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宣布将于几个月后完全退休
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23号在多伦多表示, 他几个月后将完全退休,不再过问行政事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imes | 10 月 24, 2010
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23号在多伦多表示, 他几个月后将完全退休,不再过问行政事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10 月 23, 2010
一、西藏的活佛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自从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以来,其他教派先后仿效。到新中国成立时,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各地区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活佛群。 什么是“活佛”和“活佛转世” 佛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佛陀”的简称。梵文佛陀的本意是“觉者”“知者”。藏传佛教早期把学佛有成悟得佛义又能引导他人觉悟的人称为“上师”(喇嘛),进而认为他是转生来到人间的佛,从而创立了寻找佛的化身,作为宗教和寺庙首领和法位传承方式。所谓“佛的化身”,是指那些学佛修行有成就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死后投胎转生为另一个肉体,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 佛教教义和神学中有“佛有三身”说和灵魂不灭说。“三世”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位最高的佛为主宰;一切生灵都在六道轮回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之旋转,佛的化身也不例外,但佛经过轮回仍然是佛。这本是佛教教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佛教其它支派的信仰实践中并没有活佛和活佛转世,唯独在藏传佛教中成为法位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派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传承方式创立和形成于“后宏期”藏传佛教形成派别之后。当时各教派存在着争夺信徒,扩大各自影响,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争斗。为此,给转世灵童披上一层佛的化身降世和灵魂不灭的神秘外衣,用以慑服人心,排除非议,又可依靠神力强化其统治。 活佛转世的由来和发展 活佛转世始于十三世纪前期。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的继承,有的是师徒衣钵相传,如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有的是父子家族世袭传承,如萨迦派;还有少数选贤继承,如噶丹赤巴,上下密院堪布。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权对活佛的册封,藏传佛教各派竟相采取“活佛转世”传承,形成习俗。 西藏地区的教派主要有四种: 1、宁玛派(红教) “宁玛”藏语意为“古”或“旧”,所谓“古”是指该教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早的一派,可追逆到莲花生大师传法时期,所谓“旧”是指西藏前弘期佛教相对后弘期佛教而言。该派极重密宗且弘扬旧密咒。早期宁玛派的特点是采取密秘单传,信徒分散,没有寺院及僧团,其教徒可从事生产,可娶妻生子。由于该派僧人穿红色僧衣,俗称“红教”。 2、噶举派(白教) 藏语“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因为此派的密法修行,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故俗称“白教”。此派传承复杂,流派众多,但均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系统便始于该派的噶玛噶举,此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巨大,现在仍在藏传佛教中占一席之地。最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曾出过西藏第一个女活佛。年初逃跑之噶玛巴即为该派小活佛。 3、萨迦派(花教)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 寺建在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此地岩石灰白,故称“ 寺”。该派?院的围墙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分别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俗称“花教”。该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很大,其发展与衰落和元朝中央政府紧密相连。其势力在元朝时最盛。元世祖封该派首领八思巴为元代第一任“帝师”、“大宝法王”。在西藏建立了由此派执掌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该派由此显赫一时,寺院除分布藏族地区外,还远及内地和蒙古。元末后,迦派仅保有日喀则西南萨迦地方的政教势力。 4、格鲁派(黄教)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是15世纪初,宗喀巴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吸收其它诸派的精典教义而创立的。该派势力之大,影响之深是其它教派不能相提并论的,达赖转世和班禅转世系统都出于该派。藏区五大寺庙,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省的塔尔寺、甘肃省的拉卜楞寺均属该派。该派的形成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在政治上,促使西藏“政教合一”,此派占据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由于该派僧人带黄帽,俗称“黄教”。 达赖、班禅名称的由来 黄教由于禁止喇嘛娶妻,于是宗教首领采取噶举派首创的转世相承的办法。1546年,蚌寺法台宗喀巴的弟子“根登嘉措”死后,上层当权喇嘛从前藏雄龙地方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任法台“根登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黄教寺庙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黄教寺庙集团便按这个称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是根登嘉措的转世活佛,所以是第三世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正式确定下来,成为举世皆知的名号。此后,转世活佛一直沿用至今,共传14世。这是格鲁派的第一转世系统。 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是日喀则“罗桑确吉坚赞”,当时被人尊为班禅(意为大学者)。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意希”,建立起格鲁派的另一个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作第四世班禅,“罗桑意希”是第五世班禅。并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以前的历辈师徒传承为第一,二,三世班禅。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这一封号正式固定下来。至今,班禅已传十世,是为格鲁派的第二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的程序 一般的程序是:首先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然后由寺院派出高僧分赴各地秘密寻访灵童。确定候选灵童若干,最后确定其中一个为转世灵童,迎回寺庙,举行坐床。 对转世灵童的认定,在乾隆五十七年中央政权决定金瓶掣签制度前,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抓阄。如寻访出几个幼童,各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确定时,即采用抓阄法来确定。二、护法神汉作法降神指定。三、高僧占卜指定。四、世俗统治者指定。如第巴桑结嘉措指定的第六世达道嘛仓央嘉措等,但这些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例。五、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后两种特例说明,活佛转世神秘化或简单化,都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 活佛转世的法制化及其意义 1792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把用“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列为第一条。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阉湾饶材岱鹣袂罢 饺隙ā假若找到灵童只有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象父子一样(应是“互为师徒”),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灵童的名字用汉、藏、满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清朝中央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是对藏传佛教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对当时和后世的藏族社会及藏传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在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权威。清廷通过这一制度,取消了过去由护法神指定灵童真身的做法,代之以金瓶掣签认定灵童真身,然后由驻藏大臣上报中央政府批准,从而消除了护法神“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的弊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转世活佛这一关系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重大宗教事务的管理,将确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权力,从少数人手转到中央政府之手,使之公正,合理,合法,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 第二,从宗教上看,金瓶掣签制度,理顺了宗教内部的关系,将写有数名灵童候选人名字及出身年月的签牌,放进金瓶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等在释牟尼像前作出“神断”,是完全符合宗教要求的,也是较为公允的。因而受到所有虔诚信仰释迦牟尼的宗教界、上层贵族和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从社会效果看,金瓶掣签制度实施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因转世灵童而引起大的纠纷,避免了历史上各教派内部为争夺转世灵童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促进了藏族社会的相对稳定。经过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它是符合西藏情况的。 注:呼图克图:蒙古语。“呼图克”意为寿,“图”意为“有”,合称“有寿的人”,亦即“长生不老”之意。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大活佛的封号。凡属这一级的活佛,均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经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加封。乾隆以后,转世须经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他们都是仅次于达赖、班禅的大封建领主。西藏的大呼图克图有些具有出任地方政府摄政的资格。 二、外蒙古的活佛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很早已有红教传播。至明代,三世达赖在呼和浩特城传教时,喀尔喀“土谢图”汗(外蒙古外七部之一)“阿巴岱特”(阿巴岱汗)来和他会晤,“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归。”这是黄教传入外蒙古之始。1586年,阿巴岱汗建立了第一座寺庙额尔德尼召。1604年,四世达赖喇嘛派“多罗那他”去外蒙古传法,赠“多罗那他”号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讲法传经,修建寺院,受到喀尔喀人的尊信。1634年多罗那他死于库伦(今乌兰巴托)。他死后第二年,阿巴泛孙子刚好生一子,名“乍那巴乍尔”,被指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即多罗那他)的“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即今称之转世灵童),并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号,这就是外蒙教主“哲布尊丹巴”名号之来由。外蒙活佛转世即由此始。哲布尊丹巴1655年遣使北京献佛像,与清朝建立关系。康熙帝在喀尔喀发生内讧时,利用达赖和哲布尊丹巴同喀尔喀的宗教关系,于1688年召二人到喀尔喀和蒙古诸汗王会盟,进行调解。 不久,厄鲁特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率大兵东侵喀尔喀,大破“土谢图”汗诸部。漠北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菲久安之计。莫若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力爸汗率众东移,投奔清朝。1690年,康熙帝亲征,在乌兰布通(今赤峰附近)大败喀尔丹。1690年又在克鲁伦河大败噶尔丹,喀尔喀部得重返故地。喀尔喀部从此归顺清朝。因此,哲布尊丹巴更加受蒙民宠信,也深得清帝的优待。清帝为他在多着尔修建了汇宗寺,后又在外蒙修建庆宁寺,称他率七族喀尔喀等来归最有功,为“黄教中第一流人”,封为大喇嘛,赐诰命金印,世世永称“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掌管漠北宗教大权。从此,黄教在外蒙古也迅速得到传播。 1911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年号共戴。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政权,以他为立宪君主。1924年病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此废除。 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一词初见于明代,为蒙古六万户之一,共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内五部清初居于兴安岭东南,编为巴林、札鲁特、熬汉、奈曼等四部五旗,属内札萨克(内蒙古)。外七部清初并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共成四部(八十六旗),属外札萨克(外蒙古)。仍袭用喀尔喀蒙古称呼。 三、内蒙古的活佛 清代在漠南蒙古多着尔、热河、归绥等地新建了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多种封号。1687年,五世达赖大弟子青海佑宁寺治台“章嘉呼图克图”因参与调解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得以谒见康熙帝。从此“章嘉呼图克图”留住北京,清朝给他在北京修建祝寺,后在多伦诺尔修建善因寺,使之主持漠南蒙古的喇嘛教。此后,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都为内蒙黄教之教主,利用宗教势力为清朝效力,深得宠信。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受封灌顶国师称号,荣邀恩宠;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精经典,通藏、汉、满、蒙四种文字,整理翻译满文、蒙文、藏经,著述多种,编纂有满、蒙、藏、汉《四体合璧》。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迨清末,内蒙的喇嘛教寺庙约有千所,蒙古地内,“殿宇雄伟,比拟佛国”。 到清末,章嘉呼图克图共传六世,继续掌握内蒙古地区喇嘛事务。清政府给蒙古族的喇嘛教制定了严格、完善的制度。在外蒙,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也是最高宗教领袖;在内蒙,驻多伦诺尔的“章嘉呼图克图”之下,还有六大禅师,都是高级的宗教领袖。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4236.html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10 月 23, 2010
圆光,是一种通过拇指、镜子乃至一碗水,可以预测未来的一种法术。在藏传佛教中有具体修持方法,在一些僧人中及民间颇为流行。 圆光属于一种预测术,但却与普通的周易、星象等传统预测术不同。传统这些预测术是通过相应的推算来预测未来,而圆光是借助拇指、镜子等,眼根直接现量看到,这也是它的神奇之处。 对于希望通过圆光来预测的人来说,必须首先求得此法的具体修持方法,然后进行为期21天的闭关集中修持。经过21天的专修,一般人都会成功,当作法观看拇指的时候,感觉眼睛与拇指间的距离拉开,在拇指中开始出现很多画面。这些画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但都是所问的答案。这有点象我们以前看过的立体画。粗看上去的时候,是一团毫无规律的图形,当凝目观视的时候,这团无规律的图案逐渐与眼睛拉开,里面真正的立体图形就显现在眼睛面前。 另外,对于那些由于本身各种因素而没有成功的人,也有相应的方法进行弥补。那就是要借助眼药以及某种动物的胆,这样便同样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有趣的是,如果很难找到这些辅助外物而无法看到圆光,也可以在别人问事后作法,然后找八岁以下的儿童观看,仍然可以看到问事者所问事情的答案。 圆光虽然颇为灵验,但一般系统学修佛教的人,并不屑于此法。以前在天堂寺有一位僧人精于圆光等法术,在当地很出名,很多人求他问事。有一次,一位县衙的官印被盗,就来请他观看圆光,希望能找到官印。这位僧人观看圆光后,说:“这官印被盗后,被埋在某个地方房屋后门的地下三尺,您可以去找。”孰不知这官印是县官身边之人所盗,那人听到僧人的话后,非常吃惊,随即将官印转移。 当县官派人查找未获后,盗贼便“猪八戒倒打一耙”,反咬僧人诬陷他。这位僧人因此也蒙冤入狱三年。出狱后,这位僧人便再也不给他人观看圆光了。 作者:喜饶嘉措 白玛拉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5bf100100la9l.html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10 月 22, 2010
该组织称,青海玛沁县与共和县都爆发了新的示威,有上千人参加。 他们要求当局尊重藏语教学的自由。 共和县一些民众向BBC中文网称听说过有示威,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10 月 22, 2010
我的感觉是,台湾人对西藏的遭遇有“感同身受”之感。 因此,“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能否解决,如何解决,对“台湾问题”会有很大影响。我把这篇台湾读者的读后感转贴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国人能够理解台湾人对“西藏问题”的感受。 感谢这位读者分享他的感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讀後心得 Posted on 十月 3, 2010 by sennlu 原作网址:http://is.gd/g6jNN 一般來說,雜書我是翻過就算了,不過這回得寫個讀後心得,因為它解答我很多疑問。 這本書的作者是李江琳,沒錯,漢人,江西人,據稱是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同南下工作團成員的後代,留學過美國。與其說她是在替中共粉飾太平,不如說是在試圖拼湊出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何會發生。 我相信這本書比較中立,是因為作者不但同時引述藏人與中共官方的文獻,而且交叉比對,兜不攏的部份就予以刪除或加註修正,順著脈絡去還原事情的經過,把整個故事講出來。不過仍不算非常完整,因為中共官方的資料並未完全解密,甚至在已經公開的資料中還會在不同時間出版的版本中更動,只能等後人來補足了。 按書裏所敘述的各種環境條件來看,共軍武力解放西藏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至於為什麼是1959年,那就是一連串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書中所側重的是這一個部份,會幫助讀者思考事情的前因與後果。 首先要知道的是西藏在1951年就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全名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是由四大噶倫(清朝時訂下的制度,是噶廈政府最高行政官)之一的阿沛.阿旺晉美去簽訂的,達賴在一開始也擁護該協議,但在流亡印度之後,便表示是那在中共當局的逼迫下簽署的協議。協議全文在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6/content_2342421.htm ,說句坦白的,無論是中共真的想和平解放還是緩兵之計,還跟西藏的噶廈政府簽協議,也真的給了時間緩衝,比起對付國民黨,算是很厚待了。 不過這個協議所涵蓋的範圍是西藏,但問題是,藏人並不是全部都住在西藏。在西藏週邊有四個省份:四川、青海、雲南與新疆,這些地方都還有藏人居住,而且多是游牧民族;尤其是川東的康巴人,雖然信奉藏佛教,但並不奉行拉薩的號令,成為漢、藏都管不到的化外之民。這些游牧民族是以部落的方式共同生活,部落內部有紛爭,由頭人(首領)調處,若是部落間有糾紛,則由寺院中德高望重的喇嘛來排解。 中共在這些省份推行土改、破除迷信、三反五反、合作社等共產制度,對於游牧民族來說根本就莫名其妙,他們自古以來就是化外之民,佛經中的「須彌山」是比「北京」還要真實的存在;突然間來了一群漢人宣布和平解放,然後放牧地就變成國家的、牲畜被沒收,自由的牧民被奴役,變成國家的牲畜看管人。信仰遭到破壞,還要批鬥頭人與喇嘛,根本就是部族與佛法之敵;許多部落最後忍無可忍,捐棄成見,並起反抗。 這些散兵游勇對付工作隊還能佔到上風,一旦遇上正規的解放軍就打不嬴,只能往山裏面或寺廟退守。解放軍為了平叛,甚至出動飛機轟炸寺廟,殘存的藏人無處可去,只能逃往拉薩或印度。 1959年10月,《西藏镜报》刊登的一幅藏人图画,描绘“理塘寺之战”,以及理塘寺被轰炸的情景。(《1959 拉萨!》插图) 逃往拉薩向達賴求援也起不了作用,因為拉薩也在共軍的掌控範圍之內,昌都地區早在1950年就被共軍佔領,達賴的噶廈政權並不想、也無力與共軍對抗,對於這些難民只能冷處理;但拉薩的居民看到難民逃過來,也會聽說發生了什麼事,對於共軍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共軍也在拉薩各處陸續修築工事,雙方的氣氛愈來愈緊張,也不得不從惡意的角度去揣度對方,直到1959年初。 1959年2月7日,藏曆12月29日,除夕前一天,俗稱「破九」,也是驅鬼節,達賴約了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與副司令鄧少東一起觀看破九跳神大會,席間與鄧少東約好要在3月10日前往軍區觀看西藏文工隊表演。 西元1959年2月21日,達賴在大昭寺考取了拉然巴格西學位;在3月5日,他想到約好了要去軍區看表演的事情。但共軍卻通知達賴不准帶警衛入軍區,達賴對此並未表達反對意見,部份官員卻甚不以為然,因為在其他地區都傳出喇嘛被漢人請去開會便沒有再回來的事情。在3月9日那天,一些低階官員決定動員群眾阻止達賴出行,便在拉薩散布達賴不帶警衛去漢人軍區的消息。3月10日,大批民眾擔心達賴會一去不回,層層包圍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前往軍區,史稱「拉薩事件」;至此,由於民眾對噶廈政府的高官再也無法完全信任,噶廈政府對拉薩的局面已近失控狀態了。 關鍵的3月17日下午,共軍一名叫曾惠山的經濟警察違反軍區命令,擅用六0迫擊砲向羅布林卡開了兩砲,官方的說法是運輸站遭到叛亂武裝攻擊所以被迫還擊,但究竟是何方勢力所為、經濟警察為何會有迫擊砲,官方的公開文件並未說明,真象仍未明朗。但這兩發砲彈給也達賴很大的震撼,他隨即召來乃穹神諭(一種請求護法神降臨指示的儀軌,有特定的負責讓護法神佩阿嘉頗Pehar Gyalpo的助手多杰札登Dorjey Shugden附身,類似台灣的乩童儀式,這段因緣又與蓮花生大師有關),神諭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達賴考慮到民眾聚集只是為了保護他,若是他選擇離開就可以避免民眾抵抗共軍造成無謂的犧牲,當晚就在少數人知悉與護衛的情況下,悄悄離開羅布林卡,往拉薩東南方的山南方向前進。 藏军军官。中坐者为达赖喇嘛的姐夫,警卫团长朋措扎西。(《1959拉萨!》插图) 3月20日,共軍正式對拉薩用兵,史稱「拉薩戰役」,藥王山上的醫藥利眾院因位於戰術置高點,在第一波攻擊中被共軍以火砲夷為廢墟,至今皆未重建,只在上頭蓋了座電視台的電塔。接下來的3天內,羅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與布達拉宮相繼被攻陷,拉薩完全落入共軍掌握;三大軍區的增援師團在3月底至4月初入藏時,決定性的戰役早就結束了。而在3月26日,達賴一行來到隆子宗建立了臨時政府,並繼續向印度推進;1959年3月31日,達賴越過中印邊界,至今再也沒有回到西藏。1959年4月下旬,西藏游擊隊「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在總指揮貢保札西的帶領下撤入印度,西藏完全落入共軍控制。 接下來就是平叛、鎮反、土改、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接踵而至,班禪入獄,宗教與文化被破壞,藏人死傷人數至今仍未公布,但整個共產化的過程與其他省份如出一轍,傷亡絕對少不了的,整本書也就大致告一段落了。 我想作者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西藏可以免於共產黨的迫害,一個靠槍桿子出的政權,不可能放任西藏視而不見,衝突是遲早要發生的。只不過在1959年3月一連串的事件導致整個局面急轉直下,雙方都在接近失控的情況下突然開戰,並不是雙方所預訂的時間。北京方面希望戰事能拖長一點等”叛軍”聚集於拉薩之後再一舉殲滅,想不到駐地部隊只打了幾天就結束,也比北京方面所指示的要快得多。「拉薩事件」是事情的結果,而不是最初始的原因,武力侵略的固然快速,卻也衍生出今日西藏問題的各種後遺症。 至於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落幕的,班禪又是如何放出來,又怎麼會被中共視為愛國的宗教領袖,還在圓寂之後花大錢替他修建靈塔,這又是另一個要去找答案的故事了。 青海塔爾寺的住持阿嘉.洛桑圖旦在推薦序中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的宣傳與漫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19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衊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期待也有和解和友誼的一天。 达赖喇嘛出走途中,随行的第一代本、第二代本与沿途护送的四水六岗游击队员合影。(《1959拉萨!》插图) 《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展》中的一幅图片。文字说明中有个“马虎眼”:它给读者的印象是:1958年底,西藏的2.8万叛匪已经控制了“拉萨的制高点”,而且已经在拉萨市内主要街道上修筑了工事。事实上,甲波日山上的工事一直存在,由于工委责成噶厦政府负责拉萨市的治安,拉萨市内从1952年开始就有警察岗亭。“拉萨战役”之后,这些都成了“叛乱证据”。图中右上角的建筑,就是有260多年历史的藏医学院。这座学院在1959年3月20日上午被地毯式轰炸摧毁。现在这个位置上是拉萨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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