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2010年10月08日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布耶锂业）22%股权挂牌于9月9日下午5时最后结束。有报道称，比亚迪（01211，HK）拟受让西藏锂矿。对此，比亚迪发言人回应称“现阶段不回应”。西藏矿业董秘办人士表示，比亚迪是否竞购，暂时不好透露。 比亚迪在“锂矿”光环环绕之时，巴菲特将再临比亚迪。巴菲特将于9月27～30日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焦点仍是比亚迪。了解到，巴菲特9月30日将赴长沙，参观长沙的比亚迪基地，并参加比亚迪电动大巴下线及与当地政府进行的电动大巴签约仪式。 比亚迪被指竞购西藏锂矿 扎布耶锂业拥有的“锂矿”概念让它广受关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公告显示，由西藏矿业及其控股股东持有的扎布耶锂业22%的股权拟以2.4596亿元，在8月13日至9月9日期间进行挂牌转让，其中包括西藏矿业持有的扎布耶锂业6%的股权、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持有的16%股权。 西藏矿业发布的公告显示，9月9日挂牌期满，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挂牌期结束后，如果公开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如果公开征集到两家或两家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时，则采用由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 扎布耶锂业挂牌提出的受让方资格条件明确提出，只接受由多名战略投资者组成的联合受让体作为扎布耶锂业22％股权的受让方，联合受让体应由2～4名拟参加本次股权转让的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组合原则组成，组成联合受让体的战略投资者不得与西藏矿业存在关联关系。 据悉，扎布耶锂业挂牌中另一受让方资格要求被视作“锁定”比亚迪：组成联合受让体的受让方中，主要受让方应属于扎布耶锂业下游行业的战略投资者，包括但不限于锂电池生产厂商或相关的电池材料生产厂商，该战略投资者须在锂电池或相关的电池材料行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及资金实力，其净资产应不低于20亿元。“上述条件，除比亚迪外，很难找到第二家。”业内人士表示。 香港《明报》报道，继拟进军家电及IT业务后，比亚迪下一步可能染指西藏锂矿。该消息称，比亚迪将受让由西藏矿业持有的扎布耶锂业股权。 对此，比亚迪发言人回应称“现阶段不作回应”。 挂牌结束后，西藏矿业董秘办人士表示，“董秘王迎春正在深圳出差忙于发布公告。比亚迪是否竞购，暂时不好透露。我们目前没有接到相关信息披露的通知要求。” 巴菲特或参观比亚迪长沙基地 除“锂矿”的热闹外，了解到，巴菲特在9月将再与比亚迪“亲密接触”。 据透露，巴菲特到访中国将先去深圳，深圳是比亚迪的总部。按照初定的行程，巴菲特将于9月27日会见比亚迪高层。此外，巴菲特前往的惠州，也是比亚迪的生产基地。按照上述行程，巴菲特在访问北京后，30日将前往长沙。 湖南当地一知情人士表示，除与比尔•盖茨访问北京、惠州、深圳等城市外，巴菲特一行将乘坐私人专机抵达长沙，与湖南省及长沙市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进行会面，随后前往比亚迪长沙基地参加该基地的电动大巴下线仪式，有可能发表一次公开讲话。 “这边的行程安排已经发给巴菲特那边，只待最后的确认。”上述人士称，巴菲特将到长沙是肯定的，“他来长沙主要是因为比亚迪的新基地刚落户长沙，只是暂不能确定他会不会出席电动汽车的下线仪式并发表讲话。” 去年下半年，比亚迪正式宣布投资30亿元，整体收购美的客车，将长沙建设成为比亚迪国内第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目前，比亚迪在长沙圈地6000亩，建设了占地4平方公里的长沙基地。 巴菲特与比亚迪的渊源始于2008年9月，当时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MidAmerican，与比亚迪签署了策略性投资及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协议，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的股份，此次交易总金额约为18亿港元。 该笔投资给巴菲特带来不菲的投资收益。去年10月，比亚迪股价达到88.4港元，巴菲特持股的股价涨了10倍，即使目前回落至49.2港元，巴菲特在比亚迪上的投资收益仍近100亿港元。 午夜惊魂 http://hi.baidu.com/%B0%EB%D2%B9%BC%E2%BD%D0/blog/item/256f9f1b4011f0dbac6e7501.html

来源：汽车中国 　作者：路茵 　发布时间：2010-09-29 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国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与比亚迪副总裁在文件上郑重签下名字，由此西藏偏远地区能源短缺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美丽而神秘的雪域高原逐渐摆脱“无电”的生活状态。当社会力量用财富做慈善的时候，比亚迪不断创新，利用科技改变生活，用科技支持慈善。 比亚迪与西藏慈善捐赠签约 免费提供千套能源系统 2010年9月29日，比亚迪西藏捐赠新能源系统签约仪式在北京大饭店正式举行，比亚迪副总裁吴经胜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马胜杰相互签字并交换了文书，这一值得人类纪念的历史性时刻也得到了世界重量级人物的见证，包括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巴菲特、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查理?芒格、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在本次签约仪式上，比亚迪正式向西藏自治区免费捐赠1000套自主研发的总价值为2500万元的家庭能源系统，用以解决西藏偏远无电区农牧民的用电需求，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签约仪式上，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邓小刚、巴菲特、盖茨和芒格分别发言，大力称赞比亚迪“用科技支持慈善事业”的行为，并期待其他企业也尽力所能及，多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此次捐赠的西藏家庭能源系统是专门针对西藏的气候环境和农牧民用电需求所设计的，适合游牧民族使用，期间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亲自参与了设计方案的制定。该系统是由主机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组成。主机内集成了比亚迪铁电池、逆变器、控制器等，主要功能是将太阳能储存在铁电池中，并通过逆变器转化为220V交流电，供藏民的家用电器使用;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支架和汇线箱，主要用于采集西藏丰富的太阳能源。整套系统使用比亚迪先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铁电池储能及LED照明技术，保证系统20年以上的寿命。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帮助藏民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此系统附带了藏文、中文两种文字的《用户手册》、《使用说明书》，可以看出比亚迪对本次捐赠活动的重视和周全考虑。 “马背上不落的太阳” 新能源点亮“无电西藏”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原因，西藏大部分偏远地区都处于无电状态，几十万西藏人民仍然过着“无电生活”，这对生来就能用上电灯电器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青藏铁路的开通，让西藏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用电问题成为限制西藏地区发展的瓶颈，无电地区的人民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通电。然而西藏高原拥有十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因此，在西藏建设光伏发电系统，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成为解决西藏电力短缺和偏远地区无电问题的主要方向之一。 早在09年比亚迪公司数位高层就远赴西藏，对西藏地区进行了考察。在详细了解西藏人民的生活需求以及当地环境情况之后，比亚迪当即决定为藏区的农牧民专门开发一套适合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家庭能源系统，并免费捐赠1000套该系统，希望通过比亚迪先进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摆脱“无电”状态。同时，比亚迪公司与西藏科技厅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园区内建兆瓦级并网光伏电站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据了解，今年7月，第一批捐赠的50套家庭能源系统已经抵达纳木措湖乡，并完成了安装，当地西藏牧区的牧民们亲切地把家庭太阳能源系统称为“马背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雪域高原漆黑的夜色里，终于浮现点点亮光，古如里灯光下一片温馨，孩子们终于可以不用在蜡烛下念书了。1000套专为西藏牧民设计的家庭能源系统，将会给西藏无电区人民的生活带去极大的便利。 肩负社会责任感 科技创新支持慈善 比亚迪总裁王传福曾经说过：“比亚迪不但要做‘第一’的企业，更做有责任心的企业。”这是比亚迪企业的使命，更是每一个公司都应该肩负的责任感。近年来，比亚迪参与赈灾救危、捐学资教、支持文化体育等公益事业，积极关注社会，不断履行自己的承诺和义务。但是比亚迪的使命感远不仅于此，据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介绍，比亚迪公司有“三大绿色梦想”，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和太阳能电站，比亚迪希望通过独特的低碳技术，为解决化石能源带来的全球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做出贡献，造福人类。 如今，比亚迪将家庭能源系统成功引入广袤的西藏高原，让世人看到了比亚迪的梦想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如巴菲特和盖茨所言，比亚迪不仅投入财富以关爱社会、履行企业责任，更重要的比亚迪用技术创新为社会提供更节能、更环保的低碳产品，不仅为中国的西藏人民带去了光亮和欣喜，更为整个地球带来了一份绿色的希望。（编辑 路茵） 汽车中国 http://bj.carschina.com/cheshixingqing/20100929110758.html

西藏长期存在不安定因素，多次暴发，究起原因是如何形成的。这既有民族，历史，现实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是五九年平叛后，一直处于安定状态的西藏，因何在八十年代再次暴发民族冲突。有一个人与此密不可分。此人就是胡耀帮。 1979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的关糸地位定了一个基调。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 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 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仍然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前提。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几十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长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长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 近十年来的投资更是大手笔。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1980]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多少年来，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政府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加强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的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央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 目前仅拉萨市一处的在册喇嘛就高达四万多人。直到1996年开始，才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因素，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一定的扼制措施。 八十年代初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  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对比历史上的主导民族皆巴不得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文字，国民党执政时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节。 在胡耀帮的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他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相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12]由此计算，就是有75%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汉族人口从1980年的122400人减少为70900人，  也就是说，有51500名汉人离开了西藏，5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42%，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 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200多人，减少了将近 90%。相比西藏其他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当时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学生），到96年全地区也只有400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1700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区一级的干部56人，已经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313人，占64%；县级干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在党内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1980]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事实上当时的中央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1984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对于中央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回顾毛泽东时代几代人苦心经营，汉藏民族团结达到空前高潮。至今一些藏民家中至今供奉毛泽东的塑像。笃信佛教的藏民尊毛泽东为“文殊菩萨”。西藏一直处于安定团结的局面。经过胡耀帮的一糸列改革，西藏逐步产生分离主义。直至公开对抗中央政府。 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事实证明，在外部破坏因素和内部分离主义没有明显消除的情况下，胡耀帮当年的西藏政策，无疑成为西藏乱源！ 大炮在轰击的个人空间 http://blog.huanqiu.com/?uid-103801-action-viewspace-itemid-1222023

前不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有关西藏题材的小人书时，意外地发现数本绘制于文革后期及文革刚结束之时的小人书，作者有如今的西藏画界权威 韩书力 （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西藏书画院院长），以及另外两名权威人物 余友心 (西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叶星生 （当年名为叶新生，著名西藏文物收藏家）。 我不太记得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些小人书。依稀彷佛看过吧，那时候不看这些还能看什么？出于温故知新的目的，我立即从网上以比较不便宜的价格购得这几本小人书，并且拍摄了部分图文并茂的精彩插图，此刻贴在博客上，算是开一个“红小人书”画展吧。 该画展名为：“红日西藏——西藏红小人书展”。 （相对于最近举办的“烈日西藏——西藏当代艺术展”。当年是“红日”，而今是“烈日”正当午）。 参展画家：韩书力、余友心、叶星生。 参展小人书：《雪山擒敌》、《风雪雄鹰》、《会说话的琴轴》。 感谢这些著名的权威人物，为“宣传”西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他们的画笔下，西藏被画成了两个西藏——“人间地狱”的“旧西藏”和“人间天堂”的“新西藏”。 我曾写过：“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多少年来就这么戏剧化地改写着西藏，改画着西藏，改唱着西藏，改舞着西藏，改拍着西藏，改塑着西藏。一如《农奴愤》正是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过程中，完成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西藏的全部想象。历史的真实，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一代代西藏人的记忆，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为此我不得不佩服怀着理想主义热情倾尽全力改写我们记忆的艺术家们，我更为佩服的是他们在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下爆发出忘我的创作激情……” 要补充的是，饶有趣味的是，也多少有点儿纳闷的是，这几位画家的后期即今天，似乎发生了幡然之变，正如另一位权威人物、作家马丽华女士(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对韩书力后期画作所评述的：“ 借用藏传佛教题材又匠心独运的众佛、 经幡、曼陀罗之类系列组画， 使他名声雀起。” 而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其他两位参加本次“红小人书展”的画家。 第一本《雪山擒敌》。 绘画：韩书力、龚铁、叶新生。 出版：1975年7月第1版。 图说：老队长气冲冲地接着说：“民主改革时，狡猾的领主跑了，没跑掉的代理人在群众监督下，被迫劳动。哼，别看他们表面上装得守法，有话道，狼在只剩一口气的时候，都想着吃羊，我对他们就是不放心。” 右图说：高峰这时把准备送给旺堆的一本毛主席著作送到他手里，说：“旺堆，咱们是一家人呀！”旺堆翻开红色封面，写在扉页上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一行字映入他的眼帘。他激动地叫了一声：“老高！” 【唯色忍不住点评：这么说，牧民旺堆认得汉文？！竟然都能读毛主席的著作了，哇咔咔！还会叫“老高”，那他是不是得叫“老旺”？】 第二本《风雪雄鹰》。 绘画：余友心、韩书力。 出版：1977年9月第1版。 图说：一个叫土登的反动活佛，带着十几个万恶的“卫教军”，象恶狼似地闯进帐篷。一进门就冲着欧珠吼叫：“狗东西，你要吃大米，还是要吃糌粑？快说！汉人要杀你们来啦！佛爷有气，让我来拯救你们，快跟我走……” 【唯色点评：土登这个“反动活佛”这么凶神恶煞？简直让人怕怕嘛。陡然想起一个细节，画家韩书力先生前几年的一张照片上，可是身披西藏僧侣穿的那种绛红大氅滴，呵呵。】 左图说：欧珠把头一昂，猛地夺过鞭子，用逼人的目光怒视着反动活佛：“你要我的头有一个，要我的心有一颗，你要我们穷人跟你们叛乱，办不到！” 【唯色点评：多么地耳熟。这欧珠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还是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渣滓洞里的江姐？】 图说：枪声渐近，一个解放军战士冒着烈火冲进来，救出了欧珠。欧珠象是遇见了传说中的“菩萨兵”，他要给解放军战士下拜，那战士一把扶起他，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 左图说：“我们要向大风雪开战，向大风雪夺回牧业大丰收，这是一场保卫公社的战斗！”他停了停，又说：“在和大风雪战斗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左图说：欧珠队长率领大家高举着火把蜂拥而上，愤怒地捆绑了吓瘫在地的其贾。覃一峰对大家说：“同志们，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随时都梦想复辟。我们一定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前进！” 【唯色点评：呵呵，阶级敌人全都是“其贾”（藏语，狗屎）！】 第三本《会说话的琴轴》。 绘画：韩书力。 出版：1978年12月第1版。 图说：这怎么可能呢？老支书忍不住问：“喂，你可不能乱放炮哇！你说说看，象玻咕吧阿爸这样敢闯‘神马场’的老英雄难道会信菩萨？”小伙子被老支书问得卡了壳。 【唯色点评：“玻咕吧阿爸”，这是啥话？“玻”是对老人的称呼，“咕吧”在藏语里是傻瓜、蠢货的意思，带有贬义。既然称老人为“玻”，就不必再画蛇添足地叫“阿爸”。而且藏人的习惯，绝对不会在残疾人跟前，称其为傻瓜、蠢货。哈哈，又露馅了。】 图说：“好哇！你这个哑巴畜牲竟敢偷寺院的圣物！”大管家嗥叫着扑了过去。哑老人浑身一抖，不顾一起地把那件东西塞进怀里。 左图说：老人被拖到寺院大门前。皮鞭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头上。他在皮鞭下痛苦地抽搐、翻滚着，双臂依然紧紧地护住前胸，直到被打得昏过去…… 【唯色点评：电影《农奴》之类迅速地闪现眼前……】 左图说：两个干部亲切地将嘎玛让进办公室。他们建议他去山南的不对农场当工人，并从墙上取下两袋炒面送给他。嘎玛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的温暖，怎能不激动呢！ 左图说：联欢会早已开始了。他们刚进会场就被卓玛优美的歌声吸引住了：“东方的海螺山上，升起海螺般的月亮。头顶红星的金珠玛，心比明月还要亮。” 【唯色点评：这又成了“翻身农奴”创作的西藏民歌吗？呵呵，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真不愧为炮制山寨版的高手！】 图说：这时，哑老人毅然揩干了泪水，拉起女儿走到台中央悬挂的毛主席和华主席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唯色点评：华主席……哈，华国锋主席啊，您是第几代领导人呢？】 以下绘画，依次为韩书力、余友心、叶星生的代表名作。各位看官请比较一下，光阴荏苒，世事多变幻，无常就在本次画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