强有力的社会制度建设来加以改观:第一,社会制度建设要彻底改变GDP主义的政府治理理念。考核官员的政绩要彻底抛弃经济增长主义,而将政府公共服务的产品供给及其公平性作为政府官员首要的考核标准。第二,社会制度建设要确立中央政府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担当。社会制度是整个国家制度的基础,涉及全体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而是要自上而下,需要全面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规划,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难以承担此重任。另外,社会制度建设是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统一的制度框架,单项制度改革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社保、住房、公用事务等公共服务制度,它们有着共同的规律和特点,因而需要统一规划而不是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必须全面组织力量,在着眼长远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系统规划。事实上,中央政府目前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具备推动社会制度系统改革的掌控能力。第三,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需要中央政府树立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纵观历史,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是一场攻坚战。社会制度的建立有被动和自觉两种类型。在被动类型的国家中,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是革命联系在一起。在自觉类型的国家,社会制度的建设往往由政治精英在超越既得利益阶层的决心下“强力”建立并推行,相对于被动的社会制度建设,自觉的社会制度建设没有暴力式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社会转型的成本则更低。   2.呵护中产阶级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好的社会基础,这个好的社会基础就是中产阶级。纵观各国历史,不难观察到一个现象,凡是中产阶级过小的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就成为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强大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中产阶级弱小的后果首先就是社会的急剧分化,社会分化过大的后果就是社会的整体失衡,最终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中产阶级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培育中产阶级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很多概念例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等就是为了从政治和政策上论证中产阶级的合法合理性的。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曾经快速创造了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但是遗憾的是缺少保护中产阶级的相关完善社会制度。目前而言,民众面临的生活重大问题,如住房、看病和上学,一直制约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育。在很多地方,包括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存在贫困化的趋势。在当前中国,我们提出,政府要特别“呵护”中产阶级,“呵护”和简单的培育和保护不同,培育和保护可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呵护”则需要用心长期经营。中国要“呵护”中产阶级,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1)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在国家的初次分配中,必须要向提高民众的工资和福利倾斜,限制流向国有企业和基础投入的比例。并建立民众工资和经济增长的固定化机制,保证民众的收入稳定增长。(2)改革现行的税收结构。培育中产阶级是个大工程,税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个税调整应突出保护中产阶级,要建立个税起征点和物价上涨指数相挂钩的个税起征点,不然,个税起征点会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另外,要调节和减免增值税,在中国,除了目前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征收的各类税目外,更多的税负支出是以收费的形式出现的,工商、环保、质检、公安、卫生、教育、交通等众多部门都有各自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多如牛毛,而且异常复杂。这些隐蔽的税负对本来收入不高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3)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机制。恢复不仅仅应该强调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保护私人财富的机制。使先富的企业家获得财产保护的安全感,中央才能让其慢慢放心拿钱来服务社会,为社会主义造就好的物质基础,使社会财富的创造进入良性的轨道。   3.赋权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善治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社会自觉秩序产生的基础。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中,往往认为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对立面,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其实,社会秩序的形成有两种途径:通过管制形成的秩序和通过社会自发力量形成的秩序。自觉秩序才是长远和良性的社会秩序。郑永年有过很好的论述,“一个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社会就很难形成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1]38。没有自觉社会秩序,那只有依靠社会的管制和“维稳”。问题是,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制社会和“维稳”,当政府缺乏能力“维稳”时,那社会便容易陷入无政府状态。其二,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对于政府无法履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职能,社会组织可以弥补其不足,尤其是在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发展、社会互动等方面可以发挥极大的功能。其三,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培育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公民精神,推动良性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托克维尔的经典论述早已得到验证,“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愿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么,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2]。当前中国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第一,政府必须要赋权社会组织,把那些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组织来服务,扩大社会组织活动的领域和空间。第二,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建立起伙伴型关系。目前,政府以各种形式收购社会组织的服务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的一种趋势。许多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可以委托社会组织来进行,这样减少成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建立起良性的伙伴型关系。第三,政府必须要维护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能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延伸或者附属品。目前,中国应该逐渐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减少社会组织挂靠政府机关的做法。第四,政府必须做好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工作。监管必须是法制性监管而不是行政性监管。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社会组织的很多不规范行为都与中国还缺少比较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有关。      二、规制资本: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经济责任      “资本”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密码和基因。资本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亚当·斯密阐释为“看不见的手”。资本的运动本身又蕴含着无穷的危机和风险。“资本”的运动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只有一个———利润。资本无法祛除贪婪的本性,资本也无法避免其运动扩张中产生的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早已进行过科学的辨析。因此,资本运作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人类经济史来看,一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不断扩展其影响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学会如何规制资本的历史。当前中国政府规避社会转型陷阱的经济责任关键就是努力学会如何规制资本。   1.遏制权力资本   “权力资本”,又叫“权贵资本”,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庄立伟将权力和资本的非正常组合称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者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3]。中国是否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尚待进一步观察,但是,上述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孙立平等认为,中国转型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逐步形成为一种“权力—市场”混合体制,“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这种权力和市场的“奇异”组合成“权力资本”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危害:其一,侵蚀权力的公共性,使政府权力成为少数集团的私有物。其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权力运用非正常的手段不断干预市场,必将破坏市场自身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其三,导致社会“积弱”。权力资本运用国家公共权力,垄断生产要素并不断扩张,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集团手中,必然破坏民营市场环境,市场空间越来越小,社会资源枯萎,社会将越来越“贫”、“弱”。时间一长,政府本身的经济基础将被根本破坏,最后社会政治基础也将塌陷。当前中国政府首要的经济责任应当是遏制“权力资本”。除了加强对权力的监管,更为重要的是:第一,要逐步通过法制的手段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对GDP增长的依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陷阱 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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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1.20)——痛心,全球居然有那么多国家走上“邪路”!

作者: 信力建   1、【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中国决不搞西方多党执政那套邪路】既不“封闭僵化”,又不“改旗易帜”——主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可以肯定,中国既不会走固步自封、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老路,也决不会走生吞活剥、搞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那一套邪路(中国经济周刊)。 2、重庆彭水被劳教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19日16时许向南都记者透露,任建宇下午被江津公安从劳教所接出,现已恢复自由。 3、据《2011年中国企业长期激励调研报告》统计,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为7~8年,而欧美企业为40年。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正面临两大挑战:一、企业是否能够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继续生存二、这些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内部转型与外部竞争。 4、19日有媒体曝光,酒鬼酒塑化剂超标高达260%。受此消息影响,酒鬼酒19日起临时停牌,白酒行业股价全线下挫。截止收盘,贵州茅台下跌4.61%,五粮液跌5.89%,洋河股份跌5.25%,泸州老窖跌6.18%,水井坊7.09%,老白干酒跌停,沱牌舍得、金种子酒、水井坊等跌幅均超过7%。 5、台当局安全主管部门开始实施《特勤人员及特勤编组人员因执行特种勤务致伤残死亡慰助金支给标准》,特勤人员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面对暴力或意外危害,挺肉身为其或其他政要挡子弹或保护,肉身挡下一颗子弹,至少有近百万新台币慰助金可领取。 6、19日,在告别连任后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泰国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缅甸,成为首名访缅的美国在任总统。之后,他赶赴柬埔寨参与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此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也在亚洲访问。分析称,美国三位重量级人物齐聚亚洲,可谓大张旗鼓地宣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继续。 7、教育部前日发布“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重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出台“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其中显示,半日制幼儿园和不提供餐点的全日制幼儿园,一般每班配备2名专任教师,寄宿制幼儿园一般每班配备3名专任教师和2名保育员。 8、两三年前,上访者的典型形象是白天在信访局门外高举材料伸冤的人群,以及晚上在上访村的窝棚和桥洞里蹲守的身影。今天的上访者,人们会记得的应是那名在镜头前口吐外交辞令的“民工讨薪发言人”苗翠花,还有在各地政府门前喊口号、烧警车的示威人群。从传统上访走向“上网”和“上街”的变化过程,也折射出政府的信访机制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联合早报) 9、【声音·@韩志国】 中国股市即将重回1时代,投资者都遭受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极不给力也不值得留恋的市场,没有根本的制度变革将很难扭转败局。市场规模过大、供求严重失衡、大小非疯狂套现且有做空机制,常规救市手段已很难达到目的。政府换届的特殊时期,千头万绪无暇顾及股市。 10、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孙政才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11、“南阳市深化殡葬改革工作方案”中规定:革命烈士墓、知名人士墓和古墓,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外籍、港澳台同胞及副处级以上干部等墓地不得平。“知名人士”该如何认定?当地乡干部称,“要是领导打招呼就往知名人士祖坟上靠”。 12、06年,山西青年马啸(化名)到北京打拼。2011年7月,马啸没实现他和家人关于户口,编制和房子约定。2011年,他父亲下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招考要开始”。靠着他父亲在当地政法系统的关系,马啸成了“幸运”的人。(中国周刊) 13、据《第一财经日报》昨日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内部人士透露,阿里巴巴集团对新浪微博的投资洽谈已步入尾声,对新浪微博的估值为30亿美元。但阿里巴巴不会控股,入股比例约在15%至20%。 14、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警告,目前香港楼市的风险不低于1997年,市民买楼时必须量力而为。虽然外围量化宽松政策令息率偏低,加上资金流入,利好楼市气氛,但认为楼价将持续上升的假设是错误的。 15、所谓“首代房奴”应被称为“第一代贷款购房人”,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提前还完贷款,也享受到了资产爆炸式增长带来的财富,他们只能被称为“最幸福的房奴”,以70后为主。真正的“房奴”多数集中在80后,90后则是最为“潇洒”的一代房奴。(北京青年报) 16、BBC报道,马桶座一直被认为是家中最脏的地方。美国科学家对家中物品进行取样后,研究上面的细菌。他的研究发现马桶座上每平方英寸的菌落数只有50个,而切肉板上的粪便细菌数量是马桶座的200倍,厨房海绵上的细菌数是马桶座的20万倍,抹布上的细菌数是马桶座的2万倍。 17、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4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2011年辍学生已达88.3万人,辍学率8.8‰。十年间,辍学主体由高年级迁移到小学一、二年级。专家表示,大规模撤并教学点使大量学生辍学,每年或产生新文盲上百万。 18、 11月16日,贵州毕节5名男童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当地警方表示,5名男童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目击者称,5名男童事发前曾在垃圾箱附近流浪多日,没有获得应有救助。19日,毕节官方称男童身份已确认,5人均为当地人,他们的父亲是兄弟。 19、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影响仍在继续,当福岛县居民到避难所后,该县大量荒芜农田成了野猪的“乐园”。这些野猪体内含有放射性物质铯,福岛县自然保护科决定从今年起设立补助制度,每捕一头野猪奖励5000日元(约合380元人民币)。 20、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因侵犯用户隐私,此前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判罚2250万美元。美国地方法院上周批准了FTC的这一处罚决定。FTC表示,谷歌被罚款2250万美元创下企业被罚款的最高金额,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1、在男女生比例失衡的师范类高校,如厕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女生。19日是世界厕所日,包括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12所师范院校的学生代表一齐致信校长,希望校长重视这一问题,并且采取措施缓和矛盾。 22、秦晓: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中国财政2003年的四项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占52%,日本是63%,台湾是53%,北欧更高。说明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 23、叶檀:中国金融改革的要害在于,顶层未能及时回应民间呼吁,民间草根金融未能自主地建立起风险控制体系。中国要鼓励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必须首先废除非法集资罪。 24、美国学者裴敏欣《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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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学者》为什么中国永远不会有华尔街

核心提示:国家主宰着股市,以国家取代市场力量,排除了股市最基本的定价功能,把它变成了投机场所,股票的价值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各种预期的反应, 这些预期受政府政策以及对政府干预、补贴、刺激的最新谣言和猜测所驱动。真正改革股市,国家必须从中退出,必须向国内的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开放,允许国企的私有化。但对一群第一本能是不计一切代价维持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原文: Why China Will Never Have a Wall Street 发表:2012年9月11日 作者:CARL WALTER, FRASER HOWI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当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许多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泥沼,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关注着下一个将要落地的巨靴:中国,这个近期全球经济的引擎,是否能满足人们对东方的巨大期望,将世界经济从另一个衰退中拯救出来?考虑到其历史记录,这个期望似乎有点过高了:评论家一般都认同中国的经济将会仍保持5到8个百分点的增长,远远高出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然而,中国的领导人却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忧心忡忡,第二季度中国的同比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6%,这是三年来最低的增长率。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事实上: 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将中国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引擎,没有这样的增长,会对其”天命”造成威胁。 国内外许多分析家认为此次衰退将会持续,并且呼吁中国的发展模式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到以内需为基础。过去三年来,中国透支了10年的基建计划,国家很长时间都不需要建设更多的公路、机场、铁路和桥梁了。当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少而同时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完成时,能维持持续增长的最好希望便落在了刺激中国人消费上。中国股市糟糕的表现支持这一观点,说明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预示这样的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1992年以来,最广泛用来反映中国市场表现的MSCI中国指数下降超过40%,然而上证指数却仅仅增长了180%,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却火箭般蹿升了1700%。这意味着中国上市的公司并不是疯狂增长的主要动力,它们从国内市场和香港市场获得的大约9500亿美元的资本被严重滥用了。 中国上市公司表现不佳是北京刻意而笨拙地将西方股票市场强加给指令经济的直接后果。除了一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增加、外表上的各种发展(如银行家、投资者、监管者、各种丑闻),中国的股市只是肤浅地模仿其他地方的市场。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交换的地方,不仅仅是每天买卖证券的地方。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后一方面做的非常出色,但它对所有权的交换无济于事。在基础层面上,中国的股票市场并不对公司和它们的业绩定价,因为上市公司不是用来出售的,永远不会出售。就像中国股市的教父、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1992年所说:”股份制不是私有化”。 由于对国企糟糕表现的担忧,北京在1990年代早期建立了股票市场。在1980年代,私人企业的增长远超国企。政府开始相信,采用西方的资本市场模式,如允许所有制多样化、创立明晰的公司结构、建立专业的法律、审计队伍和强有力的市场监管者,可以改善国企的治理、帮助它们在国内外更具竞争力。 然而北京实际上将非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上排除出去,要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绝对控制在国家手里(占至少51%的股份)。由此,股市始终就几乎是国家及其所有企业的专属领地(深圳对私人企业的交易直至2009年才开业)。这意味着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有小部分可以自由交易,这一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股市本身。 因为国家主宰着市场(它代表以控股投资者身份所拥有的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管),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募集资本:初次公开募股(IPO)基本是来自于国有银行的一种银行贷款,而不是像我们西方所认为的,企业主将其公司的份额卖给外部寻求资本最大回报的投资者。中国政府利用其控制地位,创造寡头垄断或者独占垄断,即所谓的国家冠军企业,它们由高级政治官员们经营。 在实际市场上,公司募集资金的努力可能会失败。但绝不会是在中国!在那里,政府以它要募集的资金总数设定新股的价格,然后让其他政府控制的实体去投资。例如,农业银行2010年7月在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募集的90亿美元,大约40%来自于其他的国企。这与其在香港市场上募集的130亿美元帮助农行成为全球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这对于中国又是一个”第一”。 这并不是股票市场应该有的样子。以国家取代市场力量,排除了股市最基本的定价功能,把它变成了投机场所,股票的价值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各种预期的反应, 这些预期受政府政策以及对政府干预、补贴、刺激的最新谣言和猜测所驱动。对于投资者而言,对企业战略的信心、产品创新或是公司治理的质量是第二位的,首先考虑的是政府想要怎么样。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包括散户和机构,都缺少评估公司价值的能力,他们也不需要。中国的投资银行(事实上即政府)也不需要发展分析公司和产业来作为股票定价基础的核心能力。在这样的市场上,未来可能的斯蒂夫·乔布斯能不能募到大量的资本,取决于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创新的眼光。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称为”赌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源头。如果有什么分别的话,那就是他还太温和了。 由于政府的干预,中国股票市场变得畸形。尽管如此,中国的股市仍代表了重要成就,在国家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动员全国包括香港资本的国家市场的存在,代表了一项最不被认可的改革成就: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市场。中国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因为国家的分裂一直以来就是破碎的,虽然国家看起来统一。这是为什么在80和90年代,中国公司弱小、缺乏竞争力、不为人知,而现在,有44家中国公司出现在财富全球500强榜上,同时工商银行是现今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银行机构。没有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手段,这些国家冠军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中国的股票交易同样给予了北京的改革以现代经济的外表。1990年,随着8个小公司的挂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现在已经有超过900家上市公司。前十位的公司掌握着8800亿美元的市值。像其他地方的市场一样,他们经历了猛涨和暴跌。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上证指数从1000点涨到超过6000点。在2008年跌回1500点之前,每日的成交额超过了其他所有亚洲市场的总和。   若要真正改革这些市场,国家必须从中退出。中国必须向国内的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开放,允许国企的私有化,使用更加成熟的控制方式,允许公司股份的全面流通。这将为公司评估、资本定价以及将其引入最具经济收益的地方创造真正的市场空间,从而对经济的更大增长作出贡献。   既然好处那么明显,为什么中国不改革股票市场?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质上的私有财产,除了在二三十年代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政府,像之前的皇帝一样,相信它拥有一切。允许真正的私有化等同于将广阔的经济收益送给外国人,而政府(官方而言仍是社会主义的)将会失去对国内的控制。对一群第一本能是不计一切代价维持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反倒会非常惊讶。 CARL WALTER和FRASER HOWIE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不同寻常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的合著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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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者》为什么中国永远不会有华尔街

核心提示:国家主宰着股市,以国家取代市场力量,排除了股市最基本的定价功能,把它变成了投机场所,股票的价值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各种预期的反应, 这些预期受政府政策以及对政府干预、补贴、刺激的最新谣言和猜测所驱动。真正改革股市,国家必须从中退出,必须向国内的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开放,允许国企的私有化。但对一群第一本能是不计一切代价维持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原文: Why China Will Never Have a Wall Street 发表:2012年9月11日 作者:CARL WALTER, FRASER HOWI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当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许多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泥沼,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关注着下一个将要落地的巨靴:中国,这个近期全球经济的引擎,是否能满足人们对东方的巨大期望,将世界经济从另一个衰退中拯救出来?考虑到其历史记录,这个期望似乎有点过高了:评论家一般都认同中国的经济将会仍保持5到8个百分点的增长,远远高出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然而,中国的领导人却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忧心忡忡,第二季度中国的同比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6%,这是三年来最低的增长率。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事实上: 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将中国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引擎,没有这样的增长,会对其”天命”造成威胁。 国内外许多分析家认为此次衰退将会持续,并且呼吁中国的发展模式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到以内需为基础。过去三年来,中国透支了10年的基建计划,国家很长时间都不需要建设更多的公路、机场、铁路和桥梁了。当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少而同时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完成时,能维持持续增长的最好希望便落在了刺激中国人消费上。中国股市糟糕的表现支持这一观点,说明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预示这样的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1992年以来,最广泛用来反映中国市场表现的MSCI中国指数下降超过40%,然而上证指数却仅仅增长了180%,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却火箭般蹿升了1700%。这意味着中国上市的公司并不是疯狂增长的主要动力,它们从国内市场和香港市场获得的大约9500亿美元的资本被严重滥用了。 中国上市公司表现不佳是北京刻意而笨拙地将西方股票市场强加给指令经济的直接后果。除了一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增加、外表上的各种发展(如银行家、投资者、监管者、各种丑闻),中国的股市只是肤浅地模仿其他地方的市场。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交换的地方,不仅仅是每天买卖证券的地方。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后一方面做的非常出色,但它对所有权的交换无济于事。在基础层面上,中国的股票市场并不对公司和它们的业绩定价,因为上市公司不是用来出售的,永远不会出售。就像中国股市的教父、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1992年所说:”股份制不是私有化”。 由于对国企糟糕表现的担忧,北京在1990年代早期建立了股票市场。在1980年代,私人企业的增长远超国企。政府开始相信,采用西方的资本市场模式,如允许所有制多样化、创立明晰的公司结构、建立专业的法律、审计队伍和强有力的市场监管者,可以改善国企的治理、帮助它们在国内外更具竞争力。 然而北京实际上将非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上排除出去,要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绝对控制在国家手里(占至少51%的股份)。由此,股市始终就几乎是国家及其所有企业的专属领地(深圳对私人企业的交易直至2009年才开业)。这意味着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有小部分可以自由交易,这一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股市本身。 因为国家主宰着市场(它代表以控股投资者身份所拥有的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管),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募集资本:初次公开募股(IPO)基本是来自于国有银行的一种银行贷款,而不是像我们西方所认为的,企业主将其公司的份额卖给外部寻求资本最大回报的投资者。中国政府利用其控制地位,创造寡头垄断或者独占垄断,即所谓的国家冠军企业,它们由高级政治官员们经营。 在实际市场上,公司募集资金的努力可能会失败。但绝不会是在中国!在那里,政府以它要募集的资金总数设定新股的价格,然后让其他政府控制的实体去投资。例如,农业银行2010年7月在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募集的90亿美元,大约40%来自于其他的国企。这与其在香港市场上募集的130亿美元帮助农行成为全球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这对于中国又是一个”第一”。 这并不是股票市场应该有的样子。以国家取代市场力量,排除了股市最基本的定价功能,把它变成了投机场所,股票的价值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各种预期的反应, 这些预期受政府政策以及对政府干预、补贴、刺激的最新谣言和猜测所驱动。对于投资者而言,对企业战略的信心、产品创新或是公司治理的质量是第二位的,首先考虑的是政府想要怎么样。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包括散户和机构,都缺少评估公司价值的能力,他们也不需要。中国的投资银行(事实上即政府)也不需要发展分析公司和产业来作为股票定价基础的核心能力。在这样的市场上,未来可能的斯蒂夫·乔布斯能不能募到大量的资本,取决于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创新的眼光。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称为”赌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源头。如果有什么分别的话,那就是他还太温和了。 由于政府的干预,中国股票市场变得畸形。尽管如此,中国的股市仍代表了重要成就,在国家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动员全国包括香港资本的国家市场的存在,代表了一项最不被认可的改革成就: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市场。中国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因为国家的分裂一直以来就是破碎的,虽然国家看起来统一。这是为什么在80和90年代,中国公司弱小、缺乏竞争力、不为人知,而现在,有44家中国公司出现在财富全球500强榜上,同时工商银行是现今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银行机构。没有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手段,这些国家冠军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中国的股票交易同样给予了北京的改革以现代经济的外表。1990年,随着8个小公司的挂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现在已经有超过900家上市公司。前十位的公司掌握着8800亿美元的市值。像其他地方的市场一样,他们经历了猛涨和暴跌。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上证指数从1000点涨到超过6000点。在2008年跌回1500点之前,每日的成交额超过了其他所有亚洲市场的总和。   若要真正改革这些市场,国家必须从中退出。中国必须向国内的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开放,允许国企的私有化,使用更加成熟的控制方式,允许公司股份的全面流通。这将为公司评估、资本定价以及将其引入最具经济收益的地方创造真正的市场空间,从而对经济的更大增长作出贡献。   既然好处那么明显,为什么中国不改革股票市场?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质上的私有财产,除了在二三十年代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政府,像之前的皇帝一样,相信它拥有一切。允许真正的私有化等同于将广阔的经济收益送给外国人,而政府(官方而言仍是社会主义的)将会失去对国内的控制。对一群第一本能是不计一切代价维持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反倒会非常惊讶。 CARL WALTER和FRASER HOWIE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不同寻常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的合著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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