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为什么2012对中国的异议者来说会非常艰难——以及美国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原文： The Forbidden Citizen 作者：Sophie Richardson 发表：2012年2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台北的 艾未未 “缺席”展，以空椅子拼出的”艾未未”。】 2012年刚刚过了一个月，对中国那些和平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若想在国内有立锥之地，前景看起来十分晦暗。一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家法院判处作家李铁10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杭州的检察机关对诗人朱虞夫以煽动颠覆罪起诉，因为他写了一首关于政治改革的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余杰一月逃离了中国，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北京警察如何长达几个小时地殴打他，用香烟烫他。12月下旬，四川法院判处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陈伟九年徒刑，罪名也是颠覆罪；几天后，贵州一家法院对批评政府的陈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这些人仅仅因为行使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就被处以重刑，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发出的明确的警告——闭嘴。 在过去几年，执政党中共一直以铁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去年，因为担心阿拉伯之春将”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当局对批评者的策略从拘押调整为让他们消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被逮捕，随后被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2009年，中国判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11年徒刑。当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恐吓、逮捕、拘留签署人的行动，并毫无法律依据地软禁刘的妻子刘霞。2009年，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动乱的 回应也是严酷镇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声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恰恰相反，奥运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快就让位给了警察国家，大量的监视和审查都被用来平息任何出现抗议的迹象——而这些抗议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但在2012年，情况可能会更糟。今年，中共正式开始其精心策划的权力过渡，胡锦涛的权力可能会交接给习近平，这将使得维持”和谐社会”的表象会比平时更加重要。 同时，它面对的是 来自于各个地区和社会经济各阶层前所未见的的动荡及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由于中共仍然深刻敌视言论自由，并拒绝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它所寻求的所谓的”社会管理”战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还会点燃更大的愤怒。 早在2011年12月，乌坎村的村民受够了当地官员在征地上的滥权和含糊不清的违法行为，他们开始了抗议。官员们逃离了，乌坎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自治，这是极不寻常的角色互换。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想要火中取栗，在国内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地政府派出协调员，承诺进行调查，并会把一些土地返还给村民，还任命了抗议活动的领头人林祖銮担任党支书。 但自那时以来，征地纠纷的解决停滞不前。更麻烦的是，对抗议领导者之一，薛锦波可疑的死亡调查毫无进展。虽然乌坎有一些成功，包括举行了一场选举，但这些可能不够彻底，也可能在事后被逆转；此外，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没有显示出它愿意进行系统的反思讨论的迹象。 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解释和捍卫样样不缺，但现实是，法院、法官、和律师都要受中共驱使。中国不断增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以及对现政权并不存在有武装、有组织的威胁，这两大现实合并起来，有助于了解政府所理解的”威胁”。诗人朱虞夫在诗作中写到（ 他就是为此被判颠覆罪而要入狱十年。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中国现在手握前所未见的财富和权力，政府却认为这些话如此地具有威胁性，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意味深长。 少数试图想让法制成真的中国律师已经因为想要 代理辩护言论自由案件就成为靶子。2011年，至少有6人失踪后被释放。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改善其法制，现在却采取措施要将失踪合法化。如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获得通过，警方将有权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扣留有涉嫌”恐怖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长达6个月——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糊其辞的罪名经常被用于指称和平的政府批评者。（译注：新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这一条款。） 许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囊中充裕、信心满满，应当无惧批评。和北京进行定期的人权对话的十几个政府都发表了关注声明、与异议人士会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政府明显讨厌这些对话，多数时候，它已经学会如何处理，并为之前发生的滥刑无需付出代价。 事实上，西方政府很少对中国政府施加处罚。相反，他们希望能在全球外交、防卫和环境问题上与之加深合作，更不要说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了——而对公开促进中国的人权则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说了一些强硬言论，但它并没有公开阐明或让北京为滥刑付出代价，也不协调政府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人权。自由流动的信息、独立的充分运行的司法体系，能以和平方式表达批评者，这些不仅仅是人权团体要关心的对象——他们也是巩固经济和安全纽带的现实基础，甚至美国内阁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但几乎没人这么做——除了司法部长艾瑞克· 霍尔德（ Eric Holder）。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美国 和其他国家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它不能决定其领导人将和谁见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二月份白宫欢迎准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与余杰或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这样的活动家见面，以强调言论自由和有责任心的异议者是何等重要。这种姿态才能把美国对人权的夸夸其谈落到实处。 各国政府必须持续地寻找到为人权呼吁的发声管道，并加以利用。至少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在杭州诗人朱虞夫被判有罪时正路过那儿。他们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于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体现这些国家对人权的承诺。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与中国官员讨论时都将言论自由当作一项避不开的话题。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那些单枪匹马的个体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并展示出让北京无法忽视的严肃性。 在许多国家，权力交接都会带来政策创新、激烈辩论，并会在选举中争相赢得大众支持。这显然​​不是今年中国将会发生的事，一些人仅仅是指出这一现实就遭受了可怕的虐待。西方国家政府不应羞于指出这一点。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中国政府履行其对法制的承诺，并践行他们的权利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只会让北京觉得更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今年已经显得如漫漫长夜，而现在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们要行动起来，不让他们在这一年难上加难。 作者是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主任，负责该组织在中国的工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在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前苏联学者，现在执教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经济学教授总结了七点教训。他认为：要预测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比政治容易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涵盖了从完全的民主到原始独裁的各色光谱。  原文： 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 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 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 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 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 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 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 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相关阅读： 【译者时评】 苏联解体廿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西方分析人士称，中国需要阿拉伯的石油，并且没有进入地中海水域的野心，因此将比较容易说服。但俄罗斯是受强权政治的驱使，并把对叙利亚的制裁看成是对其利益的威胁，让克里姆林宫的立场转为中立将是未来几个月中主要的外交挑战之一。 原文： Why Russia wants to sort out the crisis in its own way 发表：2012年2月6日 作者：Roger Boyes （外交编辑）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漫画原发《经济学人》杂志，作者：KAL 正面：”我对干涉叙利亚表示愤怒”。背面武器上写”俄罗斯制造”。】 联合国的否决票很少会在全球引发如此激烈的批评。俄罗斯和中国被指责为谋杀叙利亚平民的帮凶，手上沾满了鲜血。 来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排着队对这两个安理会成员国进行谴责。卡塔尔外交大臣哈拉德（Khaled al-Attiyah）说：”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让阿萨德以为他有了行凶的执照。”俄罗斯人称联合国的决议不够平衡，未对叛军提出任何要求。中国则辩称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新华社如是说：”以防带来更大的动荡，造成叙利亚人民更多的伤亡。” 西方分析人士称，中国需要阿拉伯的石油，并且没有进入地中海水域的野心，因此将比较容易说服。但俄罗斯是受强权政治的驱使，并把对叙利亚的制裁看成是对其利益的威胁，让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变得中立将是未来几个月中主要的外交挑战之一。 俄罗斯之所以投否决票，背后有三大因素，每个因素都体现出了在该领域与莫斯科打交道的复杂性。 第一个因素是，自苏联成立以来，叙利亚就是它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客户。最近，莫斯科向大马士革出售了价值40亿美元的先进导弹和战斗机。另外，俄罗斯还在叙利亚拥有近2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一个位于霍姆斯以东约200公里的天然气加工厂。 地中海东部地区日益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动荡的局势使得一些俄罗斯舰艇停靠的叙利亚港口塔尔图斯港尤其重要。塔尔图斯港正在建设成为莫斯科的核舰艇基地。这一切使得欧盟的武器禁运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军方对莫斯科中东政策的制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不需要依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能源供应和政治认可。俄罗斯玩的是自己的牌，与阿盟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个因素是，克里姆林宫还想给它自己在达吉斯坦、车臣和印古什共和国的伊斯兰叛乱分子发出信号。在俄罗斯看来，不能对武装叛军提供任何政策上的支持。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4日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前承认，俄罗斯并不是阿萨德总统的什么特别朋友。但俄罗斯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拉夫罗夫先生在6日对大马士革进行访问时，与他随行的还会有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Mikhail Fradkov）。这是典型的莫斯科做法。俄罗斯人将寻求支持阿萨德集团，切断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供应，努力阻止土耳其影响力的扩散。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一场人道主义行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随着党内标志性的改革人物的离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式微。不过，党内外的残存的自由派人士仍在努力维系着改革火苗的羸弱之光，这意义重大。 原文： China’s Remnant Liberals Keep Flame Of Liberalization Alive 来源：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十二卷 第三篇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发表：2012年2月3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左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中国似乎进入了政治改革和人权问题的深水区。尽管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来压制异议人士，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仍在推行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最近党的理论期刊《求是》中，党总书记胡锦涛重申需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避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进一步密谋西化和分裂我们”，他强调，党必须”永远警钟长鸣”，防止西方渗透。（求实，1月1日）。过去两个月中，三位异见人士，陈卫，陈西和李铁因宣扬非暴力的政治自由化的网文，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面临九到十年的有期徒刑（纽约时报，1月20日；香港 明报 1月20日）。 上个月，余杰在狱中被拷问之后，被强制驱逐出境。余杰是国际上知名作家和温和的改革派，他宣扬人权和民主权利等普世价值。在报道他抵达美国的一篇文章中，余杰引用了一位看守的话，”在我们国保看来，反对共产党并且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不超过200人。””如果中央当局认为他们的统治面临威胁，他们一夜之间将会逮捕所有这些人并活埋。”国保人员如此警告。（中国人权 1月18日; 洛杉矶时报, 1月18日）仅仅是中国学术和知识分子圈中的几百人宣扬胡主席所认为危险和颠覆性的观点就能够挑战中共的统治吗？ 众所周知，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如前总书记胡耀邦（1915-1989）和赵紫阳（1919-2005）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已去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式微。但是党内外的残存的自由派人士仍在努力维系着改革火苗的羸弱之光，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些组织设法在当局的管控中生存下来，例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半官方的期刊，《中国改革》和《经济观察报》都曾经组织过沙龙来讨论政治改革的新方向。这些头脑风暴集会的知名庇护人包括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著名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胡德平作为前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是政协常委委员。或许是由于这些公共人物的地位特殊，使这些沙龙免于警察或者国保的干扰。（明报 1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1月19日） 以新年前不久的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沙龙为例。1992年初，这位老家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重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化，提出来著名的论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超过200位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这次北京的沙龙。胡德平在开幕词上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发扬南巡精神。在提到广东的官员平稳的安抚了乌坎的农民抗议时，胡德平评价说：”只有农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农村地区的政治稳定才有可能实现。”（台北《中国时报》1月20日; 财新网 1月29日;中国简报 以乌坎模式处理异议的前景黯淡 1月6日）. 其他的与会者则要求中国全面引进国际政治理念。例如，年过50的经济学家韩志国，主张建立一个普选的多党制、媒体自由乃至军队国家化。”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国人民不可能真正的拥有尊严”，他说，”美国政府除了自己的人民不害怕任何人，而中国政府除了不害怕自己的人民害怕所有的人。”资深外教学者资中筠表示，在民主方面”台湾已经领先中国，””中国大陆没有任何转变”她说，”甚至还有迹象显示正在倒退。”（明报，1月19日，美国之声，1月19日） 在去年秋天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沙龙中，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左派干部们的中伤，包括致力于复兴毛主义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次的研讨会是为了纪念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周年，此份决议是邓小平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胡德平隐晦地批评了极端保守主义者致力于复兴毛泽东的概念。”一些人正在做的是努力纪念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倒退的”，胡德平说，”30年前的决议中，我们并未做彻底的自我批评。而决议的底线——否定文革是绝对不允许被突破的。最近，有人妄图推行另一场文化大革命。” 江平，在会上发言说，胡锦涛试图以”维稳”为借口来加强集权统治。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谴责了中国政治中两类谬论：”稳定压倒一切“和”中国国情论”。江平说：”谁来决定什么影响稳定？维稳这个概念是违反法律原则的。” “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国情意味着忽视人类普遍具有的共同信仰。普世价值包括宪政、法律制度、人权等概念，是最重要的。”（明报，2011年8月28日；联合早报，2011年8月28日） 尽管胡德平和韩志国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和演讲并未在官方媒体上报道，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声音。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好奇的中国4亿5千万的网民能够得到这些先锋沙龙的讲稿。尽管安全部门重判陈卫陈西他们来警告异议人士不要在网上试图传播不稳定或者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信息高速公路上还是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举例来说，在上个月的纪念南巡的沙龙期间，几百位网民向组织者发送短信纪念赵紫阳去世七周年。一个人说：”我们应该高举赵紫阳的改革火炬。”（明报1月20日，苹果日报，1月20日） 最近台湾大选的新闻在中国广泛传播昭示了中国多达五万名网络警察也只能延缓自由的观点在网络平台，如人人和微博上的传播。台湾大选由一些半官方的网站给予了全面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投票过程。一个门户网站甚至提供了大陆读者的投票，来测验他们对于候选人的看法。尽管现任总统马英九在虚拟投票中赢得了多数，代表独立的民进党蔡英文依然的到了20个百分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蔡英文的失败演讲中所提到”存在一个反对党的重要性”的观点，在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网民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新浪, 1月14日；经济学人, 1月21日; 苹果日报 1月16日）。 问题是，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匿名网民对于民主的呼唤到底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有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下，党的精英们似乎倒向了极端保守派。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政治局委员，总理温家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公众呼吁改革做了一些反应。（中国简报 温总理的南巡：中共的意识形态转换？ 2010年9月10日）上个月的中东之行，温家宝和主办方讨论了北非和中亚民主运动的爆发。”为人民谋福利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温家宝说。提到中国时，温家宝重申，”我们不只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新闻, 1月11日；明报，1月 12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平稳解决乌坎抗议之后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赞誉，他也承诺要扩大了邓小平在广东省开始的改革。”改革是广东的根基和灵魂，”汪洋最近说，”改革最坏的情况就是停滞不前”，”与其在争论中不前，为什么不试一试？”尽管汪洋经常提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他最近还是通过了使广东的NGO更容易注册的规定。不止如此，广东的报纸和网站一直是全国最敢于讲话的和最发人深省的媒体。（纽约时报，12月31日, 2011; 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23日; 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23日） . 在《人民日报》前副主编周瑞金看来，中国的改革已经”遇到层层矛盾和阻碍”。在网上一份广泛传播的纪念邓小平的南巡的文章中，周瑞金写道：”中国改革又一次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只有改革才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周瑞金指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着重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了它，经济和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深入（财经，1月15日; BBC新闻, 1月24日）.尽管中国取得了准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似乎受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和来自西方”和平演变”的扰动，打碎了党营造的和谐天堂。党内外的自由派人士看起来无力影响党内主流的决定，不过，党的领导层也冒着自己要承担的风险正忽略掉他们的观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 阿拉伯之春将传到中国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在周六当面这样告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麦凯恩指的是中国对西藏地区的高压所引发的自焚和抗议，会对中国稳定造成威胁。 美联社： 中国强调维护西藏稳定 ——中国在周一公开警告西藏当地政府官员，如果不能保持稳定，就有丢官、被起诉的危险。 《华尔街日报》： 有其父必有其子 ——习近平即将再访衣阿华州，但他爸爸在 1980 年就已经去过那里了。（华尔街日报的八卦本事真厉害，连当年那位漂亮女翻译的照片都找出来了） 国防技术： 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否导致 F-35 的难产 ？——五角大楼对此正在进行调查。据说中国网络黑客攻入了军方保密电话会议系统，掌握了 F-35 的保密通信和天线技术，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修改设计，因而导致生产延期，费用翻番。 《赫芬顿邮报》： “中国军方咄咄逼人”的观点是个误解 ——近年来外界对中国军力的崛起充满戒心，但作者认为中国只是过嘴瘾。他认为中国人一向以防御为主，而且非常务实，现在又与西方利益相连，因此不会主动动武。 中国立场博客： 《环球时报》首次道歉 ——英文版《环球时报》的一位编辑为自己错误引用采访对象的言辞而公开道歉。至少在这一点上，其主编胡锡进表现的不如手下编辑。   【国际外交】 美联社： 中国为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否决票进行辩护 ——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支持通过对话结束暴力，维护中东稳定，并实现叙利亚人民渴望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没有讲中国认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路透社： 叙利亚抗议者向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扔石头 ——周一在的黎波里的中国使馆前有叙利亚和利比亚群众示威抗议。他们向使馆扔石头、鸡蛋和西红柿，抗议中国否决联合国的叙利亚议案。 《时代》周刊： 中俄在利比亚问题上挑战西方：这对伊朗问题有什么影响 ？——中俄的否决票不仅对当前叙利亚的局势有着重大影响，而且也预示了今后国际社会在伊朗问题上的麻烦。 新大西洋主义者博客： 美国是针对中国，还是在耍花活 ？——虽然奥巴马声称要重返亚洲，但考虑到美国羞涩的阮囊，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广泛的布局，奥巴马的举措更像是个面子工程。 《环球邮报》： 与北京接触的整体策略 ——作者认为加拿大政府与中国的接触，应该将人权与经济结合起来，既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又提高双边经济利益。   【经济金融】 《卫报》： 欧洲的经济衰退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达 8.2% ；但如果欧洲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只会增长 4% 左右。 路透社： 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无法保持其增长速度 ——他一向以口无遮拦而著名，这次他说因为中国”有违天道”的计划生育政策会造成人口结构问题，因而经济无法可持续增长。 中国见红博客： 中国经济的下一步 ——经过几十年地段重复劳动型的发展，中国希望能转向创新型经济。然而这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激励机制。中国目前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所培养出来的人，缺乏这样的内在动力。   【生活百态】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邓飞在中国身体力行做好事 ——报道前记者邓飞利用博客从事慈善事业，给农村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事情。 《纽约时报》： 8 亿美元的中国基金将扶持电影项目 ——吴征杨澜夫妇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私募基金，专门用来投资影视业。记者称这二人分别是中国的默多克与欧普拉。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