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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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一位与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让我作个准备,与厚泽先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我在《领导者》双月刊召开的会议上最后一次与厚泽先生见面的时候,也已经和他约好要去他府上拜访。可惜没过多久,厚泽先生就住院了,然后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刚看到姚监复《朱厚泽最后的访谈》一文,厚泽先生在访谈中大声疾呼:应重点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假若我当时与厚泽先生长谈,肯定也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响应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号召,谈一谈我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看法,作为对厚泽先生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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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作者: 李公明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李公明 对于英国诗人雪莱,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是从小说《青春之歌》中最初接触到的:北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卢嘉川以雪莱“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结束他的广场演讲,林道静眼里含着热泪重复吟诵着这句诗。从此,雪莱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位革命的诗人,他使我们认识到冬天的来临与春天的关系—— 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名句可以作为信念,但很难作为乐观主义的预言。10月8日上午,我在台大图书馆二楼书库找书的时候,无意中找到很多年以前读过的那本《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商务,2009年5月,珍藏本),匆匆翻看之后就借了出来。下午和几位朋友在街边公园里喝着啤酒,等待着、讨论着大家关心的事情,直到夜色降临。 这时候我想到了雪莱在1812年的都柏林,那时他年仅20岁,在那一年他写下和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人权宣言》和《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等文章。难以想象一个20岁的年青人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理性和锐利的文笔,更难以想象两百年前的文本至今仍然具有强烈与尖锐的现实意义:“他们应该知道,没有比暴力更有利于造成奴役、暴政和邪恶;可是有人却把暴力说成是自由之友们所主张的,其实却唯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是厌恶采取暴力行为的”(《告爱尔兰人民书》,第31页);“然而我绝不认为连集会议论形势的发展,也属于暴力或暴乱性质的活动,我绝不认为,即使政府会感到不快,为讨论任何问题而成立的团体是属于暴力性质的”(同上,第35页);“出版自由就像一个哨兵,当发现有任何破坏我们的自由的迹象时,他就向我们报警。就是这个哨兵,爱尔兰人啊,我现在要把他唤醒!”(同上,第37页);“任何不能表示意见的现象本身意味着,在政府方面是赤裸裸的暴政,在被统治者方面则是无知的奴性”(《人权宣言》,第67页)。 《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则是专门对以信仰、言论和出版治罪的荒谬与无耻的鞭笞:“我再问一遍,伊吞先生是为了什么而被处罚的呢?……你迫害他是因为他的信仰和你的不一样”(第76页);“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它一面破坏思想与言论的权利,一面却吹嘘其容许出版自由;在一个文明和开通的国家,一个人由于是个自然神论者,而戴枷示众并被监禁;却没有一个人为这种侵害人类的暴行愤慨地仗义执言”(第77页);“由于一个人的见解,而对他施以刑罚;这种行为的唯一适当的名称就是迫害。迫害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它能说服受害者吗?它能向人民证明这个人的见解的谬误吗?它也许能使他成为伪善者,而使人民成为懦夫,但是恶劣的手段绝不能促成善的目的。不带偏见的人就会怀疑这种需要用暴力来支撑自己的学说”(第81页)。最后,雪莱以对勋爵本人的蔑视和鞭笞来结束这封公开信:“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罪孽——而你判处了他肉刑和监禁。我写这封信给你,并不希望说服你,要你承认自己的行动错了。最无原则、最野蛮的人都善于作诡辩,以证明他们非如此做不可,证明邪恶就是道德。但是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表示我的异议,也就是说,你对伊吞先生的判决是残暴而不公正的;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维护人类的权利(不管我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些权利遭到了你蛮横而非法的破坏”(第87页)。 这种口吻和言辞甚至可以成为某种公开信写作的范本。 刚出版的《思想》第十六辑的主题是“台湾史:焦虑与自信”( 思想编委会编,联经出版,2010年10月初版),正好与我近期关注台湾美术史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本辑编者指出,台湾史研究的独特性(如研究者身份、难以摆脱的政治意蕴以及使命感)使它“很难以狭义的学术意义为界线”;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间,高度的自我意识反而可望带来益形丰富的历史智慧,即使必须以“焦虑与自信”来形容(致读者)。这的确是台湾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氛围,同时也因此更鲜明地显示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内在张力。 法国学者莫达明的论文《台湾本土史学的建构与发展(1972—2004)》探究三十年来台湾本土史学的崛起与演变,并且视之为一个在与台湾社会变迁相互作用中的思想解放过程。作者以重回地方脉络、重省族群文化的多元性格、重新考察党国体制下的中心史观等作为本土史学崛起的标志,进而重新评估了日据时代的历史地位及其与现代性发展的关系;最后,作者探讨了在史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方法论与叙事方式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许雪姬的《台湾史研究三部曲:由鲜学经显学到险学》论述的时间范围和问题范围都更广、更深入,具体涉及到许多个人和学术团体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中可以看到研究角度与专题领域的多样性,如文献整理、地方史研究、民俗学研究、海外运动研究、名胜史迹研究等,促成了台湾史研究的丰富性。但是作者一再指出,在史观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甚至对历史现象的重塑也会成为政治表达,这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造成的现象;另外,在跨界研究的发展中,史学本身的基本要求有受到挤压和被淡化的危险,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谈的“以论代史”的危险。与前面两篇相比,张隆志的《拾贝于婆娑洋畔、美丽岛间:一个学院台湾史研究者的观察札记》更深入地论述了如何重建台湾史研究的知识系谱与学术脉络的问题:关于典范与系谱、世代与传承(个人的师承等问题)、史料与史学、课题与方法、书写与阅读、论争与实践、愿景与挑战,所有这些话题正是一部学术史的基本叙述框架。作者指出,“学院台湾史研究如今无论在正当性、制度化乃至学科化等方面,均已获得显著成果。然欲理解当代台湾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与复杂风貌,除认识解严前后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等外在情境因素,实更需深入分析近代台湾历史知识形成与典范转移的长期学术轨迹”(第118页);同时,作者更为精准地指出了问题与危机:政治工具化、商品庸俗化、研究琐碎化以及媒体学者的党派化、知识生产的粗廉化,以及史料解析的扁平化等现象。最后一篇是杨照的《建立衡量台湾史深度与广度的标尺》,在较为直观的层面上对深度和广度以及衡量标尺的问题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论述。 本辑的另一焦点是有关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言述,《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录)以及高力克、成庆的文章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今年8月间,美国学者托尼•朱特与中国学者谢韬相继去世,本辑同时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两位并无任何交往的思想者在社会民主问题上殊途同归,其间的意味很值得思考。 2010,10,10,于台湾大学修齐会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公明的最新更新: 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的双翼 / 2010-10-11 22:26 / 评论数( 0 ) 政治哲学的道德性实践与……自由平等 / 2010-10-09 15:42 / 评论数( 1 ) 拆违工程虎头蛇尾会使人心寒 / 2010-10-01 08:59 / 评论数( 4 )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 2010-10-01 08:51 / 评论数( 1 ) 官员失踪之迷背后是公共监督的缺失 / 2010-10-01 08:46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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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民主,也不只是个传说 语录6.2-6.5

政治体制改革概括起来应该注重解决四方面问题: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 国家是一个公民的 联合体,所有公民之间的某种契约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由一部分人来维持整体的利益。公民有一些权利是天然的、不可侵犯的:比如名誉权、人格权、身体权、财产权,老话怎么说的呢?“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可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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