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蓬勃发展，是因为卖给外商的交易成本低。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 【图：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相关日志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5 — 温州下属的县级市乐清1-5月工业经济情况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你们80后的小孩见过萧条是什么样吗 2012/07/14 — 韩志国: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2012/07/14 —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2012/07/14 — BBC:中国面临经济长期下滑趋势 2012/07/12 — 7省市立军令状 王岐山中国经济再“救火” 2012/07/12 — 通缩来兮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中央社台北3日電）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裴敏欣表示，中國大陸表面看來實力強大，政權穩固，但其實存在體制危機，而且正在進入最危險的階段，可能最多只能再執政15年。 裴敏欣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以6000、74和1/7這3個數字，說明何以北京政權難以為繼。 他說，對於經濟發展和專制政權關係的分析顯示，非產油國一旦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依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達到6000美元以上，專制政權就無法維持。 依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中國大陸人均GDP依PPP調整後達到8382美元。 在目前GDP高於中國大陸的91個國家當中，有68個被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列為完全自由國家，10個「部份自由」，13個「不自由」。 在不自由國家當中，只有白俄羅斯不是產油國。在部份自由國家當中，只有新加坡、突尼西亞和黎巴嫩不是產油國，其中突尼西亞的長期專制政權剛被推翻，新加坡的民主前景比過去光明，黎巴嫩2005年也曾有過民主革命。 裴敏欣說，因此，中國大陸今天已經存在有利於民主突破的社會經濟條件。 其次是74。歷史上執政最久的一黨政權，是蘇聯共產黨，在位時間是1917到1991，共74年。在公元2000年以前，墨西哥的執政黨共在位71年；中國國民黨包括大陸時期在內，曾連續執政73年。 裴敏欣說，社會科學家尚未研究出一黨專制政權為何都不能在位達到80年，但重要的是這種政權在倒台之前10年，都出現體制的危機。 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執政62年，即將進入危機的10年，它可能最多再執政10到15年。 他說，一黨專政無法長久持續的原因之一，可能在於社會出現「反菁英」，包括有才華、有抱負但在一黨專政下被排除在外的人。中共盡力吸收最優秀的人才，但畢竟名額有限，在每年畢業的700萬大學生當中，被吸收入黨的只有1/7。 在中國大陸，出路跟是否具有黨籍還是有關聯性，因此有很多被排除在外的人勢必會感到挫折，未來10年，這群人可能增加到數千萬，成為政治反對勢力有能力又有意願的生力軍。 裴敏欣說，因此北京領導階層無限期維持現狀的機會並不大，他們必須開始思考如何優雅、和平地交出政權，而馬上該做的一件事，是停止迫害陳光誠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可能成為在野黨領袖的人士。 裴敏欣曾在華府智庫擔任研究員，目前是加州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1010503

在担任尼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期间，对“政治妄想症”有了认识的基辛格，曾说即使是个有妄想症的人，也会有真正的敌人。这个永远将被人们记得是帮助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人的深刻见解，并不局限于了解是否应该原谅一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正如围绕薄熙来倒台的丑闻显示，它也同样可以解释政权的不理性行为。 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接近8000万名党员），加上拥有核武器的军队及无与伦比的内部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对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还是不能容忍和平异议，并对信息革命有莫名的恐惧。 按薄熙来事件至今所暴露的淫秽细节来看，包括他的太太被指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共产党看来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恐惧。至少，它对权力的控制远没有外表看来那么牢固。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已成了以往被视为有效、具灵活性和韧力的政权核心，出现系统性腐败及运作失调的象征。 当然，中国高官的贪污丑闻很普遍。政治局的两名成员已因为接受贿赂和道德败坏而入狱。但薄熙来丑闻和一般贪婪和纵情声色案件不同的是，它凸显了中国执政党成员完全目无法纪的行为。根据媒体报道，薄熙来一家人不但累积了巨额财富，还涉及谋杀一个充当他们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外国人。 薄熙来在掌权时，因为在重庆打击罪犯和恢复社会秩序而备受赞扬。然而，他和他的心腹在打黑行动时非法扣留、拷打及禁锢许多无辜的生意人的非法行为，现在却被曝光。在公开表示爱国的同时，其他共产党精英却把非法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并把子女送到顶尖的西方学校和大学。 薄熙来事件也暴露了执政党脆弱性的另一原因：党内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和不和。个人的不法行为或性格上的缺点，不是导致薄熙来倒台的原因。他是在同受他的野心和冷酷威胁的对手斗争时落败了。 在今年这个权力过渡时期，党内的明争暗斗和薄熙来不光彩的下台所公开暴露的裂痕，肯定会严重地损害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互信。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和其他地方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显示，一个不团结的专制政体是不会长久的。它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此外，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当薄熙来的下属公安局长王立军，相当公开地在离重庆不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时，共产党还以为可以掩饰薄熙来的丑闻。中国官员用可以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感到脸红的话说：王立军因“工作过劳”，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事实上，他正受到秘密警察的盘问。 让共产党领导人丢脸和因为操心而睡不着觉的，是众所周知的“长城防火墙”在事件中没有发挥功能。审查互联网和手机简讯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中国人民——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得以几乎在即时的情况下，紧跟党内最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的发展，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 幸运的是，公众对像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的目无法纪和贪污的愤怒，是发泄在网络而不是街头上。但另一次政治危机爆发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看来表现一直很杰出的政权，会这么害怕自己的人民。 我们很难知道，有真正敌人的妄想症是不是比较容易处理。然而，对统治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中国政府来说，妄想症本身已成了问题。要克服它不仅要改变思维模式，也要完全改变整个政治体制。 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The Paranoid Style in Chinese Politics Henry Kissinger, who learned a thing or two about political paranoia as Richard Nixo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amously said that even a paranoid has real enemies. This insight – by the man who will be known forever for helping to open China to the West – goes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forgive an individual’s irrational behavior. As the scandal surrounding Bo Xilai’s dramatic fall from power shows, it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explaining the apparently irrational behavior of regimes. Most reasonable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ruling party (with nearly 80 million members), with a nuclear-armed military and an unsurpassed internal-security apparatus at its disposal, faces negligible threats to its power at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