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

译者 | 《纽约时报》中国的“太子党”们靠裙带关系致富

核心提示:”共产党自己说腐败是涉及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若要彻底清除腐败也会致命。” 原文: ‘Princelings’ in China Use Family Ties to Gain Riches 作者:DAVID BARBOZA 和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2012年5月17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制作出《功夫熊猫》的梦工厂要进入中国就得和有权势的太子党合作。】 上海—— 好莱坞工作室梦工厂动画最近宣布为进入中国被严密保护的电影市场迈开了大胆的一步,通过一笔3.3亿美元的交易在上海创建一家动画工作室,有一天它可能会成为挑战推出过如《功夫熊猫》和《超人总动员》大卖影片的等加州工作室的竞争对手。 不过,梦工厂没有张扬的是它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61岁的江绵恒,他是前中共领导,也是中国过去20年来最有权力的政治首脑江泽民的儿子。 江绵恒的商业集团还和微软和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并监督电信、半导体和地产项目的国家支持的一系列投资平台。 在今日中国,如梦工厂这般要通过江绵恒这种中间人才能达成交易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分析家们说这正是中共如何分赃的方式,让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在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中中饱私囊。 随着薄熙来的丑闻继续发酵,当局急切地薄描绘成滥用职权的坏蛋,同时其家族成员也积累了万贯家财。 但是证据在不断显示其他现任或前任高层官员的亲属也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经常在跟国家密切相关的企业当中扮演中心角色,包括金融、能源、国家安全、电信和娱乐行业的企业。许多”太子党”也为跨国公司和热切盼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富豪们担任中间人。 加州克莱蒙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国领导层问题专家裴敏欣说:”不管经济中出现了什么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他们都会冲在最前沿。他们已经进入了私募基金、国企、资源行业——应有尽有”。 比如说,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这家企业吹嘘说很快就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卫星通信运营商。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经管理着一家垄断了安检扫描设备的国企,在中国的机场、港口和地铁都要用到这种扫描设备。2006年,冯绍东,党的第二号人物吴邦国的女婿帮助梅林获得了一项高达$220亿的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 许多这些高层领导家属的收入或许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区分他们的合法和不义之财,因为没有对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示。有关利益冲突的法律很弱或者根本不存在。并且有关政治精英涉足商业的消息在新闻媒体上受到严格审查。 中共当局努力掩盖的分赃系统,对中共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的挑战。随着国营企业跟所谓”红色贵族”阶层的纠结越来越紧密,分析家们说,这也可能反噬越来越根深蒂固的精英们。他们还指出,为保护这些人的自身利益,国家政策存在被现任或前任领导颠覆的潜在可能。 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极少公开讨论这样敏感的问题。《纽约时报》再三尝试跟官员及其亲属联系采访,经常是通过他们的公司进行,没有任何人回应。 梦工厂和微软也拒绝评论有关他们和江绵恒的关系。 一份两年前由维基解密公布的2009年秘密的美国国务院 电文 援引报告说,中国统治阶层精英已经瓜分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蛋糕。同时,许多公司公开吹嘘他们跟政治精英的联系带给他们在中国高度管控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根据一名投资人的说法,一家名为喜得龙的体育服装公司就骄傲地告诉一些潜在的投资人,温家宝的儿子是他们的股东之一。(根据喜得龙的网站介绍,由温云松协助筹建的新天域资本2009年投资了这家公司。)一名曾经和高管亲属工作过的金融高级主管说:”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和权贵家族合伙了,只要把他们包括进交易中就行;这完全是合法的。” 担心公共形象受损,以及公众对官员腐败不断增长的厌恶,中共再三修改其道德守则并收紧财产披露规则。中共2010年要求所有官员报告他们配偶和子女的工作、下落和投资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收入,但是披露报告保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倡议则一再被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束之高阁。 中共不太可能再迈一大步,因为过去和现任高层官员的家属已经深深嵌入国家的经济结构。在过去二十年里,商业和政治已经如此紧密勾结在一起,中共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将整个裙带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体制化了。”他们不想公开这一切,”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迈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否则将是一场海啸。” 批评者们说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强大到了可以阻碍让多数人获益的改革的成都。比如,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改革就会影响到朱镕基家族的利益。这位在1998年-2003年担任中国总理,也是中国的经济体系的架构者这一的人物,其子朱云来(Levin Zhu)在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中金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 又比如,如果在电力系统开放竞争的话,就可能影响到李鹏的亲属,这位前总理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五大电子旗舰公司之一的中国电力集团的主席和总裁。她的弟弟李小鹏曾经是另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华能集团的总裁,现在则是一名官员。 裴敏欣说:”这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一旦他们想要改革,他们的子女可能会说,’老爸,那么我的生意怎么办?'” 裙带文化和高层体系中的滋生的特权已经逐渐向下渗透到中国政府的每一层级的官僚中,这也越来越令人担忧。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的中国学者史宗瀚(Victor Shih)说:”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有很多太子党们。有现任领导的孩子、前任领导的孩子、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军队干部、公安干部的孩子们。我们说的是一个数十万人的群体——都想利用他们的关系来挣钱。” 高层领导为了树立起政府打击这一问题的公众信心,经常对于被抓住的贪官严加指责。比如,2009年,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就因为受贿和滥用职权被判刑18年。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强迫商人向他的亲属输送利益,包括一桩利润有$2000万、涉及他的弟弟陈良军的土地交易。 但是在外国媒体上的丑闻曝光往往无法在中文媒体上出现,互联网也被严格审查过滤。比如2011年的一份报道说,前中国副总理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元的城堡。 对国家高层领导的受贿和腐败的指控常常跟着,或早于他们政治上的垮台。比如今年春天薄熙来的下台就是他的前任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告诉了美国的外交官员,薄的妻子谷开来命令谋杀英商海伍德,起因是对家族生意利益产生了纠纷。 证据显示,薄熙来的亲属至少拥有$1.6亿的资产,当局正在调查这些家族资产是否被秘密地、非法地转移到了海外。 总理温家宝要求更加严厉地打击腐败,以作为对这桩丑闻的回应。党报《人民日报》没有点薄的名字,谴责了哪些玷污党的纯洁性、秘密把非法收入转移出国的的贪财者。 一些学者们认为党对其贪腐缠身的盟友不友好了。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的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李成说,政府要推动重大的政治改革,想要让这些权贵家族从商业中抽身,同时又不损害当权者,这个任务很艰难。 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党的领导人们最后都是自己查自己。”党说反腐是关系到生死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想清除干净的话,恐怕也是致命的。” 根据知情人的说法,中国的富豪们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欢迎党的高层领导们的家人以秘密合作的方式成为中间人,他们让这些当权者的子女或配偶成为地产项目的联合投资人,或者是其他需要政府批准或支持的交易的合作方。 另外,根据采访银行家和投资顾问得到的消息,中国的当权政治家族经常通过中介在数十家企业中握有秘密股份,包括许多在香港、上海或其他地方公开上市的企业。最近,政治精英们的子女利用腐败体系的方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转向了私募基金这样的金融项目,潜在的收入比起当政府采购合同的中间人,或是在国企中担任高管要丰厚得多。 前政治局委员曾培炎的儿子曾之杰(Jeffrey Zeng)就是开信创投的合作人之一,中国开发银行和中信集团这两家国有企业也是该企业的投资人。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运营着高达$48亿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这也是最大的国有基金之一。去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共同建立了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这家私募基金至少要筹集$10亿。 最近,党决定要把持中国的媒体和文化产业,中国政治精英的亲属就又到了这一领域的前沿。 二月宣布了梦工厂和三家中国伙伴之间的交易,其中就有上海联和投资公司,交易宣布的时间正好和习近平访美重合。新闻中没有提到由江绵恒部分控股的上海联和。上海联和投资公司接听电话的人也拒绝置评。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也涉足影视业。他是一部爱国影片《建党伟业》的顾问,这部影片是商业和政治之间紧密相连的一个例子。在全国范围放映了近90,000场。政府官员和学校得到命令必须购买团体票。媒体不允许批评该片。它成了去年的票房三甲影片之一。 学者们认为影视业已经成为了太子党们的新游乐场。清华大学的政策发展中心的主任张小劲说:”宣传部特别要求拍摄此类电影,然后他们再批准这类电影。” 北京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赵晓说:”只要哪个行业有钱赚,他们就会出现在哪儿。”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 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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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格林斯潘:为资本主义一辩

注:资本主义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污名,意识形态,道德混乱的一个词汇,是时候正本清源,恢复这个词汇本来具有的美好内涵的时候了。 对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思潮。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政治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对资本主义最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人。当政府高官常常为私营领域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好处(通常是为了换取政治支持)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这不是资本主义。这被称为腐败。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常常饱受诟病,但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之天性,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在美国,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民法,它“保护”许多高收入者的饭碗不会因为更有竞争力的移民而被抢走。美国H1B签证实际上是对富人的补贴,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诅咒。   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从费边社会主义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曾经是资本主义谨慎作风之代表的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坐视其资本充足率滑向危险的低水平,这种态度令我倍感焦虑。监管资本必需增加。   然而我担心,为了应对危机,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诸多“改进”将被写入 法律 。而在日后看来,这些“改进”是否明智,我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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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才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

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在目睹了“先富阶层”大肆构筑豪宅、疯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闲、鄙视劳动等言行后,挥笔写就《有闲阶级论》一书,痛批“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预言“有闲阶级”将加重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疯狂地追求消闲、享乐,将摧毁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为人赞美的美德,而成为遭人唾弃的对象。 放眼今日之中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历经30年改革开放,确实已今非昔比。黄金宴、人乳宴、天价奢侈品、砸汽车、扔钞票的行为层出不穷,而法国人头马在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在世界其他地区销量的总和。 在日本,“China Money”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让日本人瞠目结舌,但这换来的往往不是日本社会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诸如此类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大排量越野车和多用途汽车(MPV),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丰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车则主要面向中国市场。 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理性消费的回归恰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在传统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引进儒家思想时,日本过滤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张,使得“天皇”有别于中国的“皇帝”,得以万世一系。同样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日本也只继承和践行了“均贫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为富不仁”的观念。 岛国文化决定了日本国民的随众性和集体意识,要保证集体良性运转,相对的“平均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义,并能从中获得安全感。日本1.3亿人口,却公认是“一亿中流社会”,典型的橄榄型社会架构,中流阶层比例非常高,社会保障健全,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阶层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注:辞世前最多留2000万日元)、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戈尔巴乔夫曾感叹:“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日本。” 单纯的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坚持过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当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1961年去采访他时,发现在一座古朴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繁荣与幸福,他穷其一生领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在幸之助看来,企业经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将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大众期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为完成远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分10个阶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时,创业仅70年的松下电器利润高达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而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期间,一直坚持坐电车上下班。 日本作为高度均质化的中流社会,招摇的“炫富”本身是难以容忍的。笔者曾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宴会,但菜式都很简单,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没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而笔者熟悉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 反观中国的民间“巨富”,正如吴敬琏所言,“很多是来自‘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炫耀凭借如此手段取得的财富,后果将比凡勃伦预测的更加危险。“社会公平正义是阳光,甚至比阳光更有光辉”。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也传达了一种信仰:“社会贫富不均是上帝决定的,但凭借正当的途径,通过努力可达到社会上层的环境却是可以创造的。” 权贵创富的土壤不除,“劫富济贫”就可能被赋予正义的色彩而为社会广泛接受。进一步讲,财富不等于金钱,“贫且贱焉”固为耻也,但“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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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上)

                          相关链接: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下)   我曾经说,中国模式包括了两点: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本文是对后者的一个简述。   (一)奇特的婚姻   权力与资本结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在通俗的角度,孙立平将其称之为“奇特的婚姻”,贺卫方则称其为二者的“通奸”。在学术的角度,吴敬琏称其为重商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笑蜀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它凸显了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以为,将这种经济称之为权力经济或者权暴经济、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更加准确。   权力经济就其一般性而言,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某些国家的一个特点,即吴敬琏所说的重商主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某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转型,即所谓“东亚奇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类型: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地区大都走过这样一个历程:政府主导经济,等市场经济培育成熟、社会发展起来时,再起来反对政府过于专制与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正常的政府-社会关系,走向民主政治。“东亚奇迹”的奥秘也是关键之处,是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成长发育起来,然后才能推动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变得权责对等。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除外)等也都付出过惨烈的转型代价。   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用曾经存在的东亚奇迹模式来比照。它是在文革后复归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起点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话,那么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庞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官僚阶级从来不肯从经济领域退缩,也不能培育社会成长,因此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和形式虽然产生极大变异,不但与资本巧妙结合,与国际化部分接轨,但始终保持着对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从产品监管,抑或从价格形成,甚至从企业产生及运行调控的或有形或无形、或大或小的控制;不但形成了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消费、低资源价格)的独特的经济模式,而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最大剥夺;不但推动了经济奇迹,而且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寸步难行。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恶化、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仅从经济领域看,就有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资本之恶”在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公权力变成嗜血恶魔,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吞噬社会,吞噬一个个它本该守护的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公众与社会却手无寸铁,无力约束它难以厌足的胃口。   中国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仅从民生方面看,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三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终于变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矛盾。   正如孙立平领衔的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报告指出,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   (二)权力经济的表现   权力经济的表现,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中国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不奇怪,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不但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即利益主导特征。许小年指出: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中国政府大体上通过项目审批、资源控制、政策引导和综合平衡来调控宏观经济。   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大部资源。首先,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自然资源。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官僚阶级攫取财富的源泉。政府控制自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自然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   其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证券、外汇、进出口配额,等等。发改委仍然是资源掌控的主要机构,它不但直接管理着最重要的资源产品,负责分配和平衡重要的资源类产品,而且主管重要产品的价格,如直接决定中国的油、电、气的价格。   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由国家计委变身而成的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仍然拥有与计委相同的职权,甚至更大,它将已经撤销的各工业部的计划管理权都收归自己手下,也将原来体改委的权力收归手下。发改委拥有数千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庞大的机构。   发改委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规划,并据此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同时掌管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资金。在地方所谓的“跑部前进”中,发改委是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当然,其他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也都有巨大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银监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的规模、分配、转移、聚散。与国外政府管理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部门都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绝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以及关联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主要体现的是官僚阶级自身的意志,考虑的是官僚阶级的利益。权力可以任意通过宏观金融、财政、行政杠杆来调控经济,以造成最有利于官僚阶级自己的经济效果。比如1998年至2010年,中国央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2010年GDP的2倍。除了被动增发15万亿左右之外(即与同期中国外汇存底相匹配的人民币),还主动超发了逾20万亿元。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在2009年后的大幅上涨。学者们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即刼穷济富、济政府。中国的这种货币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中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体现的就是政治本身的特点。   再次,中国政府还负责社会保障供给资源的配置、综合平衡和价格管制,诸如教育、卫生、养老、文化。   当然市场化的中国也有部分资源在民间,比如部分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但是,更多的是“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1]”。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的另一种调控手段是制定政策,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配额、标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后面往往决定着数万亿的资金流动。如中央政府2008年实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当年货币超发了16万亿,引起了2009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   当然,由于中国统治秩序的混乱,地方官僚阶级的坐大,已经出现了诸候经济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官僚阶级控制着土地资源,“有土斯有财”,土地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源泉。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采用化整为零或者干脆硬上的办法,来上马项目。那些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宏大工程,那些领导人大手一挥上千亩土地就被征用、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的项目,已经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普遍行为,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权力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僚阶级整体得利,他们依据权力决定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官僚阶级有了更多更大的经济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权。   2.权力控制着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   企业的性质有多种,关于国企我们下面要专门论及,这里只说民企和外企。涉及这些企业生存和效益的诸种因素,从资格准入、资源分配、税收调节、政策奖惩、各项监管等等,都在权力的强力控制下。简言之,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民营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生存。换言之,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同地区的政府既可以相互竞争,任意给出国家或法律不允许的优惠政策,甚至白送土地,默认其污染环境,建设血汗工厂,也可以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对于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境外或其他地区的)套上脖链,随意勒索。中国政府也可以因为政治因素,对企业进行鼓励或者打压。比如台湾企业奇美带有绿色,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税收检查”让其在大陆镇江投资兴办的工厂运营困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不得不以辞去企业职务来承担责任,以交换其大陆资产的安全与正常运营。   官僚个人既可以入股甚至入干股民营企业,也可以巧取豪夺民营企业的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侵占民企案例。在资源富裕地区,官员入股企业甚至在企业拿干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衍生结果,中国的矿难即死于矿井安全事故的人数令世人震惊。在屡次整顿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由中纪委出面,清理官员入股企业。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禁绝这种现象。   在另一种公共事件即环境污染事故中,人们也经常看到权力的影子。2010年,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污水池渗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企业在事发9天后才向社会公告,但实际上,事故发生两天后,企业就报告给了上杭县政府。上杭县政府没有选择立即向社会通告实情,而是极力封锁消息,直到无法封锁才不得已向社会披露。这个事件虽经国家环保部和福建省政府介入调查,但在最后的处理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罚了一点款。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开,让人们知道不但上杭县国资委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而且,紫金矿业近几年逐渐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养老院。当地有多位政府官员在企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企业的股份。所以,尽管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但里面众多机构的设置如同缩微版的县政府,大到战略决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数要由当地政府来拍板,而企业高管只负责具体经营业务。在这样一个政企结构下,无论为“公”为私,政府和企业选择瞒报就再正常不过了。“紫金矿业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互送,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本质上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一种反映”[2]。   3.权力控制着垄断性国企   经过改革存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型的庞然大物。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是一种资源和行业的双重控制,也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最好方式。张博树指出官僚阶级以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开启了最大的私有化之门:   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3]。   张博树简述了这个掠夺故事开始时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起点,然后是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等等,表现了国企内部人与主管部门和官员控制特点的以权谋私,是从那个时期走过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国企扩权、技改、承包、改制、破产、转卖、扩张、上市、价格、掌门人的任免等等重大事项中,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私有化和权力化。简言之,本来应当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邓聿文则分析指出:   资本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分。一般来说,权力更亲近国有资本即国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无疑,国企更有利于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二是从官员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因为对个人来说,在市场条件下,唯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这种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   但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特别是政企一体化,会让社会资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并形成垄断,同时通过企业的分配最终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有着赤祼裸的利益分配考量[4]。   国资流失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   这里再重复一下《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的一段话: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军工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已占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在金融、能源、通讯、铁路、民航和远洋运输、军工的大部,都被国家也就是官僚阶级控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5]。而近十年来,最赚钱的行业还要加上高速公路、电网、通讯。所有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官僚阶级控制最严密的(或者国有化程度最高,或者权力影响资本最重),它们的过度成长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吴敬琏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6]”   作为国企价格垄断的另一个例子,“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占居民收入的5.43%,在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手机拥有者中,更是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受高通讯费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实不止是高通讯费,还有天价过路费(包括无可逃避的罚款),也是造成物流成本高的原因。   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虽然改革要求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准入上的平等。   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在加强而不是相反,比如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这是党管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高管到底是什么身份?   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必须接受市场规则,不但造成企业行为的错乱和经理人的角色混乱,而且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真实的经济效益。虽然表面上,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盈利,但2011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这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的国有企业真实绩效,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7]。   无独有偶,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正在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高明华,也向社会上公布了他参与调研的、一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同样指出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8]。   而央企在低成本占用国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是虚夸的“利润”,也没有向自己的出资人上缴多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一共1572.2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国家财政从央企中收支相抵,仅剩下约19亿元。也就是说,这期间央企表面上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央企的“利润”都被官僚阶级私分了。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对自己的主人如此吝啬,但对国外股东却极其慷慨。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   学者们习惯将民营企业与国企进行各种比较。比如从利润上看,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利润少得可怜,2009年,全部民营企业100强的利润,尚不敌国企中石油一家。从员工收入上看,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3亿人,也与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3000万人的总体收入相当。特别是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由于中国存在着国企与非国企,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可再生的加工业资本与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资本,弹性消费部门与‘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刘易斯语)这个二元结构,一直以来,也就存在两套资源配置方式,通行两种交易规则,存在着两类价格,存在着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一类,是外企、民企等弹性消费部门的竞争性自由交易价格,不可能只涨不降。这类低价惠及了大众不说,还对冲了国企的高价。另一类,则是‘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的垄断性强迫交易,价格只涨不降,没有谈判余地。[9]”   学者们也经常提出自本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即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化了国企在资源性领域的垄断,逼迫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民企撤出。同时行政管制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增长缓慢。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发布政策扩大民营企业进入经济行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政策完全没有发生效力。政府往往从国家经济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等方面解释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强制性限制和剥夺,但是没有事实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   现在权力经济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传媒、出版、教育、卫生领域,即形成了所谓文化、教育、卫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历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所以它的产业化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虽然市场资源力图挤入这些领域,官方也开了一些口子,但是在传媒和出版业,至今仍然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较之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场景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肩负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这些官办单位,突然也跳进市场经济的游泳池里施展手脚,于是就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极其丑陋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春晚的低俗而生硬的植入性广告,一次收入就有6亿之多。另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出版社卖书号,和学术杂志卖版面。而教育的滥收费,也已经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用杨连宁的话说,它造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遍赋敛:垄断国企的强迫交易与强迫消费。(由于国企)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程度这么高,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的确没有”,所以国人逃无可逃,只能接受国企的高价格产品,这是变相的横征暴敛。“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个月的生活费,或缴1次200元的罚款等于你好几天工资,不能不让你感到存在着两类价格,碰上了强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官价‘半匹红纱一丈绫’就牵走了卖炭老翁的‘一车炭,千余斤’”[10]。   毛左派们还在迷信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的主导或者主体地位,其实德热拉斯已经指出早在苏联模式时公有制已经导致政治特权并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在今天中国,国企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其牟利的主要手段。国企已经完全成为剥削人民的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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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山 |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_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 从法裔越南难民到内地影子富姐,李薇俨然成就了一个“中国梦”样板;而其数度沉浮及与多名高官间的纠葛,亦为超级裙带资本的现形。 《财经》记者 罗昌平 在李薇的财富曲线上,青岛“八大关”是迄今为止的顶点。 她曾在此拥有两栋省级文物别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栋位于山海关路1号,是建于1933年的法式乡村别墅;另一栋隔湾相望,是地处湛山三路2号的私邸。 李薇身陷囹圄前,两栋别墅曾转至其名下,价差数千万元;如今她重拾自由,别墅收归国有。进退之间,是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公权私用。仅以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作为不对等交易,李薇回报170万元现金,这正是杜氏伏法的罪证之一。 与李薇存在人脉交集、并与杜世成同在秦城监狱服刑者,还有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石化(600028.SH/0386.HK)原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级官员泥足深陷,因“交友不慎”“严重违纪”等卸甲身退。 这是怎样一个女子,她以何等资本与能量游刃于权贵之间?其财富版图所剩几何? 拆解上述诸案的司法材料和庭外资讯,一个多重利益交汇的政商联盟依稀可辨。居于网络之中的李薇,身世坎坷,财路传奇:这名越南出生的法越混血儿以难民身份进入云南红河,借凭过人的逢迎手段渐次接近本地高层,在脱身险案后,经财经大员引入北京,开始编织一张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 调查可示,其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回望其途,一介难民富姐的沉浮,俨然一个“中国梦”的样板,一幕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活剧,最终因双重规训匮乏落得满盘皆输。其案颇具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又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特征。 学者庄礼伟曾论述,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还具有前现代性、体制性、家族性与全社会性等特征。而李薇一案,则丰富了该定义的内涵: ——以血统与姿色为本钱,涉足烟草、地产、石油等行业,皆为垄断暴利领域; ——作为权力代理人,租金与佣金积成其第一桶金,穷尽漏洞经济商机; ——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地方一隅的线性人脉倾覆后,迅速组建横跨央地、政商的网状关系,权贵资本的连横已现; ——拥有银行贷款、央企“现金奶牛”双条融资渠道,不乏空手套白狼之术,并辅之以操纵证券市场,获利倍增; ——与其同业竞争的民企,纷纷铩羽而归。 “给薇姐的标签太负面了,这对她不公平。”李薇的一名亲属如是辩解。 所谓不公平,是指李薇承受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审判,如今,她未经刑事审判重获自由,在2010年岁末留下一个模糊而神秘的背影。 这位属兔的奇女子,已迎来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收拾残局是体制的使命和本能,而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双重规训,营造平等与公正的条件,已是体制改革之急务,亦为还原李薇案之真义。 上篇:李薇前传 别墅里的交易 八大关位于青岛汇泉湾与太平湾交集处,因主要道路以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有此称。解放前,此处为官僚资本家云集之所,现为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这里有上百幢造型迥异的西式别墅,主人更迭,故事却在延续,每栋别墅以不同的装修风格彰显其财富态度。 作为八大关首条开通的道路,位于其间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可谓“天字一号”。这栋掩蔽在浓密树木背后的白色建筑,很难被一个镜头完整囊括。穿过临街拱门,拾阶入内,便见红瓦黄墙;袭袭花香与习习海风,浸入700余平方米的每个角落。举目百米,海景尽收。由此往东,不过五分钟车程,即抵湛山三路2号,亦是旧时官僚资本家的私邸。此楼侧海,主楼与花房近400平方米,空旷草坪可供百人聚会。 李薇的数家公司,即在此办公。陈同海曾是这两处别墅的常客,他还带来一些权贵商贾;另一常客杜世成,不仅在此四次收受贿赂,还曾以哮喘病之名在此及厦门博士山庄33号别墅办公。李薇恭逢其会,录得“薇姐”之名。 细心者注意到,若是晴日,李薇姐妹喜好酒会迎宾,吟咏作乐。据已生效的杜世成判决书,其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赂主要牵涉两个女人,一是替他收钱的福建情妇梁巧云;二是给他送钱的李薇。 李薇的证言称:“为感谢杜世成对自己在青岛经营活动给予的帮助,也为了杜世成能继续帮助自己在青岛发展,于2003年底至2006年春节前在湛山三路2号别墅、山海关路1号别墅,分别送给杜世成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共计170万元。” 上述所送之钱款,均由李薇的弟弟妹妹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准备并打包。杜世成的儿子杜同原亦旁证,其父亲分四次交给他170万元,并说是李薇送的。 李薇出入境记录证明,这四次给杜世成送钱都在境内。两栋文物别墅既是行贿之地,亦是李薇请托项目之一。 早在2001年,刚任青岛市长的杜世成指示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协调别墅转让一事,参考价是1993年青岛市东部指挥部出售八大关15幢别墅的平均价。 东部指挥部成立于1992年,彼时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并开发崂山——这与杜世成主政期间往西发展相反。上述别墅1993年均价为1.1万元/平方米,八年无差价,这受到姜俊山的质疑。 实际上,随着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的圈定,这些文物别墅均不可做产权转让。杜世成随即指定时任城建副市长罗永明经办此事。罗的证言称,杜多次提出“可以比东部指挥部销售别墅的平均售价还低的价格”让他执行。 两套别墅属于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青岛直管疗养用房屋,持有其产权的青岛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姜岱积兼任总经理。杜世成的秘书李大良证言,姜岱积曾对交易价格存在异议,托其找杜世成当面汇报,被杜拒绝,并表示已要求罗永明取个中间价。 2003年1月,杜世成升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威权之下,本地监督环节逐一脱落,莫未能挡。若以今日之市价,这两栋别墅资产或逾亿元,而2002年的最低测算价亦达人民币2470万元。在谈判过程中,李薇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姜岱积方面发生争执;负责将别墅腾空的李昌玉证言证实,他两次被杜世成叫到办公室责问、训斥工作效率慢,影响市委市政府的信誉。 成交在即,李薇不肯按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杜世成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敬吉批示:“那就办划拨吧,划拨好啊,没有年限。”最终,两栋别墅以人民币750万元卖给李薇,并以“划拨”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 在威权治下,多数官员丧失独立性,唯上是从。不过,当年这些经办官员,仅罗永明紧随杜世成落马,并因受贿312万余元领刑14年。当年的那两栋文物别墅,现被注销产权。 2011年元月的一天,它们的新租客分别向《财经》记者敞开了大门,此时树木凋零,光环褪尽. 难民入华   与用于办公的湛山三路别墅不同,2003年,在案发前三年,山海关路1号别墅被李薇改成家居。这里住着她年迈的父母,偶尔来往的弟妹李娴、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李少林(别名朱诚)等。   “老爷(指李薇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近海,有法国风味。”一名亲属说,这源于他特殊的血统与爱好。   李薇出身微寒,入世离奇。据其户籍档案,“李薇,汉族,身高165CM,户籍地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红围坊6号,出生地是广东省惠来县,籍贯为云南省昆明市,已婚,高中文化。待业。”    司法材料显示,李薇至少拥有两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一是“440301”开头的身份证,籍地深圳罗湖区,出生日期是1963年9月24日;一是“P284”开头的香港居住证。   据其亲属介绍,李薇本为越南居民,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   在李薇入华六七年之后,越南大量难民因军事冲突涌入中国境内。国家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   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越南,1884年起全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9月独立,此后陷入长达34年的越南战争(1945年-1979年)。依时间推算,李薇入华应在1970年前后,彼时正是越南战争中后段,当地武装两次恐怖袭击美军均以失败告终。   李薇的父亲系法裔越南人,其早年经商,因避战火,遂将家人与家产移至中国云南。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   李姓本是越南一个大姓,与公元1010年李公蕴王朝有关;因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无论从建筑、饮食还是人文传承,均有法式烙印,那些法裔血统的越南人尤其强烈认同这一身份。亦非巧合,法式风格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应合了李薇及其父亲的乡愁,临街拱门有一对法式直立狮身浮雕;父女俩甚至专门改造地下储藏室以安放名贵的波尔多AOC级别的葡萄酒。   与大多数沉于底层的难民不同,商人起家的李薇之父,自移居云南之初即先觉官道,为其子嗣疏通津要。   1996年12月25日,33岁的李薇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不是在云南红河,而是广东深圳。“在云南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广东一些县市已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户籍造假系统了。”有关调查人士说。   她的胞妹李娴1967年9月22日生,出生地和籍贯均为广东省陆丰县,而身份证号在深圳罗湖区;李薇的另一表妹李云梅,身份证号与籍贯地址吻合,系云南省晋宁县。   在旁人眼里,李薇长相标致,善于交际,其商业头脑在青年时代即有展现——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李薇专做烟草转卖等,成为有名的“倒姐”。当竞争对手感叹她的呼风唤雨时,鲜有人想到,这个踩着高跟鞋在物质城池奔波的女子,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工作大都由她的妹妹李云梅等完成。   她在拥有合法身份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河口、金平、绿春三县与越南接壤,其中河口即是难民重点安置点。在“烟草王国”云南,作为烟草系统的官员,其在政商体系中自然有着较重位置。得益于丈夫的引见,以及烟草这一线性的人脉关系,李薇迅速接近本地高层,其中包括被其视为“家门”的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 涉险李嘉廷案   温润而亮丽的红河,将哀牢山脉切割成南北两部。这片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滇南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他生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李嘉廷19岁迈入清华大学,在黑龙江结束约20年的任职后,于1995年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三年后兼任省长。   知情者介绍,大约自1993年起,李薇与偶有返乡的李嘉廷相熟。彼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   早在1995年,徐福英耗资700万元在阳宗海建造“海王号”游船,从政要到大款,都乐于上船游玩,作为顾主之一的李嘉廷曾动用300万元公款助徐。那时的李薇,仅是“海王号”上不甚知名的小帮手。   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李薇喜留直发,并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她的身体曲线。衣着于她更像是武器,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她借此展现另一种优势。   据有关材料,曾行贿李嘉廷580万元的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经徐福英、李薇等人帮助,通过李嘉延获得香烟出品配额、与云南省石油总公司合资销售石油制品,斩获近4000万元。李薇日后供述,迎来送往间她掌握了两点:一是烟草、石油这等垄断资源的暴利;二是户籍办理的捷径——杨荣1994年向广东茂名警方捐款50万元,帮李嘉廷之子李勃办得一个假户籍,再以“李博”之名获得香港居住证。   不同的是,李薇乃获得一名安全部门的高官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在广东惠来落定户口。得此两人帮助,李薇日后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澳、内地之间。此外,李薇还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  1996年,李薇拿下深圳的居民身份证,两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投资移民——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总发行股本为1000股,Oriental Union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QUICL)持750股;李薇持250股。  随后,李薇又注册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Holly International Limited),总发行股本10000股,其中李薇持9999股,杨晓燕持1股。这家公司在北京、青岛均有投资,同时也是上述两栋文物别墅的产权拥有者,其办公地址与东方联合实业地址一致。  李嘉廷于2001年被查,两年后因受贿1810余万元终审判处死缓,其子李勃与情妇徐福英亦双双获刑。有关权威人士称,李薇曾与徐福英一起出现在专案组面前,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   此案提供的教训,如李薇日后对身边人所说:“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    2003年李嘉廷服刑之际,李薇已获得陈同海专业财务团队的支持,她的“企业群”布点相当成熟——    海外平台,如NC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镇,李薇自任董事局主席,成为内地核心资产的直接控制者;香港平台,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李薇直接持股;深圳中转站,用于资金转移与内地其他企业控股,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兴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等;青岛基地,多为实业公司,如华诚石化置业有限公司、毅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等;京、沪、鄂、闽等地,设有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等及上述公司的分公司。   布局即成,一场李薇“自己也没想到的”大富贵正在等着她。  中篇:青岛基地 首创分子 文物别墅入囊,李薇志不在此。据有关资料,2002年春节,杜世成前往湛山三路2号私邸,李薇指着远方一块绿地说:“给我开发吧!” 窗外是太平角,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李薇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包装——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由首创集团申办太平角房地产项目。李薇与首创的渊源始于李嘉廷案发前,后者曾将她介绍给一位在云南任职的京官。李薇在协助调查后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彼时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2001年曾随人远赴湖北,因受限颇多,斩获无几,此人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同时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若非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的阻扰与北京城建市场的复杂局面,李薇的财富轨迹或有另一番景象,事后她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太平角项目处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并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杜世成点名批评说:“人大也要考虑经济发展,要引进世界五百强,增加青岛市的税收。” 2002年4月8日下午,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受托与李薇洽谈,并于同年5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原本以首创股份(600008.SH)之名义开发,但最终落到了李薇名下的毅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且未经过“招拍挂”取得用地。 “首创、毅创无所谓,关键是要动起来。”杜世成批示说。 “办事不力”的国土局长张敬吉,再次受到杜世成的责难和批评。2003年,李薇成功揽得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但她并未开发,而是转让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建集团,从中获利人民币8400万元。举手之间,8400万元如探囊取物。同期运作的还有李村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杜世成指示,这个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最终采取TOT运作模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由首创股份、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400万元,其中首创股份持股40%。公司于2004年10月1日运营。首创股份有关人士证言,2002年李薇联系杜世成支持、帮助首创股份在青岛投资建成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获得首创股份支付的咨询费100.8万元。该人士同时证言,2002年11月首创集团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申办太平角项目的请示、以及2003年5月首创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毅创公司系首创战略合作伙伴的函件,均是按照李薇、杜世成的意思办理的。 杜世成并不忌讳公开表示与李薇的关系,2002年6月在一次登崂山的过程中,他把李介绍给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华。不久,李薇的公司无资质且未经招投标,直接获得青岛风景区崂山的亮化工程等,至少获利439万元。这一时期的李薇,尚无资金实力亦无专业能力介入实业投资,而是依托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并迅速变现,符合裙带资本的初始发迹模式。 陈同海的大礼包 李薇与首创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她的第二步,是“零成本”参股或控股优质资产以长期合法地坐享红利。 自2002年起,李薇的核心关系网有一个明显的标签——要么出生、成长于山东,要么曾任职于山东。当陈同海、杜世成交汇于李薇这个利益通道时,他们的礼包石破天惊。据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000554.SZ)2004年年报,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泰山地产)注册资本为8065万元,资产总额为3.48亿元。当年6月14日,泰山石油将所持泰山地产的75%股权以1.23亿元转让给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青岛);NC国际有限公司另无偿获得余下的25%股权。接盘的两公司均由李薇实际控制。 仅一个半月,7月29日,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以3.25亿元受让首创青岛所持泰山地产75%的股权,李薇净赚2亿余元。黄金海岸有国资背景,杜世成的亲属杜溪山是其主要负责人。2006年12月31日,也就是杜世成涉案免职第八天,杜溪山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泰山石油有关人士称,该公司退出泰山地产,实际由陈同海一手操纵。2004年3月,履新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才一年的陈同海,曾专程召集泰山石油高层开会,讨论泰山地产重组问题。另据泰山石油2005年年报,其转让泰山地产股份应得的1.23亿元,到2005年底仍未清收。直至今日,李薇通过NC国际有限公司仍坐享泰山地产25%的股权红利。 在青岛地产界,泰山地产拿地的能力惊人,甚至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亦易如反掌。这个紧邻青岛市府行政大楼的奥运工程,位于市南区浮山湾畔,为原北海船厂旧址,占地45公顷,因老厂搬迁及新址建设达32.8亿元,青岛市政府决定拍卖其中15公顷土地以补充资金缺口。 2005年10月17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对其三宗土地捆绑转让,在与海信、海尔等巨型国企同台竞价中,泰山地产仍是最大赢家,成功拿下了最好的两宗地块。其9360元/平方米的起拍价和13.5亿元总起拍价,双双创下纪录,成为“青岛地王”。基于31号地块修建的百丽商业广场,和基于28号和29号的柏丽澜庭住宅小区,目前均已销售完,每平方米外销均价为商铺6万元、住宅3.5万元。 2010年4月16日,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百丽广场开业。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项目,与相邻的五四广场成为青岛地标建筑。 “大炼油”蛀虫 获得陈同海帮助的李薇,在2004年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年6月,青岛大炼油项目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复。奠基在即,李薇的寄生买卖也已开始。 青岛大炼油项目乃中国石化的一个“巨无霸工程”,是中国批准的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多亿元。 2001年2月,中国石化、山东省和青岛市三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自此长达六年间,负责此项目议谈的正是陈同海和杜世成。 陈同海生于山东,与本地人杜世成的关系亦随着这一项目日渐密切。跟杜世成的草根出身不同,陈同海生于革命世家,父亲陈伟达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早岁入仕,后掌国企,政企“两栖”路径令其出手阔绰、禁忌趋少,且人脉通达。 有人士称,以杜世成、陈同海这等身份,并不缺美乏艳,有特殊标签且可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者更适当其会。司法材料称,2004年8月31日,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达成中国石化高层专家、中等专家、职工住宅的建设用地分别采取协议用地、议标用地、挂牌用地不同方式出让的意见。 经副市长罗永明协调,在青岛经济开发区、黄岛区、胶南市共落实1000亩地。经两公司“陪标”,李薇的青岛华诚石化置业公司(下称华诚石化)以人民币3.6亿元拍得上述土地。及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判决书记载,“在办理土地出让过程中,杜世成多次打电话过问,要求抓紧办理,加快推进,做好服务。” 其中黄岛开发区的土地位于薛家岛石雀滩路侧、编号为HD2006-07,2006年3月30日挂牌的楼面起始价是2500元/平方米,总面积为22.57万平方米。当年4月24日,华诚石化竞得该地块,成交价2633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1.18亿元。但是,该地块所在的南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同一地段当时的土地市场价达3000元/平方米,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 上述地产的开发,李薇还获得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数家国企及政府部门,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向华诚石化预付了巨额工程款。中国石化年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应收华诚石化往来款2.88亿元。但有关此笔资金的由来并无交代。 除此,李薇借力于中国石化,在包括河南、福建等地都以“华诚”之名大肆发展房地产业。这些合资公司因高负债,已相继于2010年剥离中国石化,部分甚至以1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下篇:石油梦想 183座加油站 李薇在李嘉廷时期种下的石油梦想,直到陈同海援手才获机会。 2004年7月,李薇及其妹妹在京注册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获得中国石化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广告投放。在中国油气版图中,中国石油集团在上游开采业务占优势,中国石化集团的炼油业务占优势,后者又因对进口原油的过重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较大。而在销售环节,原来南北分治的格局,实已逐步打破。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化拥有的加油站数量达到28801座,这比同期中国石油拥有的加油站多出上万座。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认为,近3万座加油站网络和2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是其公司核心竞争力。但与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这无疑是蝇头微利。 同在2004年7月,中国石化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中石化首创石油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前者以北京七城区123家全资加油站实物资产7亿元投资;后者出现金3亿元,计划新建60座加油站。根据合资公司章程,这60座新建加油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在北京五环、六环、京承、京开、京沈、第二京津塘、第二机场等高速路段新建;买断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及公路联络线公司在京公路上的加油站股权;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新建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规划加油站,等等。 陈同海为这份协议的签署者,在之前的申报材料中,多份可见由陈批示的“加急”字样。 需提及的是,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5日,首创集团与李薇名下深圳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80%与20%。公司2007年财报显示,其总资产3.98亿元,税后利润4109万元,净资产亦达1.36亿元。而李薇方一直资金不到位。 携垄断之势而强强联手的首创与中国石化这一“巨无霸”,不仅打破了中国石油在北方市场的独大局面,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加油站的生存空间。中国自1992年放开石油市场,民营加油站迎来六年黄金期。1998年成品油实行特许经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借机大举收购,加之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高峰期,加油站网点几乎被两巨头垄断。 根据中国加入WTO承诺,外资在2004年12月11日后可进入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底全面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上述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陈同海曾公开表示:“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数众加油站。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不过,重获自由的李薇,如今被迫签署了相关文件,将所持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 目前中国石化、首创集团的合作亦已中止,相关公司注销。 陪庄末路 早在2002年,中国石化顺势一改集团管理模式,在总部决策中心下设采油、炼油、化工、销售四个事业部,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统一调度。是年,其名下上市公司湖北兴化(600886.SH)重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转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解决母子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金额大、比重高等问题。据有关调查,其实早在李薇去留湖北之际,即与湖北本地及石化领域的势力存在交集,并自此重仓中国石化旗下的多只股票。与同期的资本玩家们相比,李薇辅以证券之手,旨在曲线介入鲜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采油、炼油、化工等领域。“一旦政策松动,可以先知先觉,占得先机。”一位知情人士说。 继湖北兴化之后,陈同海主政的中国石化自2006年起推出了大规模的卖壳整合计划,其旗下七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拟定了初步卖壳对象。如S*ST化二(000728.SZ)、石炼化(000783.SZ)分别卖壳给两家证券公司,“隐庄”早已提前布局。其实自1999年开始,李薇即已通过李嘉廷结识云南老乡、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以备日后深度介入证券市场。通过关联信息提前埋伏获取暴利,即是利润之源。据有关方面调查,在得到陈同海帮助后,李薇调集数亿元资金,通过上百个资金账户提前布局上述股票。 利益方所涉之深令人侧目,陈同海一位至交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两股票,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通过控制主要领导身边的商人或情妇,进而牵出庞大贪腐网络,是近年来党内肃贪的方式之一,上海社保案等大抵如此。 权威部门通报称,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在情妇李薇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陈同海曾进行了一些干扰调查的活动。不久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其因争取立功而举报陈同海。2007年3月,陈同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被呈报高层。但在2007年2月26日,石炼化股东大会以96%的高票通过借壳方案;同年3月13日,化二的重组方案亦已成行。 “头发真在一晚上白了。”一名目睹庄家失态的市场人士说。 显然,若借壳化二、石炼化的方案因陈同海案中止,有关方面将血本无归。上述市场人士介绍,这个利益共同体动用了一切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其中最成功之处在于陈同海案由2007年3月的初查拖至6月主动辞职,再到10月在中共十七大会上通过被“双规”。 前后近八个月的时间差,为上述股票的腾挪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此后,腾壳、瘦身、注资、股改四步一气贯通,业内评价为“手法流畅,堪称经典”,但鲜有人体会庄家们的惊心动魄。以石炼化变身后为例,上市公司市盈率一度冲高到100倍,股东获得了超过13倍的市值回报;其后仍长期保持在30倍以上的市盈率水平。 这样的高收益,得益于卖壳方的“慷慨大方”——让上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并注销。只可惜,李薇未能享受到这一暴利,她卷入的资产多数被扣押。其间的诸多细节亦成一笔糊涂账。 洗线路径 权威消息称,在2007年6月,陈同海首次接受组织谈话,被要求从经济、金融方面交代。此时的陈却大规模转移财产,自当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通过北京、天津、深圳等地12个账户提取、转移并套购外币超过1.7亿余元。 由于陈同海上述资金均在监视之内,对其源头的追溯及最终的定罪,都有直接影响。 2009年7月15日,61岁的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判处死缓。此时的陈氏头发斑白,神情落寞,难睹往昔之风采。 实际上,陈同海转移资产的渠道与李薇由外入内的资金通道略有交集——资金来自于深圳关联公司的划拨,前端是香港中转站,再追查已方向不明。结合李薇的说明,这些资金大体由三块构成:一是其实业投资所得;二是项目介绍的佣金;三是他人的权力租金。案发之前的2006年,李薇大规模从境外调钱入境已有迹可循。彼时,她卷入的“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案即是明证。作为当地地标,中诚广场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天河北路与体育西路交界处。高51层的A、B双塔,正面呈百度左右的钝角状,如同两扇翅膀张开。项目由钟华的广州鹏城房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1993年8月8日开工,引入当时流行香港的销售方式——卖“楼花”,一度炒出每平方米3万港元的天价,涉及购房业主90户左右。 1996年封顶的中诚广场因债务问题突遭查封,此后执行过程被一个潮汕乡党操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律师许俊宏和陈卓伦,以及中诚广场的两个接盘者范骏业、郭成。 “李薇想买中诚广场,价钱开得高,很诱人,但前提是要帮她将80亿元资金洗白。”钟华告诉《财经》记者。 从时间上推算,这与其同期在内地的扩张相吻合。钟华介绍,其中一次北京谈判,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自己在政界的关系,并称已成功打动黄松有。但由于身陷中诚广场多年,钟华以不愿承担洗钱风险而拒绝了李薇。尽管如此,李薇还是通过黄松有与杨贤才,绕开钟华,以中国石化的名义于2006年5月与郭成名下的公司签订协议,以13亿余元买下中诚广场北塔。 蹊跷的是,郭成2004年获得中诚广场上述产权时,为9.24亿元收购款提供担保的实为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据知情者介绍,范骏业、郭成与陈同海相识,全因李薇引荐。陈同海自述介入中城广场是中国石化在广州缺乏标志性建筑。似有先兆,案发前的李薇时常会跟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艰辛与磨难。但她惟独不谈感情。 时至今日,李薇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内地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遍历显要,几番浮沉,青山尚在,虽然其间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 在北京朝阳区,李薇及其妹妹李娴在2005年6月、2009年8月两次办理暂住证,前一次购置资产,后一次变卖资产;在香港,李薇自2008年4月起已卸任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豪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由陈丹霞接替;至于NC国际有限公司,其不仅仍是泰山地产25%股权的持有者,还在广东、福建留有大量实业投资。 即使她们移民大洋彼岸,仍可继续“寄生”生活。按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理解,裙带资本是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杜世成、陈同海的命运趋同,以权力深度入市的当年,在石油、地产等市场,他们是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在杠杆率畸形的证券市场,他们可能影响政策并动用国资。遗憾的是,这些背后的交易多数被司法审判忽略。 环境局限了选择,制度提供了导向。法治不立,就会有更多才貌双全的女性,怀揣着梦想走上和李薇相同的路。当阳光仅是偶尔破门而入,暗室中的权贵与裙带,仍有可供生存与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谁在行贿陈同海 饶智 这是陈同海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戴罪服刑的第二个春节。  2007年6月22日,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同年10月15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中共十七大时透露陈已被“双规”。 2008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此处所述情妇正是李薇,在陈同海庭审中即有提及。 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十天后,陈放弃上诉。秦城监狱又多了一名服刑者。陈同海被法院认定的1.9573亿余元贿赂,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时至今日,六人身份悉数解密。神秘人David An 2009年3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陈同海提起公诉。同年6月12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低调一审。据已生效的判决书,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卷入行贿人六名,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汉思能源 (00554.HK)董事局主席。在2010胡润百富榜地区排名榜单(香港)中,戴伟以11亿港元资产位列第33名。 戴伟,男,1959年7月15日生,河北人,在北京读书,大学文化程度,自1997年起拥有加拿大国籍。在汉思能源的有关文件里,戴伟也以“David An”的名字出现。 戴伟与陈同海相识于1997年,通过陈同海的妹夫介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旁的萨拉伯尔餐厅初识。此后,两人交往逐渐增多,行贿事由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南沙区(原属番禺区)小虎岛油库项目。这个广东最大的油库始建于1992年,投资方粤海(番禺)石油化工储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粤海石化)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粤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粤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度持有其92%股权。 1998年,粤海集团资产重组,其子公司所持粤海石化的股权亦悉数转让。陈同海带队亲赴广东,洽谈收购小虎岛油库事宜;家族背景深厚的戴伟随后介入,最终由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与戴伟组成联营公司,完成了对小虎岛油库的收购,获利四六开。初次合作,戴伟获利颇丰。此役之后的2005年八九月间,戴伟来到陈同海办公室,称其采购到一种价格低廉的高酸原油。陈同海提出,希望戴伟将其全部卖给中国石化。 据介绍,陈同海在庭审中曾就此项目辩称,这种高酸原油系戴伟从苏丹进口,陈同海也曾安排中国石化有关人员亲赴苏丹洽谈而不得。尽管中国石化当时的冶炼技术与产能都跟不上,但仍与戴伟签订供货协议,陈就此批示:“价格不等人,加工不好,先储备起来。” 检察机关指控,中国石化一共从戴伟手中购得达混油3160万桶。 陈同海的辩护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庭审中辩称,中国石化因此获利6亿至10亿美元。戴伟与陈同海第三项勾连事实系合资投建东莞市东洲油库。据发改委2005年9月5日批文,项目计划占地700亩,建设100万立方米的特大型油库、码头。但项目未成,陈同海先已落马。 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7年5月23日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在香港汇丰银行、欧洲金融集团、渣打银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其中一笔发生在陈同海案发前一个月。来者不拒 据法院认定,除戴伟外,陈同海另外1813万元受贿款由四笔犯罪事实构成,卷入五名行贿人。行贿人中既有世交,如香港寰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永健。 2003年上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石化新办公大楼基建工程选址中,庄永健受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托,在陈同海的批示之下,中国石化最终选定并购买该公司朝阳广场地块,庄永健获中介费1950万元;此后,该办公大楼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委托庄永健游说陈同海成功,中标后,庄又得中介费1500万元。 有关人士介绍,戴伟及庄永健的交易及汇款,大都经李薇出面。如庄永健通过“香港赌王”连卓钊的地下钱庄将获利转入香港。为表感谢,于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给予陈同海150万美元和100万港元。 李薇实际也是连卓钊长期的客户。 另外三项受贿事实,数额相对较小,陈同海可谓来者不拒。如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得益于陈的帮助,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区市场部经理阚勇志、阚丽君兄妹为公司承揽齐鲁分公司乙烯改造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法制在线栏目承揽中国石化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全年在该频道投放广告业务等,从中获提成款540余万元。 阚氏兄妹六次向陈同海行贿人民币70万元和6万美元。 2003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陈同海受中国远东海南国际贸易公司原总经理刘远程请托,在安徽防腐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海南分公司承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东辛采油厂自动化改造工程、海南炼化续建项目等事宜打招呼、下指示,刘远程从中获中介费170余万元,后者于2006年2月10日在香港给予陈磊港币50万元。 2004年中国石化建设天津港油罐区期间,杭州嘉泰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华民受天津嘉菱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之托,找到陈同海帮忙促使中国石化买下后者的南疆地块,王获中介费1500余万元。 为此,王华民先后四次给陈同海奉上30万欧元。陈同海创下贿赂之最,其生效审判为死缓。盖因杜世成案发,情妇李薇将陈同海牵出,但上述受贿事实并不被调查部门掌握,系其案发后主动交代。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从轻发落。 ■ 李薇年谱   1963年9月24日生,法裔越南人   1970年前后,随父移居云南红河   1993年起,李薇与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相熟   1996年12月,在广州惠来县落户   1996年12月25日,获深圳市身份证   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获香港居住证   2001年,卷入李嘉廷案,不久获自由,经人引见入京   2001年11月,在湖北短暂活动   2002年,依托首创集团,主要在北京、青岛活动   2003年,获青岛太平角61800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倒手获利8400万元   2004年10月,促成首创获得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获咨询费100.8万元   2004年3月5日,借力首创、中石化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   2004年6月,受让并转让泰山地产75%的股权,仅一个半月净赚2亿余元   2004年8月31日,经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获得青岛1000亩地,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陈同海曾出面干扰调查   2006年12月24日,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因受贿626万余元获判无期徒刑,其举报陈同海立功   2007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后因受贿1.9573亿余元判死缓。杜世成、陈同海现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获释   资料来源:本刊记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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