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中央社台北3日電）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裴敏欣表示，中國大陸表面看來實力強大，政權穩固，但其實存在體制危機，而且正在進入最危險的階段，可能最多只能再執政15年。 裴敏欣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以6000、74和1/7這3個數字，說明何以北京政權難以為繼。 他說，對於經濟發展和專制政權關係的分析顯示，非產油國一旦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依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達到6000美元以上，專制政權就無法維持。 依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中國大陸人均GDP依PPP調整後達到8382美元。 在目前GDP高於中國大陸的91個國家當中，有68個被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列為完全自由國家，10個「部份自由」，13個「不自由」。 在不自由國家當中，只有白俄羅斯不是產油國。在部份自由國家當中，只有新加坡、突尼西亞和黎巴嫩不是產油國，其中突尼西亞的長期專制政權剛被推翻，新加坡的民主前景比過去光明，黎巴嫩2005年也曾有過民主革命。 裴敏欣說，因此，中國大陸今天已經存在有利於民主突破的社會經濟條件。 其次是74。歷史上執政最久的一黨政權，是蘇聯共產黨，在位時間是1917到1991，共74年。在公元2000年以前，墨西哥的執政黨共在位71年；中國國民黨包括大陸時期在內，曾連續執政73年。 裴敏欣說，社會科學家尚未研究出一黨專制政權為何都不能在位達到80年，但重要的是這種政權在倒台之前10年，都出現體制的危機。 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執政62年，即將進入危機的10年，它可能最多再執政10到15年。 他說，一黨專政無法長久持續的原因之一，可能在於社會出現「反菁英」，包括有才華、有抱負但在一黨專政下被排除在外的人。中共盡力吸收最優秀的人才，但畢竟名額有限，在每年畢業的700萬大學生當中，被吸收入黨的只有1/7。 在中國大陸，出路跟是否具有黨籍還是有關聯性，因此有很多被排除在外的人勢必會感到挫折，未來10年，這群人可能增加到數千萬，成為政治反對勢力有能力又有意願的生力軍。 裴敏欣說，因此北京領導階層無限期維持現狀的機會並不大，他們必須開始思考如何優雅、和平地交出政權，而馬上該做的一件事，是停止迫害陳光誠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可能成為在野黨領袖的人士。 裴敏欣曾在華府智庫擔任研究員，目前是加州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1010503

在担任尼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期间，对“政治妄想症”有了认识的基辛格，曾说即使是个有妄想症的人，也会有真正的敌人。这个永远将被人们记得是帮助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人的深刻见解，并不局限于了解是否应该原谅一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正如围绕薄熙来倒台的丑闻显示，它也同样可以解释政权的不理性行为。 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接近8000万名党员），加上拥有核武器的军队及无与伦比的内部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对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还是不能容忍和平异议，并对信息革命有莫名的恐惧。 按薄熙来事件至今所暴露的淫秽细节来看，包括他的太太被指谋杀一名英国商人，共产党看来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恐惧。至少，它对权力的控制远没有外表看来那么牢固。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已成了以往被视为有效、具灵活性和韧力的政权核心，出现系统性腐败及运作失调的象征。 当然，中国高官的贪污丑闻很普遍。政治局的两名成员已因为接受贿赂和道德败坏而入狱。但薄熙来丑闻和一般贪婪和纵情声色案件不同的是，它凸显了中国执政党成员完全目无法纪的行为。根据媒体报道，薄熙来一家人不但累积了巨额财富，还涉及谋杀一个充当他们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外国人。 薄熙来在掌权时，因为在重庆打击罪犯和恢复社会秩序而备受赞扬。然而，他和他的心腹在打黑行动时非法扣留、拷打及禁锢许多无辜的生意人的非法行为，现在却被曝光。在公开表示爱国的同时，其他共产党精英却把非法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并把子女送到顶尖的西方学校和大学。 薄熙来事件也暴露了执政党脆弱性的另一原因：党内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和不和。个人的不法行为或性格上的缺点，不是导致薄熙来倒台的原因。他是在同受他的野心和冷酷威胁的对手斗争时落败了。 在今年这个权力过渡时期，党内的明争暗斗和薄熙来不光彩的下台所公开暴露的裂痕，肯定会严重地损害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互信。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和其他地方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显示，一个不团结的专制政体是不会长久的。它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此外，共产党处理薄熙来事件的笨拙方式，显示它没有能力应对互联网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政治危机。党内的斗争显然可能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迟疑不决和手法笨拙的背后原因，但共产党起初尝试掩盖事件的严重性，则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当薄熙来的下属公安局长王立军，相当公开地在离重庆不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时，共产党还以为可以掩饰薄熙来的丑闻。中国官员用可以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感到脸红的话说：王立军因“工作过劳”，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事实上，他正受到秘密警察的盘问。 让共产党领导人丢脸和因为操心而睡不着觉的，是众所周知的“长城防火墙”在事件中没有发挥功能。审查互联网和手机简讯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中国人民——这在历史上是头一遭——得以几乎在即时的情况下，紧跟党内最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的发展，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 幸运的是，公众对像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的目无法纪和贪污的愤怒，是发泄在网络而不是街头上。但另一次政治危机爆发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看来表现一直很杰出的政权，会这么害怕自己的人民。 我们很难知道，有真正敌人的妄想症是不是比较容易处理。然而，对统治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中国政府来说，妄想症本身已成了问题。要克服它不仅要改变思维模式，也要完全改变整个政治体制。 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The Paranoid Style in Chinese Politics Henry Kissinger, who learned a thing or two about political paranoia as Richard Nixo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amously said that even a paranoid has real enemies. This insight – by the man who will be known forever for helping to open China to the West – goes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forgive an individual’s irrational behavior. As the scandal surrounding Bo Xilai’s dramatic fall from power shows, it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explaining the apparently irrational behavior of regimes. Most reasonable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ruling party (with nearly 80 million members), with a nuclear-armed military and an unsurpassed internal-security apparatus at its disposal, faces negligible threats to its power at home.

本文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Claremont McKenna)学院政府学教授，文章4月15日周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原文标题：问北京的三个问题 　　薄熙来戏剧性的垮台很容易让人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政治道德的游戏。当中共上周正式宣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政治局被停职时，大多数国内国外观察家们都认为这个野心勃勃“太子党”罪有应得。中国的官方媒体称，薄熙来的垮台证明了中共体制运转良好。 　　不过，这种看法有个问题：薄熙来差一点就成功地登上(中国)权力的顶峰。在中国最具决策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一个席位已经在等着薄熙来，直到2月初，薄熙来手下的警察局长王立军跑到成都美领馆试图寻求庇护。 　　领导层的不稳定将会给中国人自身以及全世界，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因此，现在到了所有能与北京当局对话的人-从外交官到学者到记者，质问北京当局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了。 　　第一， 为什么这样一个明知有问题的人被委以如此大的权力，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制约？ 　　薄熙来的升迁几乎和他的垮台一样令人惊叹。在他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之前，薄熙来作为辽宁省长和商务部长表现平庸。现在其家人被曝光的那些可疑的金融交易，当时也不可能逃过中共反贪机构-中纪委的注意。 　　最让人担忧的是，薄熙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后，滥用权力，在所谓的“打黑”运动中，几乎不顾及法律程序，逮捕关押了成千上万的人。他打着激进的毛派旗号，炫耀与党的现行政策不同的政治思想，玩世不恭地操纵公众舆论。 　　然而，北京当局当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约束薄熙来。更糟糕的是，北京允许他沉浸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九个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个到过重庆参拜，含蓄的对现在已声名狼藉的“重庆模式”表示支持。 　　现在，薄熙来下台了，这个党似乎为自己及时罢免了薄熙来而感到庆幸。但事实很简单：中共挑选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存在严重缺陷。现行制度偏向那些有权力的、缺乏才能的、无所顾忌的人，而不是挑选最有能力的、正直的人。 　　这个党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领导层换届时，党如何更好的处理在高层的权力竞争？ 　　毫无疑问，薄熙来事件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最严重的分裂。分裂的性质不是关于意识形态，而是权力。薄熙来的政敌想让他出局，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薄熙来进入最高层，他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和财产。薄熙来的支持者们为他加油，因为他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和财产。 　　薄熙来事件表明了，今天在中南海的权力继承政治中，仍然充满了阴谋、不可预测性和邪恶。现在的继位过程，被一小群政治寡头操纵着在秘密进行，不仅产生了不恰当的领导人，而且还破坏了党的统治。 　　问这个政党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党如何更好的应付政治危机？ 　　从二月初，当王立军试图叛逃时，当局的反应显示了其无能和自我毁灭。它滑稽的称王立军“操劳过度”需要“休假式治疗”，王的结果却是被国安收监。这个党没有迅速地罢黜薄熙来，而是让政治丑闻拖延了一个多月，助长了谣言，也加重了人们对当局权威的怀疑。 　　甚至当这个政党最终决定停了薄熙来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时，它仍然采用了40年前林彪叛逃苏联失败时一样的手法来传达消息。它先通知了更高级的干部，然后通知了基层，尽管薄熙来的政治垮台已成为了在中国只要有手机就知道的众所周知的常识。 　　这个党现在正忙着从薄熙来惨败的创伤中着急地把几近出轨的继位导回正轨，它现在没有心情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只会加剧关于“一党统治”是否适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