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一 作为一桩奢侈消费的“铁证”，“天价酒单发票”正在成为近两年来中石化（及其背后的中国油价决策者）面临的最大一场公众舆论危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悉数加入，机关报、都市报不分你我，城市民众对中国石油企业积累的新仇旧恨，找到了新的宣泄口。他们似乎可以就此“顺藤摸瓜”，“坐实”罪状，推测、想象天价茅台与高涨油价的关系，甚至明斥暗讽中国发改委与垄断企业沆瀣一气、与民争利。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中石化非但没能等到舆情平缓，反倒等来了“深喉”现身。周六，身处广东的《信息时报》在用头版头条宣告中石化广东公司总经理停职的消息后，又引用天涯网帖，称那位贴出发票照片、引爆本轮话题的报料人“周筱赟”继续发帖：“有一个在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主动找到我，愿意充当‘深喉’……这次‘天价酒’事件之所以曝光，是源于中石化内部政治斗争。报料人背后就是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的非常高的高层领导。” 当晚，央视加力，新闻频道播出周筱赟受访录音，称“天价酒”事件曝光后，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曾开会要求追查泄密人，“怀疑肯定是内鬼，一旦查出要严惩”，并要求“任何人未经同意情况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事情到此还没完。周日，中石化又遭当头一棒，包括《经济参考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路媒体接力报道，称在北京郊区一处森林公园中，隐匿着一家由中石化投资8亿元兴建的和园景逸大酒店，“但在地图上找不到名称，入口处也没有标志……就像是世外的‘桃花源’一般。”据计算，中石化购买这块地时的平均价格仅为每平方米1050元。有报道称酒店工作人员如此应答：“这片地是发改委给的，旁边四合院是发改委的培训中心。” 因为一张购酒发票而被步步挖出的这些故事，汇聚在了今日各门户网站的首页上。在新华社发布的一周网络热词中，“天价酒”的热度已达最高。时评家的主流意见是，一定要保护好那位揭发中石化丑闻的“深喉”、“内鬼”，保护公民举报权（刊于《新京报》《扬子晚报》等）。《广州日报》发表评论称：“在公众眼中，如果这种人也算‘内鬼’的话，这种‘内鬼’是‘益虫’，多多益善。而国企的真‘内鬼’，恰恰是那些一掌遮天，为所欲为，为满足私欲而损害了人民利益的‘蛀虫’！”。新华网推荐盛大林的文章，建议“对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抓‘内鬼’的做法，相关调查部门同样应该进行查处。对这种行为，要像地方政府瞒报事故矿难一样，罪加一等！” 对比这些充满激愤的评论，央视评论员还表现出了对能源大局的忧心忡忡。在周日晚间的评论中，杨禹批评中石化现代企业制度缺失：“我们不能要求公众把这两件事（‘天价酒’和上涨油价）分开考虑……公众若能理解成品油定价等国家能源战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承担职责的具体企业在管理问题上出现这样的硬伤时，就不太容易使公众对能源战略形成共识。” 《扬子晚报》今天将这幕丑闻连续剧形容为“中石化领衔主演”，将那位泄露天机的“深喉”形容为谍战剧中的“余则成”，版面中加注了一句“别忘了这一幕”——温总理与网民交流时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二 红十字会身上应该流着慈善的血液，现在这一点也遭到了怀疑，原因也是一桩“奢侈消费”的铁证。 上周五下午，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餐饮发票的图片在微博上开始流传。发票显示，2011年2月28日，这家公益组织机构在一家名为“慧公馆”的高级餐馆内付款9859元。那些原本就隐藏在官办慈善组织背后的阴影这时尽数显现。网民指责：“你们吃的是饭还是血？”谴责声浪一时联手天价酒单风波，成为民众抨击社会不公的双行线。 周六，根据上海媒体报道，该市红十字会通报“卢湾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调查及处理情况，称资金开支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非救灾救助款，并已责成对超过公务接待标准部分的7309元人民币由个人承担，予以退回。 但这次善后并未平息风波。在《南方都市报》上，刘洪波将整件事形容为“区红十字会胡吃海喝，市红十字会不了了之”：“发布信息遮遮掩掩，开支定性模模糊糊，追回超标部分，更是曲线认可其‘商洽吃请，吃请顶格’的合法性。与事者可得保护，相关机构可得平安，但难道人们真的傻到不知你们在窃笑？”《长江日报》评论员更是直接要求“有进一步的严厉措施”：仅仅是系统内通报批评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向公众公开道歉，除此之外，机构相关负责人需不需要引咎辞职，机构本身需不需要改组和整顿，都不能排除在处理措施之外。 《京华时报》头条评论得到了新浪推荐，作者呼吁“对公众有个彻底的交代”，并批评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的“官气”：“面对公众的质疑，只一句‘超标准公务接待’这样倨傲的解释，恐怕并不能弥合高额餐饮费对自身公信力的伤害”。搜狐推荐的评论亦感叹“高额餐费一退了之是对爱心的再次亵渎”：“当红十字会的工作业务经费可以变成‘天价宴’发票时，等于又一次无情践踏了公众的善行与爱心。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顶一下高调善捐的陈光标，尽管他不无作秀成分，但他的每一次捐款总是落到实处的，一笔笔都送到了被捐者的手里，没有被什么‘中间环节’回扣、截留、挪用、私分、挥霍等后顾之忧。” 根据今日《山东商报》引用的统计结果，“天价饭费致信任危机”，因为有调查显示，已有九成网友不信红十字会。不过，在记录网友“一边倒指责”的同时，《京华时报》也试图还原事件：“作为一个非纯粹意义上的公益组织，中国红会的经费基本来自于政府，其接待费超标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行政违规，而与滥用捐款没有关系。”对于此事对中国公益界造成的信任危机，出面专家则呼吁网友保持理性，并希望尽快解决体制问题给中国公益透明化工作和努力带来的困难。 三 无独有偶，一群民间公益人士的行为也在这个周末成为公众辩论焦点。 亦是上周五下午，一辆从北京开往吉林的满载500余只待屠狗的货车被志愿者拦截，警方和动物卫生监督部门闻讯前来，调查后称，该车持有真实有效的检疫运载证明，但志愿者坚持要求解救。经过15小时僵持，这500余只狗被一家名为“乐宠控股”的公司与上善基金会各自出资5万元买下，并送往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救助。 但事情远远没完。在央视上出镜的志愿者强调，这些狗一看就不是“合法来源”，但在高速公路上强行拦截货车是否妥当，对此问题的争论已是沸沸扬扬，这些爱狗人士被指责为“严重威胁交通安全”、“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利”（《新京报》：《救狗事件：讲爱心也要讲法律》；《北京晨报》：《“拦车救狗”：岂能乱施道德私刑》）。而后，因为有消息称，被解救下来的这500只狗大多数并非宠物犬，而是“土狗”，不太会有人来领养，这些志愿者的行为更加被评价为“爱心泛滥”、“以爱之名行更大伤害”。 根据昨日《北京晚报》头版的说法，“520只被救狗引发大争论”：爱狗人士对520只狗的获救欢欣鼓舞，另一些人则谴责志愿者在救狗过程中做出的违法、危险的行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家畜贩卖运输”的言论，也不乏支持者。最终，一切争论的焦点都指向了“法律”：在高速路阻拦运货车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围堵限制货车活动涉嫌强迫交易罪，但当虐待动物、偷盗宠物这类事发生时，却找不到法律这个靠山了。而根据《山东商报》引述腾讯网和凤凰网调查，支持“拦车救狗”的人数与反对者大体相当，且双方观点针锋相对。 事实上，包括一些名人在内，两派人士在过去两天里使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互相抨击，代表论调是“你连狗都不爱，你还会爱人么？”和“只看到你们爱狗救狗，怎么不去救人？” 《南方都市报》今日引用网友言论，称还有一些参与救狗者正在怀疑乐宠和上善基金有“贪功”之嫌，因为“当时现场很乱，是有动物保护协会和义工团的人在收钱，但也没说是借钱还是募捐，可能是留名的就算借款，没留名的就算募捐了。”一篇反思帖《救狗24小时》得到摘录，作者承认当时“情感大于理智”：“当时微博上流传的是这车狗有很多宠物狗……后来发现，整车的狗里除了网络上的那只小哈士奇以外几乎全部是土狗……这些狗如何安置？这样的狗收养几率有多大？这些狗存活几率有多大？没有人愿意去面对500条狗的未来。” 除这些讨论外，亦有媒体重点探讨动物保护主义。腾讯“今日话题“栏目昨天主持“有关吃狗肉的虚拟辩论”，提供五轮观点交锋。《东方早报》今发表评论《动物保护主义不应是偏好》，称“本来占据道德优势的动物保护主义，以这个事件为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已陷入合法性危机”。《南方都市报》亦刊专栏文章，建议“狗是狗非面前，请淡定”：“作为个人，我希望法律能有所作为，对狗权给予特殊关照。不过我也知道，其中将牵涉极为复杂的伦理和文化习俗问题，短期内无望解决。当此之际，爱狗者与普通人最好各退半步，多一份理解和容忍，淡定些。” 另一些评论员赞扬救狗者的善良一面，如《长江商报》所说的“过可议，情可悯”。在这500只狗原本要命丧厨房的吉林，《新文化报》今天发表评论，称赞双方的交涉与碰撞可普及常识、巩固多元价值理念，同时对救狗者的“偏激行为”表示理解：“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引起公众的关注。” 相关日志 2011/04/18 — 南都社论：身陷丑闻，中石化以何自证清白 (0) 2011/04/16 — 上海红十字会通报高额餐费事件称非救灾救助款 (0) 2011/04/17 — 一顿饭吃掉9859元，捐款到了谁的餐桌上？ (0) 2011/04/15 — 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饮发票曝光 (1) 2011/04/14 — 南方日报: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巨额公款购茅台拉菲 (0)

国家质检总局于清明小长假前一天（4月2日）悄然向社会通报，全国1176家乳制品企业中，只有643家通过了最新一次生产许可重新审核。换句话说，近半数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通过审核。实际上，在重新审核的最后结果尚未出炉之前，已经有媒体预计，至少有20%的乳制品企业在这次审核之后将被吊销生产执照。 看来，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来的近三年间，即便受到了这么强烈的举国关注，中国的乳品安全也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提高。 我近来一直在思忖这样一个问题：按理说，中国那么多人口，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注定将孕育出一个又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行业来。没有什么比市场需求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动创新和进步了，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亦为古往今来无数事实所验证。众所周知，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并被列入我们骄傲的“四大发明”。然而，真正推动火药和罗盘制造技术突飞猛进的，却不是发明它们的古代中国人，而是近代欧洲人。道理很简单：古代中国社会对于它们没有重要的需求，而近代欧洲的扩张战争和航海殖民实在是太倚重炸药的威力和罗盘的精良了！ 然而在当下中国，这条规律似乎一点也不管用。数以千万计嗷嗷待哺的婴儿对高蛋白质含量奶粉的渴求，造就的不是像国际上著名的“荷兰良种乳牛”那样的优质品牌，而是三聚氰胺；汉族人对于瘦猪肉的偏好，导致的不是某种以中国人名（或地名）命名的优质良种瘦肉型猪，而是“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同样，城里人对汁甜个大的瓜果的青睐，激发出来的不是“红富士”苹果，而是“激素草莓”和“避孕药黄瓜”…… 尤其让人感到绝望的是：出品“三聚氰胺奶粉”和“瘦肉精冷鲜肉”的并不是那些无名无姓的地下黑作坊，而分别是中国最大的奶粉和肉类加工企业，后者还是一家曾经备受推崇的上市公司！ 那么，为什么真金白银的庞大需求在中国竟未能孕育出一个个百年老店和蜚声世界的强大产业，就像荷兰的乳牛、日本的红富士、法国的葡萄酒，或者中国自己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龙井茶、五粮液之类……而偏偏就搞出些伤天害理的当代怪胎来呢？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后者比前者省力而且容易来钱得多。试想一下，通过高科技的种群改良技术，经过无数次的杂交、嫁接，将普通的乳牛和苹果培育成“荷兰乳牛”和“红富士”，需要投入多大的研发成本？经历多长的时间周期？又要承担多大的失败风险？……而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大麻袋，往奶粉里和饲料里一掺……省时、省力又省钱，暴利随即滚滚而来。两者如何能相提并论呢？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既然这样，为什么荷兰人和日本人不也都去搞些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而是偏要吃力不讨好地培育良种乳牛和红富士呢？莫非他们的道德比中国人高？又或者他们的脑子比中国人迂笨？ 眼下许多人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咎于政府的监管不利，要求政府提高食品的准入门槛，这无疑是对的。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不久前的一篇报道就通过翔实的叙述向读者揭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尽管法律早已明令禁止，但“瘦肉精”仍无处不在，使用“瘦肉精”的企业也绝不仅止于双汇集团，亦不止于河南，其产销链遍布全国。而且，从养殖场的检测、屠宰点的检疫到运输过程的检查、销售时的卫生许可……层层关卡形同虚设。在财新传媒记者采访过的河南有些地方，只要在每头猪身上平均打点掉3、5块钱，所有的安全合格证明都能搞掂！ 然而，我认为，即便给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配备再多的人力物力，要指望这些尽心尽责的公仆们替全国消费者万无一失地把住食品安全的每道关，恐怕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期望之一。如果企业没有强烈和紧迫的自我监督的压力和动力，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乃至其绝他大多数产品质量问题）是不可能的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而这种压力显然主要来自消费者自己，没有什么人比婴儿家长和厨房主妇更加痛恨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了。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荷兰和日本的企业为什么宁愿辛苦“低效”地培育良种乳牛和红富士，而不是搞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原因在于它们实在不敢冒这种险，其成本往往是不堪承受的。我曾亲眼目睹日本北海道一家著名的食品加工业百年老店，仅仅因为一次在我们这里算不得多么严重的卫生丑闻而破产倒闭。 一般来说，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尤其是像食品企业这样的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为自己辩解或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倒不是说政府会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它们，政府的确会课以重罚，但那对企业来说通常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各种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无穷无尽的索赔官司，特别是媒体的持续曝光等，使企业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场生存空间。因为企业根本犯不起错误，于是就非但不敢主动坑蒙拐骗，还必须克勤克俭地时刻进行着自我检查，以防疏漏。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的所谓监管往往恰好相反，它的理想是把消费者排除在监管力量之外。正如《新世纪》周刊的报道中援引中国政法大学学者王涌所指出的，“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机之中，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严厉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帅的问责惩处。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内在的毒瘤依然顽固，然后悲剧不断重演——这就是中国式监管模式的宿命。”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本身必须设有最终的问责机制。 我的期望值则更低，我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其实并不需要做得更多或更好，它只要停止或哪怕稍微放松一些对媒体和各类社会自发组织的不遗余力的“监管”，中国的食品安全顽症就算不能迎刃而解，也至少会痊愈一大半。当然，我也知道，做到这个其实是最不容易的。想象一下，像三鹿和双汇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层级的政府千方百计地想要和正在设法保全它们？请不要误解，我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几个贪腐官员。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下，三鹿和双汇正是政绩的重要源泉，我们怎么能指望它们轻易倒掉呢？ 但它们若是总也不能倒掉，那我们又怎能不继续品尝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呢？顺便说一句，其实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竭力“监管”着的官员们，绝大多数也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的受害者。 相关日志 2011/04/13 — “染色馒头”背后 “互伤链”更可怕 (0) 2011/04/13 — 因200元报销未果 捅出“问题馒头” (0) 2011/04/13 — 广州日报:到期面包回炉再造后热卖 面包厂要求媒体不报道 (0) 2011/04/12 — 上海华联等超市被曝多年销售染色馒头 (0) 2011/04/08 — 南都周刊:供港蔬菜内销之谜 (0)

国家发改委约谈了10多个协会，被约谈的全国工商联下属4家商会负责人又约谈20家商会。商会们于4月13日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发出联合倡议，要求各协会会员企业理性对待成本上升，不跟风搭车涨价；不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囤积居奇，不哄抬物价。“不以协议、决议或者协调等方式串通涨价，不滥用行业优势地位操纵价格，不以限制产量或者供应量等方式人为抬高价格。” 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日化企业涨价一事，终于在国家发改委对部分企业的“约谈”之下消停下来。以发改委之尊，屈身与企业商议价格，企业当然不得不给面子。如此大范围“约谈”，颇有“串谋”定价的嫌疑。“约谈”与“串谋”形式相似，要说不同大概是对价格影响的方向不同吧。但“串谋”一样可能是压价，比如粮食收购企业联合商议降低收购价格，应标开发商集体商议投标价格诸如此类。涨价未必等于贪婪，不涨价或者降价未必就慷慨。发改委要对“约谈”和“串谋”之间的界限表述清楚，免得今后被人拿来说事。 “约谈”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减轻短时间内的涨价预期，从不涨价期限为两个月的约定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两个月之后怎么办？涨价因素两个月之后积聚更多，或许涨价势头更猛了。“约谈”本身确切无疑的告诉消费者，价格上行压力巨大势，只是被发给委暂时遏制住了，那么消费者还等什么呢？企业再听话也不可能亏损坚持到破产，以石油为代表的原材料迅猛涨价，假如下游厂商不能涨价，那么只能缩减产量。趁商场货架还没有空，赶紧去抢购吧。 通过“约谈”减轻涨价预期很难收效，即使短期有效，长期也是有害的，相信发改委能估计到这些。我认为发改委“约谈”的真正目的是影响CPI指标。目前利率等货币政策走向都要看CPI指数行事。CPI高企的话，利率不得不提高，货币政策不得不从紧。有些部门大概不愿看到利率走高，比如从银行借贷较多的国企和房企，银行也担心利率走高之后坏账率上升，发改委得服从他们的利益。 以发改委的力量影响CPI指标小事一桩，但这个影响只是短期的。如果CPI长期听命于发改委的话，那么CPI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经济学家设计CPI这个指标旨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人在车船上会犯晕，因为脚底不稳，缺乏稳定的参照物，大脑失去了判断力。政府决策需要可靠的参数，不管这个参数是否讨人喜欢。 CPI越是不受政府干预，则参考作用越大，但是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参数。量子力学有个不可能定律，通俗地说，我们能够观察客观世界，光是主要媒介。对于中观世界的事物，光照通常来说不会影响客体的状态，但是微观世界，观察用的光线表现为光子，光子撞击会影响微粒子的运动状态，于是产生失真。结论是，人们不可能精确观察到微粒子原本的运动状态，只能无限接近真相。 不可能定律给人类认识微观世界造成了困扰，但是对人们认识中观世界影响不大，只要有意识地避免因为观察带来的干扰。CPI太容易受政治干扰，调整样本来源，调整行业权重，调整容差……样样都会改变CPI的结果。尊重一个可以影响的数据而不去影响，并听从其指引，不仅需要深厚的精神方面的修为，也需要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基本常识。 直接对数据弄虚作假还不是最坏的选择，最坏的选择是为了造出讨人喜欢的数据，而对真实世界大动干戈，比如大拆大建拉提GDP，它伤害的是国民的权利和财富。对财富短期的掠夺还是不是最坏的后果，具体到这次的方便面、日化生产企业，只是赢利受到影响。而经济数据不可靠，政府决策趋于盲目，等于醉酒开车。 人能够脚蹬地面向上跳跃，是因为坚实的大地任何人无法撼动。武侠小说里面的神功：“右脚轻点左脚脚面，身体借此竟然又拔高数丈。”明知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事情，却时常诱惑着人们的想象力。幻想一下无妨，若真以为右脚轻点左脚脚面能飞起来，那迟早得粉身碎骨。 相关日志 2011/04/12 — 21世纪经济报道:发改委要求食用油企业再限价两月 补贴难掩亏损 (0) 2011/04/08 — 邓聿文:请发改委对油价超出历史高点给以解释 (0) 2011/04/07 — 一周两会商 发改委批评白酒行业涨价风 (0) 2011/04/06 — 叶檀:中国重回行政定价时代？ (0) 2011/03/29 — 叶檀:日化巨头涨价：谁之过？ (0)

近日，因李庄漏罪案，重庆打黑唱红运动再次以高姿态低智商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引发法律界的热烈讨论和维稳水军的激烈辟谣。作为中国法治精神领袖之一的贺卫方老师，对于重庆打黑唱红的发表公开信《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直指重庆打黑严重践踏中国法制框架，背离法律法制法治的根本原则，领导式拍脑袋的审判和执法强势抬头。此信在贺老的博客发表后，引起各方关注和讨论，民间叫好声阵阵。当然也有批评的文章，如刘仰先生的《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文中指出贺老和南方报系对重庆打黑持续的冷嘲热讽和围攻，其实很失败；而后咬文嚼字对贺老文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进行质疑和反驳。刘先生的公开信如沙滩丘壑一般瞬间被网络上愤怒的公民的波涛巨浪所淹没，之后再有一篇《精英话语权与民主》可算做对反驳的反驳，论点更为缓和和理性。 刘先生在后文中指出“崇尚专家话语权其实是反民主的”，也理性地表达“专家不过是片面性比其他人更强一些而已，因为，他们的目光常常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其文章中大部分文字也是用来支持上述看法的，抛开前文不谈，或者刘先生也隐约感觉前文中几些文字有失偏颇。我对于其后文观点表示非常赞同，“专家”这个名词在国内逐渐演化成老鼠过街人人应该喊打的困境，甚至被诙谐地称为“砖家”、“叫兽”。究其深层次原因，任何明眼人都很明白，这些专家或者所谓的专家常常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为了领导利益和阴谋来哄骗大众，来辟谣来安抚来露脸。人民被骗过一次，心中的隔阂和戒心将越来越重，狼来了的故事只能表演一次。 从前年开始重庆严打黑社会开始，笔者一直关注重庆事件和重庆现象的发展，看到愤怒的惊慌的律师们不断奔走呼喊，看到泰然的小心的重庆学者不停造势辟谣，看到手无寸金手无寸铁的网络民众时而愤怒时而哀怨的留言。李庄案审判前，不少学者和律师就将此案认定是中国六十年法治进程的试金石，真的是试金石么？随着李庄案影响的扩大化，重庆打黑打黑律师运行已经上升到国家维稳和政府尊严的问题，当然更包括某些领导的政绩和仕途。在此期间，民间争议和讨论不断，为了防止造成比必要的麻烦，一些新闻网站对于重庆打黑的新闻都关闭评论，网络无毛党似乎也迎来发财的机会，软文和檄文不断。政府不懂事，学者不应该跟着乱来。其中重庆的法律学者表现实在令人失望，也许迫于压力，也许迫于生计，那也不应该僭越道德底线、违背多年的法律良知，成为了真正的“砖家”。 这两年国内社会上热点新闻不断，爹是刚，毒猪肉，假轮胎，钢琴杀等，不管挑战者国人的神经和底线，也冲淡了大众对于重庆打黑的心急如焚欲罢不能的心情。本月李庄漏罪案从天而降，突如其来让法律界和学术界感到意外和不理解，有网友评论“重庆打黑第一季是丢人没丢够，第二季继续丢么”。从政府公关的角度来讲，这样高调处理一个民反调很高的案子，确实不是那么睿智，重庆法律工作者将再次不情愿地被推到荧幕前和闪光灯下，被同仁所不齿，写在历史的墓志铭上。而幕后的大佬，宛若高中政治书讲的资本主义政权幕后的一群资本家，望着深邃星空，不知你们会想到什么。 对于李庄漏案，曾经激进的保守的漠视的无视的公众和法律工作者，仿佛刑场上即将被执行的囚犯，再也不能淡定坦然面对死亡，挣扎着咆哮着与这现实做出挣扎和抗争。纵然现实不会发生改变，但他们至少发出过声音给出过异见，若干年后再想起此事，不至于太过于后悔和伤感。贺老坐不住了，写了一些文字；笔者也坐不住了，出去跑了几步。观法律精神和司法现状，贺老的文章娓娓道来，醍醐灌顶，激励着我们青年公民和青年法律工作者。“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不接受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被媒体报道的杀人、抢劫、醉驾致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只要触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大众整体态度就是杀，然后此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就只能成为不杀不解民愤的牺牲品。刘先生作为大众的一员，表达了对于黑社会势力的痛恨和对于人民渴望安定和平诉求的关切，这表现了作为文化学者应该关注和关心的社会责任，但是，大众仅仅凭媒体报道和主观臆断就可以用舆论来杀死一个公民，是不是很可悲，因为我们不是在原始社会，现代社会应当充分表现出来对误入歧途之人的救赎和公正的辩解权利，否则任何一个光明磊落的孩子都可以被送上断头台，任何一个别有用心之人都可以借民众杀死他的敌人。请原谅我使用“别有用心”这四个官方汉字。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法律学者，一直歇斯底里地渴望和追逐法治理想、法治社会的原因，有些已因此失去了自由或者失去了生命，留下了可怜的妻子和孩子。请尊重他们为自身理想和理想社会做出的努力。 “即便同在“专家”的领域，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完全是“学术比武”的输赢关系”，刘先生如是说。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理想，都会极力维护自己心中的理想，不许任何践踏。维护自己理想的同时也可以尊重别人的理想，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谈论和争辩，这是这个社会所稀缺的，也是社会维持进步的一个重要渠道。文化或者文明的进步从不是一厢情愿的，而是在你争我进的温和竞争环境下悄然展开的，而不是你诛我伐。 法治，何时梦想变成现实，需要你我的呐喊。“西红市”是否在考验大众的承受底线。 相关日志 2011/04/13 —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0) 2011/03/31 — 法广:李庄刑满出狱无望，重庆官方追究其“遗漏罪行” (0) 2010/03/19 — 李庄二审认罪六条中惊人的藏头诗: 被逼认罪缓刑 出去坚决揭诉 (0) 2010/03/06 — 李庄还会有戏吗 (1) 2010/02/09 — 李庄这次认罪被人玩了，缓刑变成减刑 (0)

第一段：回顾历史 先说几个例子： 80年达大家忙着找后门进国企的时候，庆幸找个铁饭碗的时候，全国有几人会想到10年后国企就大规模破产； 90年代大家忙着往北电等外企跑的时候，觉得无比光荣有面子，全国有几人会想到10年后北电挂了，华为的收入一骑绝尘； 90年代末大家觉得运营商特别体面，收入特高的时候，有几人会想到过不了几年有个玩意叫全员营销？每年离职的人越来越多？ 21世纪初大家觉得事业单位还不错的时候，觉得起码还算稳定，全国有几人会想到几年后事业单位改制就愈演愈烈？编制逐步取消，退休制度改革，垄断收入逐步减少，市场竞争压力逐步加大； 2010左右大家疯了一般地考公务员，以为肯定必须是个金饭碗，全国有几人会注意到，很多地方的公务员聘任制已经悄然开始了。 很多事情，我们想起来可能都不太可能，但是他曾经发生过——80年代大批人辞去公职下海，90年代初我国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公务员的工资是打白条，国务院都在裁员。曾经糖烟酒公司比烟草公司高几个档次，曾经粮食局是很多地方政府里为数不多的发得出工资的单位。曾经大家觉得去了海关就可以到处捞黑钱，曾经大家觉得运营商是个让人眼红的金饭碗……上述这些事情发生转变一般不超过10年 中国数百年来的战略眼光第一人，太祖，在1945年的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能搞个联合政府，让tg能参政就心满意足了。这逆天第一人都没想到4年之后他就成为本朝太祖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妄加判断未来会一定会怎样怎样，政府一定不会对公务员等体制内动手。 ———————————————————————————————————————— 第二段：以通信业为鉴，看历史变迁对通信业体制内外的影响 以史为镜吧，我们看看曾经90年代极为风光的体制内运营商的变迁，在20年前，地方电信一般是当地数得上的好地方了，很多公务员也眼馋的地方。20年了，请看变迁情况。 1.历史及现状： 中国的通信业是较早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行业。在最开始，最爽的不是爱立信的员工，虽说当时爱立信收入不低，但是跟运营商比也就半斤八两，在地方地位也高，那时候也不存在指标问题，都是对方求着办事。 在本世纪初，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不断加剧，固网运营商为对付移动推出小灵通，南网通北电信在对手地盘大打固网价格战，员工的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指标是一年高过一年，全员营销也是那时候出来的。不过那时候还好，起码收入高于付出。 到了近几年，上面下的指标太高，搞的大家只能靠做假指标了（各位运营商同仁都知道，不管是市场的还是网络的，假指标已经全面铺开了），至于说收入——欢迎论坛上这几年所在运营商没降薪的兄弟姐妹们举手。活多钱少必加班，升职无望加薪没盼，鸡肋的工作天天还得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设计院，运营商的三产，这些都是曾经的银饭碗，现在呢？各个地方设计院除了四大院之外还有哪个红火的？收入、工作在当地还能称得上体面吗？ 与此相对的是，这几年设备商的收入，尤其是一线设备商的收入节节增高，我就不多评价了。在06年，我写《通信行业求职宝典》的时候，我提了两个观点——1.看好华为；2.如果这两年能进移动抓紧进，再过两年就没必要了。如果合适华为，那时候进华为，就算是在国内，20来万一年也该有了。那时候进移动，现在也该是个主管了，好歹不用自己天天去一线干指标了。至于说现在过去，那不好说。 2. 简要分析: 最早，通信业的收益主要是依靠垄断地位带来的，跟个人能力无关。幸运的是，当这种垄断被打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通信业高速发展的时候，行业有足够的容量来吸纳各色人等，大家可以看到前几年被改革掉的设计院、三产在近几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但是一旦当这个行业走下下坡路的时候，体制内的保护如果被打破，从业人员就面临巨大的风险。于是大家可以看到近两年地方设计院改行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在继续做下去就饿死了，接触过的一些副院长级的甚至都开始跳槽了。 总体来说，越早被打开的行业，可能最开始会有一阵阵痛，但是后来肯定是幸福的。例如运营商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所在的企业已经初步脱离了体制内了，运营商的很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不错，设备商愿意接受，市场人员跳出来去其它公司做市场也不错。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几家运营商内部相互挖墙脚的情况已经慢慢开始了，运营商也开始初步引入很多设备商的人。在以前，你能想到去了移动之后跳槽到电信？ 而且更关键的是：运营商的年轻人现在都还有能力，年老的人基本位置都稳定，在这种情况运营商逐步脱离体制内，对于大家都是个好事情。想想，万一你40岁的时候，市场竞争忽然加剧，你坐惯了20年的办公室，忽然要去搞16个小时的校园促销。。。。。 3. 看其它事业单位、体制内的行业： 运营商的现状，只是很多体制内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在近几年可以用来被很多事业单位参考，例如出版社、医院、学校、报社等，在不久的未来，这个缩影也会被很多公务员所参考。大家都会走过一段工作性价比降低，减员增效，然后逐步健康化的阶段。 在这可以举几个例子，有已经发生的，有未来将会发生的。 出版社、报社： 出版社、报社过去那绝对是个铁饭碗，现在呢？穷的出版社一月发2、3K工资，在市场上听不到声音，市场化的出版社有的编辑富的冒油，有人饿的要死，国内的出版行业基本已经脱离了体制内。报社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一些党报，别的哪家还有体制内的影子?就算党报，现在很多地方的党报也已早不如当年的红火了。 医生： 未来，我们会看到医生的现状会大幅改变，现在的现状是医院基于体制内和体制外游走，搞的又国企又市场化，导致底层累死，管理层爽呆，其实就是运营商前两年的缩影。再过3、4年，下一轮医疗改革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跳槽、裁员、创业会成为医院的常态，有能力的医生收入会大幅提高，出入行的医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承担很多变态的任务，但是对于服务态度、责任心的要求肯定也会提高很多。 学校： 再举一个例子，学校，现在的幼儿教育由于早些年政府退出的早，导致现在的幼儿园教育发展的比中小学发展的快多了。大家不用光看上幼儿园难、贵，但是对比中小学的僵化程度，应该说幼儿教育的质量已经一骑绝尘了，比什么中小学、高校的教育强了好几倍。至于说收入，很多地方小学老师的收入可真比不上幼儿园老师的收入。高中教育由于政府不负担，很多地方开展的也比初高中教育好多了，当然教师的工作强度肯定也大了很多。 至于说高校的改革，可能要很久很久，毕竟盖大学太费钱了。。。 ———————————————————————————————————————— 第三段：细看运营商、公务员变迁的幕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取决于生产关系 我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体制，这也是我国生产关系的一个特点，民主咱不讨论，不过集中倒是很常见。权力、资源控制在一小部分企业和人手中，，虽说这两年在改善，但是改善的步伐这两年是越来越小。 这也造成了一个浮在表面的现象——公务员、央企的部分员工性价比远高于那些不占据资源的行业。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我国的资源、权力不是集中在政府、央企中，而是集中在某一小群人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这种生产关系，是体制内幸福或痛苦的根源。 1.行业、企业的兴衰难确定： 某个部委、行业、央企的兴衰甚至只是因为某几个人的争夺，只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失败或者得势，虽然这一个人的背后是一群人乃至百万、千万人的利益，但是他败了大家就败了，他赢了大家就赢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有很多，已经确定了像糖烟酒公司和烟草局，粮食局和中储粮，联通和网通，几大发电集团，不确定的像电监会和电网，工信部和某部委。败了，从上到下所占据的权力、资源逐步被剥夺走，胜了，鸡犬升天。 运营商最早的改革来自哪？？？？？？？？？？很多年轻的byr都不知道，第一波真正的改革来自各个部委对于电信业高额利润的垂涎！原来的邮电总局扛不住这种压力。联通为什么叫联通？是因为十几个部委、央企联合成立的，所以叫联合通信，是一批电信圈外的人对电信圈蛋糕的逼抢。当时大家也不太会玩游戏规则，哪知道成立个什么银监会之类的，邮电总局一直在被动接招，电信业一步步地沦为各类人等洗钱地方。 还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原联通和网通的合并，这个是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了，跟论坛里很多人的老板的老板甚至直系老板都有关系。如果老板是原联通的，那么整个省里面联通的都爽了，如果是原网通的，呵呵，那么网通的自然。。。 现在电网很红火，那是赶上想分拆的时候遭遇了电力短缺、冰灾、美国大停电等事件（NND，冰灾的时候明显体现的是通信业的三家重复建设对于通信的保障作用，非得被人家电网说成得一家来做才能保障用电安全），现在又赶上换届，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如果有一天，国网的领导保不住外人对于电网的垂涎，最终被拆分，那么电网行业就会重演电信业走过的老路。别说啥电网不会被拆分，本地网不适合重复建设，这是胡扯，当年拆分电信的时候也这么说，连那么激进的阚凯力老师都说本地网得保留，是门槛。结果现在南方县城里面联通、移动的宽带铺的火热朝天。大家的工资也降得本冷到底。 记住，上述事情跟你个人，跟你所在团队等无关，只跟你们公司、行业的几个人有关系。 2.个人前途发展 体制内的特性决定资源倾斜在上层，因此导致了领导的首要事情是取得他的领导的认可，这样才能要到更多的资源。这样自己才有前途。而非体制内，一个市场化的地方，领导要考虑的是如何激活员工的活力，让员工努力地为他从客户那获得资源。 这是体制内领导对待员工和他领导的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看似市场化的企业，如IBM等，大家为啥绕着领导转的原因，因为在这些企业，员工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老板能给你批下来什么样的折扣，这导致你这个单子能成还是不能成。 再举个例子，CMCC利润、收入年年增加，员工薪水月月降薪，王建宙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因为家奴影响不了他的升迁，友邦影响他的位置，于是我们看到卓望、12580等一个个洗钱工具的诞生，看到全国各地B类员工的离职率都开始持续上升。 国网的降薪搞了好几年了，员工不同意，有个P用，老大需要搞定的是他老大的意见。很可能某次突然降薪只是因为某人看到一篇新闻，随口跟国网老大提起了这事，国网老大就把这个P当作谕旨去执行了。 你在体制内的前途完全寄托在你的领导身上，而你的领导的前途也完全寄托在他的领导身上，你是凭借喝酒、干活、拍马屁、文体等哪项能上位，完全取决于你的领导的喜好。当然，现在领导选拔看能力的越来越多了。 3. 升迁 上一个可以解释你未来如何升迁。你的大部分工作，依靠的还是上面领导的支持，依靠的是上层的资源倾斜。今年能否完成指标，最重要的并不是下面员工的能力。CMCC的都知道，要想哪个业务大发展，列入今年的KPI指标就行了，12580不就靠这个吗。 而领导的喜好是不好琢磨的，再说，万一换个领导怎么办？当然，我们可喜地看到，注重业绩的领导越来越多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