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本文简略介绍了现任中共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他的仕途及主要政绩。作者认为他拥有处理中国要持续崛起所需的宝贵经验，但并不是未来总理的第一候选人。 原文： The Case For Li Yuanchao 作者：Nicholas Miller 发表：2011年11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cys.tony翻译 【原文配图：左为李源潮】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0月15号召开的会议中讨论了明年的”十八大”的权力移交会如何展开。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一些候选人都被提及了有晋升的可能，包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通过遏制腐败获取了一些威名；还有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以及负责党内人事任命的中共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比如习近平，在2009年9月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上他原本近乎肯定会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共没有对他为什么没有获得晋升给出理由，这让分析家们不禁揣测：或许中国的政治精英之间有些争斗，习近平可能失势了（他最终在2010年的中共十七大五中全会上成为副主席） 军方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党总书记的先决条件――中国观察家认为这是个重要职位的原因是胡锦涛在成为党总书记之前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了，而他们认为习近平会复制胡锦涛当年的轨迹。 由于人们更关心胡锦涛的继任者，对于谁将继任温家宝的讨论相对来说谈得更少一点。李克强被认为很清楚是一名领跑者，同时也是现任”资深”副总理，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李源潮，前江苏省委书记以及现任中共组织部主管领导，也是总理职位强有力的竞争者。 李源潮在处理中共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上有贯彻政策的经验，而且手法可谓最干净利落。举例来说，他在江苏省委书记任期内，提升了干群关系，遏制了腐败，实施了省级党内民主，改善了农民工的生存条件，还加大了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的关注力度。 李源潮的履历影射了领导层的意愿和派系关系。他于1950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被认为是由中共高级领导后代中的精英组成的”太子党”之一。（译注：李源潮的父亲 李干成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 然而，由于李源潮的政治生涯的快速升迁始于中国共青团，这让他又是”团派”中的一员。”团派”是由一些家庭背景平平，却与胡锦涛以及共青团有着紧密联系的精英组成，胡锦涛在1980年代主掌中国共青团。 就像很多当今中国国内的政治精英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李源潮被分配去当一名工人。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83，他的第一个靠山，前上海党委书记陈丕显，向胡耀邦举荐他担任复旦大学校团委书记。在1983年末，李源潮已经晋升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副书记（译者注：根据官方简历：李源潮于1978年至1982年开始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并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于198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 李源潮的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是他2000年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及2002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时期。李源潮在任上实施了多种政治和行政改革，以及建立起”服务型政府”的流程规范：公众有权对政府领导人评分，那些获得最低分的政府领导人或者降级或者离任。在2006年，他的改革措施让江苏省的上访率从全国第5名降至第23名。 2007年，太湖因为污染而让绿藻疯长。李源潮下令采取严格的指导方针进行清理，这件事导致了南京市当年GDP下降了15%。江苏省政府在2008年关闭了2,150家化工厂，并且分配了10%到20%的当地财政收入用于环境保护。 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能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他们越来越多的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科技的重要性。 中国观察家认为李源潮在温家宝的继任人中并不是领跑者，这堪称可惜。如果中国希望持续崛起，并且解决不断加剧的经济以及社会不平等、种族关系紧张、环境污染，以及普遍的贪污问题。李源朝对于处理上述这些问题的经验是中国的宝贵财产，同时也能拔高第五代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不幸的是，他看起来不象会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 Nicholas Millar是一名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同时也是一名战略研究与分析中心的分析人员。 相关阅读： 维基泄密 外交电报 第五代中共领导人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纽约时报》： 刘晓波的新书里发出对中国的警告 ——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空椅子曾替刘晓波代言。现在他的作品出了英文版，使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他。 中国节奏博客： 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 《卫报》： 中国提高农村贫困线 ——新的贫困线为每年收入低于 2300 元，此举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到 1.28 亿人，比原来增加了一亿人。 《卫报》： 浙江金华的上百名商店职工罢工 ，抗议店铺倒闭，争取拿回自己的血汗钱。 《商业周刊》： 上海房主因梦想破碎而走上街头 ——房价下跌使得借钱新购住房的屋主蒙受损失，但他们不太可能得到退款。 《卫报》： 中国深圳即将发布全国第一部鼓励救助他人的法规 。 美联社： 中国今年将新增 4.8 万名艾滋病患者 ——到年底预计共有 78 万人感染此病。 中国外包博客： 重工业，中国竞争力的新高度 ——中国重工业品的出口正在经历高增速、高出口额的发展。但它离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詹姆斯敦基金会： 最新一期《中国简报》出版 ，其中包括四篇分析报告，涉及中国对于美国近期挑战的多点回击、中缅关系新走向、中国 – 巴基斯坦合作维稳、解放军新设战略规划部门等内容。（ 16 页 PDF 文档） 《华盛顿邮报》： 乔治城大学学生曝光中国核武器隧道系统 ——一帮学生在教授带领下整理出中国的地下长城。 《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地下核武库隧道系统文章中的 配图 ，可单独成文。有图有真相。 美联社： 中国军方谴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协议 ，称其为冷战思维。不过虽然如此，中美两军高层磋商仍将继续举行。 数字茶博客： 图说中国互联网 2011 年泡沫巅峰和上市惨剧   【国际外交】 《国家利益》： 华盛顿笨拙的遏制中国策略 ——奥巴马当局近期大张旗鼓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举措是一种愚蠢的策略，很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永久的伤害。 《纽约时报》： 中国严密注视着克林顿的缅甸之行 ——本周缅甸军方总司令的北京之行受到高规格接待。中外专家和官员都认为此举跟克林顿访缅有关。 《外交政策》： 实用主义政治和缅甸之春 ——全面刨析了缅甸近年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特别是去年 10 月政府大选后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美缅三角关系的影响 路透社： 在缅甸的故都曼德勒，中国的影响力依然深远 ——记者在希拉里访缅前夕，在缅甸曼德勒市的见闻。 亚洲前哨： 中国即将进入印度的导弹射程 ——印度已经是世界头号军火进口国。未来三个月之内，它将首次试射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洲际导弹。此举有可能打破带地区微妙的军备平衡。 《华盛顿邮报》： 中印纠纷暴露出两国关于佛教之争 ——虽然中国佛教徒人数最多，但来自全球的佛教徒代表决定选择印度为新的国际佛教组织的总部。   【经济金融】 《纽约时报》： 中国出人意料地改变政策，采取措施鼓励银行贷款 ——央行宣布下调商业银行储备金率以应对经济不景气 路透社： 一个中国的山洞是如何在美国股票上市的 ？——山东临沂一处号称地下大峡谷的旅游景点，通过眼花缭乱的操作到美国圈钱 东亚论坛： 人民币国际化的真实现状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要做到安全、流动性和保值。在这些方面，目前它还不是美元的对手。   【生活百态】 中国见红博客： 在中国，别指望什么客服 ——博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在中国，“客户即上帝”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商业周刊》： 中国的“假圣诞树”霸权 ——中国产的便宜的假圣诞树正威胁着美国土生土长的真圣诞树 《纽约时报》： 中印部分移民的绿卡排期有望解冻 ——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取消按国家分配的科技领域移民的绿卡限额。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儘管美國政府受到預算問題困擾，歐巴馬總統仍然進一步介入亞太事務。 雖然中國領導人看起來鎮定自若、據理力爭，中國內部的不安卻是明顯的，《人民日報》旗下的官方報紙《環球日報》最近頻頻做出強硬表態，令人納悶，何謂和平崛起？ 原文： US seeks to latch onto Asian star 作者： 秦家聰 日期：2011/11/2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美國總統歐巴馬近日的行程反映出美國在亞洲事務上介入得有多深，同時也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儘管受到預算問題困擾，美國仍會進一步介入區內事務。 這是一個重大轉折：華盛頓在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多年戰事中抽身之後，試圖搭上亞洲後起之秀的經濟便車。同時，華府也正勉力在一方面和北京維持正面關係，另一方面為區內對中國日益坐大感到憂慮的國家提供安全毯。 中國對這一廣泛戰略轉變的回應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區內的政治格局。現在說這是新一場冷戰是為時過早，但至少是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國家得要選定立場。 歐巴馬總統的亞洲日程始於檀香山，他在出席本年度由美國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之餘，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會晤。他公開斷言中國”已經長大”，而且必須遵守國際貿易規則。 七日之後，歐巴馬總統到印尼峇里出席東亞高峰會，並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密談。這一次，政治議題上了枱面。歐巴馬和一眾與會領袖都不管中國的反對，堅持要討論南中國海的問題。 在兩場峰會期間，美國領袖到訪澳洲，並宣佈在該國擴充美軍軍力。他對澳洲國會說：”美國在區內的長遠利益要求美軍長期在區內駐留。美國是個太平洋國家，我們是會一直留在這裡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的反應尚算溫和。外交部在回應提問時並沒有對歐巴馬”長大成人”的說法動怒，而只是說中國的舉止負責任是否，應由國際社會判斷。 在印尼，溫總理說 “外來勢力”不應插手南中國海的紛爭，而有關紛爭不應在東亞高峰會上討論；然而此後，18與會領袖當中有16位無視中國反對，照樣討論有關議題。溫總理對此作出了 恰如其份的回應。 這些國家不接受中國的立場，顯示了即使中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區內大部份國家在得到美國支持的時候，會願意和中國對抗。 要是美國從區內撤離的話，相反的情況也會成真。和中國相鄰的國家沒有可以挑戰鄰家巨人的條件。 雖然中國領導人看起來鎮定自若、據理力爭，中國內部的不安卻是明顯的。 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發表幾篇社論，威脅會採取一系列行動打擊美國以及它在亞洲的支持者。 其中一篇在人民網上刊登的社論質問美國的經濟實力，令人側目的說：”中國所擁有的資源比美國還要多，要反制美國實現主導亞洲的雄心綽綽有餘。” 同時，文章警告，”要想在經濟上倚靠中國，但又想美國保障安全的那些國家將無地自容。” 上個月，該報對那些挑戰中國領海所有權的國家發佈了一篇措辭突兀的警告。它說：”要是這些國家不想改變它們對華的方式，那麼它們就要準備聽到大炮的聲音了。” 之後，它把目標轉為經濟戰爭。”中國是可以押後落實投資協議的。” 《環球時報》在一篇以菲律賓為目標的文章中說：”中國人可以不去菲律賓旅遊，中國應該減少從菲律賓進口。中菲合作有任何減慢都對該國構成長遠壓力。” 在懲罰菲律賓的同時，那文章說：”中國應該加強和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合作，讓它們填補菲律賓的真空，並從中獲益。” 所有這些文章的主旨是，中國應該把它新近的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實力，以資抗衡美國和它在亞洲的支持者。 所有這些令人不禁納悶，中國官員一度經常掛在嘴邊的承諾 “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現在都怎麼了？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中国女性从响应”顶半边天”的号召开始就投身于和男性同台竞争的职场，但她们的压力在于社会/男性依然期望她们能同时持家。如果必须牺牲，则女性的工作还是要让步。 原文： Women in China The sky’s the limit But it’s not exactly heaven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1年11月26日 由”译者”志愿者Koala翻译 【原文配图】 Pully Chau 在一家大的国际广告公司的中国办公室工作了八年从未得到一次加薪；总有一些原因。她说，”我不至于傻到不会这么想，如果我是一个白人男性，是否情况能好一些。”她徘徊了一阵，因为她喜欢在一家中国知名的公司工作，并希望学到一些东西。最终她忍无可忍，接受了在另一家西方广告公司draftfcb的工作，现在在上海总部担任大中华区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她刚过五十岁，魅力四射，自信满满，精力充沛，可以随意挑选工作。在中国，给女性的机会很多，她说——但是经商的话，还是男人做更容易一些。 中国女性占总人口的49％和劳动力的46％，比许多西方国家的比例更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他把她们看作是一种资源，并发起运动让她们走出家门去工作。比起其他东亚国家，中国被普遍认为对待女性更加开放，台湾其次，韩国随后，日本则在这方面最差。中国女性期望能被认真对待，如同一位北京的女投资银行家所说的，”我们不是惯于顺从的。” 年轻的中国女性从乡村成群结队地涌入繁荣沿海地带的电子工厂，生活枯燥，但赚的钱远比他们父母曾经梦想得更多。其他的进入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几乎和男性相等。一旦通过了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系统的洗礼，她们便希望开始职业生涯，并顺着职业阶梯步步高升。机会就在那里。20-first是一家帮助公司平衡高层性别比例的咨询公司，它的经营者Avivah Wittenberg-Cox指出，与众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在高层管理者中拥有了更高的女性比例。 女性人才的供应很充足，位于北京的麦肯锡在中国最资深的合伙人，Jin Yu说，但一旦开始过滤数量就会降下来。她也同意中国公司在培养有潜质的女性领袖的方式上面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中国的国家体制也是同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决策机关）最近的会议上选出的204名委员里，仅有13名是女性。 国有公司的工作很受中国女性的欢迎，因为在基层岗位上这些职位相对轻松，与私营企业相比工作时间短且较为固定，但保守的观念使得很少有女性进入高层。Wendy（化名）是一位四十多岁、拥有MBA学位的资深职业女性，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这个国家最大的综合石油天然气公司里担任高级职务，但仍然抱怨女性在她的公司和她的行业里受到歧视。她不得不时常去像利比亚、苏丹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出差，并且抱怨因为工作的需要，她最近离了婚。她说，要保住在像在她这样一个职位，”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在离婚之后，她申请了时间压力相对较小的底层岗位，以便能够花更多时间陪她12岁的女儿。但是她已经在为她的下一个学位而学习，并计划等到她的女儿再大一点就送她到英国学习，然后自己回到一线工作。”中国女人的生活非常不容易，”她说。 许多有抱负的中国女性都认为给跨国公司工作更容易。Iris Kang是瑞辉制药公司的新兴市场业务的部门主管，她曾经是一位国有医院的医生，但在访问尼泊尔之后她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了好感，并决定跳槽到私营企业。她说比起中国公司，跨国公司里面性别歧视更小，她的公司里女性高管越来越多。 她（Kang）的经历又是一个自我不断提升的故事。在进入私营企业后不久，她就取得了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中国最高级别商学院）的在职MBA学位，并在去年又加了一个制药学的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仍然带领着瑞辉120人的团队工作。正如Kang女士所说，要在中国做一个成功的女人，”你需要比男人更优秀。”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女性企业家。中国有相当多的女性企业家，据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说，最新数据是两千九百万，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她们之中有一些非常富有：去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上的14位女性中有7位来自中国，其中女房地产巨头尤为显著。中国的快速增长使得新起步的机会非常多，同时没有成熟经济体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西方国家的财政问题。 很难想象这些中国女强人们怎样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孩子，但实际上她们大部分都能做到这一点。她们有权享受（但不一定总能得到）三个月的带薪产假，大部分在假期之后会返回工作之中。祖父母的积极参与让她们能够轻松一些，这是她们相对于西方职业女性的一项优势。在传统的中国，老一辈在孩子成长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至今仍是如此。刚出生的孩子往往被送到祖父母那里生活几年，或者祖父母住到家里来以便照顾孩子。如果祖父母不能帮上忙， 保姆很多，雇佣成本也不高。 大部分女性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想要钻空子并不难），还因为再多一个就太难照顾了。即便只照顾独生子女已经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养育孩子俨然已成为一项劳神费力的麻烦事。 【原文配图：处处尊贵】 培养”小皇帝” 从幼儿园（或许是周一至周五寄宿制）开始，这一级的教育已经很贵了：最好的幼儿园已经被大量超额预定，尽管是国营，还是会听到家长被要求缴付多达20万元（32000美元）”赞助费”的事情。在孩子被策略性地送进最好的学校之后，还要盯紧家庭作业，并接送孩子参加诸多的课外活动。这样带一个孩子几乎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而在决定孩子能进入哪所大学的高考来临之际，家长的这种努力又将达到顶峰。 让中国女性的生活更加艰难的是，中国男人仍然期待她们能同时持家，不管她们是否还有一份工作要做。这包括了要照顾家里的老人或亲戚，所以这一切并不会随着孩子长大而告一段落。这种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就存在。许多中国男人心理上难以接受能赚钱的妻子，如果需要让步，一般都是妻子要放弃工作。过于强势的女性可能首先就很难找到老公。甚至连出色的中国女强人们，现在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Sylvia Ann Hewlett 和 Ripa Rashid 在新书《赢得新兴市场的人才之争》中指出，”平衡工作和生活这一概念曾经离我们很远⋯⋯但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 诸葛虹云女士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私营电视台蓝海电视（Bon-TV）的CEO，她说，对于一名女性来说，不工作已经越来越能够被接受，如果她的老公有一份好工作，或者她自己有钱，她就可以做一个全职太太，不用担心受到社会的非议。据诸葛女士说，这是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在大城市里，未婚同居已经能被接受，离婚更加普遍，同性恋也不是什么大事了。但是未婚先育仍然较不寻常，这是因为官僚化的复杂手续相当惊人。 相关音频： No.5 婚姻法与中国的两性关系（上） 嘉宾：彭晓芸、黄海涛 No.5 婚姻法与中国的两性关系（下） 嘉宾：彭晓芸、黄海涛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取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原文： Parallels between now and the prelude to Tiananmen 作者：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推号（@ericfish85） 发表：2011年1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1989年的大学生抗议现场。】 在今年初，北京偶然出现过想要开始一场”茉莉花革命”的企图，不过 可笑地失败了 之后，关于中国的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就流行了起来。多数人的结论是时机未到。但是看来不过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起义看起来还不是迫在眉睫，但今天的情况看起来和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之前的状态很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列出了下面这个此时和彼时的几个对比点： 腐败 彼时： 中国（PRC）一直都有腐败，但改革开放让腐败更容易，也更显眼了。在80年代，取消了许多价格管制，但没有取消所有的。一些短缺商品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可以以人为的低价进货，然后再到市场上以高价出货，赚取巨额利润。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更加有权有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和明显的滥用权力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也是导致天安门抗议的直接原因。[1] 现在： 你可以点击 这里 （大图）看到一幅随着时间变化，中国的基尼系数的展示图。（0是完全平等，1是一人独掌所有财富）。在1989年，这一系数仅在0.36左右。那一年这一系数急跌，但从那之后就一路高企，达到了0.47――而0.40就是 危险线 了。中国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和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就了大量的腐败，让有权势者的财富可以呈指数级增长。这在地方官员非法征地，不给足补偿，为城市（和给出高额回扣的开发商们）融资的时候体现得最明显。最近的 调查 显示这种征地纠纷发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偏袒、贪污和机会不平等在某些方面比天安门时期要好，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则恶劣得多。 媒体 彼时： 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中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碰触过的题材，甚至涉足了腐败案件。单篇的文章或一档电视节目就能在大学校园中激起激烈的政治讨论。1988年在CCTV播放的纪录片《 河殇 》微妙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并引起了全国性的辩论。当抗议开始的时候，媒体大量报道，甚至对示威学生报以同情。这些因素都让知识分子们关心的许多话题得以传播，并让想法接近的活动家们可以聚集起来。 现在： 虽然1989年之后官方媒体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自此之后就没有被动摇过――新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手机、博客和微博都让当事人可以直接报道――那些普通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也可以被传播。而象韩寒这样的博主对这些话题发表的网络政治评论与八十年代的《河殇》等节目起到的作用类似。 教育失败 彼时： 文革之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而且是迈向更好的生活的敲门砖。但是，八零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朝着市场导向推进，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教育没有让他们在新的商业领域有更大的优势。1988年，大学生在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则发现，私人企业更青睐在企业内部有良好关系的人，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尖子生。 现在： 自从天安门以来，教育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情况又一次地接近1989年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中有 四分之一 找不到工作，而如果不上大学，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人批评大学体系是 无用 的，很大程度上都关注理论，而没有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实际的指导。随着劳工工资的增长，中国在供应链上逐渐上移，这样才能保证就业率。一些人 认为 在目前这种思想受到压抑的氛围中，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创新和合作其实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货膨胀 彼时：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令人吃惊的18.5%，而放松价格管制意味着涨价的传言则引起了挤兑和抢购潮。[2] 现在： 通货膨胀在 5.5% 左右，从七月的6.5%的高位回落了一些。现在没有天安门那个时候糟糕，但是食品更贵了，房子就不用想了。有 3200万 的适婚男人无处觅妻，那些想买房（还有车）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只有这样才在婚姻市场上有竞争力。穷人中的穷人只能节衣缩食，否则就入不敷出。 党内派系斗争 彼时： 天安门时期，党内明显出现了赵紫阳、胡耀邦等”改革派”和李鹏这样的”强硬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数日后导致了镇压。抗议者们看到了这种分裂并能嗅探出[党的]弱点，而这又让他们进一步胆大起来。 现在： 在天安门之后，党已经学会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团结，让派系之间的斗争，甚至是党内存在派系的情况都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以薄熙来的左翼和汪洋的右翼已经将对对方模式的批评 公开化 。而中国的大量公众也表达了对这种分歧的兴趣（或了解），但是当派系们进一步强化影响力的时候，公民们可能要开始选择站在谁的一边。 银行体系出现裂痕 彼时： 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银行向市场大量放贷。可以预见的是，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是不盈利的。[1]政府在1988年叫停了贷款，紧缩了现金流――许多这样的 紧缩 措施可不温柔。 现在： 同样的情况，然后再放大数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 1989年时 的七倍有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中国向经济注入了$5860亿进行刺激。在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放出了总计 $2.7万亿 的贷款。现在，这些刺激计划在让经济恢复的方面看起来很有用，总是如此……直到这些贷款开始变成坏账。 最近《The Street》上有这么一篇 文章 ：中国传来的经济新闻是足以结束一个时代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庞氏骗局、僵尸、表外报告、次级债和黑社会式的放贷；高企的通货膨胀、缩水的资产价值、增速放缓――林林总总。加上政府插手市场机制，官员的知情不报，中国看起来正在制造经济风暴。”温州最近出现了 数十起 老板为了躲债而逃亡的事件――这可以被看做是更大的危机到来的前奏。清华的经济学者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 说 他不敢肯定明年的权力交接之前不会出现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天安门时代和现在的主要不同点： 民族主义和物质富裕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政府已经相当成功地向青年人教会了民族主义，并把他们培养成只要一谈到民主或人权，就是西方想要颠覆中国的阴谋。今天境况相对不错的年轻人看起来也对电玩和流行明星更感兴趣，而不是政治。与1989年相比，整体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是提升了。（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发生动荡，]他们失去的会比在1989年时的要多。 政府高度敏感，并且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中共掌握的技术上的技巧可能被可能出现的革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超。政府有能力监控并立即镇压异议者――这种能力每一天都在提升。如果他们真的受到了某一场突然爆发的运动的威胁，他们可以临时关闭手机通讯、微博、甚至是整个互联网――正如2009年他们在新疆所做的那样。今年年初企图进行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北京就对任何威胁――真实的或想象中的――都下了重拳。他们也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他们不能控制的大型集会发生；而1989年胡耀邦的葬礼成为了天安门抗议的最后的导火索。 结论 考虑到现在和1989年的众多相似之处，再来一场革命看起来是可能的。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获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唯一可能能制造出类似于胡耀邦之死这样催化剂的，就是受欢迎的领导人温家宝了。不过，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党会非常小心；而仅仅是这个可能还不够。这个[催化剂]得是一件大事，并直接影响到了大量的人。 一件与腐败或官员无能相关的大规模的灾难可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今年早些时候的温州动车相撞和去年的上海大火让许多人愤怒，并对安全产生了担心。它们不够大到可以引发起义，但是这是逐渐消耗了人们的耐心的腐败和政府试图掩埋真相的许多”稻草”中的两根。如果出现诸如核电站泄露，大规模的公众卫生事故或大坝溃堤之类的事，就有可能压垮骆驼了。1975年，河南的” 板桥溃坝 “让171,000人丧生。如果人们认为那是毛时期的政府无能的体现， 一位官员说 ，现在中国每年平均还是有68起溃坝。 不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来得不巧的金融危机，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金融危机是在许多人预测之中的。对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不易了，而他们又是在经济安全被视为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就业市场在萎缩，耗时耗力、价格不菲的教育常常是无用的，性别不平衡让很多男人只能打光棍。更糟糕的是，2010年的工作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1，而到2020年的时候，这一比率会是3:1，这是《时代》杂志所称的” 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 “。对许多独生子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和体力上赡养两位父母，同时还要承担世界上 负担最重 的房产。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让许多投资于此的”房奴”们血本无归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夜之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了。而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就可能出现和1988年非常相似的挤兑和抢购潮。Fitch已经预测了， 到2013年年中 ，有60%的可能性会出现这样一场危机。如果比这个时间点再早一些的话，那么就会正撞上权力交接之时，那也是党最脆弱的时候。 我要给出一份标准声明，网络警察们或愤青们请阅读：我不希望发生起义。我甚至不愿冒险对此进行预测。预测中共何时垮台会让你看起来象是个傻瓜（请看： 章家敦 ）。而就算起义真的发生了，也不等于党就不能存活。但是的确开始出现了许多裂缝――金融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么说是比喻，也是现实。威权政府的”北京共识”引领了经济增长，这已经让党把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拖延了整整22年，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经济增长总会减缓，合法性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是我掌权的话，我会更关注那些根本性问题，在没有金融或政治影响的时候就去为权利被剥夺的人们舒压，而不是一味致力于铁腕统治。 出处（木有链接） [1] Silenced Scream: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Donna Rouviere Anderson, Forrest Anderson. p. 1 [2] Dingxin Zhao.