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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海外媒体报道中国: 江西抚州爆炸案

江西抚州检察院与临川区政府星期四上午发生连续爆炸,导致多人受伤,至少两人死亡,成为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世界各地媒体有关中国报导的头号新闻。 《华尔街日报》 发表记者詹姆斯·阿雷迪的报导说,“这种事件现在在中国城市中心并不是不同寻常了。例如,近年来,在昆明、成都、无锡和上海,一些人死于令人疑窦丛生的公共汽车失火。一些失火事件被归咎于有人把汽油带到车上。” 《纽约时报》 发表记者爱德华·黄的报导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网登出一条新闻,说是爆炸物是一个对法院处理案件不满的农民安置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起爆炸发生在检察院。…到了下午1点,新华网删除了那条新闻。” “长久以来,中国缺乏法治令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懑。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司法公正。一些法律专家表示,中国的司法改革近年来陷于停顿,而且在很多案例中甚至出现倒退。中央政府无视司法,体现在今年大规模镇压寻求进步的言论和思想。中国安全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拘捕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艺术界人士,异议和人权活动人士。” “假如在抚州发生的爆炸像新华网先前所报道的那样,确系一个因不满而愤怒的农民所为,那么,这就再次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是否需要建立更广泛的法治以便确保稳定。” 美国彭博通讯社 发表记者迈克尔·福塞兹的有关报导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罢工、抗议和骚乱等所谓的群体事件在中国越来越多。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2月25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自2006年以来,群体事件的数目翻了一番,2010年上升到至少180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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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专家膨大剂”

(2011年5月24日) 一   《参考消息》可以直接在标题里说“金正日一年三度奔中国”,而不必像绝大多数中国报章一样,非得加上“外电称”、“媒体报道”这样的前缀。 虽然新华社的惯例是等到这位朝鲜领导人回国后才发布来访消息,但对中国网民来说,偷拍到的图片早已随处可寻。他们猜测金正日此次访华是否又为了要经济援助,以及接班人金正恩有无随行。《环球时报》今亦公开引述韩日媒体报道,称温家宝前天在日本出席中日韩首脑峰会时已向李明博证实,中国邀请金正日访问,是为了让他“了解中国的发展”。午前,酷六网已经开始头条推荐《金正日冒雨游扬州瘦西湖、暗访超市粮油区》的环球网视频。 咒骂“金胖子”独裁、抱怨政府对朝政策的中国人日益增多,而他们也希望中国至少能向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学习。亦是前天,越南国会代表选举和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同步进行,搜狐今晨推荐的专题赞之为“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列举的经验包括“党内及议会实行差额选举”、“越南国会和越共的质询制度”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21世纪经济报道》则将越南政治改革形容为“执政党可控民主实验”:“在经历去年国会否决政府高铁方案之后,选民对他们选举出来的国会代表有了更多期待。” 作为“兄弟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已刊出河内专电,文称:“与越南国内安定有序的大选气氛相比,一些敌对势力在互联网上极力抨击越南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总体上看,由于越南高度重视大选期间的安保工作,有关部门制定了具体的应急预案,敌对势力的煽动并未得逞。有分析指出,本次越南选举继续采取直选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是越南全面推进革新事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 西瓜膨大剂和大米添加剂是最新的食品安全热点。对那些充满不安全感的消费者来说,安民告示起不了多少安慰作用。而官员、专家们必须面对一个挑战:只要他们出面表态“对人体无害”,立刻就会被指责为“替利益集团说话”。  5月13日,在用头版登出秦淮河大片死鱼图片、询问“会不会流向餐桌”的同时,《扬子晚报》用一整版描述本省镇江丹徒的西瓜大棚“地雷阵”。图文显示,“从5月8日开始,已结满瓜藤的大小西瓜,还没有成熟就一个个‘疯狂’地炸裂开来”,“这事是否与‘西瓜专家’提供的‘西甜瓜膨大增甜剂’有关?但就在瓜农请教特聘‘西瓜专家’时,这位‘专家’居然也是一问三不知。” 此等新闻怎能不火。经由各类媒体平台的接力转播,“瓜裂裂”成为入夏时分人们的心头大患。各地报纸主编纷纷宣布本地无碍(如5月14日《扬州晚报》“扬州瓜暂不用担心膨大剂”、5月16日东方网“上海瓜农一般不用膨大剂,今年沪产西瓜普遍会很甜”、5月21日《武汉晨报》“武汉气温高,西瓜不打药,自然长出来的个头都较大”等),但与此同时,亦纷纷向专家请教。 5月17日,新华社发出稿件,称南京农大园艺学院教授汪良驹等走访江苏丹阳农户后,判定“裂瓜原因很多,品种、天气、田间管理这些因素都不能排除,而使用膨大剂后裂瓜同样也不能排除这些因素”,而且,“只要是在正常使用量范围内,膨大剂是安全的……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让本省西瓜“名满天下”的《扬子晚报》18日刊发报道,用大标题强调,《旱后强降雨是西瓜“爆炸”主因》。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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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倒三峡”大潮

(2011年5月23日) 一 国家审计署上周五发布17家中央企业2007—2009年财务收支审计结果,由此暴露出来的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违规发薪酬、少缴税收等问题,得到媒体重点展示。 虽是周末,那些一直抱怨央企“垄断”、“蛮横”、“与民争利”的评论员仍纷纷出动。《南方都市报》感叹:“此次审计报告所呈现出来的‘一箩筐’问题,并不能对公众的不公平观感有实质性的增加或者减损———意料之中的事情,实在无法有太夸张的故作惊诧状”;《生活新报》干脆将南方电网、中石油等直接比作“家贼”;《京华时报》头条评论抨击“这不仅背离了央企的全民属性,也伤害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新京报》则用社论呼吁“必须逐步压缩央企的排他性红利,将其投放到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二 上周三,国务院会议通稿中出现三峡工程“不利影响”的公开表述后,那些长期反对该工程的人得到了激励。他们更踊跃地利用网络平台宣讲三峡大坝的“祸害”、人定胜天的“虚妄”,痛心于当年政府“强行上马”是多么的武断错误。言辞中,他们最常提及的一个人是黄万里,一位曾建言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已故水利专家。 晨间,在网易新闻首页上,最大一张图片正是一双武汉农民的赤脚站在开裂的鱼塘地面上。在《楚天都市报》头版,5月20日是“国家防总全力支持湖北抗旱”,5月21日是“武汉遭遇60年最大旱情”,5月22日是“我省200多万人抗旱保丰收”和“千艘船屋趴湖底,洪湖不见浪打浪”,今天头条则说“一场喜雨,受旱农田面积减三成”,但“久违暴雨只够洪湖‘润嘴唇’”。据国家防总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主要江河累计来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少一至七成。 在过去五天里,这些灾情消息如同三峡放水一般泄出,也成为那些反对水利工程者的最好论据。在中国,反对三峡大坝(甚至是所有大坝)的民众意见一直受限,如今得由政府公告“背书”放行,自然如同“猛虎下山”,网络响应者众。搜狐专题以“公布真相:晚说比不说好”为题,引用“终于有人承认问题了!说句真话真不容易!”的网络留言,称“三峡从从来没有负面报道到现在自曝出现了问题,从网友的留言我们不难看出大家现在对于政府已经是很不信任了。”不过,也有包括方舟子在内的少部分意见领袖,批评“环保主义”过于天真理想、缺乏因果实证,片面夸大不利影响,以及“神化”黄万里的预言。 腾讯《今日话题》编辑显然也不愿意加入到“倒三峡”的大合唱中。在“治理洪患,不能靠三峡一蹴而就”、“环境影响:可能被夸大,仍然很严峻”、“航运作用还需要长期开发”的三段论后,专题结语:“‘原生态’固然好,但建水坝也是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选择,库区生态和地质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国务院《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要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牵涉政府决策合理性及退位领导人评价的话题,正式出版的纸媒还是表现谨慎——即使是在那些遭遇了干旱、地震灾情的省份。仅有的评论为上周五《华西都市报》所刊《处理三峡蓄水影响需要全民参与》,以及《长江日报》的《充分发挥三峡工程之利》。后者是武汉市委机关报,文中沿用国务院会议通稿基调:“三峡工程客观存在一些不利影响,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任何人类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也都必然存在利弊两面性。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同时,也需要不断面对和克服这些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承认利也要承认弊,才是理性的态度。”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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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金正日神秘访中

一向深居简出、行踪神秘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秘密访问中国,成为5月20日星期五国际媒体有关中国报道的重点。金正日神秘的行踪、金正日神秘的接班人金正恩,以及金正日、金正恩父子的权力交接继承及其跟中国当今领导班子的关系,受到国际舆论以及中国公众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 记者奇科·哈兰从东京发出报道说: “引人注目的装甲列车进入跟北韩接壤的吉林省,令分析家们猜测金正日的最终目的地是哪里,以及他的所有随行人员都是谁。来自韩国的最新媒体报道说,金正日这次中国之行没有他最小的儿子兼内定继承人金正恩随行。但是,这一报道跟星期五早些时候广泛的报导相矛盾。早先的报导说,金正恩是自己去中国,据认为是为了得到北京领导人的认可支持(presumably to receive an endorsement from leaders in Beijing)。 ” “北韩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在星期五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这在这个对外闭关锁国的政体来说并非不同寻常。但这样的中国之行引起日本和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两国媒体派出大量的摄影师分布在铁道沿线,希望能抓拍到很少被人看到的北韩领导人的影像。” 韩国主要报纸 《朝鲜日报》 星期五报道说,“据悉,20日凌晨经图们前往中国的北韩高层人物并不是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而是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北韩的访中团由金正日率领,其三子金正恩不在名单上。” 日本主要报纸 《读卖新闻》 记者门间顺平和比嘉清太分别从韩国首尔和中国哈尔滨报道说,“韩国政府的消息来源20日晚间表示,乘坐专列从北韩进入中国的是金正日总书记(69岁)。就(北韩领导人)访问中国的问题,同一消息来源在同一天上午表示,‘现已确认,金总书记的第三个儿子及继承人金正恩(28岁)开始访问中国。’有关信息相互矛盾。” 截至目前,日本共同社的有关报道可谓最为详尽。共同社星期五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家饭店外拍摄到金正日的照片被广泛转载,共同社的有关报道在日本也被广泛转载。 《产经新闻》 网站转载的共同社报道说: “金正日总书记从黑色的大轿车上下来,步履缓慢沉重,身穿总是一样的卡其布夹克衫。20日在中国黑龙江牡丹江市饭店前突显身姿的金总书记跟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一样,看上去健康状况似乎没有恶化。金正日身边左右没有他的继承人金正恩。” “‘禁止停留’‘民居不许开窗’。警方设置警戒线,禁止进入饭店。饭店前的大街上,警察封锁道路,布置严密警戒。媒体有人试图摄像,甚至一时被拘留,周围气氛一片紧张。” 英国 《电讯报》 的报道说: “金正恩是金正日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外界对他所知甚少,甚至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他很有可能是出生于1984年。他在瑞士接受教育,据认为可以讲英语和德语,相貌跟他的祖父、北韩创始人金日成很像。” “分析家们表示,去年在朝鲜半岛导致50名韩国人死亡的两次袭击事件,其发动目的是为了争取军队支持权力世代相传,并突出北韩将军事当作第一优先的的政策意图。专家们说,小金可能走同样的穷兵黩武路线,紧紧控制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之一,不顾国际声讨,继续进行核武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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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社论]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社论]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2011-05-20) 早报导读 [外地社论摘刊]走出李光耀的影子 淡马锡控股:积累储备金都获保护 马宝山:住房政策政治代价大 愿负责任 颜金勇:面对医疗和老年课题新挑战 杨莉明:改善交通问题是首要任务 最近,广州市建设委员会拟投资人民币1亿5000万元提升光亮工程项目,引发市民不满。先是有市民在微博上号召千名广州市民剃光头抗议,接着又有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征集千枚大拇指”行动,目的都是促请当局公开与工程有关的信息详情,充分征求市民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征集光头”与“征集大拇指”之类反映了公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市民行动,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境内,并非新兴事物。近些年来,广州市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市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事件,例如2009年的番禺区居民群起反对政府兴建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2010年亚运会前夕发生的“撑粤语”千人街头运动等等。 互联网技术发达造就的“网络民主”,固然是广州市民得以针对个别市政项目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关键因素。从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广州市民抗议行动,最终都没有演变成中国其他地区常见的“群体性事件”,足见广州市党政机关乃至更高一级的广东省,在处理这类事件上表现出了相当克制,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开明政风。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广州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一座“得风气之先”的先进城市。在省会城市带头影响下,广东省也就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省份,其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定点试验经济特区的四大特区,除厦门以外,深圳、珠海、汕头都在广东。而对中国当代史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讲话内容也是从广东经验开始谈起的。 近年来,广州在社会管理方面又迈出了“摸着石子过河”的步伐,那就是积极探讨公民社会并从深圳市开始进行试验。2007年9月,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应邀到广州出席“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为题发表公开演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这场学术演讲的主办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更早之前的2002年,深圳市福田区景洲大厦的业主以直选方式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这个被视为公民社会先河之举,2010年终于获准在市建设局备案,确立了法律地位。2008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把公民社会建设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总共有将近59万名志愿者投入服务,人数远远超过往届亚运会。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总动员,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广为当地媒体报道的“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就是一例。 不过,尝试以公民社会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广东模式”,并不像以“唱红打黑”为社会管理主轴的“重庆模式”那样深受中共高层青睐。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最新一期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更是以空前强烈的语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称之为西方国家为中国人设计的“陷阱”。 无论周本顺所言是否个人观点,其党内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刊物特点,已经足以令人产生诸多联想。譬如否定公民社会是否代表中共的官方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争?又或者说,中共内部在社会管理问题上,是否已经出现了以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和颇具左倾色彩的“重庆模式”的两条路线之争? 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共每逢换届,尤其是涉及领导人代际更换之际,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不过,无论中共最终选择何种社会管理模式,都会在明年的十八大之后尘埃落定。而中共最终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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