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随着革命席卷阿拉伯世界和整个欧洲，老迈的独裁者和失去信誉的政府都在尽力坚持比烂。无可争议的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已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无论是民主运动还是反财政紧缩运动取得胜利，他们都面临有一个问题 – 从哪里找钱让他们理想中美好的世界成为现实。迄今在埃及和希腊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只有金钱才是核心问题。 那些拿着钱袋的富裕国家仍然能够影响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些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国家遭受屈辱和艰辛。 这一战略被无情地部署在阿拉伯世界。 以埃及为例，美国和欧洲正在悄悄地支持新的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军事独裁政权。现在穆巴拉克的将军正在统治这个国家。 然后埃及人民还是要求真正的改变，而不是仅仅在顶部洗牌，一个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浪潮正在预备测试新的独裁统治的力量。 罢工浪潮中的埃及人希望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和经济机会,这也是革命者推翻穆巴拉克中央政府时的要求。 但是革命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暂时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富人们，会各尽其能破坏任何社会变革。 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就是富人会为了避免自己的财富被重新分配而外流。这通常被称为“资本外逃”。 此外，外国的富人投资者们将停止在革命国家的投资，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投资的公司还能继续被私人拥有，或者政府是否会默认不偿还他们的投资。最后，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使得不少业主宁愿关闭企业 – 如果他们没有逃离 – 也不愿意冒入不敷出的风险。所有这一切都伤害了整体经济。 纽约时报报道 ： “18天的埃及起义停止了新的外国投资,也消灭了该国举足轻重的旅游业… …革命激发了新的要求，要求工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相背离.. …他们对革命的战利品要求拿走了正在增长行业的资本… …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要么被逮捕，逃脱或者不敢从事任何业务… …“[2011年6月10日] 而目前充满活力又富有的八国集团国家知道，从阿拉伯革命之后将立即出现现金匮乏，而且正在尽力利用这一点。八国集团晃着耀眼的200亿美元，并在这种情况下附带要求，阿拉伯国家必须采取“开放市场”的政策，即商业改革，如私有化，食品和天然气取消补贴，并允许外国银行和企业更容易地进入。可以参考纽约时报具有误导性的文章标题，“8国集团承诺援助以寻求加强阿拉伯民主”： “民主，G8领导说，仅可以扎根在开放的市场… …对200亿美元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助手说，这背后的经济改革“不是一张空白支票“，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在合适的[经济]改革工作计划。“[2011年5月28日] 因此，八国集团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扶助政策已成为各国接受的措施。但这些办法带来的问题更多，因为“开放市场”的改革总是导致国民财富从公共实体里抽走，进入私有化的个人手里，使富者越富，而社会公共服务被淘汰，使得穷人更穷。 此外，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往往会演变成不可避免地破裂投机泡沫，而投资者最终会逃离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 这并非偶然，许多前IMF“受益人”国家已经还清了债务，并谴责他们的恩人，发誓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而如果拒绝八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就会在需要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失去资本的来源。 富国宣布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胜利：无论是贫穷国家要求提供帮助，并成为西方企业经济渗透的对象，或贫穷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并因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受到惩罚，富国都是最后的赢家。 而埃及目前发生了如伊拉克般的私有化狂潮，埃及的劳动人民和穷人为了食品，天然气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支付的价格上涨。这也是除了石油以外许多美国公司也想进入伊朗的一个原因。 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社会动荡，充分暴露了富裕的投资者和企业对国家的政治实际上的控制地位。 在欧洲的所有对欧盟贫穷国家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的“救市”所发的纾困贷款的条件都是苛刻无情的，无非是为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所决定。例如在希腊，放贷者的利润动机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切将在欧洲创造一个如阿拉伯一样的社会运动。 纽约时报报道 ： “新的对[希腊救助]贷款只会随着更加紧缩的措施出台，而且伴随着更快的私有化，在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的一直要求下，希腊终于开始削减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关闭不盈利的经济实体“。 ] 2011年6月1日]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欧洲，从英国到西班牙，劳动人民被告知必须削减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就业，国有企业私有化。 美国也深受影响，每天媒体的都有关于“稳定债券持有者”（富人投资者）威胁如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服务没有被削减的话，将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报道。 全球市场经济如此从来没有像这样被少数富人把持着。 这些意识提高的经验，不能轻易转移到了有希望的政治家“民主”，恰恰是因为民主的问题：由于其巨大的财富，极少数超级富豪具有极高的个人独裁权力，他们可以威胁任何不配合他们的每一个心血来潮的政府。 金钱因此会赋予服从的政府，并逃离独立的政府，而西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些问题，而只要政策变化，一个国家可以瞬间从美国的长期盟友转换成“独裁者”，或者反之亦然。 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下台之后，立即提出了新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而大公司主宰的经济使得劳动人民的经济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较高的工资意味着降低企业利润，同时更好的社会服务需要富人付出较高的税。这些根本的利害冲突奠定了目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从而进入了成熟与全球经济衰退，并会继续主导未来几年的社会生活。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5/12 — 纽约时报:从花香中嗅到革命味道，中国对茉莉花下手 (0) 2011/05/11 — 富豪大逃亡 江泽民不满 (0) 2011/03/30 — 胡温联手防宫廷政变，党内四派形成四龙缠斗 (1) 2011/03/11 — PBS:美国会发生“玫瑰花”革命吗？ (0) 2011/03/08 — 第一波,击退: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惨淡收场，白宫证实大使洪博培将辞职 (0)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暂且不说。只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日本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正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救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 　　 　　我很认同梁先生的观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爱国，而是，这个国家不属于老百姓，老百姓和国家都属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私人财产，无论是国内统治者还是国外入侵者，都是被压迫的命运，老百姓能做的就是坐在一边，看谁打赢了，然后跟着谁当奴隶。　　 　　 　　封建社会的时候，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打赢了打输了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最多换一个统治者而已。　　 　　 　　老百姓反抗，也是因为自己的亲人被杀了，女人被强暴了，否则的话，他们不会为统治者卖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年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很少，多尔衮就是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思来中原的，却没想到，中原的老百姓压根就不怎么反抗，即使反抗的也是因为清兵烧杀掠夺，各自为战，并没有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为了国家兴亡而战，如果真为了国家而战，比满族人多出几十倍的汉族人会如此不堪一击。　　 　　 　　姜文的《鬼子来了》表现了同样的主题，日本人占领这个村庄后，老百姓们并没想过要反抗，甚至还和日本人举行联欢活动，这时候，老百姓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只要日本人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和以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但是当日本人烧了村庄后，姜文所扮演的马大三才开始进行复仇……却没想到最后让自己人给杀了。　　 　　 　　到了今天，中国依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概念，以前国家属于皇帝的，现在国家属于XX的，人民依然是臣民而非公民，我们也没有公民的概念，公民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可现实情况是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绝对的服从命令，毫无个人意识，我们并没有参与的国家管理的权利，仍然是被统治者。　　 　　 　　很多人都义愤填膺的骂自己的同胞在国外丢脸，或者骂自己的同胞不爱惜公共财产，没有公共意识。这就不难理解，这个国家既然是…它所有的一切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有了荣耀也都是在带领下，出了问题，我们老百姓自己承担，他们照样花天酒地。 　　 　　所谓集体财产国家财产，有东西不拿白不拿，傻啊，看到别人贪污腐败，能沾光最好，沾不上也不管，既有风险，而且也没必要，反正和我们没关系，出国丢人也不是丢我们的人，反正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谁对吧。所以久而久之，大家没有公德心是很正常的。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5/20 — 大国衰弱之路 (0) 2011/05/10 — 吴钩:晚清官场行贿为何完全公开化？ (0) 2010/11/02 — 萧瀚:何为爱国者？ (0) 2010/09/21 — 章文:他的国，也是你的国 (0) 2010/08/18 — 山寺仙妖:国不爱我，我何爱国? (0)

该报5月31日断言：”中国为世界廉价生产的时代濒临结束”。该报写道：”在远东，越多的企业抱怨工资成本上涨。全球最大的贸易和采购巨头利丰集团（Li & Fung）星期二（5月31日）拉响警报，提醒说由于工资越来越高，西方的商人和消费者在中期必须为来自中国的消费品明显支付更多。……此前中国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集团（SAIC）已经抱怨工资成本上涨。 “从1999年起，中国的工资上涨了300%。随着持续的价格推动，全球化的规则也在变化，亚洲的廉价生产在全球抑制了消费品价格和劳动成本长达近30年之久，现在中国的工资压力也势必会在西方国家加速价格上涨。” 该报认为：”工资提高是北京政治上的需要，在其最新的5年计划中，政府规定的目标是：中国的经济应脱离廉价出口，转向加强内需。为此必须增加工资，此外，还有这个国家的人口问题。因为人口老化，年轻劳动力的蓄水池行将干涸，这种紧缺同样推动工资增长。 “对于西方企业来说，这个趋势也会带来竞争优势，虽然象中国那样的新兴国的工资成本仍然明显低于工业国家，但是经济学家看到，新兴国家的成本优势在减少。此外，中国从出口国转变为消费国。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预测，城市中产阶层到2015年与2008年相比会增加1倍，到2020年中国会成为欧洲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 “今后强刹车是可能的” 该报当日发表的社论称，只要”仔细些观察”即可看出，”中国的发展让人有更多的理由担忧而不是希望”。 社论写道：”中国的工资在增长，因为生活费用–食品和能源–都在爆炸性增长。对许多人来说，在大都市里居住也是支付不起的。这就是说：绝大部分民众的购买力依然微不足道，增加工资最多可以减轻一些生活费用上涨的压力。中国离传统的中产阶层还相距甚远。 “中国显示的，是超级富豪的数字不断增加，从他们身上获利的恰恰是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商。而我们出口的更大一部分，即机器制造，可能会从北京应对金融危机所推进的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中受益匪浅。这些项目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国民经济上的用处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泛滥，这些都是没有争议的。” 社论认为：”在这个背景下，北京今后加强刹车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通胀会怎样影响民众的情绪，政府已经通过阿拉伯国家观察到了。目前在中国，有关经济原因导致社会紧张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北京领导人知道，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改变。可是，能够取代出口的国内消费，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变出来。适应的进程愈是鲁莽，就愈会产生更多的损害，对欧洲而言，也是如此。”   编译: 林泉 责编: 李鱼 (以上内容摘自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美国媒体评中国：红色魔影笼罩中国    2011年 6月 01日 分享 推推王 聯合 網絡書簽 脸谱 雅虎 谷歌 推特 以下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6月1日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红色魔影笼罩中国：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主义卷土重来。”评论说，“尽管警察大举出动，中国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抗议还在继续。蒙族人在环境和其他问题上对党的干部发泄愤怒。那里的骚动跟2008年3月在西藏和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类似。但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清华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估计，去年中国各地发生18万起大规模抗议。”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暴力抗争也呈现上升趋势。上个星期四，江西省农民钱明奇在政府楼外引爆三颗炸弹，炸死了自己和另外三个人。钱明奇在互联网上留言说，他为政府非法没收和摧毁他的住房而愤怒。这种事情在中国各地都是家常便饭。钱明奇从2002年起一直上访，要求政府赔偿。”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在中国统治圈内，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已经分道扬镳已经不再引起争议。但是，如何应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明显的共识。这导致一些人猜测党内出现了分裂。这种局面有可能打乱最高领导层明年权力交接的计划。但是，或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经济和政治改革半途而废，中共因恐惧而陷入瘫痪状态。”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恢复力量，令人印象深刻。观察家们认为那是因为中共领导层能够以创造性的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势。这种能力如今已经看不到了。目前的领导层正在大力依赖两套老把戏，这就是镇压和宣传。这两套老把戏是党内左派的拿手好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正时兴。”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镇压是有效的。至少短期内有效。中国的安全部门不缺乏人力物力，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超过军费。中共说这是为了抵御‘外部敌对势力，’而中共也说是外部敌对势力挑动制造了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骚动。网上有人匿名呼吁‘茉莉花革命’让北京害怕中东的人民力量运动会在心怀不满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引发同样的示威抗议。”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与此同时，中共重庆市书记薄熙来成为推行新宣传的标兵。自他调到重庆以来，他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再世的毛主义信奉者。他发动的返归根本的运动包括把干部和学生发配到田间和工厂去，提倡公众唱革命歌曲，用手机向居民发送已故的伟大舵手毛泽东的语录。”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做法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做法妨碍了中共倾听公众声音的能力。事实是，中国人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玩世不恭。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2002年上任的时候，他们强调劳动者的福祉。但地方干部对民众权利的践踏却更加恶化。在过去，人们对党和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从而促使钱明奇那样的人向上级反映情况。现在，他们正在失去希望。”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另一个危险是，左派的思想者真的是在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毛派的网站最近登出一些提倡改革的著名人士的照片，那些人的脖子上都套着绞索。山西的一个网上论坛上个星期把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作‘卖国贼，’因为茅于轼批评了毛泽东。”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真正的毛思想信仰者的文字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显然是得到了一些上头的人的倾听和保护。中共第二号人物吴邦国最近发表讲话，攻击私有财权。本月早些时候，即将接班的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央党校毕业生发表讲话，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要那些毕业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最后说，“中共明年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还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但现在看来中共日益随波逐流，有可能跟中国人民发生对峙冲突。”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745304576357084047903862.html 以上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2011年5月31日） 一 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最新宣示，发表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头条中。新华社稿件显示，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要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 《新京报》提供了题为“社会管理关系政权稳固”的专家解读。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的评估，“目前这一话题被高密度地频频讲起，就是要领导干部和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在解决温饱之后，老百姓的需求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 正如向教授所云，自胡锦涛今年2月19日向省部级大员宣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之重要性以来，相关词组频繁现于时政媒体，其间既有官员表态之作，亦有学者论证之道，中共中央机关报已将2011年命名为“社会管理创新年”。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那篇《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在《求是》杂志发表后，曾引发少许波澜——《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接力刊发回应文章，为“公民社会”争名分。 《南方都市报》解读官方通稿时，甚至也引用了周副主任的《求是》之作，不过是用来正面佐证“借鉴国外社会管理有益成果”已是共识。另一位中央党报教授蔡霞在文中分析，此番“维稳”定义已有所转变：“过去是强制稳定，而目前则指依据法治，为百姓伸张权利，沟通协商，使各方利益获得大致平衡。” 此时，胡春华，一位被寄予期待的政治新星，正在他治下的内蒙古阐释总书记执政思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做到统筹兼顾。群众利益保护不好，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通过《环球时报》今日社评，两周来发生在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不和谐因素”得以向全国民众进一步公开（此前，即使是在网络论坛中，相关消息亦控制得格外紧密）。 根据《内蒙古晨报》等昨天刊发的官方通稿，针对“当前形势”，胡春华于5月27日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看望老师和学生，宣告“最近发生在锡盟的两起案件，性质恶劣，民愤极大”，承诺“对犯罪嫌疑人一定会依照法律程序，从重从快予以惩处，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受害者及家属的权利。” 在《理性看待内蒙近日发生的事》一文中，《环球时报》简报，风波缘于蒙族牧民莫日根被矿企司机碾死，导致部分群众和学生近日举行抗议，进而批评“境外敌对势力（‘蒙独’）鼓吹的一些极端主张”，认为“此次事件的影响总体上被外媒放大了”。作者强调，“蒙族群众的抗议不是政治示威……我们理解部分蒙族群众对肇事者形成的民愤，也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工业化浪潮面前的不安，尤其是一旦矿山开采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时候。” 二 根据《新闻晨报》编辑的认知，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中共中央最新宣示，就应该配上一幅强拆现场的图片，以及《〈人民日报〉连发五论》的背景稿。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