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许小年 | 我为何不愿意谈三中全会

(11月6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EMBA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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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 许小年“11.6”温州演讲实录:“我在等三次探底”

(11 月 6 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 EMBA 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经济速度的放缓。温州地方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它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逐渐的暴露出来了,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把它称之为结构性衰退。衰退它用词的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要负增长,而是增长速度的放慢。结构性衰退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周期系衰退有根本的区别,周期性衰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现在天气冷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熬两三个月气候自然转暖,你扛一阵也就过去了。而结构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它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不能够纠正结构性的扭曲,衰退将持续较长时间,它不能自动恢复,必须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要观点。 OK 。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什么?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从数字上非常明显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每年增长 20% ,消费每年增长不到 10% ,两者相差一倍,或者投资增长率是消费的两倍。这样带来什么结果?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投资的增长长期地领先于消费的增长,就使得生产能力的形成超前了社会需求,结果是过剩产能,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你去看一下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全都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危害是什么?恶性竞争、价格不断下跌,因为产能过剩大家都是发愁自己的产品怎么卖出去,于是在市场上恶性竞争,所以互相比赛降价,降价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最后发生亏损,亏损的时间长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出问题,而企业一旦倒闭银行坏账大量出现。 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看上去就是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社会购买力跟不上,整个全社会供应能力的增加。哪里产能不过剩,传统的制造业全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建筑材料、电解铝、煤化工、发电量、发电设备、多晶硅、风电设备、造纸、印刷、造船、航运、化肥、电视、冰箱、手机等,没有一个不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传统制造业通通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能所用的银行贷款就无法偿还,那银行坏账是必然的,银行现在老做手脚,把坏账藏着,各种各样的猫腻,过桥贷款等等,无非是忽悠上级,说坏账率双降。还双降呢!应该是“霜降”,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坏账率双降,应该是双升。为什么双降?造假账,忽悠领导。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才增长,现在面对过剩产能企业不敢投资了,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放慢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衰退,是由于结构失衡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 2009 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 4 万亿,其实根本不止 4 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 10 几万亿。这 10 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那中国还真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国家。如此大规模仓促的投资、项目的上马,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风险的评估居然没有坏账,这个难以现象。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的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跟着政府投光伏的、投风电的现在什么情况?全都被套了,所以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是不可以违反的,你要是违反了一定受到惩罚。 4 万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的运行事态,在这里我们没有用 GDP ,为什么没有用大家都知道,现在连领导都不用 GDP 了,我们为什么要用 GDP ,外国记者问领导,“你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你看什么呢?”领导说我不看 GDP ,我看三个指标,第一叫发电量;第二叫铁路货运总量;第三叫中长期贷款,这就是后来着名的“克强指数”,这是克强总理观察中国经济所用的指标,所以我们要听领导的话,才用“克强指数”,而不用统计局的 GDP 。 发电量非常清楚,深谷是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高峰是 4 万亿。 4 万亿实际上是十几万亿,只维持了几个季度的繁荣,经济就一路下滑,所以不要迷信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把自己的事做好,根据市场基本的规律来安排企业的发展,不要听政府说什么,要听消费者说什么。当然你要知道政府它想干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中,你完全忽视政府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是不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挂起钩来。 一路下滑滑到了二次探底的谷底,二次探底出现在去年的下半年,二次探底以后政府又急了,又来了一轮“ 4 万亿 2.0 ”,“ 4 万亿 2.0 ”大家知道的不多,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次是转到地下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去,发改委不知不觉中几千亿的项目就批出去了,资本市场不知不觉若干万亿的资金放出去了,于是“ 4 万亿 2.0 ”持续到今天大家感觉到的所谓企稳,现在官方、民间宏观经济用的词不是 2009 年的强劲反弹了,而是回落企稳。那我们知道这企稳是假的,它是“ 4 万亿 2.0 ”的作用,七八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各位感觉日子好过了一点,原因是“ 4 万亿 2.0 ”的余威以及最近在房地产上的放松,所以让大家感觉到似乎又过去了。没有,只要结构性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任何反弹和企稳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探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结构性的分析,我知道欧洲经济会继续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会继续下滑,因为它的结构性没有解决,它的过度负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过剩产能问题刚开始被官方所承认,于是政府又制定这规划那规划来消除过剩产能,我想说你们还是定规划吗,过剩产能全是你规划出来的,现在你又来规划扫除过剩产能,你放一把火现在又来积极的救火。铁路货运总量的趋势跟发电量完全一样,不用我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最近铁路货运总量虽然有一点点反弹,但还是负增长,只不过负增长比以前小了一点,仍然是一路下滑,挡不住。 下面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结构性失衡,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那就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居民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既然是投资增长两倍于消费,那我们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不是投资主体收入增长超过消费主体的收入增长,带着这样的猜测看了一下数据,发现果然如此。在这个经济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的主体是居民,那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里用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主体的投入确实在上升,而消费主体的居民收入在下降。当然居民收入的下降我在这里讲的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的下降,我想强调这个概念。什么叫相对下降?就是在总收入的份额中下降,就是它的增长率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 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 1993 年到 2007 年收入分配占 GDP 的比重,居民的份额从 63% 降到 52% ,降了 11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而企业的收入从 20% 微升到 22% ,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的收入从 17% 上升到 26% ,所以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而不利于消费主体(居民)。 下面就要谈对策了,怎么去调整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府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企业只是微升,居民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对策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减少政府的收入份额。三中全会会讨论这个提议吗?有人仍然抱有信心,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没接到会议通知,如果有幸去列席的话我要提出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要全面的实质性减税,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掌握这么多资源全是浪费掉的,而且它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你要减政府的税,你去问问政府恐怕没有一个官员会同意,官员会瞪大眼睛说:“教授你说什么,减税?我们现在钱还不够花呢,怎么可能减税啊,我们现在离开土地财政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领导,你知道不知道,正因为土地财政,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为什么土地财政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什么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政府一手低价从居民和农民那里征地,而且低价供给企业去投资、去扩张,同时高价在市场上拍卖商业用地。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拿走了,主要是政府拿走了,政府把土地增值收益拿走投资去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农民、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在这个收入方面居民、农民拿不到市场价格,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对什么不利?对消费不利。 所以你看结构性的失衡到最后一项一项地去分析,你就能够找到我们将来改革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对策刚才已经讲了,要全面减税。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对策?土地供应的市场化。那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提出的方案从农民土地确权开始,就是确定农民土地的权益,然后在确定土地权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动土地制度,现在集体用地的经营权进入市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步是什么?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使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比率,有助于消费。 当然,这个土地改革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你看一看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土地权益产生的纠纷,最后矛盾激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所以你为了其他的目标,你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你为了扭转结构性失衡,都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过度管制也使得投资越来越重,消费越来越轻,什么管制?利率管制,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当然在贷款方面现在全放开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政府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以便向企业、向政府、向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什么?鼓励投资,而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受损的是居民,居民的储蓄收入因此而减少,居民的收入减少了当然对消费不利。不仅在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就在股票市场上政府也是压低融资成本, A 股市场上的市盈率是 20 倍、 30 倍,创业板上市发行率是 50 倍,如果发行市盈率 20 倍, 20 倍是什么意思? 20 倍就是用 1 块钱的盈利融资融 20 块,那企业的融资成本是 5% ,所以市盈率的倒数大致来讲,不严格,市盈率的倒数就是融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改革,现在 80% 、 90% 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今天没有办法再一一讲了。小结一下,你要开放,改革开放这两大国策你要继续下下去,但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 30 年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不再有了,而且改革的阻力大大超过小平时代,这个改革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如果我们改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结构性的扭曲长时期存在不能矫正,于是经济长期在衰退中。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各位自己思考一下可能性有多大,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全面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和政府管理性行业开放,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估计一下, 30% 的概率你比我还乐观,我们自己估计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冬天有多长,这个冬天有多冷,自己就可以知道了。 但这不是说冬天这么长、这么冷就不干事了,研判宏观经济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干了,正像我们看天气预报一样,今天刮风下雨你就不出门了?不对,不是这逻辑,今天刮风下雨照样出门,但是要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带把雨伞就完了。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准备什么?棉衣、干粮。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一切以现金为基础来进行规划,没有现金回流的项目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把自己的现金流守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很多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你们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我也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你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你总要生存下去。 改变自己怎么改?谨慎经营。这个时候不要再想你的资产在今后两三年翻几番,别再做这个梦了,这属于过时的中国梦。面对现实,在这个冬天中,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第一要务是活着,只要你活着,过了这个冬天春天来的时候自然有你一份,到明年我再来温州的时候,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依然活着,谢谢大家!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那个时候咱们再来探讨经济、再来探讨企业,咱们再一块来打场球。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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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 调控是为了挖坑存货币

房价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经济问题,需要全盘考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第一,政府为什么拼命印钞票?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在印。美国拼命量化宽松,如果中国不印,就是傻子。所以中国明知道印多了钞票会通货膨胀,也要拼命印,而且印的比美国更厉害。   第二,多印的人民币怎么办?美金是全球硬通货,多印了,全世界人民帮着一起稀释,一起承担美国的通货膨胀,这叫通货输出。中国也想学美国,让人民币变成硬通货,或者有限范围比如东亚的硬通货,可惜美国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多印的人民币只有一条路:在国内通货膨胀。    第三,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是什么?政府可以允许有适度的通货膨胀,但是不会坐视恶性通货膨胀。    第四,如何处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处理方法就是挖一个超大的坑,把钱囤积在里面,不让它流动,这样多余的钱就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用品形成冲击。房价一直在涨,囤积了大量超发的货币。    第五,房价恶性上涨的后果是什么?房价恶性上涨,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后果也很严重,因此,房价可以涨,但是不能恶性上涨。政府必须对涨幅有所控制,同时加强保障房建设。让最穷的人在郊区有个小房子住,免得他们起来闹事。    第六,如果房市崩溃,下跌一半甚至更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银行呆账急剧增加,银行面临破产。同时有很多行业倒掉,或者凋敝,造成失业增加,税收减少,这是政府更不能接受的。所以,房价可以下跌,但必须在政府可以接受的幅度内。    第七,大家都知道,卖地财政给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这吃的是断子绝孙饭,土地一旦卖光,就不会有后继收入了。大家不要觉得遥不可及,看看苏州就知道了。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的财源来填充政府的收入。这就是房产税。所以,房产税的推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了,不可更改。之所以迟迟不出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压力太大,来自贪官们的压力。但等他们认清形势,出完货之后,这把刀子就会放到老百姓的脖子上。    第八,政府会放弃房地产业作为支柱行业吗?不会。看看城镇化,在不远的将来,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搬进城镇居住。房子从哪里来?还不是靠开发商建房子。再仔细看看各地的大开发商,以上海为例,50大开发商里面,有七成是国有或者政府背景的开发商。政府不可能放弃他们。    第九,政府调控的目的是什么?上面可以得出推论,调控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让房价上涨,更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目的是为了挖更大的坑,储蓄更多的货币,免得货币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为什么通过交易环节征重税,而不是持有环节交税?因为在持有环节交税,就会造成轻易套现。    第十一,房价取决于什么?房价是涨是跌,并不取决于政府的调控,而是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大量外资就涌进中国,由于强制结汇,所以政府就被迫发行更多人民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美元走强,人民币开始贬值,那么外资涌出中国,人行被迫收回人民币,将储备的美元还给外资企业,流出中国,于是通货膨胀压力减小,市场上人民币减少,房价就下跌。所以,房价的涨跌基本上取决于人民币美金的走势。从过去几年的人民币走势图和房价上涨图来看,两者惊人地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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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 许小年:重庆事件极大动摇了企业家信心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原载于 2013年08月07日  《中国慈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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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许小年:生存环境恶化让企业家信心不足

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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