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 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 【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过去的两周象是一部实时上演的扣人心弦的连续剧。动作、悬疑、谍战……一部流行”大片”所需的元素样样不缺，惊险起伏，绝对的全国”票房冠军”，若要把这部片子归类的话，大概还是要算”宫廷戏”。有道是：河蟹帝巧布局剑指西南，薄王爷急上位丢卒保车。习贝勒硬头皮惨淡出访，王提督走险招夜探领馆。（注1） 在中国的文物古迹以每年数千的速度消失的时候，要说今天的中国人还能在什么方面借古讽今、出口成章的话，恐怕就剩下政治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依然带有浓厚的”宫廷斗争”特点——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你死我活、翻云覆雨、无法无天。这一切，盖因”成王败寇”，成了便是当今的”九五之尊”，终生名声赫赫、利益滚滚，即使触犯国法党纪，”刑不上大夫”，也无人敢于追究；而输了的呢，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在官著历史中甚至会被整个儿删去，哪怕你曾位列党主席（如华国锋），或党的总书记（如赵紫阳），照样让你销声匿迹。几代之后，当年的惊心动魄统统化作白首翁的闲话而已。 政治斗争的成败，关系如此重大，也难怪”宫廷戏”里的”演员”无一不战战兢兢，更难怪其中的某个配角在鱼死网破之际，怎么也要来一番惊天动地的非常之举——毕竟不是每颗棋子都甘心”举手无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的命定结局。 在几千年来看过”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渔樵百姓的眼里，这最新的一折仍然没有逃脱”成王败寇”的”主旋律“，但今天的我们除了会步古人的后尘，感叹一番”浪花淘尽英雄”之外，还是多了一些”与时俱进”的眼光，还是忍不住要数一数这一出和上一出的不同。远的不说，我们就从中共建党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说起，与这最近的将要进行的十八大权力更替做一对比。 要说这一回，为什么在”天下第一号大茶馆”——有上亿用户的微博里，”坐看龙虎斗”的心态成为主流？这是因为这一次的政治斗争牵涉到我等民众的身家性命的范围比以前收窄了很多。薄督从上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就在为晋升政治局常委做最后一搏，那些在”打黑运动”中被处决的13人也就是用项上人头成就他人”政绩”的血筹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了今天，政治仍然是可以直接”要人命”的东西。而在几十年前，因为”政治上没有把握住方向”而受牵连，一夜之间，命运逆转的可不是寥寥数人，动辄就是几十万；若算上因党干部担心政治风向，不敢纠正高层决策失误而陪葬的老百姓，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因战争而丧生的人数。在那样的环境中，你我绝无可能象今天这样坐看”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日夜惶恐，担心下一个”血筹码”就轮到自己。同样，在”老一辈革命家”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中，象王立军和薄熙来这样走出险招后一败涂地的一方，轻者远走他乡，重者破席卷尸，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至于精神失常的、自杀了断的、断绝家庭关系的，更是不胜枚举。而这一次，尽管薄王二人的命运仍然未定，尽管还有一批官员仕途会因此转向，尽管前一段重庆”打黑”受害者可能掀起”翻案潮”，不过，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大可能受到广泛牵涉了，这说明政治的确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退出了一些。若在过去，这等级别的政治斗争，你不想参与也得参与，不想表态也得表态。此为改变之一。 改变之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在民众眼中正在失去”合法性”。尽管”延安儿女座谈会”（注2）上，一帮高干子女以家事为国事，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有资格批评当政者。用他们的话说，”卖鞋带”的店主的儿子们（注3）何以能掌舵中国？不过，如果血缘”正统”就能在权力更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贵为”太子党”之一的薄熙来完全可以优哉游哉地在重庆走走过场，熬熬年头，到了时间进常委即可，无须费劲心思地”打黑唱红”，无须强制迁徙几百万农民，更无须透支重庆的财政收入大兴土木，用16.4%的高增长率来证明”重庆模式”的优越性了。在这一点上，薄熙来这颗”政治明星”的确比只会高谈阔论的其他”太子党”们多走了几步。”重庆模式”就是对胡温的执政思路的无声批评——这是薄熙来用”政绩”重新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很可能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爆发而宣告失败，但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公开化了，薄熙来的失败则说明”红色贵族”的身份不能自动带来定义”正统”的话语权。因而，和薄熙来一样，沾了”太子党”身份的光，即将成为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很快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而他的回答是否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能否操作成功，才是他的执政合法性的真正基础。 改变之三，舆情难以再被全盘操控。2月6日，王立军夜入美领馆，8日凌晨网友爆出成都美领馆外警车聚集的现场图片；接着，”王立军叛逃”的传言迅速传播；8日上午10:54，重庆市政府宣传办的微博发出王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再次引爆舆情；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兰从侧面确认了部分事实，外交部不得不回应。人民网微博发出新闻预告，亿万网友在线等待，结果等来44字的新华社通告；接着，长期揭露王立军、薄熙来负面消息的”姜维平”在百度搜索结果中解禁；最近，微博搜索、百度搜索再次封禁和本次事件相关的人名。这些手法都是过去被党一手控制的宣传机构从来没有用过的。其用意似乎是想形成利于党内某派的舆情，但终因难以控制而回到封、禁、堵的老路上。假如党真的认为在互联网2.0时代，一放一收就能左右舆论的话，恐怕也太把”人民”当三岁小儿了。众多的网友在你”放”的时候，热情高涨地评论、爆料、追踪；在你”收”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翻墙、绕道、发明暗语。到了现在，无论是对风光不再的薄王爷，还是对深藏不露的河蟹帝，还是对大秀亲民的习贝勒，舆论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呼唤信息公开、呼唤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声音成为主流。今天，还想让民众先齐心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又全民激昂地”批林批孔”，如此错乱场景恐怕不会重演了。 从上面这三个改变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和过去相比，虽然有了一点进步，有了一点文明的色彩，但是它仍然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的制度化框架，更不要提它依然把民众排除在外——无论本次政治斗争谁赢谁输，共产党已经输给了自己。在几百人的小圈子里的政治妥协尚且如此难以实现， 说明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起更有包容力的真正和谐稳固的权力制度，更罔论它曾经承诺的”让人民当家做主”；党一直说要改革干部制度，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但事实证明，它内部的派系斗争让自己的干部宁可相信美国，也不相信”组织”；如果”打黑”和”维稳”的干将都认为党纪国法不能带来安全感的话，”公平正义”的光辉还怎么能照到”每一个中国人”？今朝你可以代表组织枪毙文强，明天你自己的家属没准就会沦为”上访者”（注4），”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敲打每个仍在其位的党员的警钟；打着”人民”的旗号上台，现在最惧怕”人民”的，也正是宫廷大戏里的几百名”演员”。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哪个党都不可能永远执政。改变”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绞肉机”性质，党内精英才能彻底从人格扭曲中摆脱出来。”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人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邓小平才会提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浅尝辄止地建立集体领导制、退休制度，又煞费苦心地”隔代指定”继承人，希望让共产党摆脱”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残酷梦魇。但是，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不希望放弃党高于国家、高于法律的无上地位，又害怕死后被”掘祖坟”，只敢把江山留给”自己的子弟”也大有人在，后者以陈云为代表，于是，毛泽东去世后两大实权在握的中共”元老”还是存在”路线分歧”，他们的这种分歧埋下了今天从基层锻炼逐步上位的共青团干部派系，与强调血缘正统，依靠父辈人脉关系而进入政军商界的”太子党”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 从”打天下”开始，中共内部就不断地有”路线斗争”，应该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到农村去先发展壮大，再包围城市？应该事事遵守苏共的指示，还是摸索符合国情的道路？到了”坐天下”的时候，是应该发展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一次”路线斗争”，党员们都面临着不得不”表态站队”的压力，接着”路线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夺权斗争，最后演变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唯有把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了，才能执行胜利者的路线。而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剩者为王”，即使政策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也没有人敢”实事求是”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谁要反对既定路线，就是夺权，就是野心家，就要被打倒在地，不得翻身。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从”路线”角度解读，有人从”夺权”角度解读，大体并没有脱离上述的框架。因此，随着王立军事件爆发、薄氏的失势，也有人松了一口气——”路线斗争”已分出胜负，”重庆模式”不会再被推广到全国了。但是，政治方针的高度不稳定性，路线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交叉缠斗，让共产党内斗不止，对中国来说，则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领导人嘴上说”不折腾”，实际上却无法不折腾。何况，未来中国一定也会遇到问题，会出现不同”路线”，比如应该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私营经济为主体？应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保持自由经济、减少政府干预？应该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还是仍然韬光养晦？应该开采自然资源促进增长，还是保护生态降低发展速度？……这时候又将如何选择？是否又会祸起红墙？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全世界的政府都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能同时解决或平衡多重社会矛盾的最优解，只是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斗争还有其他的可能，路线斗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可以不你死我活，可以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框架中持续优化，在法治的前提下，要上位未必需要赌上自己和其他人的身家性命作为血筹码，尝试、调整、优化才能让整个社会付出最少的代价；出演某个时代的政治戏剧的人物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同时为民族、为人类留下积极的成果。中国的政治斗争，何时能进化到3.0？ 注： 1.详情请查看” 王立军事件 “系列译文。此处感谢@even5435原创 2.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女座谈会”，会议的部分内容 见此 3. 见《维基泄密》外交电报中的 相关内容 4. 王立军的家属到京渝两地了解王的最新情况，被告知”无可奉告”，详见 这里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中国在中东地区赢得更多的认同主要是因为它的不干涉政策。许多阿拉伯人反对西方在该地区任何形式的干涉，因为他们还没有忘掉被西方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历史。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让大多数人感到极其失望。外国军事干涉并没有解放这个国家，而是将之推到了内战的边缘。 原文： Chin's non-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wins Arab hearts 发表：2012年2月16日 作者：Kamilia Lahrichi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否决要求结束叙利亚的镇压行动的联合国决议草案后，阿拉伯政治积极分子呼吁抵制中俄商品一天。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发表的一份公报说，任何消费俄罗斯或者中国产品的阿拉伯公民”都是把手蘸到叙利亚人民的鲜血中”。 然而，这些积极分子上周日的呼吁基本无人理会，毕竟中国商品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商品。中国在中东的地位基本没有受到这次否决票的影响。尽管李保东大使的否决票让中国与阿拉伯联盟不合，而且还遭到了西方的责难，但在西方支持的腐败政权被推翻后，普遍的反美情绪还是让北京获益。 在许多人的心中，中国是正在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大国。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地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将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 中国在中东地区赢得更多的认同主要是因为它的不干涉政策。许多阿拉伯人反对西方在该地区任何形式的干涉，因为他们还没有忘掉被西方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历史。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让大多数人感到极其失望。外国军事干涉并没有解放这个国家，而是将之推到了内战的边缘。 通过阿拉伯之春获得权力后，阿拉伯人现在开始转向一个不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强迫领导人下台，而是尊重别国的主权。经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后，阿拉伯人现在喜欢中国主要依靠斡旋的”软实力”。 尽管中国投了否决票，此后几天，一个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访问中国，与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会面。叙利亚代表团反复强调他们反对外界介入危机，凸显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立场的接受度不断增加。 对中国的肯定看法增加是因为北京被视为一个非意识形态强权。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方面对于中东的传统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社会看重他们的文化，不希望模仿西方。 北非一些伊斯兰教主义者政党最近的选举胜利突出了宗教对阿拉伯人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它凸显了改变西方式统治，坚持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中国被视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力量，不会把自己的政权形式强加于人，或者抨击侵犯人权的行为。 阿拉伯世界还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样板，认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由于阿拉伯国家经过革命和内战的蹂躏后必须要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投资来源。他们热切希望利用这个世界上增长最迅速的市场。 最后，中国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一方面，阿拉伯人意识到中国需要获得关键的能源资源以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从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开发计划中获益，而其它外国投资者认为这种投资太冒险。 随着中阿关系不断发展，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化是否会危及其与共产党北京的关系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与其西部省份维吾尔穆斯林分离主义者的斗争方兴未艾。 Kamilia Lahrichi曾担任黎巴嫩贝鲁特每日星报中东和北非版新闻编辑。她现在定居在香港。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正在被调整。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下滑的趋势已出现扭转。 原文：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surplus 来源：经济学人 日期：2012/02/18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中国下任国家主席这周访美前的一两天，白宫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责难中国因使用包括廉价货币在内的种种经济罪行而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写这封信的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Sherrod Brown，他发起的要求对使用低估货币的国家征收强制关税的法案，在去年十 月被参议院通过。 但是，以参议院的定义，中国的货币依旧被低估吗？该法案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一共三种）来鉴定何为令人不快的汇率。在这封信中，布朗先生参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计算，这个算法显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3%。这个产生于去年9月的估计，是计算 令中国臭名昭著的往来账户上的盈余符合其设定的某个标准后，所带来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正式宣布这一标准应该是什么，但是一项研究暗示应该占GDP的2.9%左右。 廉价货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往来账户上的大额盈余。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上个星期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贸易盈余已经缩减至GDP的2.8%以下（由其在这年的第四季度这一数据仅显示2.5%）。这是2002年以来最小的盈余（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来说）。甚至从绝对意义上说，2001亿的盈余也是2005年以来最少的。 中国的贸易盈余或许会再次扩大，如果其出口产品市场回暖且商品价格升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期待这样的事不再发生。日本银行野村证券预测来年的盈余只有1%。来自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两年之内中国贸易盈余会变为负值，但是对美国的双边顺差将会依旧存在，继续成为来自美国锈带地区（工业产区）的参议员们的烦恼。 这并不表示中国观察员们可以停止对这个国家因为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担忧。问题在于，中国贸易顺差的缩减反映出的是其在投资领域（作为GDP的一部分）的一个无法持续的增长，而不是消费的增加。它外部的不平衡变小了，但是内部的大的不平衡依旧存在。 甚至，这一不平衡也可以消失，但是中国官方统计显示私人消费的增长比整个经济体从2001年到2010年的增长来的缓慢。但是数据也显示从2008年到2010年，零售销售额的增长是快于GDP的增长的。这一矛盾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包括了一些不该包括的（比如政府对化学制品以及其他批发产品的采购和销售），以及遗漏了占消费性开支很大比重的事物（比如健康或其它服务）。 为了开发出一种替代性测量方法，黄一平和他在巴克莱银行（一家投资银行）的同事，试图选择一些更可能反映出消费者购买力的零售销售数据。他结合了这些购货以及服务性公司的销售数字。依据这种替代算法，2008年以前，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但是 再那之后开始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重新平衡”，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这样总结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服这一点。Nicholas Lardy，《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这一新书的作者，同意官方数据低估了消费，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一个人在家庭中的真实花费。这种保守的说法可能在过去的五年里愈发严重。但他认为，这并不足够扭转私人消费在过去十年中占GDP比重的急剧下降。 但是，甚至是官方的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消费比率在去年停止下降，至少当政府开销也被计算在内时是这样。这是一个各种意义上的转折点，很久以来都没有得到什么关注。也许有人应该去给白宫写另外封信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像印度、巴西和南非这种新崛起的民主国家开始与土耳其及印度等国一道支持人权，而且它们的做法可能会重塑国际体系。印度、巴西和南非已经自称为IBSA，摆明了自己的民主特点，与俄罗斯和中国划清界限。 原文： Rising Democracies Take on Russia and China 发表：2012年2月17日 作者：Ted Piccone、Emily Alinikoff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巴沙尔对国内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了长达几个月的残酷镇压后，安理会最近却未能通过谴责这一做法的决议。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建议叙利亚通过协商方式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决议，不过该决议却得到了通常持反干预立场的阿拉伯联盟的绝对支持。这一僵局让人再次怀疑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否决权的合理性以及对干预利比亚局势提供了支持的”保护责任”原则。不过，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投票也许强化了在全球新兴民主国家中越来越普遍的一个观点，即不能再容忍独裁者为继续掌权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做法。 两张否决票表明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远离一个日益扩大的共识：侵犯人权的行径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回应。一边是老牌民主国家和新一些的民主国家，它们与国内选民的意见更合拍，必须支持追求普世权利的运动。另一边则是中国和俄罗斯，它们正压制国内的不同政见，同时试图支持海外与自己类似的独裁统治者。当印度和南非脱离往常的伙伴(“金砖国家”)并对联合国叙利亚决议给予支持时，这一分界线变得异常清晰。如果巴西还在安理会，它可能也会加入支持民主的行列。 崛起的强权？ 像印度、巴西和南非这种新崛起的民主国家开始与土耳其及印尼等国一道支持人权，而且它们的做法可能会重塑国际体系。印度、巴西和南非已经自称为IBSA，摆明了自己的民主特点，与俄罗斯和中国划清界限。再加上土耳其和印尼这两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民主大国，就成了我们所说的IBSATI，这将进一步凸显这些国家所发挥的作为发展中民主国家典范的作用，它们和俄罗斯及中国不同，在取得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本国公民的权利。 然而，与IBSATI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新兴民主国家合作，需要一些外交技巧。从他们对阿拉伯之春和其他民主转型的反应中，我们知道当IBSATI五国支持其所在地区发生的政治变革，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所有五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把两者视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一共同起点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老牌民主国家之间寻找共识提供了机会。 当然，对于在这个领域采取何种国际行动，两者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IBSATI强烈倾向于外交斡旋而不是国际干预：他们称之为建设性介入，调解，静默外交和对话。与之相反，老牌民主国家更容易开始谴责、制裁，甚至在一些极端案例例如利比亚和科特迪瓦，采取军事行动。作为利比亚干涉时的安理会成员，巴西、印度和南非在有限支持和怀疑军事行动之间摇摆。但是他们并未组织西方干涉。但是，他们强烈反对北约迅速转向政权更迭策略，这一策略为目前叙利亚的死结播下了种子。他们成功地推动削弱议案文本，避免暗示授权使用武力，而强调一个包容的，由叙利亚领导的政治转型的重要性。 IBSATI国家倾向于调解和对话，而不是干涉，这可能从他们自己对民主的叙述中得到解释。每个国家战胜极权、军事独裁、种族主义和/或殖民（由西方强权直接支持或教唆）的历史，使得他们赞成宪政民主，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无条件支持保护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干涉。他们对外部强权和西方背书暴政还记忆深刻。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持续了很久。这使得IBSATI国家的决策者们优先考虑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反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更倾向于和平、调解和长期改变。在最近安理会关于叙利亚议案的表决中，印度和南非反复重申他们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IBSATI反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这使得西方领导的努力更难达到共识。IBSATI国家要求在国际秩序中的更多代表权，这使得他们反对一些基于选择性、双重标准和伪善之上的国际行动。为了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寻求结交更多的朋友，因此缓解公开批评非民主政权，强调南南合作。此外，他们共同寻求在全球架构中更大的平等权，这常常表现为反对由老牌民主国家领导的联合国干涉行动。 所有五国都热切地致力于在本区域创造其影响力，在区域组织中扮演支配角色。他们越来越坚持在政治危机中，尊重区域体系的看守作用，而不是更广泛的国际干预。在他们看来，这一立场有着双重作用，既限制了西方介入，又强化了他们在各自区域的领导作用。经过了令人惊奇的转变后，阿盟支持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并领衔发起联合国对叙利亚的议案，因此，这有助于劝说IBSATI国家同意使用更大的力度来保护平民。在最近的叙利亚投票中，印度和南非都援引阿盟对决议的倡议，指出这对于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土耳其也表明其立场，大声谴责阿萨德的残暴行动，从而提升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 人权的复活 IBSATI国家为改革者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叙述，民主政体和经济增长可以兼得。有些人担心IBSATI国家的民主赤字可能使得他们成为民主化的坏榜样，他们现在可以休矣；对于那些转型国家而言，他们正处于寻找相关工作的过程之中；现实而不是民主说教为他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 新崛起的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会不断在各自所倾向的保护人权的方法上发生公开冲突。不过，正如在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投票时所表明的，双方有合作的空间 —— 特别是相关区域大国参与其中，明显尊重领土完整。 俄罗斯和中国在叙利亚决议上投反对票，这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无情的独裁者，在国内四面楚歌，在国外担心发挥国际社会反对一国内部压迫的作用。而印度和南非却在发出支持人权的声音，这些人权包括言论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以及个人尊严的重建。 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在叙利亚采取行动，但新崛起的民主国家对民主原则的支持表明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会朝着支持人权的方向出现重大转变。西方国家的明智做法是，考虑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所关心的事情并认真推进联合国改革，以此来接纳这些国家。鉴于这些新兴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存在疑虑，而且更喜欢通过斡旋达成的妥协，和它们合作并非易事。但它们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做法表明它们也许会成为西方的亲密伙伴，特别是在捍卫人权的问题上。 Ted Piccone是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院，外交政策副主任；Emily Alinikoff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北京的新领导人应当明白，与确保循序渐进的政治进步相比，香港人更在意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因此，这些倍受珍惜的权利一旦有后退迹象就会严重动摇香港人的信心。 原文： Why Mainland Worries Hong Kong 发表：2012年2月13日 作者：Trefor Mos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摄影：Roger Wagner】 原文提要：”回归”中国15年了，香港仍对自身前途没有安全感，针对香港的焦虑情绪，北京会放松还是加强控制？ 爆竹是香港的农历新年庆祝的必备。但是今年，爆炸性的玩意儿似乎多于往常，即使在龙年到来的喜庆日子里，围绕香港在中国的地位问题的激烈争论使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陷入十年来的最恶劣状态。 在港人和大陆人的争吵中出现的动物可不是龙。触发点是1月份，北京学者孔庆东在电视节目中辛辣地把香港人称为”走狗”和”畜生”，他这么说是为了回应香港大学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显示自从1997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自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的比例达到了最低。 孔庆东的言论尽管富有挑衅意味，却反映出北京对香港坚持想置身于中国主流之处的态度感到失望。他的言论引起了香港社会相当多人的激烈反响，后者认为对大陆的影响力应当予以抵制而不是欣然接受。自英国退出以来，香港有些人觉得受到”一国两制”潜移默化的侵蚀，为此感到不安。”一国两制”的框架本来是想让这一回归可以保护香港人珍视的权利，如言论自由、抗议权和独立的司法。 最近，这些担忧又增加了人口方面的顾虑，因为大量的大陆人移民到香港，尤其是孕妇（大部分是合法的）到香港产子，以便让孩子自动获得香港身份，这已经引起了大量的港人的警惕。在《苹果日报》——香港更为敢言的报纸上登出一幅全页广告，称要让这种”产子潮”终结，也更为直观地表现出了这种焦虑。这幅广告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出一只巨大的蝗虫对着香港虎视眈眈，好象素质低下的大陆人要永远占领香港的形象。 对香港进行自治，同时要向北京汇报的香港政府已经给出了今年可以到港产子的名额限制（从2011年的40,000下降到了34,000，差不多是香港每年新生儿数量的一半。）但是，如果不是下达直接的禁令，只是更严格的限额控制看来就是对公众呼声的回应，那么那只恶名远扬的蝗虫对香港的政策制定人来说和看到成百上千的孕妇在1月的寒冷天气中游行一样令人震惊，她们是抗议要和大陆的产妇一起抢本港的急产室的。 香港是一个医疗资源有限的人口密集城市，对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现象的担忧切合实际，而其实也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公愤，是因为它表明香港人渴望保有的独立感——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社会方面的——受到挑战。假如北京不给予香港它迄今为止始终不愿给予的政治保证，香港政治家就更加难以缓解这些忧虑。 香港的担忧起源于它明白其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陆政治家的手里。北京始终未阐明”一国两制”时期结束后香港何去何从。因此，香港人不确定中国统治者是乐于让这座城市保持、或许扩大其有保留的自由，还是早晚会逐渐终结香港置身于中国体制之外的半民主状态使之进入社会和政治常态。 香港人对大陆的怒气正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这既不新鲜，也不是零星才浮现的。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香港要捍卫一种处于演变中的身份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戈登·马修斯（Gordon Mathews）指出，香港的经济繁荣曾经是这种特性的主要特点，但中国自身的经济成功模糊了香港的经济自我形象。他解释说：”20年前，大陆中国人被认为是乡巴佬，而现在他们被视为新富——这是怨恨的根源之一。” 对乡巴佬如今成为新富的仇恨在上个月的另一事件中也表现出来，香港的Dolce & Gabbana商店的警卫对当地顾客毫不客气，（而对陆客恭敬有加），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也引发了争吵（大概是警卫知道如今本地人没有大陆的老表有钱了。） 因而，香港对大陆人的看法成了各种碎片化的狂想，其中既有乡巴佬，也有富家哥，而它自己则认为不属于光谱的任何一头。这种文化冲突在一系列港人和陆客以牙还牙的网络帖子中被彰显了出来。数百万的人读了这些帖子。除了阿谀奉承，一家大陆人在地铁里吃面也不知不觉地挑起了冲突，香港地铁中不允许吃东西，且被认为是不雅行为，对港人来说，这是大陆人粗俗的典型例子；而对大陆人来说，这是香港人势力的体现。 随着中国大家庭的这两个分支彼此适应对方的期望，随着两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逐渐扯平，这种磕磕碰碰可能会渐渐消失。不过，假如香港公民觉得有政治力量按自己的意愿建设和管理这座城市，那他们可能会更宽容大陆的瑕疵。马修斯说，现代香港特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座城市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有别于中国大陆。”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不完全民主，但接近于是一个民主实体，而大陆不是，”他强调。这种政治上的不同正是香港所珍视并想要保护的。 马修斯认为2003年抗议”反颠覆法案”是香港在后殖民时期的重要的自我彰显。那一次，数十万民众上街，成功地阻止了可能会削弱公民自由的措施出台；中国政府后来承认香港的公众有自己的红线，后来对于要收回《香港基本法》已经承认的权利的企图就更加小心谨慎了，该法是中英在交接时确认的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对香港现代特性的奠基作用不大，比如说，香港还没有象台湾那样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民主政体。而这些日子以来，南中国的民主信号也很难说是香港，倒是离广东100英里的沿海村庄乌坎在忙于选举他们的新的村领导，而这是在他们以武力驱逐了腐败的前村领导之后发生的。三月即将进行的香港特首选举看起来则更象是寡头政治。一个1200人构成的选举团体将决定谁当选，而没有谁被普通港人认为会加入民主元素，民调显示，普遍的观点是北京的”阿公”会指定当选者。 然而香港民主轨迹的前景的确至少比中国其它地方更有希望。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当地的选举是自由公开的，立法局直选成员的比例不断上升。另外，据了解，北京将从2017年开始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尽管中央政府仍有可能决定谁能入选。 但岭南大学教授、香港政治和社会问题专家何泺生（Ho Lok-sang）表示，香港人未必会对这种安排过于不满。他说：”（把票投给经北京审查过的候选人）不会完全让香港人满意，他们希望整个过程都是开放的，但他们非常务实，深知那是不可能的，香港人重视稳定甚于其它一切，他们不希望有一个不受北京信任的特首。他们认为稳定和安康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本性上是非常务实的，不那么看重意识形态。” 乌坎的事态以及中国自身即将到来的领导权过渡或许最终将影响着北京在今后十年里会愿意给香港增加多少民主。不过，北京的新领导人应当明白，与确保循序渐进的政治进步相比，香港人更在意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何泺生说：”主要关注点是法治，这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人们关注贪污腐败，关注新闻自由，关注警察对游行示威活动的处理。我敢肯定，香港人宁可要法治而不要致富。” 因此，这些倍受珍惜的权利一旦有后退迹象就会严重动摇香港人的信心。例如，2011年，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香港布置了大量警力，这就被认为非常不香港。同样，最近《南华早报》有了一位大陆人做编辑，对这份最有标志性的报纸来说，虽然不一定就是倒退，但引起了对香港的媒体独立可能被侵蚀的担心。但是何先生说，终极测试仍然是司法是否能持续独立，目前他的判断是还没有受到干扰。 眼下，香港需要一些切实措施来保护其基本资源不被过高的人口负荷压垮。过不了多久，它还需要一些政治措施来支持它最重视的自由。香港需要北京表明它是关心香港的。作为回报，北京会发现香港远远没有那么害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再认为蝗虫即将来袭。 相关阅读： 《南华早报》 在香港遭抵制后，内地孕妇将目光转向西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