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许小年 | 四万亿也救不了中国经济

   一、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很不乐观。   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   结构性失衡失衡为何会带来持续性的经济衰退?   首先要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衰退,哪些方面失衡了?   1、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不足,首先我不认为是需求疲软造成的。   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象很多发烧一样,发烧只是表面现象,内部有炎症才是实质。   目前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占到了50%,而消费拉动只是占到35%   至于为何会需求不足,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总结:国富而民穷是也)   2、投资导致产生增长超过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大多产能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产品该卖给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现在企业就自然的投资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投资,表现为生产产能指数连续十几个月下降,钢铁、煤炭、水泥等都在下降,在这些都在下降时,谁敢投资?   回想09年,也是如此。当时政府感觉到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那就由政府来投资,当时是大量投基础性行业。但是现在更糟,连基础性投资都面临过剩,连政府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资。(掌声!)   目前中国的投资/GDP比例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未来该怎么办?   在目前的投资过剩情况下,只能充分吸收过去的过剩产能后,国家经济才能轻装上阵。   我在这里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是相对相对国内有限的购买力,导致的需求不足。为何国内需求跟不上产能的增长?是跟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   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   政府和企业手上有了钱,这不利于消费,而是有利于投资的。当然公务员大规模茅台酒和出国购车什么的不算。(掌声!)   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政府官员总是否认没有出现国进民退。(掌声!)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1980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了!   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当一个人有肿瘤时,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必须先作手术。我都认为宏观政策不是营养液,而是鸦片烟,这是没有用的。    二、四万亿1.0、四万亿2.0、四万亿3.0?   微观指数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很多行业出现了亏损,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式越来越难,今年大学生毕业据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业不愿意扩大规模,不愿意投资,就不会愿意招人。   这个指数的不断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缓解,向上走了一个下山坡,因为去年下半年执行了四万亿2.0,和09年执行4万亿1.0不同。当时是大张旗鼓宣传,让人民相信政府这个手可以支撑住经济。但是2.0是低调,打枪的不要。这次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力,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半来自银行,一半来自债市。   我知道这个方法托不住,但是短期的烧钱会有一定作用,我当时以为会支持一段时间,经济形式下滑出现会在下半年。结果今年一季度末就出现了,连续的持续的下滑。用经济的说法是,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   想想2009年,当时的说法是政府的无形之手,拯救了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去年的四万亿2.0,扔进去,好像水花都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只是給他吃止疼片,止痛的效果是递减的。   有一个很好的指数,叫做克强指数,主要是参考发电量、铁路货运量来看经济状况。   现在看来,克强指数远比GDP靠谱。   克强指数表示,V型深沟就是09年金融危机,拉起来后就是四万亿。   看了这个图形,大家就知道了,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   四万亿刚出来时,我就写文章批四万亿,结果当然是就没有被发表出来。前段时间领导还大声说四万亿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給我辩解的机会,我也就只能在民间辩解辩解。(笑声!)   我之前认为,二次探底是一定会出现的,果然就是在去年上半年,克强指数的跌倒谷底,然后下半年开始向上,谁也不知道,居然经济又掉头向下。   国内的二度松宽,再次忽视了结构性问题,辅之以短期需求拉升,那么就一定会有三次探底。这个三次探底就在今年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会比去年的上半年还会差!   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上又开始憧憬,憧憬四万亿3.0。看看1.0作用,2.0作用,那么3.0有什么作用?   而且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不会出台新的拉动内需的政策。   因为刺激性政策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政府从过去的几年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他的学习速度很慢(掌声!),也看到了1.0带来的危害,看到了2.0仅仅维持了1-2个季度,所以非常慎重。   我认为政府不会推出3.0,当然我没有办法为政府作决策。即使3.0出台了又如何呢?小小反弹一样,再次掉头向下!   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3.0何时出台,而是要聚焦在自己的领域,聚焦在自己的投资上。这些政策都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    三、经济衰退要扭转,有没有办法?办法就是结构性改革。   既然你的病是结构性带来的,那就一定只有结构性调整,把这些结构性失衡纠正过来。   什么叫做结构性调整,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例子,美国和欧洲的例子。   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过度借债,资本负债比失衡。   西方国家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过度借债   1、美国的债务集中在家庭部门,借钱太多,收入偿不了借钱。月供支付不了,家庭就破产,银行就拿走房子拍卖,当很多拍卖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资产价格下降,银行倒闭。这个图是美国按揭贷款余额/GDP,200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在下降。在两年时间,这条红线已经回到2003年,美国的调整结构基本完成。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正常,现在給他补药,是可以的。   我本人对美国经济是看好的,很多人问我,投资什么?我说,买美国股票,买美国资产。很多人说我卖国,我也不怎么在意。   2、再来看欧洲的处理方法:   欧洲也是在09年贷款余额/GDP达到最高。但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现在还没有下来,负债率还是没有下来,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社会主义。   欧洲人到中国来,经常说中国怎么象社会主义的,你看我们欧洲,多么“社会主义”啊。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就是谁出钱谁是老大,资金的所有者是老大。借钱就要支付利息,不然就拍卖,迫使你还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冷冰冰的,但是不这样做,就会拖垮银行。实际上,美国已经倒闭了几十家银行,几十万个家庭倒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我去年去美国,想买房子抄个底,找了个中介看二手房。进去一看,房子没有人上锁;厨房一看,没有吊灯;洗手间一看,马桶没有了。为什么马桶没有了,原来主人走的时候把马桶搬走了,50多美元一个的。   为什么这样,房东心里有气。按揭支付不了,银行收他的房子,不缴纳房子警察上门,所以他有气。   欧洲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际上,不是真正以人为本。比如在欧洲,租赁一个房子,我房子支付不了,美国就立马赶出去,欧洲不行,要給他几个月的宽限期。借款违约,不能立即收他的房子,你必须給他找到一个住处,否则不行。银行如果不能拿到房子拍卖,结果就是银行坏帐上升,银行如果倒闭,就会损失储蓄客户的利益。   这样迅速的处理还账,才能拯救银行,才能拯救储蓄客户,才是以人为本。   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   欧洲拒绝承担坏帐的后果,结果只能政府出钱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维护银行的正常运转。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收税来的。只不过将银行的坏帐转移到政府哪里,但是没有解决坏帐问题。所以出现政府债务问题,政府要破产了。   希腊政府、塞浦路斯政府都破产了。现在西班牙、法国都在风雨缥缈。   没有办法,透支得来的繁荣,一定是要偿还的。   今天的衰退,都是为过去的繁荣买单。要想靠借钱,靠央行发钞票来维持经济的繁荣,这连中国梦都算不上。   大家都知道,量化宽松对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没有实质性作用,几十年的零利率并未解救欧洲和日本   所以,复苏必须先去杠杆化即削减债务,美国过去在作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   3、美国找到了经济的新增长点   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加州为代表的创新企业的重新涌现,持续创新能力   (2)以德州为代表的旧能源产业的新生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幅下降,比世界上低30%   (3)制造业回流   美国企业不在中国扩大投资了,在中国的企业继续经营,不扩大投资了,新的投资在哪里,回到美国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能源成本比中国低,虽然美国的人工贵,但是没有之前差距这么大。   我想表达的是,这些新的增长点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不是政府实现的,而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   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   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   你只要給市场机会,你只要給民众机会,新的增长点一定会出现。   小结:   1、结构调整的快慢,决定了复苏的速度!   2、美国的复苏是有坚定的基石的。也就是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创出历史新高,我认为更多的新高还在后面。因为美国他的手术已经动完了,他找到了新的营养液。   正因为如此,全球资金不断的流向美国。资金退出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从而推动美元的币值不断走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元是一个强势货币。那么大宗商品市场就会向下,市场上开始流转一个观点,大宗商品市场的牛市已经结束了,我基本同意。这时由美国强势货币和中国需求持续减弱所带来的。   3、欧洲会继续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只要欧洲一天不清理过多的债务,那么欧洲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开始。   4、但是中国的调整刚刚开始。   凡是进行结构性调整,速度很快,就复苏很快,如美国经济   拒绝进行结构性调整,拖拖拉拉,就复苏很慢,例如欧洲经济    四、未来如何走出结构性衰退:   1、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   2、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利润率,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而且是向研发创新转型的基础   3、不应鼓励国企的并购,国企以来廉价资金供应,不计成本和收益,最大化规模和就业而非效率   4、实质性减税,避免企业的大规模停工和倒闭   5、特别是电讯、金融、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服务业   6、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   现在的企业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连夜雨就是政府。(掌声!)   先自查税收,然后政府查税收。我跟政府说,现在不是你们完成税收计划的时候。他说上级要完成税收计划啊。我说你把企业折腾死了,你得放企业一个生路,不然企业倒闭后就业问题不还是你政府的问题。   我一直呼吁,实施新的减税,让企业活下去!   企业要活下去,也要自己转型,目前宏观形势不好,政府又来折腾,我也无法告诉具体一个企业该如何转型。   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痛苦的转型期,从之前的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要转型为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如何扩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现状是:   凡是能够投资的地方,都是产能过剩   凡是产能不过剩的,都是不能投资的   例如电讯、例如卫生系统等,很多投资机会。医疗卫生问题是供应不足,是过度管制。为何不能民营资本多投资多盖几个医院,政府就是要把住牌照。   娱乐,拍电视,你管他什么呢?有人拍,有人看,就好。   现在是把娱乐搞成教育,把教育搞成娱乐。(掌声!)   金融也管死,一个银行搞一个网点,为何要批?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我开一个饭馆,开在哪里,为何要你批?我如果亏钱,你承担责任吗?   大家都想把住一点小部门权力寻租,我这点租能不能明給你啊,一个图章××万吧,我交了钱給××万办事。   象这样的成本,都叫做交易成本。政府的作用本应该是减少建议成本,但是我们政府的作用却是增加交易成本。明给反而低,暗給反而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是多少(笑!)。   我得研究、我得摸索、我得找一个哥们,还得策划一个饭局,最后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这点小权力,政府你放了吧,放了后得到的经济发展,不知道会多少。   最近看,拍出很多地王,很多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国企他背后有资金支持,而且国有企业亏损后,也没有关系,政府会补贴的。所以国有企业进入竞争行业,其实就是扰乱市场竞争。    五、内需不足的实质原因:收入分配恶化   1、主要来自资源占有和市场的不平等   2、行政性垄断占有土地、矿山、资金、市场   3、审批制度下的官商勾结和寻租   4、仅在二次分配和最低工资上作文章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在一次分配上作文章。   为什么企业家一定要作政府的公共关系?   (此处删除五十字)   不作政府公共关系,就拿不到资源,资源在官府手中。   如何消除这种暴利,而不是在暴利出现后去收税。暴利源头是什么,是政府垄断资源。   腐败为何久治不愈,是因为从来没有从根子上诊断。出来一个,判一个,是否可以让他不出来。   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在往道德上引;学校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教育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医院出很多问题,是因为医生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房地产市场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房产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等等。根源在哪里?   必须通过改革实现更为公平的资源获取及市场进入   1、打破行政垄断   2、取消审批制   3、国有民营一视同仁   总结: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靠宏观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下定决心,进行实质性改革,这个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会后部分问题:   1、浙江是民间资金大省,浙江投资往哪里投资?   我没有做过投资,不知道往哪里投。如果投资讲方向,讲计划肯定就会失败。各位可能比我更擅长。我认为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和经济形势是没有关系的。经营企业的,和经济形势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一个企业家说,我等经济形势大好时,再扩大规模。我会说,你关企业吧,去种地。作企业不能靠天吃饭,我的观察,越是在宏观形势困难时,越是好企业表现的时候。   买什么东西,作什么行业,其实都不重要,炒卖黄金的,可以亏得倾家荡产,炒卖土豆,也可以赚。   那么核心的是什么?是你要知道如何炒。(笑声!)   2、城市群,未来可能会称为城镇化的可能吗?   象这种非常宏伟的规划,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忽悠。越是宏伟的规划,我基本不看,也不关心。   各位作投资的,作企业的,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关心。   一个企业生存力,跟踩点是没有关系。   一个企业的能力,不是他预报天气的能力,而是他抵抗天气的能力。   为什么我说我不看中国的城镇化?从1980年代的20%多的城市化率,提升到现在的52%,是什么原因?   反思下,在改革三十年,以前的政府何时推出过城镇化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根本就没有规划过,结果就是从20%多发展到现在的52%。   所以,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不能因果倒置。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原因。城镇化都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来一场城镇化的大跃进,又变成政府圈钱圈地,赶农民上楼。那么农民收入在哪里,产业在哪里、资金在哪里?   上一个4万亿把铁道部搞破产了,铁道部申请2.6万亿债务給免除,这个免除是不行的,老百姓不答应。   如果再搞17个城市圈,要搞破产多少地产政府(掌声!)   3、給浙江的企业家一个忠告:   你们将无法避免面对经济的上上下下,也无法避免一定会面临风风雨雨。以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坚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少听一点天气预报。   归根结底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在经济向上时作好,最关键时在冬天要活下去。最可怕的是,春天到了,你不在了。     (杭州金融论坛演纪录 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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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许小年:顶层设计不利改革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有学者对中国改革前景感到忧虑,并认为所谓“顶层设计”改革很难成功。海外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困境来自中共一党的专政。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日前在中国绿公司2013年年会上发言表示,他对中国目前改革担忧,并以中国历史上五位著名的改革政治家商鞅、王莽、王安石、光绪皇帝和邓小平为例分析说,失败的政治家都有详细明确的“顶层设计”改革方案,而成功进行改革的商鞅和邓小平,都缺乏顶层设计。他认为,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仅通过官僚体系推动,只会变成官僚寻求自身利益的方法和手段。而民众和企业坐在听众席上等待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不会有成功的改革。 最近两年,有关改革“顶层设计”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美国南卡州立大学谢田教授介绍说,战国时期商鞅的改革,确实只是大量引用中原地区成功的经验,藉由自由民和农民地位的上升,成功对秦国的贵族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则根本没有任何所谓顶层设计。 “邓小平自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也不知道河水多深,不知道河对岸有什么东西。中国的改革最开始是小岗村,中共只是放松了控制,当然最后它当成自己的功绩。”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认为,所谓“顶层设计”只能在一些小的改善措施上成功,而对制度动大手术的改革则难以推行。 “有些改革上头决定就行了,比如农业税取消就取消了,但有些改革,要涉及到中共政权自身,那就很难了。比如阳光法案这么多年也没有动静。” 因为批评中国股票市场体制而曾备受争议的许小年表示,失败改革的特征是改革者只希望完善官僚行政体系的运作,而成功的改革则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的积极因素,成功地使提高生产力。 谢田教授赞同这个观点,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多年的实质是”松绑”,政府让利给民间和外资,取得了成功。当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控制改革方向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其实已经停步不前了。当经济增长的惯性结束之后,中国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都认为,中国的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社会各阶层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因此才需要一个完善的设计来继续推动改革。胡平则认为,经济和政治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开。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才是目前中国改革停步不前的主要原因。 “对他们来说,现行的体制恰恰是能保证他们获得最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企业管理的谢教授认为,真正的改革往往从民间而不是从政府开始,他以企业为例说,企业管理层如果不创新改革,导致企业经营出现困境,企业股东会通过董事会更换管理层。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作为股东的民众没有选择国家管理者的权力。 “中国的股东就是老百姓,中国的董事会就是全国人大,显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董事会,而是一个花瓶。实际上中国的总裁和CEO,就是中南海的权贵,处在权力不受任何制衡的状态。” 谢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并非不懂其中的道理,而是在现行的制度压力下无法直截了当表达而已。胡平强调说,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确实较为复杂,但有时也很简单:比如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府应该停止做某些事情,比如停止控制舆论媒体,停止打压异议人士等,而不需要多做某些事情。但中国政府却不能,也不敢走出这一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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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改革需要更多共识

许小年:改革需要更多共识 进入专题 : 改革    ● 许小年 ( 进入专栏 )        国进民退的十年      搜狐财经:您认为过去十年重要的经济政策有哪些?怎么评价这些经济政策?   许小年:过去十年出的政策有点多,也许太多了,其中不乏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回过头来看,很难对这些政策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只能说这些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的干预。   从理论上讲,你可以说它是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从来没有主张政府如此深入、如此广泛地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是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到了中国,就变成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政府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利益,变成披上凯恩斯外衣的计划经济。随着政府干预的扩大和深入,形成了过去十年间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趋势?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效益逐渐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用当前的时髦词汇讲,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在消失,最近领导层也在谈改革红利,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改革红利,而不是人口红利或者劳动力成本。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啊,为什么没起作用呢?制度不行。必须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市场环境,才能把潜力释放出来,红利才能兑现。   改革的红利递减,农业是个例子。1970年代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就子上来了,农村经济繁荣,很快解决了农副产品的短缺问题,支持了城镇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但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有很大局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碰到天花板,上不去了。这时如果继续推动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晰产权,促进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形成专业化和集约性的农业,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停顿下来了,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城镇经济。   农业只是一个例子,改革一旦停下来,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不得不靠政府来推动。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大,这时真的走上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了。   改革红利和政府推动的区别是什么?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效益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对资源的束缚,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土地和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人力、土地等资源流向高收入、高回报也就是高效率的部门。具体来讲,资源从农村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城镇配置,到今天,已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镇工作。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多地,配置方法改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经济的总体效率就提高了。   第二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从国有部门到民营部门,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低效和无效的国有企业倒闭,人力、资本、土地等资源释放出来,流向效率高的民营经济。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这是人性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钱,私有制的效率不用什么理论去证明。   资源重新配置带来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却极为重要的效应,那就是激励机制。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干活,不是为人民公社或别人干活,劳动积极性、经营的主动性和以前大不一样。在城镇经济中则是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地进行创新,降低成本,他们的激励机制和国资、国企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也完全不一样。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低效到高效部门的转移;二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劳动生产率、每亩土地或者单位资本的产出都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逆转,不是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而是相反,在政府的干预下,资源从高效率部门流向低效率部门,从民营部门回到国有部门,表现为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强力扩张。民营经济的空间受到挤压,经营环境恶化,企业家信心不足,移民成风。微观层面上的增长动力衰减,政府不得不在宏观层面上用政策推动,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形成了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态势,凯恩斯主义兴起,计划思维回潮。      应该解散发改委      搜狐财经:但政府推动效果是很差的。   许小年:政府推动永远是低效的,如果国家计委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解散它?解散了计委为什么又要成立发改委?搞市场经济,发改委没有存在的必要。   搜狐财经:因为它管得太多了?   许小年:不是管多管少的问题,而是政府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凡是它管的事,效率一定低。管光伏,光伏死掉;管高铁,高铁出问题。哈耶克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就说过,政府管不好经济,因为它一没信息,二没激励。信息在市场上,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政府官员的激励是升官、寻租发财,而不是把企业经营好,企业效率高低和他有什么关系?   搜狐财经:取消发改委的可能性大吗?   许小年:没参加十八大,不太清楚。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很高,可以理解,但改革的难度比以前大多了,比1978年困难多了,所以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我说:“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说一切照旧,可能太悲观了,但预期确实不高。   搜狐财经:因为既得利益比以前更强大了吗?   许小年:既得利益是原因之一。1978年刚开始改革时,没有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那是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文革”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这是党内、党外的一致认识,按照那一套路子再走下去,经济要破产,社会要动荡,不能再那样干下去了,朝野形成了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没有什么好说的,执政党的中央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已有总结,你要想重新肯定“文革”的话,党中央得再出个文件,说前面那个错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权贵既得利益不想改革,而且改革的社会共识也没有。今天的共识仅仅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要求改变现状,但怎么改,往哪里改就没有共识了。      收入分配恶化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搜狐财经:改革呼声大,但是要怎么改大家看法很不一样。   许小年:对于“怎么改”,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人甚至不愿意提改革,认为一提改革就是邓小平路线。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人认为是错的,本人当然认为是对的,历史也证明是对的。   分歧大的一个原因是收入分配的恶化。过去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越来越多,为政府官员创造了不断扩大的寻租空间,各种各样的现象冒出来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政府甚至不敢公布过去十年间的基尼系数(编者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20世纪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用于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最近的民间调查显示,现在的基尼系数0.61,早已超过了触发社会动荡的警戒线。收入分配的恶化恐怕是社会的共识,连高收入阶层都承认,再发展下去要出社会问题。   但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关于改革的分歧,如何阻止收入分配的继续恶化?从源头上看,答案非常清楚。政府的权力过大,对经济的干预太多,制造了合法、非法的寻租机会。央企垄断市场是合法的寻租,经济学中称为“垄断租金”,石油石化、通讯等行业不许民资进,这是合法获取租金。非法的寻租就更多了,寻租的结果一方面是暴利的富商,另一方面是暴富的官吏。王小鲁等人做过一个研究,中国基尼系数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货币供应等宏观指标,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来自寻租腐败的收入。改善收入分配,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掌握的资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   可是有些民众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腐败是头号问题,政府要提高反腐力度,抓贪官,打击奸商,管制价格和市场,反市场化的思维就在反腐的过程中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这也是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媒体管制下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民众看不到每天都在进行的官商勾结和寻租活动,他只看到地产商赚了多少钱,垄断行业的工资是我的多少倍,于是要求政府控制房价,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而不是铲除两极分化的根源,根源就是政府垄断资源和市场啊。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是消除政府的寻租空间,这就必须让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进一步干预经济。更多的干预只意味着更多的寻租机会,差距更加悬殊的收入分配。   我们的建议是反垄断,是打破垄断,但社会上的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潮仅仅针对结果,而不是针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源。老百姓希望出现一个朱元璋式的皇上,能为他们打贪官,为他们均贫富,所以网上有不少支持“文化革命”的言论,支持重庆式的“打黑除恶”.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思潮,只能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考虑以赎买推进改革      搜狐财经:有人提出一种建议,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比如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我们给那些官员或者高管比较高的份额,即便是一半被他拿走也无所谓,这样才能打破垄断,百姓才能创造财富。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许小年:赎买政策从理论上讲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赎买政策是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非要搞激烈的、群众斗争式的或者用强力的行政手段来打破垄断,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用赎买的办法来减少改革的阻力,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公众能不能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些人一提起赎买、一提起高薪养廉马上就说:“凭什么?他们已经富得流油了,你还要给他们钱?!”感情上就不接受。人们对赎买政策的效果也是疑虑重重。高薪真的就能养廉吗?人心有满足的时候吗?给多少钱算是够?当然我们也承认,仅仅有高薪还不够,高薪应该配合监督和制衡,配合媒体的开放。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没有多党制,高薪就是必要的,有了反对党,高薪就没有必要了。譬如台湾,民进党天天在那盯着,国民党想腐败也不敢动,那么多人那么多眼睛,有一点动静就被曝光出来。陈水扁下台后,因为腐败被投到监狱里,台上的马英九还敢贪污腐败吗?他有贼心也没贼胆。   两党制是什么?两党制是低成本的反腐工具。香港现在是有自由没民主,公务员你就要给他高薪,新加坡公务员也要给高薪,因为他们没有宪政民主,没有反对党天天盯着。台湾的公务员就过得惨兮兮的,薪酬和福利跟香港没法比。差在什么地方?因为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不给你那么多钱你也不敢贪,想在任上利用权力捞个人好处?你试试看。   最近有人提出大赦,官员财产公式,凡公示过的,不再追究财产的来源。这个我同意,再加一条,不愿公示的就请他辞职,并且永远不得进入政府,古代叫作“永不录用”。既往不咎,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这是个办法。      福利政策来自官员短期行为      搜狐财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不少讨好百姓的政策,比如保障性住房、全民医疗、免费高速公路,您怎么评价这些政策?   许小年:这是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他反正就干五年,级别高的干十年,任期内竭泽而渔,把我自己的业绩做得漂漂亮亮的,问题都留给下一届。政治家能不能为公众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的修养和造诣,而取决于激励机制。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现在官员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这五年之内的政绩、GDP、百姓的口碑。   你会说官员在意百姓口碑不是好事吗?是好事,但口碑效应对级别高的官员影响大,越往下影响越小,下面的县官是不怎么管口碑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捞钱就行,谁在意口碑呀?清朝官员的行为和现在官员的行为是一样的,因为激励机制没变。合法的薪酬福利有限,皇上给的俸禄有限,利用权力搜刮民财却是无限的。官员敛财太甚,老百姓骂娘,但县官不在乎,你骂的是大清皇上,又不是骂我。责任和收益不对称,风险和好处不对称,这就导致了基层官员大量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动摇整个政权根基。政权根基和县官有什么关系?他才不管呢。   激励机制没变,又没有公众监督,他的行为就必然跟清朝、明朝的官员一样。比较顾及口碑的属于高官,官做大了就想青史留名,这类激励随着职位的上升而增加。想青史留名怎么办?那就得让老百姓说好话啊,让人家说好话就得给好处。这些好处财政能承担吗?不管,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都是下一届的事。   搜狐财经:其实说到底,就是所谓的高官不知道怎么给老百姓好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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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 许小年: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1599.90 -1.21%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36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36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GDP干什么啊?7%还是8%,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GDP增长8%,活得很好,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相关文章 《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减速的背后 许小年: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 刘植荣:中国GDP超过美国又怎样? 许小年:放弃幻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纽约时报》中国曾火热的经济正逐渐冷却 韦森: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吴敬琏:Party is over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真贵 税收15年翻10倍 《时代》周刊:中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 中国啊,求求你东西卖贵点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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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进入专题 : 发展模式    ● 许小年 ( 进入专栏 )        搜狐财经编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据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一家报纸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自行对讲稿进行了删节和编辑,于8月21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处理这一侵权事件的同时,授权搜狐财经刊登讲稿全文。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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