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撰文摄影/张建林 1985年我们对日土县任姆栋等3处岩画的调查被公认为是我国西藏岩画考古的开端，从此以后，接连不断的发现让西藏岩画成为国内外岩画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20多年过去，虽然多次赴阿里，但都是在札达县的托林寺、古格故城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没有机会再去阿里地区北部的日土、革吉、改则、措勤调查岩画。2004年8月至9月，为正在编写的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补充资料，我和故宫博物院的宗同昌赴阿里地区参加考古调查。两个月期间，与阿里地区方志办扎西书记一起风餐露宿，行程5000多公里，走遍全地区7个县，共调查各类文物点51处，其中47个文物点是此次调查中新发现的。新发现的文物点包括石器地点、石构遗迹、岩画、墓葬、城堡遗址、石窟、寺院遗址等。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石构遗迹、岩画和石器地点。 石构遗迹的考察 西藏境内的石构遗迹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就被发现，1925年～1928年，俄籍瑞典人劳瑞茨（又译为罗列赫）所率领的中亚考古队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在藏北和西藏中部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藏北发掘了一批出土有青铜箭镞的石丘墓以及与此相关的大石遗迹，并将这些大石遗迹分为独石、列石、石圈3种类型。在1930年发表的《藏北游牧民族的动物纹饰风格》一文中，推测这两种遗迹可能与藏北游牧民族所信仰的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自然崇拜有关，年代可能属于青铜时代。 此后长达50年间，很少再有人提及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石堆、石柱和石圈。似乎只有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这种“大石遗迹”，并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队在阿里地区境内进行全面调查，曾经发现过列石遗迹。但在后来出版的《阿里地区文物志》中并没有作为文物点专门介绍。 1992年～200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文森特•贝勒沙深入藏北和阿里地区，进行了往返多次的考古调查。调查获得极为丰富的资料，很快出版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两本。《西藏北部的文物——高原前佛教时期的考古发现（1999年羌塘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将石构遗迹分为2类：独石与围有石框的石柱、列石。而在《西藏上部地区的文物——高原上前佛教时期的考古遗址（2000年上部西藏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又进一步分为独石、石框中的石柱、列石与建筑组合三类。除此以外还调查了岩画、墓葬和城堡遗址。 与约翰•文森特•贝勒沙的调查几乎同时，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顿珠拉杰也在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做了调查，之后撰写了《西藏西北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将这些石构遗迹分为“墓葬”和“石碑”两种。 前面所说2004年8月至9月的考古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石构遗迹主要分布在在阿里地区“东三县”——改则县、革吉县和措勤县，其中以改则县分布最为密集。日土、札达、普兰、噶尔也有少量分布。 石构遗迹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改则地区的康玛遗址。三组石构遗迹分布在河北侧的二级台地上，每一组包括石框、排列成梯形的列石群、石片图案。这里的海拔在4600米左右，地势平坦，康玛曲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南面远处是头顶白雪的夏刚坚山峦，我们就在遗址附近安营扎寨。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康玛河的河水变得湍急而浑浊，打来的河水烧开之后沉淀很久才能喝，不过颜色看起来仍然如同面汤。我们带了足够的给养，工作一周也没有后顾之忧。调查按部就班依次展开，测绘遗址平面分布、拍照、文字记录、对一些局部进行清理。 东西排列的3组石构遗迹有着相同的布局和结构，石块垒筑的石框位于西端，高出地面一米多；东侧是排列成平面呈梯形的列石阵，西侧窄，东侧宽；列石以东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有半埋于土中、用石片摆成的图案。为了了解石片图案的形状，我们对其中的2号石构遗迹做了清理，最终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些半埋于土中的石片平面构成一个类似于汉字“古”字形的图案，每一道“笔划”都由平行的两条线组成，两线之间又用石片隔成一个个小三角形，三角形之中分别嵌入红、黄、白、黑、绿等不同颜色的小石子。这在以往的调查中从未有人注意过。我们还对位于西端的石框进行了清理，石框已残损，从中清理出不少兽骨，可辨有牛、羊的腿骨、趾骨和羊角。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处祭祀遗迹。 调查现场除了我们几个人的说话声，只有远处河水的哗哗声。在我们清理的第二天，一位牧民老远骑着马过来，一脸的困惑，他不知道我们围着石头在做什么，对我们的解释更是感到惊奇万分。也许是他太困惑了，所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请来了一位云游的喇嘛。这位喇嘛告诉我们他在尼玛县也见过这样的列石，当地人称之为“门堆”。 从藏北草原到孔雀河畔，从古格古城到班公湖边，石块围筑而成的石框、石圈和列石等石构遗迹时有所见。在革吉县境内的师麦村附近的狮泉河西岸，有座褐色独立小山包，山下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牧民定居房屋、羊圈和石堆、列石。从模糊的石框残迹中能够辨认出，这里原来应该是一座规模不小的祭坛，后因水草丰盛，牧民定居放牧，他们把祭坛上的石料拆卸下来修砌成了羊圈。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将古代的石构遗迹从现代的房屋废墟和羊圈中甄别出来。 规模最大的是革吉县师多村辖地的一处石构遗迹，这里属于狮泉河河谷的一段宽谷地带，河流西岸北侧有发育良好的湿地，可以见到远处奔跑而过的野驴。石构遗迹分布在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南北一字排开，共计有6组。其中有4组结构略同，都是在长方形的石框内排列数量不等的列石，一律将开口朝向东方。北端的第一组规模较大，西端是长方形的石框，高出地面一米，东半部是个巨大的石片图案，图案总体呈梯形，东西长20米，以中间的两道线为中轴，摆砌出复杂的分格图形。 石构遗迹中列石最高的是普兰县巴嘎乡的丢卡尔冬遗址，遗址位于“鬼湖”——拉昂错以西30公里的荒漠草原上，边长10米的石框中竖立着9个石条，暴露在地面最高的石条有2.3米，在海拔4600米的开阔草原上极为醒目。方圆十几公里之内没有山峦，列石所用的石料应该是从远方的山上运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列石上有凿刻的苯教符号——逆时针旋转的卍字。 在革吉县的雄巴乡境内，有一处地名叫“门多仁”。门，在当地藏语中一般是指古代生活在藏北的部族，多仁，是指石碑或长条状的石头。地名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这里曾经是“门”人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存留有石碑、独石或列石。根据当地老年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相鲁康寺以西的香曲河东岸找到了这处遗址。可惜的是原来的列石已经不存，石框的石头也被附近的牧民搬走垒砌羊圈，仅剩下石框的残迹。但残存的遗迹已经可以说明当地的地名绝非毫无来历…..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西藏人文地理》2010年9月刊 http://blog.163.com/tibet-blog/blog/static/120531561201099105123738/

一个较大规模的西藏当代艺术展正在北京宋庄举行。有评论认为，这是西藏当代艺术首次进入主流平台，具有特殊意义。 *“烈日西藏”展汇集近200部作品* 2007年北京曾经举办过一次西藏当代艺术展。不过那时，参展艺术家只有7人，作品仅30余幅。这次宋庄文化艺术节的《烈日西藏–西藏当代艺术展》则聚集了51位艺术家的近200幅作品。 参展者以西藏当地艺术家为主，也包括十几位长期生活在西藏的汉族美术工作者。艺术形式亦较前丰富了许多，既有绘画、雕塑，也有装置作品和摄影、录像作品。西藏当代艺术首次进入主流平台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噶德，既是策展人之一，也是参展艺术家。他认为，这次展览的最大意义在于“真正地能够进入到主流的一个平台上去展示。因为之前的作品呢，基本上都是在商业性的画廊，都是在边缘的一个状况去展示的。这次应该说是内地的当代艺术主流的圈子里，真正地承认了西藏当代艺术的一个存在吧。”西藏当代艺术首次进入主流平台 *《经筒》：意识形态成为“日常经”* 和上次展览相同的是，参展作品显示了艺术家对于西藏现实的思考，而且更为深刻了。主要策展人、美术评论家栗宪庭曾赴西藏考察。他在观看参展作品后表示，“所有我们这些外来人都无法真正体会但可以感受到文化身份的危机、信仰的矛盾、被侵蚀的宗教、文化的混杂和破碎、环境的污染、汉化的严重、西方消费主义的侵入……带给西藏人的那种切肤之痛。” 进入美术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噶德的装置作品《经筒》。红色木架上矗立着四个藏传佛教经筒，上面分别锻造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经典口号。栗宪庭分析说，转经筒是藏人日常的修行行为，但50年代至今，意识形态同样成为藏人生活的“日常经”。 噶德表示：“现在西藏文化已经受很多的因素的影响，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变革的时期，包括信仰上的变化。我们都是在单位上，每个星期四下午都要学习相关的文件，类似这种口号。我就觉得这个跟念经很像。” *《经文》：网络文本取代传统经书* 宗教受到的冲击还不止于此。贡嘎嘉措用商标和时尚图像贴出的佛像，直白而有力地表达了消费文化侵蚀西藏这块宗教圣地的感觉。强桑的《佛》系列，则直接把佛画成机器人的形像，其中不乏象征暴力、色情、时尚的符号。 在噶德的另外一幅作品《经文》中，经书的内容均来自手机短信或微博等网络上的流行语。 噶德说：“以前经书作为西藏人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起作用的，现在是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可能更多是网络、更多是现在的这种交流工具。” *《三十个字母》：冀望藏文复活* 两个大型作品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亚次丹和次格的《酒塔》，另一个是诺次的《三十个字母》。《酒塔》用啤酒瓶搭成的一个高大佛塔，在传统上喝青稞酒和信仰佛教的西藏，其寓意不言自明。《三十个字母》则把30个铁铸的超大型藏文字母嵌入土中，以期引起人们对藏语文的关注。 噶德说：“他就是觉得，西藏的文化应该更加地关注自己的母语吧。随着这种流行文化各方面的传播，藏文的功能越来越少。他希望更多地能够让藏文复活吧。” *《香格里拉的庆典》：宗教商品化* 裴庄欣在1971年15岁时去西藏支边，在那里工作了近20年，过去曾画过一些革命理想主义的宣传画。在他这次参展的作品《香格里拉的庆典》中，革命理想主义已经不见踪影。 裴庄欣说：“今天我这张画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西藏。我用的是人民币50元的布达拉宫的一个背景，我用我家里陈列的一堆玩具的喇嘛佛像，我觉得(是)一种宗教的戏剧化跟玩偶化、商品化。原来我的家就在布达拉宫下面，现在连地址都没有，所以我画这张画，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和一个回忆吧。” 遗憾的是，由于他现在是美籍华人身份，而西藏目前只对组团去的外国人开放，所以他已很难再回西藏搞创作了。 *西藏当代艺术新方向受到关注* 展览引起观众的巨大兴趣，他们对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自台湾的蔡小姐注意到一个题为《方向》的油画系列。她说：“感觉他们有一些人是在寻找当代的一些新的方向。” 北京通州的一位老人认为，次仁念扎的《塑料》、《铁鸟》等作品体现了画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切。 退休美术编辑王先生的感受是“它给人一种更多地体现传统的、佛教的境界，但是又感觉到藏族的土生土长的画家们也是跟随着世界前进的步伐，他们又有若干新的理念融合进去了。” 西藏当代艺术展是9月10日开幕的，将于10月10日闭幕。 中国新闻 http://www.agefool.com/archives/44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