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德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但是，德国是否知道如何去领导欧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多德国人还不适应这一角色。德国的政治家们正在慢慢学习领导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许太慢了。他们之中几乎无人能向公众解释欧元对德国经济有利：如果欧元崩溃，新的德国马克将迅速升值，削弱德国出口商的竞争力。他们还应当指出，欧元是德国为轻而易举的统一所付出的代价，它已经成为德国在战后的欧洲身份象征。 原文： Nothing to Celebrate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1月4日 作者：CHARLES GRANT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摘要：认为2011年对欧洲来说是糟糕的一年？2012年可能糟糕得多——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能认真处理好6个问题的话。） 欢迎来到新的一年。在欧洲，新的一年看上去不太乐观。即使对欧元和欧洲经济进行最乐观的预计，2012年也将是经济紧缩、衰退、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一年。经济形势愈是恶化，欧洲人就愈有可能起来反对欧元、欧盟、移民、自由贸易——以及相互对抗。 欧元区危机似乎还将持续很久。原因之一是欧元区领导人在经济原理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在德国和另外几个国家盛行的观点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并进行以刺激生产力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最终将带来增长并治好欧元区的恶疾。然而，在英国、法国和南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的这剂药会弄巧成拙。他们解释说，欧洲问题的根源在于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不仅有南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有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几乎占2011年GDP的6%）。按照德国的办法，消除不平衡就要在南欧紧缩财政并削减工资，这将导致进口和对外资需求的减少。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导致——至少在短期和中期——生产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这将增加政府无力偿还债务的风险，从而威胁全欧洲银行的偿付能力。 因此，德国的反对者认为，在欧洲边缘地区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应当结合刺激需求、特别是主要国家需求的努力。他们指出，市场已经开始像担心这些边缘国家的偿付能力一样担心它们的增长能力了。帮助这些欧盟的边缘经济体的方式不仅包括外国援助和投资，还包括实现德国经济的平衡，使德国能够更多地（特别是从欧洲伙伴那里）消费、投资和进口。 这样的观点在德国的很多圈子里都很难被接受，特别是如果它们是由英国人提出的，德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英国人连自己的经济都没管好，对通胀毫不关心。一些德国人认为，对南欧人过于慷慨会鼓励以过度消费为表现形式的道德风险。他们认为，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破坏了欧盟的赤字规定。（事实上，在5个陷入危机的边缘国家，只有希腊在危机显现前的数年里严重违背了3%的财政赤字限制。）因此，在2011年，德国人迫切希望欧盟通过立法对政府借贷进行更严格的限制，2012年，他们将推动在一份新的条约中写入类似规定。 很多欧盟国家的政府认为德国的这种经济分析并不周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关于新条约的提议毫无根据。但他们赞同德国加强财政约束的计划，希望更严格的规定能防止南欧人过度借贷，从而使柏林感到安心并为拯救欧元尽一切努力。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使德国不再严厉反对欧洲央行为恢复金融市场信心而购买陷入麻烦的国家的债券或提供援助借款。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通过一种共同借贷机制，如发行”欧元债券”，让所有国家共同承担使用同一种货币的成本。当然，在2012年之初，德国领导人还远没有要采取这些政策的表示。公共意见可能会限制德国领导人这样做，但如果德国不对他们的一些经济原则做出让步，很难想象欧元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欧元危机还将持续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领导力低下，不仅是德国，全欧盟都存在这个问题。今天的丘吉尔们、莫内阿登纳们、吉斯卡尔们、施密特们、德洛尔们在哪里呢?整个2011年，欧盟领导人的峰会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每次他们都为欧元危机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每次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太少了，也太晚了。 金融市场开始怀疑欧盟解决其货币问题的能力。全世界的政府也都开始怀疑这一点。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已经呼吁欧洲领导人拿出更果断的行动来。 不过，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欧元区失控将造成可怕的后果，银行动荡、契约岌岌可危、经济产出减少。同时会出现资本控制、边境检查和意料之中的保护主义行为。统一市场和欧盟如果还以目前的形式发展下去可能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政治领袖们——即使他们不那么英明——希望维持欧元地位的愿望十分强烈。 最终，德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在拯救欧元还是看着它毁灭之间作出选择。2011年底，爱丽舍宫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认为，到了最后关头，德国人将出手拯救欧元。但我们担心到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那么，现在——在为时已晚之前——欧洲领导人必须在2012年为之奋斗的6个重大问题是： 1、欧盟的全球声望正在下降。 在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堪、东欧邻国（如乌克兰）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刻，这一点更加可悲。欧元危机消耗了欧盟政府的时间与精力，并且让欧洲领导人显得软弱无能。尽管对利比亚采取了军事行动，他们还是没有把向北非新兴民主国家提供帮助作为紧要任务。欧洲软实力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即它作为一种模式的吸引力，正在渐渐消失。这使欧盟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施加影响力时越来越力不从心。 财力限制导致欧盟不得不削减对欧盟军事任务的资金投入，波斯尼亚和非洲之角等一些地区的行动严重缺乏人力和物力。在波斯尼亚，目前仅有约1200名欧盟维和人员，虽然这支部队的军事指挥官说他们需要更多人手。欧盟指挥官们还说，他们需要12艘军舰在非洲之角打击海盗，但目前他们的军舰数量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华盛顿开始更多地把欧洲视为一项责任而不是一个伙伴，欧洲的失误可能把美国经济再次拖入衰退。欧盟领导人不再信心十足地宣讲发挥能力或影响力，不管是欧洲单独行动还是与美国一道。相反，如果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欧盟甚至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对付失败国家和安全危机。 2、欧洲正在分裂成越来越多的小群体。 在欧元区内，一边是为援助计划设定条件的3A评级国家，一边是无法轻易借到钱的债台高筑的国家，它们不得不接受前者的条件。2011年，德国及其北欧盟友（如芬兰和荷兰）与南欧国家间的对抗变得激烈起来。在欧元区外则有”预备加入的国家”，如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准备将来加入欧元区并愿意接受欧元区的原则约束，还有一部分国家不在欧元区内也不准备加入欧元区，如丹麦和瑞典。 再剩下的就是英国，它既不想加入欧元区，也不想加入任何需要接受财政约束的欧洲俱乐部。2011年布鲁塞尔峰会之后，欧盟开始向着一分为二的方向发展，一边是准备加入政府间财政契约的国家（几乎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边是置身事外的英国（可能还有少数几个国家）。欧盟内部的分歧越严重，尤其是如果欧盟机构被向政府间决策发展的趋势所削弱，其决策过程就越有可能变得混乱而低效。如果一份有着独立程序的政府间财政契约与欧盟并存，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将面临严重风险。 “可变几何”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思是每一项欧盟政策并不能在每个国家都得到执行，在申根协议、欧元和欧盟防务问题上，这已经得到印证。但欧盟应当尽量避免出现这样一个两层结构，其中一个核心集团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程序，这些程序不仅适用于欧元管理，还适用于很多其他政策。这种结构既损害了单一市场，也损害了相互间的信任，而后者能够增进欧盟的实力、凝聚力和效率。 3、欧盟委员会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欧盟委员会了。 与成员国相比，过去20年里，负责制定政策和监管市场的欧盟委员会的力量一直在不断弱化，而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加速了这种衰败。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而不是欧盟委员会——领导着欧洲应对这些危机。几个大国为化解欧元区危机慷慨解囊，它们不会对欧盟委员会言听计从。它们已经把自己的角色限制在新的援助机制内。如果新的财政契约生效，那将是一个比欧盟更紧密的政府间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作用将更小。 欧盟委员会力量弱化事关重大：它致力于扩大和监管单一市场，同时坚持执行竞争政策。事实上，这几项首要使命使它失去了巴黎和柏林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在考虑欧洲共同利益方面比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做得都好，因为它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它还是小成员国的朋友和保护者，这些成员国担心法国、特别是德国的主导地位。 当然，欧盟委员会会犯错。它有时候过分关注维护自己的特权。同时，目前的欧盟委员中几乎没有一个说话有分量的重量级政治人物。欧盟委员会的力量越弱，它让欧盟集中注意力应对长期挑战、为小国说话和保卫单一市场的能力就越低。 4、英国正在走向欧洲边缘。 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近40年里，它的影响力从未像现在这样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态度、国内经常发生的关于欧洲一体化恐惧症的政治辩论以及没有在欧盟内部结交到朋友的失败让英国变得孤立和不受欢迎。就连那些在自由贸易、减少国家经济干预或大西洋主义等实质性问题与英国观点一致的国家也不愿意被视为英国的同盟。2011年12月峰会上的外交失败让英国失去了所有国家的支持，这也是英国影响力下降的表现。 导致英国人对欧盟越来越反感的因素有很多：移民问题，欧盟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欧元区危机，表明欧盟领导人软弱无能；一系列给伦敦这个金融中心造成影响的监管政策，其中一些政策被视为受法国和德国利益驱动而制定；当然还有那些小报们，它们不遗余力地为欧洲一体化恐惧症煽风点火。 像公共舆论一样，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很多保守党成员希望对欧盟成员条款进行重新谈判——这是对”退出”欧盟的更委婉的说法。现在推测英国会在10年内退出欧盟似乎也不是没这个可能。英国首相卡梅伦和现在的保守党领导人并不希望英国退出欧盟，但下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可能会干脆实现该党成员的心愿，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 5、法国在欧盟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二号人物。 在欧盟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和德国都是肩并肩的领袖。然而，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暴露了法国经济相对落后于德国的事实——特别是法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相对较低、财政赤字更高、出口能力较弱，这些因素导致法国的借贷成本更高。 默克尔和萨科齐表面上依然步调一致，一同制定着让欧元区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的决定。但在有关欧元的大多数重要问题上——是否应当制定新的条约，是否有必要发行欧元债券，是否允许欧洲金融稳定工具从欧洲央行借款——德国的意见占了上风。萨科齐的战略似乎是拉拢德国，以便能够影响政策的细节，从而维护法德仍在平起平坐的假象。 2011年12月的欧盟峰会是法国难得的一次取得小胜。默克尔原本希望全部27个欧盟成员国都同意缔结新条约，而萨科齐更赞成建立仅有欧元区国家加入的新政府间机构。由于英国反对新的欧盟条约，萨科齐的提议获得支持，但他必须采纳德国的意见，允许欧元区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加入这个新机构。 法国反对党社会党领导人对萨科齐对德国人如此言听计从提出严厉的批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表示，他将对财政契约进行”重新谈判”，减少对紧缩开支的关注。然而，这项契约将在今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前缔结，如果奥朗德获胜，他将不得不接受萨科齐已经签署的条款。法国不再领导欧洲的想法可能加剧了法国人的欧洲怀疑论。国民阵线的玛丽·勒庞是欧盟和欧元的坚定反对者，而欧盟和欧元的困境已经令她获益颇多。这位国民阵线领导人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率的上升有可能促使主流政治家抛弃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想法。 6、德国在历史上首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欧盟的领导者。 但是，德国是否知道如何去领导欧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多德国人还不适应这一角色。德国的政治家们正在慢慢学习领导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许太慢了。他们之中几乎无人向公众解释欧元对德国经济有利：如果欧元崩溃，新的德国马克将迅速升值，削弱德国出口商的竞争力。他们还应当指出，欧元是德国为轻而易举的统一所付出的代价，它已经成为德国在战后的欧洲身份象征。 德国的邻国要求它承担起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正如波兰外长去年11月在柏林所说的：”我们要求柏林承认，它是当前一切安排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它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使这些安排能够维持下去……我对德国力量的担忧远少于我现在开始的对它的麻木态度的担忧。” 2012年伊始之际，一个健康的欧元区应具备两个要素。首先，它要求边缘国家的政府致力于结构改革，为未来的增长打好基础。自去年年底以来，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都开始这样做了（尽管这些政府的持久性还远未确定）。其次，一个健康的欧元区需要德国采取必要步骤，保证欧元的生存。但距离批准欧元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峰会已经过去20年，德国的伙伴们仍在等待这个欧洲巨人整装待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纽约时报》： 三名西藏牧民以自焚抗议当局 ——周五，三名西藏牧民在色达县自焚。这是首次有西藏平民自焚。 《卫报》： 中国切断骚乱藏区的互联网 ——据官方媒体报道，政府切断了四川发生骚乱的藏人地区方圆 30 英里范围内的互联网和手机服务。 路透社分析： 中国尝到了达赖去世后可能会出现的骚乱滋味 ——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张对藏人青年有一定约束力。但一旦他去世，西藏地区很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骚乱。 《外交政策》： 2012 年需要关注的五名中国异议人士 ——艾未未、倪玉兰、刘晓波、余杰和陈光诚。 詹姆斯敦基金会： 中国残存的自由派人士努力保持自由主义的火种 ——最新一期 的《中国简报》中的一篇文章。本期内还有另外四篇文章，涉及海外劳工安全、乌坎选举与中国宪法、解放军的政工网站、中国太空计划透明度等内容。简报全文（ PDF ）格式见 http://goo.gl/a5cEI 路透社： 苏丹叛军正在”设法”将被绑架的中国人交送回来 ——苏丹政府证实有一名中国工人在交火中死亡。 路透社分析： 中国的安全伞对于海外公民有一定缺限 ——随着军力增加，中国越来越愿意为保护海外中国人而部署军队。但是专家认为中国仍缺乏解救人质之类复杂行动的能力。 Vox ： 我从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中学到的七件事 ——俄裔哈佛教授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大概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因此也算是一种借鉴吧。 中国辩论博客：” 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是和平的 ？”——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在 2004 年就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他认为中国人是优秀的进取型现实主义者，因此一定会在亚洲寻求霸权。 《大西洋》月刊： 中国有互联网战略吗 ？——从胡锡进上推特发言，看中国在互联网 2.0 时代的战略。   【国际外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叙利亚出现屠杀之后，俄国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有关议案 ——这事儿大概已经不是新闻了，国外各大媒体也都报了。这里推荐一篇，算是”立此存照”吧。 美联社： 默克尔对中国阻止维权律师见她感到不快 ——警方禁止莫少平律师去参加默克尔的晚宴。默克尔在广州对此表示遗憾，并称中共在异议人士问题上应有自信。   【经济金融】 ZDNet ： 中国工人的幸福，意味着平价高科技产品的末日 ——中国的人权和劳工权益改革，将会对高科技产品供应链的效益和成本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中国听说博客： 中国是否后悔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妥协了 ？——世贸组织关于中国稀土出口限额的裁决在中国引起不小反弹，但对于一个利用世贸带来的优惠而实现多年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这样的抱怨显得有点矫情。 彭博新闻社： 中国将会主导下一个布雷顿森林协定 ——当世界经济陷入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往往也会出现问题。随着欧美经济衰退，由布雷顿森林协议确定的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受到威胁。新的储备货币很可能会有人民币的身影。 《福布斯》： 中国消费者的崛起 ——自 2008 年之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点就不再是制造业，而是转为服务业。它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消费者身上。事实证明这个宝是押对了。   【生活百态】 《纽约时报》： 虽然外国学生在美国院校的比例上升，但他们付的学费其实帮助了本地穷学生 ——以中国学生为主的外国学生占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18% ，但他们付出的学费使学校可以为占学校 1/4 人数的本地穷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洛杉矶时报》： 中港之间的彼此指责进一步升级 ——港人指责大陆客不礼貌、抢资源。大陆指责港人太势利。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原文： Residents Vote in Chinese Village at Center of Protest | The New York Times 发表：2012年2月1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星期三，一位村民拿着选票走出设在乌坎村一个教室中的投票站。 图片来源：Bobby Yip/Reuters 】 　　就在大胆抗议官员腐败并把地方官赶下台不到两个月后，乌坎村的数千名村民昨天做了一件很多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进行了公开独立投票，从而迈出决定这个广东省渔村未来领导层的第一步。 　　昨天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以貌似不大可能的方式标志着一场对峙的和平终结。在中国的许多乡村，这种与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进行的对峙本来会以暴力的方式收场。         地方官员说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很高，该村13000居民中大约有一半人参与了投票。         持续11天的对峙在12月底平息，来自省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与乌坎村民自行任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承诺进行自由选举，并对存在问题的房地产买卖进行调查，乌坎村民说这些买卖掠夺了该村的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官员们也同意彻底调查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42岁村民领导人薛锦波之死，并归还他的遗体进行安葬。         乌坎村另一个意外的胜利，是当地共产党在上个月选择一位抗议的领导人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对抗，他将村民的骚动描述为合理的诉求，官方的《人民日报》鼓吹这种解决方式是官员们应对遍及全中国农村的紧张与不信任的潜在模式。”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这份报纸在12月份如是说。 　　尽管进行了选举，但政府的一些承诺很难兑现。官员目前还没有宣布对土地买卖问题的裁决，而且据抗议带头人薛锦波的亲属讲，官员至今尚未归还薛锦波的尸体，归还条件是要求他的家人签署一份承认他死于自然原因的声明。尽管开出的交换条件丰厚，但薛锦波家人拒绝就范，坚称他是在去年12月接受审讯时被折磨致死的。 　　尽管为无法埋葬父亲而感到灰心丧气，但22岁的薛健婉表示，广东省官员承诺的选举如期举行让她感到欣慰。目前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薛健婉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所有乌坎人都认为，这场选举标志着我们村子的一个重大时刻。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头一次举行透明的选举，这是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 　　这次选举出的11人选委会将负责组织今年3月的村委会选举。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将这次投票形容为一个转折点——一个将影响中国其他村庄的转折点，但是其他分析人士则对民主的长期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不肯分享权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负责成千上万个中国村庄的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它们通常被视为有缺陷的。共产党官员通常决定着谁能参选，或是操纵着投票。一旦当选，村委会成员就会轻易地被县镇一级的金库收买。         土地买卖是地方政府运作的主要来源，经常也是最腐败的来源。乌坎村民说正是前任村党委书记薛昌卖掉了该村三分之二以上的集体所有土地，和他的副手分享了卖地的收益。薛从1970年开始就占据着这个位置，直到村民们在骚乱中将他赶下台，并掀翻了警车，袭击了政府的办公室。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他认为乌坎村的最好结果是一场不受污染的选举。他说：”鉴于所有媒体都拭目以待，情况会好一些。”他指的是数十名涌到乌坎采访的外国记者。”如果这是一场良性选举，那么对中国来讲将是不寻常的。” 　　但是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他希望乌坎村的例子能够有力回击那些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农村百姓的说法。他说：”中国农民或许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乌坎选举表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选举代表你利益的官员。” 　　45岁的杨色茂是抗议领导人之一。他对此表示同意。周三晚上，他在电话中说，部分缺乏合规文件的村民一开始被禁止投票，但当地官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允许他们在周四投票。他说选票总计6244张。         杨色茂说：”我能保证的一件事是，我们将在3月份举行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我很骄傲地看到乡亲们对民主的热情。从现在开始，不大可能有任何人再敢操纵乌坎的选举了。”         史达（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 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 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平（C） ：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