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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女记者王思璟在武汉采访精神病院受难者时被强行带到派出所，期间手机被抢，在透露记者身份后随即被放出。关于记者采访权利及精神病院受难者遭打压情况再度引起关注。 武汉的徐武上月逃脱精神病院到广州接受采访，证明自己没病而又被警察抓回的事件刚发生，周三又发生一起广东记者在武汉采访受阻的事件。 星期三晚上九点，广东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女记者王思璟， 来到武汉采访被强行送入过精神病院的访民胡国红、程雪夫妇时遭到几名穿便衣的人员阻拦，随后，她拨打110报警，但警察到场以后却将她手机没收，强行带到派出所。期间，她对来电询问的网友萧山瓢虫表示，她当时人在武汉江汉区公安局新村派出所，门被锁上，被限制人身自由。当晚10点多，王思璟被释放，但网友们认为事情远没有结束，应该追究便衣人员的责任。本台记者星期四致电王思璟了解情况，但她婉拒了采访：“不方便，我没事，挺好的。” 王思璟说感谢大家的关心。 据了解，王思璟被带到派出所途中曾致电律师， 律师告诉她，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警察只能在看到她有可疑行为的情况下对她进行盘查，她认为当时并没有可疑行为，因此尽量不想暴露她记者身份以免连累采访对象，但最后没办法还是透露了记者身份，之后有关方面很快便放了人。本台记者就此致电江汉分局局长刘汉文查询：“我想问一下王思璟为什么会被带到你们分局去了。” 刘汉文：“是她自己报案的，我们110了解情况， 怎么是我们抓她，这个事误传的。” 记者：“对，没错，但是为什么不让她去采访呢？” 刘汉文：“没有谁不让采访。” 对方尚未等记者问完问题就径自挂断电话。 之后记者再多次致电就无人接听。 记者采访却被带走事件立即引起很多网友和维权人士的关注， 维权律师斯伟江表示：警察应该先把报案的指控对象一起带走询问，警察也不能抢人手机，这不是犯罪工具，警察更应该先出示警官证。 世界新闻自由日刚刚过去， 就在各界探讨中国新闻自由度不断减少之际，却继续发生绑架记者、限制记者自由的事情，发人深思。 至于王思璟原打算采访的精神病院受难者胡国红、程雪夫妇， 他们原是武汉访民，胡国红89年时在单位被殴打至昏死，打人凶手逍遥法外，夫妇二人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却遭信访部门保安的殴打。05年开始，二人到北京上访，08年、09年曾三度被关押到精神病院，在此期间持续受到24小时的严密监控，并不断受到骚扰，多次禁止外出，一到重大节日或者会议就会被软禁。程雪告诉本台记者，目前他家门外有二十多人驻守，所有记者的采访都被限制，只能找他做电话访问：“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如果是市里面有什么活动，他们就把我们守在家里，不准我们出去买菜。我们的自由随意就被剥夺了，现在就是靠外面的朋友送一点菜过来，就这样过生活。” 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认为，当局往往通过送精神病院的方式来打压持续坚持上访的民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作者 法广 北京知名的《财经》杂志的实习记者张贾龙4月28晚，被自称北京市警方的不明身份者叫走谈话后，失踪至今（5月2日下午），已超70个小时。有业内人士称，张的被约谈与失踪，或与艾未未案有关。张贾龙是活跃的Twitter用户，曾为《财经》报道过艾未未在上海马陆镇的工作室被官方强行拆除的新闻，并关注和报道过赵连海等维权者。 北京《财经》杂志实习记者张贾龙网上照片 DR 通吃网blogspot.com 张贾龙的亲友在微薄上透露，4月28日晚，张贾龙用晚餐时，被自称是北京市警方的不明身份者叫走谈话。随即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此后，张贾龙的亲友多次致电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家人也没有接到警方的任何通知。目前《财经》杂志社同事及他的亲友仍无法联系上张贾龙。 杂志社包括执行主编在内的同事和领导，也在微薄客上透露，无法联系上张贾龙。他们除表示震惊外，还希望他尽快回家。张贾龙的一位同事在微博客上说，张贾龙生于1988年5月22日，还没满23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业，也不满一年，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男孩，“所以，请对他宽容一点。好吗？” 张贾龙的亲友在微博客上发帖寻人，不久即遭到官方审查人员删除。有业内人士分析，张的被约谈与失踪，或与北京官方正在侦办的艺术家艾未未案有关。

《财经》记者张贾龙被“喝茶”失踪或与艾未未案有关 北京《财经》杂志实习记者张贾龙网上照片 DR 通吃网blogspot.com 作者 法广 北京知名的《财经》杂志的实习记者张贾龙4月28晚，被自称北京市警方的不明身份者叫走谈话后，失踪至今（5月2日下午），已超70个小时。有业内人士称，张的被约谈与失踪，或与艾未未案有关。张贾龙是活跃的Twitter用户，曾为《财经》报道过艾未未在上海马陆镇的工作室被官方强行拆除的新闻，并关注和报道过赵连海等维权者。 张贾龙的亲友在微薄上透露，4月28日晚，张贾龙用晚餐时，被自称是北京市警方的不明身份者叫走谈话。随即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此后，张贾龙的亲友多次致电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家人也没有接到警方的任何通知。目前《财经》杂志社同事及他的亲友仍无法联系上张贾龙。 杂志社包括执行主编在内的同事和领导，也在微薄客上透露，无法联系上张贾龙。他们除表示震惊外，还希望他尽快回家。张贾龙的一位同事在微博客上说，张贾龙生于1988年5月22日，还没满23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业，也不满一年，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男孩，“所以，请对他宽容一点。好吗？” 张贾龙的亲友在微博客上发帖寻人，不久即遭到官方审查人员删除。有业内人士分析，张的被约谈与失踪，或与北京官方正在侦办的艺术家艾未未案有关。   关键词 中国 – 艾未未 – 言论自由

武汉一名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四年的访民徐武，逃到广州接受采访后，被跟踪而至的公安抓回，而一名报道事件的广州记者在其博客披露，他在武钢一家医院精神科采访时，遭到殴打。当地访民程雪告诉本台，周一曾试图探望徐武，却被禁止出门。 武汉访民徐武逃出精神病院，到广州作医学鉴定，却被武汉公安抓走。上周《南方都市报》以“被关精神科4年，男子逃至广州欲证‘没病’”为题，报道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员工徐武因不满“同工不同酬”状告单位，败诉后曾多次进京申诉，而被关进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四年多，终于在本月19日从医院“越狱”逃出，后南下广州。上周三中午，徐武被至少十名便衣，在南方电视台的大院内强行带走后，再被关入精神病医院。   本周日，武钢集团和公安分局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徐武现正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公安在一份约千字的材料中称，徐武曾在2006年12月到北京“搞爆炸”，而从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对此，署名“痴山”的评论人质疑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见过用“炸药配方”实施爆炸行为的？即使苛刻一点，充其量也只能是刑法理论中犯罪预备的雏形，而一些人把扬言“搞炸药，与携带“炸药配方”作为徐武之“罪证”，这些人假如不是无知，在思想道德方面恐怕还存在比徐武更偏执的问题。   记者无法联系到徐武，从南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听到徐武对记者的表述：“每天吃药，每天吃三次。要是不吃药就用电灯打，电击，就相当于电刑。伙食差得很，比看守所的伙食还要差。”   曾多次因上访被关精神病医院的武汉访民胡国红星期二告诉本台，他也被禁止出门：“二十六、七号之前把我们关了三、四天不让我们出门，后来才知道，说徐武精神病跑了，在广东抓了。前天我老婆程雪也在武钢二医院精神科想看看徐武，昨天就不让出门。”   程雪告诉记者：她到精神病医院尝试探望徐武。被院方阻止：“徐武现在关在武钢二医院的精神科。他已经被关了四年，在精神病医院，他也是因上访被关的。他跑的时候，就把窗户打开，过后，把钢筋板弯，他就跑出来了。他就直接跑到广州去‘拍案惊奇’（栏目）了。徐武说他没有精神病，他就去做了个检查，别人说他一切正常。武汉公安局穿着便衣把他强行抓回来。”   程雪说，前来采访的南都记者纪许光却遭到精神病医院的保安殴打，记者致电纪许光，询问被打的情况及提供徐武家人的电话，但他不愿多说，叫记者看他的博客：“很多人跟我要。领导的意思是暂时先不要往外说得太多，所以暂时不方便说，乔龙。” 记者：您是不是也被打伤了？ 纪许光：网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最少转出去有五万贴了。 记者：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纪许光：我现在回到广州。 记者：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纪许光：看领导，看领导怎么说。因为我本身身体也有点不好，这两天休息一下，吃药调理一下。   记者在新浪微博看到纪许光对被打事件的描述，他于本周日写道，剧痛中完成武汉第二稿：《探秘武钢“疯人院”》。遭保安，保卫部领导威胁殴打的时候，我曾以一个佛教徒的名义大喊：那些因为他坚持上访而将徐武弄进精神病院并关押长达4年之久的人们，你们就不怕报应吗？作为记者，我不该这样；可我也有血有肉。打人者叫嚣：记者算个屁。在这里（精神病院）我说了算。上面不说放，我就是不让你们见。见我被打，武钢几位老职工多次试图把我从围殴中救出，也遭推打。   在博客中还有一段徐武家人在医院外呼喊儿子的视频：“徐武你别害怕，我们上午有人来看你来了，他们不让我们看你，他们说你不在这里，不知道。我问他们关哪里了，徐武关哪里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记者致电该医院，医护人员听到徐武，立即挂机。 记者：二院精神科？ 医护人员：嗯。 记者：我问一下徐武是不是在你们医院？   在武汉的黑龙江访民侯先生说，将访民关精神病医院的案例，在武汉很多：“发生这样的事很多。我现在就在武汉。很多人没有精神病都被关在那里了。经常关的有几十例，一上访就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衡量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有两个重要指标：即被杀害的和被关押的记者数量。”全球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主席乔尔·西蒙（Joel Simon）如是说。 随着冷战结束后新的矛盾冲突的出现，被谋杀的记者数量有所增加。1994年5月3日是第一个世界新闻自由日，自那时起有近800名记者遇难，如果算上那些与记者合作的人员，遇难者人数就上升到2000多人。仅在今年头4个月，就有24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丧生，几乎全部是在北非和中东。 亚洲、中东和拉美记者最不安全 来自哥伦比亚的费罗（Maria Salazar Ferro）受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每一起记者被杀案。她指出，往往只有知名媒体的记者在国外遇难时，才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比如今年4月20日著名摄影记者赫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和洪德罗斯（Chris Hondros）在被围困的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被火箭弹击中身亡的事件。然而，遇难记者中90%都是地方媒体记者。费罗说：”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少70%的人被害的原因是有人想封掉批评的声音，或对他们之前的报道进行报复。”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861起记者遇害案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评估。根据统计，39%的遇害记者曾调查政治议题，34%的记者曾报道战争和冲突，21%的人报道了腐败丑闻，另外，报道犯罪案件和侵犯人权的各占14%。亚洲、中东和拉美的记者处境尤其危险。过去10年中，全球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5个国家是伊拉克、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和哥伦比亚。 90%的记者遇害案都没有得到彻底调查澄清。费罗指出，原因是政府对此漠不关心或官员自己有利益牵连。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让更多的记者因害怕而进行自我审查，而没有自由的媒体民主就无以为继。 互联网时代记者更易树敌 与从前相比，今天的记者更容易被当成敌人。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的主任平德（Rodney Pinder）指出，互联网的普及加强了这种趋势。曾长年担任路透社驻外记者和新闻部主管的平德说： “过去在冲突情况下记者还是受欢迎的，各方都需要记者来为自己说话。但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东西，用图像和声音宣传自己。而如果有记者来反驳你，甚至举出证据，当然是让人恼火的。但这正是记者的职责，在当今的冲突中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 5年前，联合国安理会在1738号决议中明确呼吁在冲突中保护记者的安全，但这并没能改变记者的境遇。安理会还没有为保护记者采取过制裁行动。因此国际新闻安全研究所致力于让记者受到更专业的培训，定期接受人身安全训练，此外不要在缺乏相应装备的情况下进入有风险的地点。平德还强调，媒体的雇主方也应承担起责任： “记者必须能对面临的风险做出专业的判断。没有任何一条报道值得记者冒生命危险。但另一方面，有许多故事必须及时让公众知道，这是要记者去冒风险的。杀人凶手是那些政客，而我们记者必须在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方面做到绝对专业。” 作者：Sandra Petersmann 编译：叶宣 责编：乐然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