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 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 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 自民间的草根运动。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资讯多 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资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 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 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数，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 区间内，这些因数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 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 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 多元。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 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80年代起，西藏 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50、60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 知晓。西方媒体自80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导和录影，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 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 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 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 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 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 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 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 公室。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 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 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 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 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 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 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 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 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 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 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援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 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 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 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 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振振有词的中国 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 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 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 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 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导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 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着 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50年代之前是一个 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 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 “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援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份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 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 议。”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50年 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 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 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 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

2010年10月08日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布耶锂业）22%股权挂牌于9月9日下午5时最后结束。有报道称，比亚迪（01211，HK）拟受让西藏锂矿。对此，比亚迪发言人回应称“现阶段不回应”。西藏矿业董秘办人士表示，比亚迪是否竞购，暂时不好透露。 比亚迪在“锂矿”光环环绕之时，巴菲特将再临比亚迪。巴菲特将于9月27～30日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焦点仍是比亚迪。了解到，巴菲特9月30日将赴长沙，参观长沙的比亚迪基地，并参加比亚迪电动大巴下线及与当地政府进行的电动大巴签约仪式。 比亚迪被指竞购西藏锂矿 扎布耶锂业拥有的“锂矿”概念让它广受关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公告显示，由西藏矿业及其控股股东持有的扎布耶锂业22%的股权拟以2.4596亿元，在8月13日至9月9日期间进行挂牌转让，其中包括西藏矿业持有的扎布耶锂业6%的股权、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持有的16%股权。 西藏矿业发布的公告显示，9月9日挂牌期满，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挂牌期结束后，如果公开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如果公开征集到两家或两家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时，则采用由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 扎布耶锂业挂牌提出的受让方资格条件明确提出，只接受由多名战略投资者组成的联合受让体作为扎布耶锂业22％股权的受让方，联合受让体应由2～4名拟参加本次股权转让的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组合原则组成，组成联合受让体的战略投资者不得与西藏矿业存在关联关系。 据悉，扎布耶锂业挂牌中另一受让方资格要求被视作“锁定”比亚迪：组成联合受让体的受让方中，主要受让方应属于扎布耶锂业下游行业的战略投资者，包括但不限于锂电池生产厂商或相关的电池材料生产厂商，该战略投资者须在锂电池或相关的电池材料行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及资金实力，其净资产应不低于20亿元。“上述条件，除比亚迪外，很难找到第二家。”业内人士表示。 香港《明报》报道，继拟进军家电及IT业务后，比亚迪下一步可能染指西藏锂矿。该消息称，比亚迪将受让由西藏矿业持有的扎布耶锂业股权。 对此，比亚迪发言人回应称“现阶段不作回应”。 挂牌结束后，西藏矿业董秘办人士表示，“董秘王迎春正在深圳出差忙于发布公告。比亚迪是否竞购，暂时不好透露。我们目前没有接到相关信息披露的通知要求。” 巴菲特或参观比亚迪长沙基地 除“锂矿”的热闹外，了解到，巴菲特在9月将再与比亚迪“亲密接触”。 据透露，巴菲特到访中国将先去深圳，深圳是比亚迪的总部。按照初定的行程，巴菲特将于9月27日会见比亚迪高层。此外，巴菲特前往的惠州，也是比亚迪的生产基地。按照上述行程，巴菲特在访问北京后，30日将前往长沙。 湖南当地一知情人士表示，除与比尔•盖茨访问北京、惠州、深圳等城市外，巴菲特一行将乘坐私人专机抵达长沙，与湖南省及长沙市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进行会面，随后前往比亚迪长沙基地参加该基地的电动大巴下线仪式，有可能发表一次公开讲话。 “这边的行程安排已经发给巴菲特那边，只待最后的确认。”上述人士称，巴菲特将到长沙是肯定的，“他来长沙主要是因为比亚迪的新基地刚落户长沙，只是暂不能确定他会不会出席电动汽车的下线仪式并发表讲话。” 去年下半年，比亚迪正式宣布投资30亿元，整体收购美的客车，将长沙建设成为比亚迪国内第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目前，比亚迪在长沙圈地6000亩，建设了占地4平方公里的长沙基地。 巴菲特与比亚迪的渊源始于2008年9月，当时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MidAmerican，与比亚迪签署了策略性投资及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协议，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的股份，此次交易总金额约为18亿港元。 该笔投资给巴菲特带来不菲的投资收益。去年10月，比亚迪股价达到88.4港元，巴菲特持股的股价涨了10倍，即使目前回落至49.2港元，巴菲特在比亚迪上的投资收益仍近100亿港元。 午夜惊魂 http://hi.baidu.com/%B0%EB%D2%B9%BC%E2%BD%D0/blog/item/256f9f1b4011f0dbac6e7501.html

来源：汽车中国 　作者：路茵 　发布时间：2010-09-29 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国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与比亚迪副总裁在文件上郑重签下名字，由此西藏偏远地区能源短缺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美丽而神秘的雪域高原逐渐摆脱“无电”的生活状态。当社会力量用财富做慈善的时候，比亚迪不断创新，利用科技改变生活，用科技支持慈善。 比亚迪与西藏慈善捐赠签约 免费提供千套能源系统 2010年9月29日，比亚迪西藏捐赠新能源系统签约仪式在北京大饭店正式举行，比亚迪副总裁吴经胜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马胜杰相互签字并交换了文书，这一值得人类纪念的历史性时刻也得到了世界重量级人物的见证，包括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巴菲特、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查理?芒格、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在本次签约仪式上，比亚迪正式向西藏自治区免费捐赠1000套自主研发的总价值为2500万元的家庭能源系统，用以解决西藏偏远无电区农牧民的用电需求，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签约仪式上，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邓小刚、巴菲特、盖茨和芒格分别发言，大力称赞比亚迪“用科技支持慈善事业”的行为，并期待其他企业也尽力所能及，多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此次捐赠的西藏家庭能源系统是专门针对西藏的气候环境和农牧民用电需求所设计的，适合游牧民族使用，期间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亲自参与了设计方案的制定。该系统是由主机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组成。主机内集成了比亚迪铁电池、逆变器、控制器等，主要功能是将太阳能储存在铁电池中，并通过逆变器转化为220V交流电，供藏民的家用电器使用;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支架和汇线箱，主要用于采集西藏丰富的太阳能源。整套系统使用比亚迪先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铁电池储能及LED照明技术，保证系统20年以上的寿命。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帮助藏民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此系统附带了藏文、中文两种文字的《用户手册》、《使用说明书》，可以看出比亚迪对本次捐赠活动的重视和周全考虑。 “马背上不落的太阳” 新能源点亮“无电西藏”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原因，西藏大部分偏远地区都处于无电状态，几十万西藏人民仍然过着“无电生活”，这对生来就能用上电灯电器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青藏铁路的开通，让西藏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用电问题成为限制西藏地区发展的瓶颈，无电地区的人民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通电。然而西藏高原拥有十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因此，在西藏建设光伏发电系统，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成为解决西藏电力短缺和偏远地区无电问题的主要方向之一。 早在09年比亚迪公司数位高层就远赴西藏，对西藏地区进行了考察。在详细了解西藏人民的生活需求以及当地环境情况之后，比亚迪当即决定为藏区的农牧民专门开发一套适合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家庭能源系统，并免费捐赠1000套该系统，希望通过比亚迪先进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摆脱“无电”状态。同时，比亚迪公司与西藏科技厅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园区内建兆瓦级并网光伏电站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据了解，今年7月，第一批捐赠的50套家庭能源系统已经抵达纳木措湖乡，并完成了安装，当地西藏牧区的牧民们亲切地把家庭太阳能源系统称为“马背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雪域高原漆黑的夜色里，终于浮现点点亮光，古如里灯光下一片温馨，孩子们终于可以不用在蜡烛下念书了。1000套专为西藏牧民设计的家庭能源系统，将会给西藏无电区人民的生活带去极大的便利。 肩负社会责任感 科技创新支持慈善 比亚迪总裁王传福曾经说过：“比亚迪不但要做‘第一’的企业，更做有责任心的企业。”这是比亚迪企业的使命，更是每一个公司都应该肩负的责任感。近年来，比亚迪参与赈灾救危、捐学资教、支持文化体育等公益事业，积极关注社会，不断履行自己的承诺和义务。但是比亚迪的使命感远不仅于此，据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介绍，比亚迪公司有“三大绿色梦想”，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和太阳能电站，比亚迪希望通过独特的低碳技术，为解决化石能源带来的全球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做出贡献，造福人类。 如今，比亚迪将家庭能源系统成功引入广袤的西藏高原，让世人看到了比亚迪的梦想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如巴菲特和盖茨所言，比亚迪不仅投入财富以关爱社会、履行企业责任，更重要的比亚迪用技术创新为社会提供更节能、更环保的低碳产品，不仅为中国的西藏人民带去了光亮和欣喜，更为整个地球带来了一份绿色的希望。（编辑 路茵） 汽车中国 http://bj.carschina.com/cheshixingqing/20100929110758.html

西藏长期存在不安定因素，多次暴发，究起原因是如何形成的。这既有民族，历史，现实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是五九年平叛后，一直处于安定状态的西藏，因何在八十年代再次暴发民族冲突。有一个人与此密不可分。此人就是胡耀帮。 1979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的关糸地位定了一个基调。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 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 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仍然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前提。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几十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长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长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 近十年来的投资更是大手笔。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1980]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多少年来，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政府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加强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的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央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 目前仅拉萨市一处的在册喇嘛就高达四万多人。直到1996年开始，才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因素，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一定的扼制措施。 八十年代初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  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对比历史上的主导民族皆巴不得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文字，国民党执政时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节。 在胡耀帮的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他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相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12]由此计算，就是有75%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汉族人口从1980年的122400人减少为70900人，  也就是说，有51500名汉人离开了西藏，5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42%，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 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200多人，减少了将近 90%。相比西藏其他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当时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学生），到96年全地区也只有400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1700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区一级的干部56人，已经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313人，占64%；县级干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在党内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1980]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事实上当时的中央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1984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对于中央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回顾毛泽东时代几代人苦心经营，汉藏民族团结达到空前高潮。至今一些藏民家中至今供奉毛泽东的塑像。笃信佛教的藏民尊毛泽东为“文殊菩萨”。西藏一直处于安定团结的局面。经过胡耀帮的一糸列改革，西藏逐步产生分离主义。直至公开对抗中央政府。 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事实证明，在外部破坏因素和内部分离主义没有明显消除的情况下，胡耀帮当年的西藏政策，无疑成为西藏乱源！ 大炮在轰击的个人空间 http://blog.huanqiu.com/?uid-103801-action-viewspace-itemid-1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