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译者 | 《辛迪加项目》 裴敏欣:旁观者眼中的中国

核心提示:在中国公众的眼中,政府官员是贪污、无能、只热衷于升迁。但在西方管理者眼中,中国官员聪敏、果断、博学且有远见。西方管理者的判断在这里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种错误判断的政治后果。他们对中国官员素质和效率的称赞往往被共产党当成对其政策和合法性的国际认可四处炫耀—— 即使普通中国人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原文: China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发表:2012年8月27日 作者: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裴敏欣教授】 当前,与中国相关的最明显但却未被人注意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不同观察者对该国领导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在中国公众眼中,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碌碌无为,只对获得令其有利可图的官职感兴趣。但西方管理者却总是把中国官员描述成聪明、知识渊博、高瞻远瞩、具有决断力,大体上就是他们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清洗之前描述他所用的那些形容词。 调和上述两种观点是不可能的。不是中国公众难以取悦,就是西方管理者判断失误。然而,考虑到中国公民的日常经历令其比西方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对中国官员及其政绩做出评判,人们不得不断定他们的看法几乎当然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那些已在中国度过大量时间、自视为经验丰富的”中国通”的西方人需要问问自己为何会判断失误。 一个明显的解释是,中国官员非常善于用友好的举动和慷慨的承诺吸引西方商人。同一批官员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经常为了讨好西方投资者而展示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另一个吸引西方管理者的卖点就是许多中国官员具有工程学背景。而他们的西方同行则多是律师出身。对于商人而言,工程师是更讲究实际的解决问题的人,而律师们往往会被程序上的复杂问题所困扰,并总想找出合同上的漏洞。此外,大部分中国官员掌握了西方商业术语,因而能够深思熟虑地谈论各个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管理者对中国官员产生上述看法的另一个微妙原因是他们在评价中国官员时会下意识地找到参照标准。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视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因而在评价该国官员时会将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官员相比较。 这一无心的比较通常会得出有利于中国官员的结果。因为整体而言,中国官员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具世界性,对商业也更为关注(因为执政的共产党用经济增长和外国投资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而且,作为一个组织而言,中国的国家机构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强大得多,更有目标。 西方商界人士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或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法。然而,中国民众所持标准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国家仅仅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重新兴起的特殊大国,认为其必将加入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该国媒体引述为典型的管理方法都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事实上,侮辱中国人的一个最有效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比印度人或巴西人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 西方商界人士对中国产生错误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反映出其对自己国家政府的失望。民主程序的混乱状态、令人窒息的规章制度、高额税收和媒体监督已令他们失去了耐心。相反,在中国这个一党统治的国家里,他们发现与官员们打交道更加容易,因为后者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几乎立即加以执行。 当然,这些管理者有时的确想念西方国家盛行的法治精神。但是,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相比,大型西方公司的代表们是一个特殊群体,并不经常受到官员腐败之害。因此,他们对于一党专政最黑暗的部分几乎没有直接的感受,那是一个贪婪的、不受法律约束的精英群体。 西方管理者对中国政府产生误解的最遗憾的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坚持己见,至少那些对中国黑暗面从未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会如此行事。这些人往往都成功、睿智,同时在政治判断上都极其自信。此外西方企业是等级的、独裁的,也与中国的一党专政相类似,因此高级管理人员的错误判断很少能直接遭到下属的质疑。 这是一个真正的遗憾。很少西方高管能明白他们这些误解的政治后果。他们对中国官员素质和效率的称赞往往被共产党当成对其政策和合法性的国际认可四处炫耀—— 即使普通中国人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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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裴敏欣:你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

核心提示:”当我们着迷于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她的衰落?”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基础前提并认真思考出一套备用战略,一套基于在未来20年,中国便会衰落的战略。 原文: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作者:裴敏欣 发表:2012年8月29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编译版本 【原文配图】 过去40年,美国对其对手的衰败一直后知后觉。20世纪70年代,美国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巨人,尽管那时的苏联已被腐败和低效腐蚀殆尽。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在担心日本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然而,由于执着于投机与政治腐败,日本经济终于在1991年崩溃。 美国在对中国的预测上会重蹈覆辙吗?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已经显露出颓势:持续减速的经济增速、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不断增加的贷款坏账和即将爆发的房地产泡沫,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丑闻。而诸多推动中国发展的因素,比如人口红利、环境、廉价劳动力以及几乎无限的外部市场,都在慢慢消失。 然而,美国上到精英阶层下到普通民众都不认为中国会衰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便开始大肆宣传的”重返亚洲”,其前提便是中国的崛起;五角大楼称到2020年左右,要将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还在考虑在东亚地区部署海上反导弹系统,这同样也源于对中国导弹力量的担忧。 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将中国力量看作影响其国家安全和政治权力的重要因素。民主党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呼吁政府对教育和绿色科技领域的投入。八月底,”美国进步中心”和”下一代中心”(译注:二者都是美国的左翼智库)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将有2亿大学毕业生。报告认为美国的前景黯淡,并要求立刻下决心行动。共和党则将其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归结于抵御中国军力的增长。8月底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2012年共和党论坛的说法是:”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必须保持适度的军事力量来削弱中国对其邻国的任何激进的或胁迫性的行动。” 尽管美国媒体一再披露中国内部的脆弱性,美国人仍然相信中国的强大是不可撼动的。对这一断层的解释之一就是美国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中国了解不足,和对于其未来数十年内将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实质认识不清。北京目前遭遇的经济放缓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因为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弱所致,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这些更加积重难返:超强的国有经济浪费了资本,同时挤压了私有领域、系统性的效率不足和缺乏创新、贪得无厌的统治精英一门心思地要为自己谋利并享有无上特权、金融领域发育迟缓、还有病入膏肓的环境问题和人口压力。然而,尽管中国存在种种问题并陷入困境,但人们依然认为,中国的基本面强劲有力。 美国国内的情况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判断。这并非是一种巧合,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预料其对手不会衰败时,美国国内的不满正在加剧。(如吉米·卡特的”萎靡演说”。译注:卡特曾在美国民众不满加剧的时候将问题归结为信心危机,号召大家在困难时调低暖气,多穿一件毛衣,被大众解读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年均10%跌至(目前的)8%,那也远远好过于美国低于2%的年均经济增速和持续高于8%的失业率。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尽管中国情况不佳,美国却更糟糕。 中国将日益强大和主动的看法能如此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北京自己的所作所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提升其合法性,同时捍卫中国的民族荣誉。中国的国有媒体和历史教科书以扭曲的强硬的说法、彻底的谎言和民族主义迷思来教导更年轻的一代,这些都很容易激发起反西方或反日的情绪,北京不愿在领土纠纷中与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进行妥协,这更令人担心。在有争议的海域,尤其是南中国海有可能发生对峙,导致真正的武装冲突,这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能卸下对中国的防卫。 不幸的是,这样的错误估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中国会利用指责中国的论调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当成美国敌视中国的证据,并将中国的经济问题算到美国头上。而排外情绪会成为中国在困难时期能够继续挣扎的精神支柱。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南海纷争的背后是美国在捣鬼。 这种对现实的了解上的断层造成的最大后果是美国会失去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并为中国无法持续崛起准备好对策的机会。华盛顿的对话政策的核心是现状会持续,中共的统治在未来数十年都不会动摇。类似的华盛顿政策的假设在对前苏联、苏哈托的印尼、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利比亚时都出现过。华盛顿根深蒂固地低估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中发生改朝换代改变的可能性。 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基础前提并认真思考出一套备用战略,一套基于在未来20年,中国便会衰落的战略。因为中国一旦衰落,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发生改变。北韩政权会在一夜之间崩溃,朝鲜半岛会统一。区域性的民主转型潮流会推翻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政权。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最不可知的是中国自身:有13亿人口且虚弱的,或正在衰落的中国是否能进行一场和平的民主转型? 当然,现在便认为中国政府无法进行调整而避免衰落还言之过早。美国不能忽略中国再次强大的可能性。但目前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了中国的颓势,也为一场非常可能的大地震提供了无价的草蛇灰线。美国政策制定者如果误读了这些信息,将会重蹈覆辙,犯下另一个战略错误。 关联阅读: 点击阅读更多有关” 中美关系 “的时事专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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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裴敏欣:崛起的终结

  拒绝超级大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已经达?到顶峰   Superpower Denied? Why China’s ‘Rise’ May Have Already Peake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个混合了经济、人口、环境、政治和国际等方面挑战的毒药是怎样终结中国的上升?   如果追溯大国的兴衰是棘手的,那么明确指出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顶峰几乎是绝不可能。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衡量大国的标准。我们应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或财富的水平吗?我们应该考虑它的增长势头和可持续性吗?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是相对于其潜在的敌人而言的,那么在计算权力时,外部环境也是一个包括在内的合理考量吗?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现实世界问题的时候,以上这些问题应当考虑:中国的崛起是否已经见顶?   如果几年前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大概会引起哄堂大笑。那时,在传统的智慧看来,中国的崛起肯定将继续下去。但今天,每个人都在深思。   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几乎一切都变了。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立场,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性地标志着中国实力的顶峰也许是合理的 。从这以后一切就开始走下坡路。卷入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可以肯定的是,北京2008 – 2009年的刺激方案在赤字支出和信贷激增的推动下,成功地避免了衰退,并且促进2010年再度实现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有一阵子,北京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这是它强有力的领导和恢复能力的标志。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为一个误导和浪费的刺激计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部分的经济刺激计划,大约1.5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国有银行贷款)都被浪费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如基础设施、工厂和商业房地产。结果,许多这样的项目在经济上不可行,也将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堆积如山。房地产泡沫依然保持着泡沫。宏观经济在投资和家庭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几乎没有改善。今天,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正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隐藏在银行系统背后的大量不良贷款,外部需求乏力,投资回报的减少,这一系列的结合使北京不能再使用同样的旧经济方案来点燃经济。   短期的困难是北京最大的忧虑。在未来十年里,许多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推动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结构性有利因素将会消失。第一个是人口。根据兰德的研究,中国劳动人口的比例在2011年到达顶峰,在2012年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开始快速上升。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6%。到2025年,这个数字可能为14.3%。人口老龄化将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储蓄和投资,使医疗和养老金成本膨胀——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另一个困难的障碍是环境恶化。北京为了快速增长而忽略了环境保护。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环境恶化的成本都已经变得无法承受。当前,水和空气污染造成75万人过早死亡,约占GDP的8%。中国长期遭受折磨的人口终于开始为他们的环境权益而积极战斗。 仅在今年,在中国的两个城市,大规模抗额议活动迫使政府取消了建造工厂的计划,那些计划将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未来十年,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的双重影响将会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对中国增长最严重的长期阻碍是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的10年里,北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逆转市场化改革,并开始断然走上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国有企业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且享受垄断特权。金融体系支持这样以牺牲私人企业家为代价的公司。家庭收入占GDP的43%,还太低以至于无法支持更高的消费,而消费是使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为未来增长提供来源的关键因素。根据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银行的研究,没有系统性的改革,经济增长在未来二十年里将远低于每年7%。但是改革国家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破额坏额共产党统额治的根基。   在政治方面,未来十年对党的政治垄额断的反对将会上升。 中国公民已经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愿意挑战党的权额威。尽管当局在审查方面投入巨资,它现在甚至承认互联网赋予普通中国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声音,形成公共意见。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政策如独生子女政策、预算的透明度、教育和医疗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战。在这些发展背后,是当前政额权合额法性的重大危机。   至于统治精英阶层,他们的团结不再是被想当然。余孽伯事额件揭示了最高额层政权的分裂。更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隐患和方向的丧失如今在党内蔓延。许多党内精英现在意识到该政权最好的日子很可能已经过去,如果没有根本的政治改革,它将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从外部来看,中国良性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由于领土争端,它与很多邻国的关系已经变得更有争议。主要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已失去了耐心。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正在变得更有竞争性。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中美关系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扩大。.随着世界各国纷纷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中国影响力提高警惕并开始反击,北京在扩大其经济立足点和保障市场和资源的获得上不再随心所欲。   本分析揭示了在一额党统治下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见顶。这个诱人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可能在后天额安额门时代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实际上这个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魔力,即使不是彻底破产的话。然而,中国的未来并非一定是惨淡的。这种分析的正面是,有了正确的改革,尤其是返回到亲市场的增长战略,过渡到民额主统治,中国可以轻松的面对这些国内外挑战。一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比国家资本主义会更有效、更公平地利用资源。民额主改革将给政权的国内合法性带来基础性的来源,在国外也有助于减少仇恨和不信任。中国将有很好的机会奠定一个21世纪的超级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果这真的发生,中国最好的日子即将到来,而不是辉煌不再。   (裴敏欣,美籍华人,美国政治学家,专长是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译者   中国崛起的终结   The End of China’s Rise   Amitai Etzioni   国家利益   2012年7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几乎所有的人开始一致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经济规模很快将超过美国;实行的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喜欢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非民额主资本主义模式;在非洲和拉美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在邻国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就在此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却已经走到了顶点。尽管中国渡过了自2008年以来一直困扰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现在却面临着自身的严峻挑战。如果这些主要趋势持续下去,那些曾经认为我们即将进入中国世纪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世纪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最先使外界关注中国力量崛起的是中国经济的异常高速发展。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经济体可以在全球市场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为大幅增强军力提供资金。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已从2010年的10.4%降至2012年的7.5%。这样的增速也许已经算是比较慢的了,而经济学家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媒体使用的数字基于中国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而很多人对后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此外,《经济学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个国家就越难以保持原来的增长率,因为它日益被迫进行自我创新。在新兴市场的经济学家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减速,而是在于中国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经济放缓对所有政府来说都具有挑战性,但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政权的合额法性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民主选择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该政权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基础之上。由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中国人的期望值很高,其中大多数人尚未达到发家者的富裕程度(发家者主要在沿海城市)。与那些人们境况都很差、期望很少的地方相比,中国的差异和无力满足未来高增长需求是被经济学家视作危及政权稳定的主要因素。   此外,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也带来了重大环境挑战。到2007年底,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是中国城市,而且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鉴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资源开采,环境退化对该国经济增长的束缚越来越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养活中国人困难重重,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中国存在严重的缺水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腐额败问题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地方上。中国在2011年《腐额败感额觉指数》上排名第75位,远远低于日本(第14位)和美国(第24位)等国。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未来来说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之处——这些特色目前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中国仍在实行已经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若干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将明显减少,老年人急剧增加。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开拓,它面临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得到中国大量投资和援助的非洲国家抱怨自己的中国恩人通常都不雇用当地工人;中国商人抱成一团,避免与当地人接触;即便他们雇用当地人,当地人的工作条件也非常差,工资也很低;贸易条件极不公平。有人给中国贴上“重商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标签的速度非常快。   一些邻国也越来越疏远中国。最近,在缅甸和越南,中国的姿态导致这些国家靠近美国。其实,中国的盟友少之又少,而确实可以称为盟友的国家(如朝鲜之类)非但不能提供支持,反而经常惹麻烦,让中国付出代价。   总之,繁荣兴旺、充满活力的中国即将对衰落的美国发起挑战的形象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关于崛起中国的又一个封面报道,正如我们曾经对崛起日本所作的报道一样,可以肯定这个报道将会被重写,如果不是被彻底颠覆的话。   Amitai Etzioni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他的最新专著《热点:后人权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将于2012年10月出版。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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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为什么中国无法调整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蓬勃发展,是因为卖给外商的交易成本低。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 【图: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相关日志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5 — 温州下属的县级市乐清1-5月工业经济情况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你们80后的小孩见过萧条是什么样吗 2012/07/14 — 韩志国: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2012/07/14 —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2012/07/14 — BBC:中国面临经济长期下滑趋势 2012/07/12 — 7省市立军令状 王岐山中国经济再“救火” 2012/07/12 — 通缩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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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 民主制局限不能证明专制体制优越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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