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至少有一千名藏族学生在中国青海省示威，抗议当局推行的政策令藏族语言和文化缺失。 示威的藏族中学生说，当局推行的教育改革，意味着今后的教科书都将采用中文，授课亦将以中文进行，只有藏语课和英语课除外。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说，来自青海省同仁县的学生周二举行了和平示威。 同仁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当地有不少藏人。2008年，那里爆发的种族骚乱曾受到当局的严厉镇压。 路透社引述当地居民说，警方没有干扰学生的游行。 一位居民对路透社说，县政府官员出面与示威者谈话后，示威者在下午结束了示威，并各自回家。 据报道，参加游行的示威人数估计在一千至七千人之间。 自由西藏组织则说，来自当地六所学校的五千至九千名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 示威学生对当局在学校教育中限制使用藏语的作法提出了抗议。 根据当地的教改计划，所有教科书将采用中文，授课也将以中文进行，只有藏语和英语课除外。 同仁县一位前中学教师说，“这种做法令我想起了以前的文化大革命。” 他说，“这种改革不仅将危及我们的母语，而且违反了中国宪法。”

中国青海省境内本周二和周三连续发生大规模藏族学生示威事件，抗议青海省计划在藏区中学推行一项停止使用藏语教学的改革试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这是2009年3月10日，一些年轻藏人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举行抗议：在细雨中，他们躺在地上，每人举着一幅“失踪者”的海报。有6位“失踪者”，都是北京的囚犯，除了4位被判刑、囚禁的藏人，还有两位汉人：刘晓波和胡佳，他们在维护人权的言行中，多次为西藏问题发声。当时，参加抗议的藏人Tenzin Jigdal说：“这六起案例让我对藏汉人民不能自由表达的苦境备感痛心，中国政府应当尊重藏人和藏人的愿望，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是拘禁他们。” 刘晓波先生说：“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文/唯色 当北京的友人发来短信“他获奖了”，是10月8日下午，我正在快要到达拉萨的火车上。我明白这意思是，我们所熟识的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当即给他的妻子刘霞发去祝贺的短信，但她是否能收到不得而知，因为我又致电给她时，她的手机已被关机。于是，我给许多友人——藏人，汉人，驻北京的外媒记者——发去同样的短信：“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而欢呼！” 与刘晓波先生认识多年，其实从未这么相当有距离感地称呼过他。犹记得某个深夜，他那有些结巴的声音从Skype传来，邀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出于对他的信任与敬重，出于感念长期以来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不加迟疑地签名了。不久他从家中被抓走，而一年后，阴霾遮天的圣诞节，他被重判11年。当国际媒体的记者问他的妻子刘霞的心情，刘霞的回答令人难忘：“我觉得他一天都过重，别说十一年了，这是因为完全没有道理。” 在此，我需要简单介绍刘晓波先生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首先要说的是，在2008年3月爆发遍及全藏地的抗议之后，中共当局以强势镇压，致使藏地局势恶化，中国30位知识分子联署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建议，不但在中国国内获得民众响应，也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关注，并带动近三百位各国藏学家和学者联名写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而刘晓波先生正是12点建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他还撰述了相关文章，在《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中写到：“中共唯物主义，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喇嘛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个虔诚民族来说，四十年见不到自己的神，等于剥夺了藏人的核心价值；指控和诋毁达赖喇嘛，等于用刀剜藏人的心。” 在《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中，他写到：“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 在另一篇文章中，刘晓波先生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要想真正达成‘汉藏大团结’，汉人就必须学会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办法，就是让雪域之魂达赖喇嘛回家。” 对于我而言，2004年，当我因为一本关于西藏的散文书而遭到当局的惩罚时，刘晓波先生及时地为我声援，写下《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指出“藏传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远而透明的阳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中共无神论则是僵硬而阴暗的，如同秦陵里埋葬了暴君尸体的黑暗墓穴，强权暴力是其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后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在此，向名至实归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将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去拉萨神圣的寺院，为他早日获得自由而祈祷！ 2010-10-15，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中国历史学学者李江琳多年来在印度、尼泊尔采访上百名流亡藏人以及达赖喇嘛，最近她在台北出版新书《“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希望重建西藏流亡历史。 专访一开始，李江琳就表明:“我一直强调这本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后，可能会使大家注意到，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个事件本身还有许多环节需要研究。” 这是李江琳对自己的新书所做的注解。旅居美国纽约的李江琳从2004年开始投入西藏研究，她发现有关1959年拉萨事件的报导很多，但史料却非常少，因此多年来她到印度和尼泊尔采访了两百多位流亡藏人，希望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建这段历史。这些访谈内容和相关史料，促成了新书《1959拉萨》的诞生。 不久前到台北出席新书宣传活动的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父母是国共内战时的解放军干部，她在念研究生时到美国攻读犹太历史，随后在纽约市图书馆工作。 李江琳坦言，自己过去对西藏事务一无所知，认为达赖喇嘛就像中国官方描述的，是“披着袈裟的豺狼”，“叛国的分裂分子”，一直到1999年在纽约中央公园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才有所转变。 李江琳说:“第一次见到他，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刻板印象，04年我们有一次小范围的见面，从那以后开始，我每年都有机会采访他，对他了解越多，越促使我想知道他所代表的这一切，以及他为什么会流亡，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 李江琳表示，新书是从1956年中共在西藏周边省份藏区的土改追溯起，经历连串事件，拉萨人的愤怒恐慌在1959年3月爆发。李江琳强调，虽然许多数据都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纪录，但为了重现史实，所有细节都是经过反复对照，中藏双边的说法都必须吻合。 李江琳说:“我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史实，如果有些东西不明确，那就把它放在一边，等到更明确的东西出现。所以我在这里面非常注意的就是它一定要吻合，不吻合的我就不写进去，藏人方面他们不太有数据，比如说在青海发生的事情，这个数据只能来自中方。” 在与达赖喇嘛多次的访谈中是否触及西藏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呢?李江琳说，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追求的就是西藏高度自治。 李江琳说:“达赖喇嘛本人在80年代开始到现在，他一直主张高度自治。所谓高度自治，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希望由藏人自己来管理西藏内部事务，包括教育、宗教、文化发展、环境等等。” 不过李江琳强调，她的责任是重建历史，这本书不是为达赖喇嘛而写，是为历史而写，是要拉近汉人与藏人之间对拉萨事件真相的鸿沟，至于西藏问题要如何解决，不是她能回答的。 李江琳的这本新书《1959拉萨》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李江琳表示，她非常希望在中国的民众也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也希望能出版英文版，让世界更多读者了解西藏的这段历史。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930/article_109323.html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香港人網 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redirect.php?tid=993573&goto=lastpost

无论中國政府如何抗议，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國施压的企图从没有消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国际博弈的需要、意识形态作祟、流亡藏人的争取、中國政府的僵化。 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國博弈的一张牌，不承认这一现实的人或者愚蠢无知或者是天真过度。西方大国何时使用“西藏牌”，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博弈需要。利益决定动机，动机支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藏现状如何，短期内都无法打消其利用“西藏牌”的企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方世界对社會主義中國的刻板成见是历史悠久的，难以在短期内消弭于无形。虽然中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部分媒体、学者、政客和人權组织对中國的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交织共振。 流亡藏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達賴喇麻已赋予“西藏问题”巨大的品牌效应。无论是“非暴力”运动还是暴力抗争，很多西方人宁愿相信流亡藏人。“西藏问题”竟然演变成测试西方政客人權立场的风向标，这不能不让笔者关注流亡藏人全方位、立体式、现代化的全球传播体系。 与此相对照，中國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是孤军奋战。无论是国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被外界视为官方声音。在国际上，北京一直是以政府力量对抗西方政府、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北京对流亡藏人发动的“人民战争”应对乏术，对西方社会的围攻缺乏新对策。 抛开西藏内部局势改善和国际关系变化等因素，从传播作业角度考量，中國亟需调整其西藏政策，尽快改变单纯依赖政府力量应对国际压力的僵化模式。事实表明，中國政府的应对理念与策略已滞后于国际政治生态演变，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要解决西藏问题，中國亟需新理念、新制度、新手段。 流亡藏人的三大资源优势是達賴喇麻、“非暴力”主张和全球网络。其中全球网络是流亡藏人国际影响力的放大器。依靠本土化创新，流亡藏人成功实现了“影响力传输”。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流亡藏人将工作目标锁定于政策制订者。借助媒体、影响公众只是流亡藏人影响精英阶层的手段而已。 边疆隐患制约中國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西藏问题是边界问题的难点，原因之一是流亡藏人的抗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全球网络已经日臻完善，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中國政府应在西藏问题上大胆创新，摸索出符合信息化、全球化特点的应对理念与技术手段，这对解决其他边疆问题大有助益。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中欧社2010年2月18日首发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中国报道周刊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4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